二月二十七日，王倫在開封城南郊稱帝，國號為漢，年號為洪武。
使用哪個年號，群臣又是好一番爭議，個個引經據典、翻史書查詢，生怕年號再有重複。
其實唐朝就有一個並不嚴格遵守的傳統，皇帝多用前任帝王的諸多年號，挑選兩個，各取一字，組成新年號。
不出王倫所料，果真有臣子上了“靖康”年號，這個年號寓意相當好的，但王倫一點兒也不喜歡。
他幹脆力排眾議，挑選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年號，並特意詢問了朱武的意見，朱武隻覺得無可厚非，那就用吧。
既然新朝已經建立，那麽一切製度都應該是新的。
自唐宋以來，尚書、中書、門下三省職能漸漸趨向混同，故而大宋朝隻有尚書省保留原本職能較多，中書、門下二省基本成了閑職、虛職。
王倫原本的打算，是既然用了明太祖的年號，幹脆一步到位，建立內閣製算了。
但是與群臣連日商議討論後，眾臣子的普遍意見是，大宋朝的署衙太多，職權不明，權力分散在多個部門，導致行政效率極其低下，不如設政事堂。
王倫思索了數日，又提出改組三省，將行政權交給尚書省，立法權交給中書省，司法權則交給門下省。
三省之下，六部擴建，變為九部，並設監察院，仍舊設九寺。
則吏部主管文職官員的升遷、任免等銓選事務，下設四司，分別是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司。
戶部主管全國疆土、田畝、戶籍、賦稅、官員俸祿及一切財政事宜，下設根據“路”而劃定的諸司，掌管鑄造錢幣的寶泉司、掌管各地糧倉的常平司、掌管漕運的漕務司等。
禮部則主管科舉、禮儀一切事務，同樣設四司，分別是儀製、祠祭、主客、精膳司，同時設四夷館，負責外語翻譯等事務。
兵部則執掌武官選授、民兵操練等事務，設四司，分別是武選、車駕、職方、武庫四司。
刑部主管天下刑罰政令、刑名審核，同樣按照行政區劃分為諸司。
工部則主管天下工程、將作、作坊等諸多事務。
但王倫從戶部中將商業監管、稅收分離出來，組建了商部；從禮部中將學校建設事務剝離，組建了學部；將本在戶、兵、工諸部交叉的道路修繕、驛站管理、郵遞事務統一歸屬為驛部。
監察院算是延續了大宋的製度，主管各種事務的監督檢查，並與大理寺、刑部組成三法司，對死刑、重大案件進行共同的複審核驗和監督。
九寺與唐宋變化不大，有主管音樂的太常寺、主管朝廷宴會的光祿寺、主管皇宮宿衛的衛尉寺、主管宗室的宗正寺、主管養馬的太仆寺、主管重大案件複審的大理寺、主管對外外交事務的鴻臚寺、主管農業、工業新技術推廣的司農寺，以及虞衡寺。
虞衡寺算是王倫“創新”的一個官職機構，是將原本屬於工部的虞部職能剝離，主要負責水利、山林水澤等事務。
王倫本打算新建一個水利部的，但眾臣都表示，水利這件事，實在不需要新設一部，王倫便退而求其次，改部為寺，又將一些相關度量衡標準的確定、核驗等事務也塞了進去。
於是大致的諸衙職司明確後，政事堂組建，由三省、九部、九寺、監察院，以及歸在門下省的度支司、從尚書省分出的通進司主官參與，對天下各種大事、政務進行集體討論。
此外樞密院仍舊延續，主要負責對外用兵、發動戰爭事宜，因此原本征東大都督府的一部分權力，就移交還給了兵部。
涉及戰爭、用兵、以及與軍隊建設相關事務時，樞密院使有權出席政事堂，其餘事務樞密院使則隻有旁聽權，沒有建言權。
王倫又重新厘定九品官階，將“吏”這一群體不再視為流外，而是視為流內佐官，雖然仍舊不定品級，但是可以通過諸部提出申請、禮部負責組織，參加考核，就可以升階為官。
