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下午，櫻田訪問了桑山的家。
櫻田帶來了九州和故鄉岡山的土產，向他匯報了在福岡。佐賀調查住山道夫的情況，內容同信上大體相同，倒是信上簡明全麵。
桑山把一本材料拿給櫻田。這是8年前的4月7日上午，在福岡縣築紫郡築紫野叮二日市圓通寺院內發現一年輕女人被勒死的案件記錄副本。材料是所屬警察署向福岡地方檢察廳報告的，桑山從福岡地方檢察廳要了一份副本，副本記述了案件的要點。
“被害人身份：——佐賀市水江叮xx番地，村岡友子，21歲，寄宿在牧野伴枝家。
“工作單位：——佐賀市站前街石非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外事員，工齡二年零一個月。
“籍貫：——佐賀縣伊萬裏市鬆葉叮xx番地，窯業，村岡市太郎之長女。
“被害情形：——草繩勒死。外傷有幾處是擦傷，無被好淫痕跡。身著布拉吉，手戴鍍金殼坤表，手提包裏裝有皮夾，皮夾內有550餘日元現鈔，無遭搶劫跡象。衣服上沾有現場泥土、竹葉和草。推斷死亡時間是在前一天的下午6點至7點之間。
“凶手：——佐賀縣兩鬆浦郡係崎村xx番地，務農，蒲田忠一之次子蒲田重男，zi歲。
“因精神分裂症於兩年前人佐賀縣神崎郡仁比山佐賀精神病院，4月5日夜由病房出走在逃。
“發現村岡友子屍體時，重男正呆然坐在旁邊的草地上傻笑。因精神錯亂，無法審訊。此人一星期以來一直處於興奮狀態，醫院方麵也有所注意。因屬精神病患者，不負刑事責任，免於起訴。後複又收容到該病院，三年前死於心肌梗塞。
“案件背景：——被害人村岡友子於6日（星期六）下午2點許提前下班，後來回寄宿處，不知去向。她寄宿的牧野伴枝是她的姑母（生父市太郎胞妹）。
“友子的品行：——公司反映良好。沒有同男性有來往的風聲，但一年前開始有時因健康等原因缺勤或早退。在她的理由中，也包括去看病人。其胞弟芳吉（18歲）因憂鬱症入佐賀精神病院住院治療。苦吉現已痊愈在家工作。
“現場附近的目擊者：——案發前，無人看到友子。友子為何隻身到現場原因不明。”
看到這裏，櫻田不解地望著桑山。這件事桑山從沒對他說過，櫻田自然感到突然。
桑山在樓田看記錄的當地回想起八年前山寺浴佛會的情景，那位副檢察官的話又回響在耳邊：
（說起櫻花樹下的瘋子，倒有幾分浪漫，可是那個被殺死的年輕姑娘都太可惜了。手拿草繩的瘋子藏在寺院後山，不幸的姑娘正好從那裏經過。行凶發生在天黑以後。據說她經常一個人去國分寺。觀音寺。實在是災難啊！）
“你寫的信我看了。”桑山略顯不好意思地說，“我發現化名住山道夫的宮飯道夫在馬福保險公司當外勤員時，同發生這起殺人案是在同一時期。”
“…哦，是嗎廣櫻田應道，似乎並未理解桑山的意思。
“上次聽江頭記住山那時也在佐賀，心裏就一直念念不忘。這次從你的信上知道他從有田去了烏棲，範圍縮小了。”
“嗯，宮飯在有田陶器廠幹過，那兒離伊萬裏不遠吧？在二腑的寺院後麵被勒死的那個姑娘家就在伊萬裏。”櫻田如夢初醒，連忙打開筆記本。
“晤，可能沒有聯係，因為那時候被害人同宮飯是否認識還是個疑問；不過，宮級在鳥棲生命保險公司代理店期間同被害人接觸的可能性也並非不存在。”
“為什麽？佐賀同烏棲不是離得很遠嗎？”
“它場是保險公司的外勤員呼！”
“我在那個代理店了解過，烏棲的外勤業務範圍西麵最多到神崎叮，佐賀屬於佐賀分公司。”
“神峽屬於烏犧代理後的範圍，這一點引人注目曬！”
