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最後幾年裏，對他的批評者非常敏感，而對有名的文士尤甚。這些名士生平隻知用華美的文章大言欺人，決不會對他崇實的作風起好感；因之他也就視此種人為寇仇。如果申時行有機會對他前任和後台老板發牢騷，他一定會指出張居正對待這般人的態度未免過分，而且由此而牽累了自己。因為在這些人眼中，他總是張居正的私人。平心而論，張居正對待一般文人，確乎過於偏激而有失寬厚。這些撰寫文章的專家根據"學而優則仕"的原則，認為他們的詩詞歌賦是贏得厚祿高官的資本。張居正縱使因為他們沒有濟世之才而加以擯斥，也不妨采用比較溫和的方法敬而遠之，不去觸怒他們。例如王世貞，是本朝數一數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張居正同年得中進士，按理說應該情誼深厚，然而清形卻不是這樣。王世貞一心想做尚書，多次主動向張居正表示親近，替他的父母作壽序，又贈送了許多禮物，包括一件極為名貴的古人法書。但是張居正卻無動於衷，反而寫信給王世貞，說什麽"才人見忌，自古已然。吳幹越鉤，輕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前兩句恭維，其後則把王比作脆弱而不湛使用的武器看待，隻能擺在盒子裏讓人讚賞他雕鑄之美，卻不能用以斬將奪旗。王世貞當然不曾忘記這段羞辱，他日後為他的同年作《張公居正傳》時，也就以牙還牙，行間字裏，酸辣兼備；其中提及申時行，也多輕蔑之語。
還有一個文壇健將汪道昆，湊巧也是張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筆由他經手的邊防公款，經監察官查核認為賬目中有不實之處；而汪提供的報銷，卻用華麗動人的散文寫成。張居正對此事極感不滿，他鐵麵無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蘭當路，不得不鋤"。汪侍郎雖有芝蘭之美，然而卻開放在眾人行經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員工張居正也不得不把這名花異卉一鋤所去。這封信剛剛寫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張居正開罪於文人有如上述二例。這也表現他雖為首輔，卻沒有認清文官集團還有另一種雙重性格。在他執政的時代，在名義上說，文官還是人民的公仆，實際上則已包羅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為權力的源泉，也是這一大帝國的實際主人。張居正按照過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團當作行政工具，對其中最率眾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於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機四伏之際，他才發現了這一點，並且引用怫家經義，作為自己精神上的解脫，說是："如火火聚，得清涼門。''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靜的感覺，則他雖尚在人間身居首輔，卻已經把自己當作烈士看待了。
申時行沒有做烈土的決心。他坐在前任的書案之後，認為張居正當年如能避免各種錯誤，他就沒有自我犧牲的必要。申時行記得清楚：在萬曆初年大家對張居正還心存欽慕，他們沒有責成這個首輔舍棄舊章，創造一個新的行政係統。他們心目中的大政治家，應當以個人的聲望來調和各種極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確而堅定的態度處理公務；但這標準隻能維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態的發展逾於限度之外，則就要用想道來原諒各人的過失。首輔的最大貢獻，則在於使各種人才都能在政府中發揮長處。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對他們起感化和領導的作用，即為申時行所稱的"誠意"。
除非把全部文官罷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組織和不同的原則，身為首輔的人隻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們的共同意誌辦事。申時行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仆，實係主人；有限則有陰。他必須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佬，他就擔任這樣角色，至於別人的評論如"首尾兩端"之類，就隻能付諸一笑。
申時行下決心當和事佬，固有以上的理論及經驗作背景，但也與個人利害有關。
他在初任首輔的兩年內，曾一再感到風雨飄搖。當日見被目為張居正的私人，都要費一番心力，為自己洗刷。申時行固然有忠厚長者的聲名，但是他與張的密切關係，也早為人所共知。縱是他是當今皇上老師，亦於事無補。這時候萬曆皇帝年已19歲左右，嘴唇上和頷下已長出了稀疏的短須，伊然一個成年人了。他聲稱過去被人愚弄，今後當徹底地獨立自主。皇上要振作，當然是好事；然則他的動機卻出於疑忌。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職務上的危險性。申時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個首輔中，隻有李春芳和張四維可謂能全始終，其他翟鑾、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和張居正6人，或遭軟禁，或受刑事處分，或死後仍被追究。表麵看來，所有處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實所有案件，無一不產生於文官集團中的矛盾。首輔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或是個性太強而引起嫉妒和仇視。