王倫很清楚這麽做的後果，那就是新的漢朝“吏員”職位就此確定，官吏群體的數量必然暴增，但他必須要打開一條階級上升通道，畢竟在這個時代，通過科舉做官，引導百姓讀書的花費太高了，普通百姓也難以承受家中有一個脫產的專職讀書人。
不出意外，他的這一條命令引發了眾多臣子的反對，支持他的唯有梁山頭領們，以及早早投降梁山的京東、河北諸州縣官員們。
大宋朝的小吏，沒有品級，甚至不發俸祿，於是就逼得小吏群體搞貪汙，可以說趙佶在位期間，吏治腐敗，也不完全是他的錯，畢竟祖製難改麽！
王倫當初在京東兩路推行吏員考試，眾多屢試不第的讀書人為了生計，紛紛報考，雖然時間太短，還來不及進行考核提拔為官，但至少這些新入選的小吏們，有了穩定的俸祿，工作的目的也稍稍發生了變化。
故而感受最深的京東、河北諸路官員們，最是支持，畢竟誰也不想到了地方任職，結果被一幫小吏將權力給架空吧。
這件事是王倫稱帝以來，第一次強行要求貫徹自己的意誌，於是詔令下達，卻引起了東京城已經複學的太學生們的不滿。
他們寒窗苦讀數年，奔得不就是為了接受考試，從學生直接當官麽？
太學生又開始鬧事，王倫卻隻用了一條詔令，就將學生們的情緒安撫了下去：今年新朝要舉辦科舉考試，趕快回去好好溫習功課吧！
王倫準備對教育、科舉進行改革，科舉的方式不變，但會根據各部各寺等官衙的職位缺口，進行專業或者綜合能力的考試，而不再局限於文學這一個方麵。
簡單來說，王倫心目中的科舉，僅僅保留考試這種方式，但內容、次數、人數，則根據實際情況來進行。
仍舊在熙河路做縣令的原鄆城知縣時文彬，接到了調令，因為新的皇帝王倫想起了他這麽個人，於是匆匆向東京城趕來。
而在荊湖北路，戰爭也隨之爆發。
使用哪個年號，群臣又是好一番爭議，個個引經據典、翻史書查詢，生怕年號再有重複。
其實唐朝就有一個並不嚴格遵守的傳統，皇帝多用前任帝王的諸多年號，挑選兩個，各取一字，組成新年號。
不出王倫所料，果真有臣子上了“靖康”年號，這個年號寓意相當好的，但王倫一點兒也不喜歡。
他幹脆力排眾議，挑選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年號，並特意詢問了朱武的意見，朱武隻覺得無可厚非，那就用吧。
既然新朝已經建立，那麽一切製度都應該是新的。
自唐宋以來，尚書、中書、門下三省職能漸漸趨向混同，故而大宋朝隻有尚書省保留原本職能較多，中書、門下二省基本成了閑職、虛職。
王倫原本的打算，是既然用了明太祖的年號，幹脆一步到位，建立內閣製算了。
但是與群臣連日商議討論後，眾臣子的普遍意見是，大宋朝的署衙太多，職權不明，權力分散在多個部門，導致行政效率極其低下，不如設政事堂。
王倫思索了數日，又提出改組三省，將行政權交給尚書省，立法權交給中書省，司法權則交給門下省。
三省之下，六部擴建，變為九部，並設監察院，仍舊設九寺。
則吏部主管文職官員的升遷、任免等銓選事務，下設四司，分別是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司。
戶部主管全國疆土、田畝、戶籍、賦稅、官員俸祿及一切財政事宜，下設根據“路”而劃定的諸司，掌管鑄造錢幣的寶泉司、掌管各地糧倉的常平司、掌管漕運的漕務司等。
禮部則主管科舉、禮儀一切事務，同樣設四司，分別是儀製、祠祭、主客、精膳司，同時設四夷館，負責外語翻譯等事務。
兵部則執掌武官選授、民兵操練等事務，設四司，分別是武選、車駕、職方、武庫四司。