“你不知道嗎？你在信上說，宮飯的顧主中，除公司、農業組合等等之外，還有醫院，…”
“有醫院，”櫻田的話剛落音，驀然想起什麽，禁不住失聲嚷道，“村岡友子經常到佐賀精神病院看望住院的胞弟！”
“是現·”
櫻田仰望著天花板，又說：
“可是.宮飯是否到精神病院女聯係過保險業務，這一點調查時忽略了。”
“既然他聯係的顧主中也有醫院，那麽精神病院的醫生。職員就是他的推銷對象。”
“官場可能是在到那家精神病院聯係保險業務期間，認識了去探視弟弟的村岡友子。”
櫻田像是在想象。
“這是個可能性的問題，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桑山彈排煙灰。
“他們確有結識的機會。宮飯在接待室等候時可以同岡村友子接談；去醫院或返回時兩人可以同行……”
“還有一點，據警方調查，村岡從一年前開始經常為探視胞弟早退或缺勤，如果這是個借口，那麽兩人的相識就是在一年以前。宮飯從有田到鳥棲就是在二日市案件發生的一年多之前。按照你的匯報…”
“是的。”櫻田點點頭，“可是，報告上說，殺害那姑娘的是個從精神病院出走的瘋子，他還促笑著坐在那姑娘的屍體旁邊呢。”他盯著桑山的臉說。
“是啊，不過，是否真是瘋子殺死了村岡友子還不清楚。有人看到他坐在屍體旁，卻沒人看到他行凶。當然，從精神分裂症患者那裏無法得到供述，他說的都是些支離破碎的東西。”
“那麽，您認為是宮飯把那姑娘帶到那裏把她殺死，爾後嫁罪於瘋子，是嗎？”
“怎麽說都是個可能性的問題。如果能從可能性中排除不可能就好了。”桑山從容地說。
“嗯，那當然好，可是……、”櫻田想提出問題，卻又不知從哪兒問起，不禁語塞，“假定是把瘋子放到殺人現場的怎麽樣呢？如果是有預謀的犯罪，宮飯必須把精神分裂症患者從病房帶出，我想那樣嚴重的分裂症，準是給關在有鐵窗的單人病房裏，宮場必須撬開門鎖，才能帶走患者。既非醫院醫生又非職員的宮飯能做到這一點嗎？”
“這不可能把？”
“困難？”
“那是指預謀犯罪，若是偶然利用則是可能的。”
“偶然利用？”
“瘋子在前一天從醫院出走，去向不明，醫院和當地的警方四處查找。我正好在他們進行現場查證時散步到現場，聽副檢察官介紹了一下情況。”
“哦，您在現場？”櫻田為之瞠目。
“以前沒給你說過，八年前我到福岡去時住在武藏溫泉，正好碰上。”
“噢！”
櫻田現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好像已懂得桑山為什麽對那個案件念念不忘。百聞不如一見，對一件事物，親身經曆當時的場麵要比聽別人介紹印象深。櫻田若有所悟。
“副檢察官說，那個出走的患者可能是翻過病院所在的仁比山，超過佐賀縣境進入福岡縣，來到天拜山。在設想的瘋子出逃路線上進行了搜查，結果一無所獲。可能他是翻山的，沒有發現。後來藏在寺院的後山時，殺死了走到他麵前的姑娘。瘋子不知自己幹了些什麽，並不逃走，在第二天上午女屍被發現之前一直呆在現場。這種偶然現象並非講不通。”
櫻田事務官並沒馬上搭腔。桑山檢察官的推斷偶然性太強，使人感到過於湊巧了。
然而，櫻田過去經辦的案件中有很多帶有偶然性的情節。把那種偶然性當作必然性，即看作是罪犯的計劃性進行偵查，結果往往並非如此。世上有許多犯罪是借助於偶然性，這一點事務官不僅從直接接觸的案件上已有所知，在其他案件記錄上也經常看到。
“那麽……”櫻田事務官說，“宮飯為什麽要殺死村岡友子？”
“晤，這隻有他自己知道，說宮飯是凶手隻是一種假設。……
不過，情殺的原因和動機還是存在的。我們都知道，這類案例過去也不少。”
“可是……發展到這一步，村岡友子和宮飯也該有些風言風語呀。”
“那是他們隱藏得巧妙吧。可是，不可思議的是，這起案子的凶手逮捕得很及時，是當場抓住的，案件當場就解決了。知道是瘋子行凶，也沒必要根據他的自供收集證據。被害人是正好通過瘋子藏身的地方被殺的，所以對被害人的周圍關係也沒作了解。警察署幾乎什麽都沒調查…如果當時細心地把被害者的生前情況調查清楚，說不定會發現她的異性關係。”
“甚至會出現宮飯的名字？”
“對，”秦山又點著熄滅了的香煙，“怎麽樣？櫻田君，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那次事件後的一個月，宮飯辭去保險公司，離開了九州。我同你的報告對照過，正好吻合…後來，宮飯來到東京就改姓佐山。”
“我一直認為，宮飯改姓是同過去的窮苦生活訣別，迎接新的未來。可是考慮到上述那些可能性，我覺得應重新認識。”
“現在開始調查當時的案情怎麽樣？”櫻田兩臂抱在一起。
“調查八年前的事？”
“提啊，我想再到烏棲、神崎去調查。”
“恐怕已查不到重要材料了，沒有直接證據，光有間接證據是無濟於事的。”
東京與福岡在管轄上互不隸屬，東京高等檢察廳當然不能指揮福岡地方檢察廳；要移臊至福岡高等檢察廳，證據又不太過硬。而且，所屬警察署已作為“結案”處理，並向地方檢察廳報告過，因此不會再深究此案，櫻田事務官“私自”到當地進行“調查”這件事還會使他們感到不快。總之，如今對這個案子已無可奈何。
“可是，這樣置之不管又不甘心，心裏的疙瘩總是解不開。”
“是啊，怎麽辦呢？給官場寄宿過的鳥棲那幢公寓的主人再寫封信吧。”
“也許還有希望。”
“另外，再向那家代理店了解官場當外勤員的時候是否經常去佐賀精神病院，問這些也許保險公司代理店願意回答，不要提案件的事。”
“試試看吧。……都怪我疏忽了，要是聽說他聯係的單位有醫院時，問一下精神病院的情況就好了。那樣就不用再麻煩了。”
“這不怪你，是我事先沒把村岡及子殺人案告訴你。”
兩人沉默片刻。
“現在再回到佐山道夫身上。我在信上也寫過，沒發現他同波多野雅子在博多見過麵的跡象。司機江頭和平尾山莊的女待都說佐山會的是一個更年輕的女人，模樣、年齡都不像。這是怎麽回事呢？”櫻田如墜入五裏霧中。
“嗯，看了你的信我也感到意外。雅子12回去福岡是事實，所以我以為她準是追佐山去了。”
桑山也感到疑惑不解。
“那個年輕女人，年齡在25歲左右，身材高桃，女職員風度，是誰呢？”
“不知道，也許是常去任山美容室的一個女顧客。”
“有可能。也許是在青山開店的出資人之一，是個藝人吧？”
“也許是吧，調查一下就知道了。那樣一來，雅子被殺的原因也就不難想像學。”
“我也這樣想。就是說，佐山另有新歡，雅子成了障礙。由於她死攪蠻纏，他厭惡至極，便把她殺死，於是還落得不還欠款的便宜。雅子特意追到博多，他避而不見，使她徒勞而歸，於是在佐山回到東京後便同他大鬧起來。”
“哎，住山有個d柳田的助手，他說不說？”
“他嘴很緊。不過，若是警方正式偵查，也許他會說出點什麽的。”
由於佐山既非殺害雅子的嫌疑人，也非重要參考人，無法讓警察署立案偵查。若是地方檢察廳倒是可以同警察署協商，但高等檢察廳卻沒有這個職責；要把案件轉達地方檢察廳，材料又不過硬。
按照舊刑事訴訟法，地方檢察廳負責指揮檢察署的偵查工作z而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由警方負責，地方檢察廳負責公審。檢察係統對此甚為不滿，要求“恢複”偵查指揮權的意見十分強烈——