刑部主管天下刑罰政令、刑名審核，同樣按照行政區劃分為諸司。
工部則主管天下工程、將作、作坊等諸多事務。
但王倫從戶部中將商業監管、稅收分離出來，組建了商部；從禮部中將學校建設事務剝離，組建了學部；將本在戶、兵、工諸部交叉的道路修繕、驛站管理、郵遞事務統一歸屬為驛部。
監察院算是延續了大宋的製度，主管各種事務的監督檢查，並與大理寺、刑部組成三法司，對死刑、重大案件進行共同的複審核驗和監督。
九寺與唐宋變化不大，有主管音樂的太常寺、主管朝廷宴會的光祿寺、主管皇宮宿衛的衛尉寺、主管宗室的宗正寺、主管養馬的太仆寺、主管重大案件複審的大理寺、主管對外外交事務的鴻臚寺、主管農業、工業新技術推廣的司農寺，以及虞衡寺。
虞衡寺算是王倫“創新”的一個官職機構，是將原本屬於工部的虞部職能剝離，主要負責水利、山林水澤等事務。
王倫本打算新建一個水利部的，但眾臣都表示，水利這件事，實在不需要新設一部，王倫便退而求其次，改部為寺，又將一些相關度量衡標準的確定、核驗等事務也塞了進去。
於是大致的諸衙職司明確後，政事堂組建，由三省、九部、九寺、監察院，以及歸在門下省的度支司、從尚書省分出的通進司主官參與，對天下各種大事、政務進行集體討論。
此外樞密院仍舊延續，主要負責對外用兵、發動戰爭事宜，因此原本征東大都督府的一部分權力，就移交還給了兵部。
涉及戰爭、用兵、以及與軍隊建設相關事務時，樞密院使有權出席政事堂，其餘事務樞密院使則隻有旁聽權，沒有建言權。
王倫又重新厘定九品官階，將“吏”這一群體不再視為流外，而是視為流內佐官，雖然仍舊不定品級，但是可以通過諸部提出申請、禮部負責組織，參加考核，就可以升階為官。
王倫很清楚這麽做的後果，那就是新的漢朝“吏員”職位就此確定，官吏群體的數量必然暴增，但他必須要打開一條階級上升通道，畢竟在這個時代，通過科舉做官，引導百姓讀書的花費太高了，普通百姓也難以承受家中有一個脫產的專職讀書人。
不出意外，他的這一條命令引發了眾多臣子的反對，支持他的唯有梁山頭領們，以及早早投降梁山的京東、河北諸州縣官員們。
大宋朝的小吏，沒有品級，甚至不發俸祿，於是就逼得小吏群體搞貪汙，可以說趙佶在位期間，吏治腐敗，也不完全是他的錯，畢竟祖製難改麽！
王倫當初在京東兩路推行吏員考試，眾多屢試不第的讀書人為了生計，紛紛報考，雖然時間太短，還來不及進行考核提拔為官，但至少這些新入選的小吏們，有了穩定的俸祿，工作的目的也稍稍發生了變化。
故而感受最深的京東、河北諸路官員們，最是支持，畢竟誰也不想到了地方任職，結果被一幫小吏將權力給架空吧。
這件事是王倫稱帝以來，第一次強行要求貫徹自己的意誌，於是詔令下達，卻引起了東京城已經複學的太學生們的不滿。
他們寒窗苦讀數年，奔得不就是為了接受考試，從學生直接當官麽？
太學生又開始鬧事，王倫卻隻用了一條詔令，就將學生們的情緒安撫了下去：今年新朝要舉辦科舉考試，趕快回去好好溫習功課吧！
王倫準備對教育、科舉進行改革，科舉的方式不變，但會根據各部各寺等官衙的職位缺口，進行專業或者綜合能力的考試，而不再局限於文學這一個方麵。
簡單來說，王倫心目中的科舉，僅僅保留考試這種方式，但內容、次數、人數，則根據實際情況來進行。
仍舊在熙河路做縣令的原鄆城知縣時文彬，接到了調令，因為新的皇帝王倫想起了他這麽個人，於是匆匆向東京城趕來。
而在荊湖北路，戰爭也隨之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