桑山一到辦公室，樓田事務官便打來電話。兩人午飯後在餐廳碰頭。
“佐賀縣的鳥棲有回音了。”櫻田興衝衝地小聲說道。
周圍有一些同事，但他們即便聽見也不明其氛
“果然像您說的那樣。據鳥棲生命保險公司的老雇員說，宮報道夫擔任外勤員經常聯係的單位中，包括仁比山精神病院，他常向醫療部的醫生和職員作業務宣傳，成績不小。”
聽了櫻田的回報，雖然沒出秦山所料，但他卻不像櫻田那樣激動。實際上，這反而使人感到線索斷了。
“介紹情況的那位男雇員說，因為同醫院沒什麽關係，所以對官板的行動並不十分了解。不過，那是在那個被瘋子殺死的女人去醫院著弟弟的同一時期。”
“醫院呢？”
“我直接給醫院事務長打了電話。雖是八年前的事，因為是樁大事件，他仍記憶猶新。據說瘋子出走完全是醫院方麵的疏忽。精神病院裏雇來的護士都是些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專門用來製服並護送那些發狂的患者，因為同普通醫院不一樣，靠女護士是不能勝任的。負責那位病人的護土忘了鎖上病房的門鎖，瘋子於夜裏出走，無人發現。第二天早上發覺患者不見了，人們驚慌起來，當即報告了警察署。”
“其間，護士同宮飯有沒有來往？”
“我不好說出宮飯的名字，就問護土忘記上鎖究竟是過失還是故意。他回答說護士沒有疑點，也沒有同外界串通的跡象，純粹是過失，那位護士本人曾為此苦惱多日。按照這個回答，佐山有計劃地讓精神病患者充當替罪羊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正像您說的那樣，隻有瘋子湊巧闖到作案現場的偶然性。”
昨晚，桑山又拿出好久未讀的《怪文件》。這是一本檢察係統的內部參考材料。他記得裏麵有這樣一段話：
“想到以往檢察官作為偵查機關一直受到國民的信賴，而現在卻要放棄偵查，不免感到寂寞……”
感到“寂寞”的是所謂“舊刑事訴訟法派”。他們及時糾正了警察的現場主義和經驗主義易犯的錯誤的偵查方針，指導初期的偵查工作，負責從偵查到公審的全過程。新刑事訴訟法頒布以後，他們隻是瀏覽警方的偵查筆錄，對受理的案件並不用心，往往警察說什麽就是什麽。這是舊刑事訴訟法派的論點。
“檢察係統內部還存在所謂新刑事訴訟法派，同內部的先輩、所謂舊刑事訴訟法派在檢察的現狀以及檢察的動向上相互對立。”
—
—當時是那樣。然而，後來隨著老檢察官相繼退職，舊刑事訴訟法派的觀點日益削弱，新刑事訴訟法派的觀點占了上風。
雖然檢察官“放棄偵查”是由於“雜務繁忙”，桑山卻感到一種“寂寞”。若理由合理倒能夠接受，而雜務繁忙沒時間偵查，這種說法委實不能令人心悅誠服。
年輕的檢察官也強調了實行公審專職主義的理由：
“檢察工作缺乏知識性和文化性。檢察官一般都不用功，對工作缺乏研究，離開法庭就同警察設有兩樣。”這反過來是說，年輕檢察官有一種優越感，這是同“知識貧乏”的警察劃清界線的超然主義。
這樣看來，桑ul的思想還屬於舊刑事訴訟法派。
桑山如此熱衷於偵查，是因為他不僅對少壯檢察官、司法進修生檢察官持有懷疑，甚至連“檢察一體的原則、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也不信任。這是最大的問題——
櫻田帶來了九州和故鄉岡山的土產，向他匯報了在福岡。佐賀調查住山道夫的情況，內容同信上大體相同，倒是信上簡明全麵。
桑山把一本材料拿給櫻田。這是8年前的4月7日上午，在福岡縣築紫郡築紫野叮二日市圓通寺院內發現一年輕女人被勒死的案件記錄副本。材料是所屬警察署向福岡地方檢察廳報告的，桑山從福岡地方檢察廳要了一份副本，副本記述了案件的要點。
“被害人身份：——佐賀市水江叮xx番地，村岡友子，21歲，寄宿在牧野伴枝家。
“工作單位：——佐賀市站前街石非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外事員，工齡二年零一個月。
“籍貫：——佐賀縣伊萬裏市鬆葉叮xx番地，窯業，村岡市太郎之長女。
“被害情形：——草繩勒死。外傷有幾處是擦傷，無被好淫痕跡。身著布拉吉，手戴鍍金殼坤表，手提包裏裝有皮夾，皮夾內有550餘日元現鈔，無遭搶劫跡象。衣服上沾有現場泥土、竹葉和草。推斷死亡時間是在前一天的下午6點至7點之間。
“凶手：——佐賀縣兩鬆浦郡係崎村xx番地，務農，蒲田忠一之次子蒲田重男，zi歲。
“因精神分裂症於兩年前人佐賀縣神崎郡仁比山佐賀精神病院，4月5日夜由病房出走在逃。
“發現村岡友子屍體時，重男正呆然坐在旁邊的草地上傻笑。因精神錯亂，無法審訊。此人一星期以來一直處於興奮狀態，醫院方麵也有所注意。因屬精神病患者，不負刑事責任，免於起訴。後複又收容到該病院，三年前死於心肌梗塞。
“案件背景：——被害人村岡友子於6日（星期六）下午2點許提前下班，後來回寄宿處，不知去向。她寄宿的牧野伴枝是她的姑母（生父市太郎胞妹）。
“友子的品行：——公司反映良好。沒有同男性有來往的風聲，但一年前開始有時因健康等原因缺勤或早退。在她的理由中，也包括去看病人。其胞弟芳吉（18歲）因憂鬱症入佐賀精神病院住院治療。苦吉現已痊愈在家工作。
“現場附近的目擊者：——案發前，無人看到友子。友子為何隻身到現場原因不明。”
看到這裏，櫻田不解地望著桑山。這件事桑山從沒對他說過，櫻田自然感到突然。
桑山在樓田看記錄的當地回想起八年前山寺浴佛會的情景，那位副檢察官的話又回響在耳邊：
（說起櫻花樹下的瘋子，倒有幾分浪漫，可是那個被殺死的年輕姑娘都太可惜了。手拿草繩的瘋子藏在寺院後山，不幸的姑娘正好從那裏經過。行凶發生在天黑以後。據說她經常一個人去國分寺。觀音寺。實在是災難啊！）
“你寫的信我看了。”桑山略顯不好意思地說，“我發現化名住山道夫的宮飯道夫在馬福保險公司當外勤員時，同發生這起殺人案是在同一時期。”
“…哦，是嗎廣櫻田應道，似乎並未理解桑山的意思。
“上次聽江頭記住山那時也在佐賀，心裏就一直念念不忘。這次從你的信上知道他從有田去了烏棲，範圍縮小了。”
“嗯，宮飯在有田陶器廠幹過，那兒離伊萬裏不遠吧？在二腑的寺院後麵被勒死的那個姑娘家就在伊萬裏。”櫻田如夢初醒，連忙打開筆記本。
“晤，可能沒有聯係，因為那時候被害人同宮飯是否認識還是個疑問；不過，宮級在鳥棲生命保險公司代理店期間同被害人接觸的可能性也並非不存在。”
“為什麽？佐賀同烏棲不是離得很遠嗎？”
“它場是保險公司的外勤員呼！”
“我在那個代理店了解過，烏棲的外勤業務範圍西麵最多到神崎叮，佐賀屬於佐賀分公司。”
“神峽屬於烏犧代理後的範圍，這一點引人注目曬！”
“你不知道嗎？你在信上說，宮飯的顧主中，除公司、農業組合等等之外，還有醫院，…”
“有醫院，”櫻田的話剛落音，驀然想起什麽，禁不住失聲嚷道，“村岡友子經常到佐賀精神病院看望住院的胞弟！”
“是現·”
櫻田仰望著天花板，又說：
“可是.宮飯是否到精神病院女聯係過保險業務，這一點調查時忽略了。”
“既然他聯係的顧主中也有醫院，那麽精神病院的醫生。職員就是他的推銷對象。”
“官場可能是在到那家精神病院聯係保險業務期間，認識了去探視弟弟的村岡友子。”
櫻田像是在想象。
“這是個可能性的問題，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桑山彈排煙灰。
“他們確有結識的機會。宮飯在接待室等候時可以同岡村友子接談；去醫院或返回時兩人可以同行……”
“還有一點，據警方調查，村岡從一年前開始經常為探視胞弟早退或缺勤，如果這是個借口，那麽兩人的相識就是在一年以前。宮飯從有田到鳥棲就是在二日市案件發生的一年多之前。按照你的匯報…”
“是的。”櫻田點點頭，“可是，報告上說，殺害那姑娘的是個從精神病院出走的瘋子，他還促笑著坐在那姑娘的屍體旁邊呢。”他盯著桑山的臉說。
“是啊，不過，是否真是瘋子殺死了村岡友子還不清楚。有人看到他坐在屍體旁，卻沒人看到他行凶。當然，從精神分裂症患者那裏無法得到供述，他說的都是些支離破碎的東西。”
“那麽，您認為是宮飯把那姑娘帶到那裏把她殺死，爾後嫁罪於瘋子，是嗎？”
“怎麽說都是個可能性的問題。如果能從可能性中排除不可能就好了。”桑山從容地說。
“嗯，那當然好，可是……、”櫻田想提出問題，卻又不知從哪兒問起，不禁語塞，“假定是把瘋子放到殺人現場的怎麽樣呢？如果是有預謀的犯罪，宮飯必須把精神分裂症患者從病房帶出，我想那樣嚴重的分裂症，準是給關在有鐵窗的單人病房裏，宮場必須撬開門鎖，才能帶走患者。既非醫院醫生又非職員的宮飯能做到這一點嗎？”
“這不可能把？”
“困難？”
“那是指預謀犯罪，若是偶然利用則是可能的。”
“偶然利用？”
“瘋子在前一天從醫院出走，去向不明，醫院和當地的警方四處查找。我正好在他們進行現場查證時散步到現場，聽副檢察官介紹了一下情況。”
“哦，您在現場？”櫻田為之瞠目。
“以前沒給你說過，八年前我到福岡去時住在武藏溫泉，正好碰上。”
“噢！”
櫻田現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好像已懂得桑山為什麽對那個案件念念不忘。百聞不如一見，對一件事物，親身經曆當時的場麵要比聽別人介紹印象深。櫻田若有所悟。
“副檢察官說，那個出走的患者可能是翻過病院所在的仁比山，超過佐賀縣境進入福岡縣，來到天拜山。在設想的瘋子出逃路線上進行了搜查，結果一無所獲。可能他是翻山的，沒有發現。後來藏在寺院的後山時，殺死了走到他麵前的姑娘。瘋子不知自己幹了些什麽，並不逃走，在第二天上午女屍被發現之前一直呆在現場。這種偶然現象並非講不通。”
櫻田事務官並沒馬上搭腔。桑山檢察官的推斷偶然性太強，使人感到過於湊巧了。
然而，櫻田過去經辦的案件中有很多帶有偶然性的情節。把那種偶然性當作必然性，即看作是罪犯的計劃性進行偵查，結果往往並非如此。世上有許多犯罪是借助於偶然性，這一點事務官不僅從直接接觸的案件上已有所知，在其他案件記錄上也經常看到。
“那麽……”櫻田事務官說，“宮飯為什麽要殺死村岡友子？”
“晤，這隻有他自己知道，說宮飯是凶手隻是一種假設。……
不過，情殺的原因和動機還是存在的。我們都知道，這類案例過去也不少。”
“可是……發展到這一步，村岡友子和宮飯也該有些風言風語呀。”
“那是他們隱藏得巧妙吧。可是，不可思議的是，這起案子的凶手逮捕得很及時，是當場抓住的，案件當場就解決了。知道是瘋子行凶，也沒必要根據他的自供收集證據。被害人是正好通過瘋子藏身的地方被殺的，所以對被害人的周圍關係也沒作了解。警察署幾乎什麽都沒調查…如果當時細心地把被害者的生前情況調查清楚，說不定會發現她的異性關係。”
“甚至會出現宮飯的名字？”
“對，”秦山又點著熄滅了的香煙，“怎麽樣？櫻田君，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那次事件後的一個月，宮飯辭去保險公司，離開了九州。我同你的報告對照過，正好吻合…後來，宮飯來到東京就改姓佐山。”
“我一直認為，宮飯改姓是同過去的窮苦生活訣別，迎接新的未來。可是考慮到上述那些可能性，我覺得應重新認識。”
“現在開始調查當時的案情怎麽樣？”櫻田兩臂抱在一起。
“調查八年前的事？”
“提啊，我想再到烏棲、神崎去調查。”
“恐怕已查不到重要材料了，沒有直接證據，光有間接證據是無濟於事的。”
東京與福岡在管轄上互不隸屬，東京高等檢察廳當然不能指揮福岡地方檢察廳；要移臊至福岡高等檢察廳，證據又不太過硬。而且，所屬警察署已作為“結案”處理，並向地方檢察廳報告過，因此不會再深究此案，櫻田事務官“私自”到當地進行“調查”這件事還會使他們感到不快。總之，如今對這個案子已無可奈何。
“可是，這樣置之不管又不甘心，心裏的疙瘩總是解不開。”
“是啊，怎麽辦呢？給官場寄宿過的鳥棲那幢公寓的主人再寫封信吧。”
“也許還有希望。”
“另外，再向那家代理店了解官場當外勤員的時候是否經常去佐賀精神病院，問這些也許保險公司代理店願意回答，不要提案件的事。”
“試試看吧。……都怪我疏忽了，要是聽說他聯係的單位有醫院時，問一下精神病院的情況就好了。那樣就不用再麻煩了。”
“這不怪你，是我事先沒把村岡及子殺人案告訴你。”
兩人沉默片刻。
“現在再回到佐山道夫身上。我在信上也寫過，沒發現他同波多野雅子在博多見過麵的跡象。司機江頭和平尾山莊的女待都說佐山會的是一個更年輕的女人，模樣、年齡都不像。這是怎麽回事呢？”櫻田如墜入五裏霧中。
“嗯，看了你的信我也感到意外。雅子12回去福岡是事實，所以我以為她準是追佐山去了。”
桑山也感到疑惑不解。
“那個年輕女人，年齡在25歲左右，身材高桃，女職員風度，是誰呢？”
“不知道，也許是常去任山美容室的一個女顧客。”
“有可能。也許是在青山開店的出資人之一，是個藝人吧？”
“也許是吧，調查一下就知道了。那樣一來，雅子被殺的原因也就不難想像學。”
“我也這樣想。就是說，佐山另有新歡，雅子成了障礙。由於她死攪蠻纏，他厭惡至極，便把她殺死，於是還落得不還欠款的便宜。雅子特意追到博多，他避而不見，使她徒勞而歸，於是在佐山回到東京後便同他大鬧起來。”
“哎，住山有個d柳田的助手，他說不說？”
“他嘴很緊。不過，若是警方正式偵查，也許他會說出點什麽的。”
由於佐山既非殺害雅子的嫌疑人，也非重要參考人，無法讓警察署立案偵查。若是地方檢察廳倒是可以同警察署協商，但高等檢察廳卻沒有這個職責；要把案件轉達地方檢察廳，材料又不過硬。
按照舊刑事訴訟法，地方檢察廳負責指揮檢察署的偵查工作z而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由警方負責，地方檢察廳負責公審。檢察係統對此甚為不滿，要求“恢複”偵查指揮權的意見十分強烈——
桑山一到辦公室，樓田事務官便打來電話。兩人午飯後在餐廳碰頭。
“佐賀縣的鳥棲有回音了。”櫻田興衝衝地小聲說道。
周圍有一些同事，但他們即便聽見也不明其氛
“果然像您說的那樣。據鳥棲生命保險公司的老雇員說，宮報道夫擔任外勤員經常聯係的單位中，包括仁比山精神病院，他常向醫療部的醫生和職員作業務宣傳，成績不小。”
聽了櫻田的回報，雖然沒出秦山所料，但他卻不像櫻田那樣激動。實際上，這反而使人感到線索斷了。
“介紹情況的那位男雇員說，因為同醫院沒什麽關係，所以對官板的行動並不十分了解。不過，那是在那個被瘋子殺死的女人去醫院著弟弟的同一時期。”
“醫院呢？”
“我直接給醫院事務長打了電話。雖是八年前的事，因為是樁大事件，他仍記憶猶新。據說瘋子出走完全是醫院方麵的疏忽。精神病院裏雇來的護士都是些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專門用來製服並護送那些發狂的患者，因為同普通醫院不一樣，靠女護士是不能勝任的。負責那位病人的護土忘了鎖上病房的門鎖，瘋子於夜裏出走，無人發現。第二天早上發覺患者不見了，人們驚慌起來，當即報告了警察署。”
“其間，護士同宮飯有沒有來往？”
“我不好說出宮飯的名字，就問護土忘記上鎖究竟是過失還是故意。他回答說護士沒有疑點，也沒有同外界串通的跡象，純粹是過失，那位護士本人曾為此苦惱多日。按照這個回答，佐山有計劃地讓精神病患者充當替罪羊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正像您說的那樣，隻有瘋子湊巧闖到作案現場的偶然性。”
昨晚，桑山又拿出好久未讀的《怪文件》。這是一本檢察係統的內部參考材料。他記得裏麵有這樣一段話：
“想到以往檢察官作為偵查機關一直受到國民的信賴，而現在卻要放棄偵查，不免感到寂寞……”
感到“寂寞”的是所謂“舊刑事訴訟法派”。他們及時糾正了警察的現場主義和經驗主義易犯的錯誤的偵查方針，指導初期的偵查工作，負責從偵查到公審的全過程。新刑事訴訟法頒布以後，他們隻是瀏覽警方的偵查筆錄，對受理的案件並不用心，往往警察說什麽就是什麽。這是舊刑事訴訟法派的論點。
“檢察係統內部還存在所謂新刑事訴訟法派，同內部的先輩、所謂舊刑事訴訟法派在檢察的現狀以及檢察的動向上相互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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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是那樣。然而，後來隨著老檢察官相繼退職，舊刑事訴訟法派的觀點日益削弱，新刑事訴訟法派的觀點占了上風。
雖然檢察官“放棄偵查”是由於“雜務繁忙”，桑山卻感到一種“寂寞”。若理由合理倒能夠接受，而雜務繁忙沒時間偵查，這種說法委實不能令人心悅誠服。
年輕的檢察官也強調了實行公審專職主義的理由：
“檢察工作缺乏知識性和文化性。檢察官一般都不用功，對工作缺乏研究，離開法庭就同警察設有兩樣。”這反過來是說，年輕檢察官有一種優越感，這是同“知識貧乏”的警察劃清界線的超然主義。
這樣看來，桑ul的思想還屬於舊刑事訴訟法派。
桑山如此熱衷於偵查，是因為他不僅對少壯檢察官、司法進修生檢察官持有懷疑，甚至連“檢察一體的原則、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也不信任。這是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