技術上的爭端，一經發展，就可以升級擴大而成道德問題，勝利者及失敗者也就相應地被認為至善或極惡。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申時行似乎感覺到有一個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腦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緊。反對他的以年輕的京官居多，隻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完全摸清皇帝對申先生的真實態度，一時不敢造次，但是攻擊已經逐漸展開。他們首先質問：張居正的四個兒子，三個得中進士，其中兩個人翰林院，申時行當日為會試時主試官之一，難道和他沒有關係？這一質問沒有動搖申時行的地位，他們接著又建議，今後大學士的兒子一律不得參加會試，這矛頭顯然是針對申時行的長子申用撤。再接著他們又彈劾吏部尚書楊巍，說他用人辦事都逢迎內閣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輔專權跋扈。這兩次攻擊依然無效，但是他們參劾禮部尚書徐學漠卻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職。參劾者表麵上的理由是他在選擇皇帝陵墓的地址時，沒有廣泛地聽取港輿專家的意見，以致沒有選到一個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學漠已被視為張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兒嫁給了申時行的次子申用嘉。
這種攻擊是經過深思熟慮，按照預定步驟進行的。整個方式可以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富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局部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在程序上講，發展中的步伐則須前後銜接，第一步沒有收到效果之前決不輕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場交鋒的人物起先總是無名小卒，直到時機成熟才有大將出馬。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裏的人物，都已看透，他們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大風暴的來臨。
而對著這布置周詳的攻擊，申時行險些垮台；再加以高啟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懸崖邊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頂住了這種攻擊。在這危機中搖而不墜，以後重又站穩了腳跟。這是申時行生活史上的一大勝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趨鞏固。
高啟愚出身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國子監祭酒，相當於國立大學校長。由於申時行的推薦，他以禮都右侍郎的身份充任皇帝的經筵講官。按照過去成例，他之被任為大學士已是指日間事。和申時行一樣，他還很可能為來日之首輔。隻是高啟愚命運乖違，正在官運亨通之際，忽然被人檢舉。幾年之前他主持應天府鄉試所出試題"舜亦以命禹"，這時被認為宣揚撣讓，即是恭維張居正有神禹疏鑿之功；在有德者則君臨天下的前提內，這也就是向張勸進。這一攻擊既陰險又毒辣，因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擊者預料，高啟愚為申時行提拔，在這嚴重罪狀麵前，申必然要出麵為高辯護，於是就可以）順水推舟地搞垮申時行。
果然計出如神，案件一發動，申時行出而為高啟愚辯護。攻擊者按照原定部署參劾申時行，又如預料申被參離職家居待勘，二輔許國代理閣務。許國又為申時行辯護，過幾天也被參劾，也同樣在家聽候處理。
隻是攻擊者沒有預料的，乃是這一場大風浪，使萬曆皇帝作了長時間上的考慮。他把種種跡象聯係起來，逐漸明白了這些檢舉參劾的真實用意。何以這群"保皇黨"當初在高啟愚出題勸進的時候一言不發，今日張居正已經倒台則又振振有辭？可見他們也另有其"陰"。他們好幾個組織者都是三輔王錫爵主持會試的門生，如果搞垮申時行和許國，即可以擁護王錫爵擔任首輔。事不湊巧，王錫爵責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靜，他不接受這樣的擁戴，反而向萬曆皇帝上書稱讚首輔申時行"泊然處中，重國體，惜人才"。
於是聖意乃決，申時行和許國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兩位閣老家裏央請他們出來視事。攻擊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像。但是為了保持文官間的平衡，也為了繼續鼓勵監察官盡忠報國，對攻擊首輔的人也不便過重處罰。直到數月之後風波平息，萬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級，首先參劾高啟愚的禦史，也調到外省；至於高啟愚為生事之端，即便從輕處理，也不能認為全無過失，可以令之置身事外，乃以"出題謬妄"的罪名，被頒奪文官身份和以前恩賜的祖先浩命。
張居正一案的餘波，到此才完全結束。故太師的頭銜既然被俄家產也已沒收，兒子進士翰林的名稱又經一筆勾銷，今後即再暴露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動，自此朝廷內的文官還要互相攻擊，則必須另找新的題目來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張居正的驕奢無道或者窺竊神器上大加發揮了。
等到這一案完全結束之後，申時行才有機會平心靜氣地研究事情的真象。在所有反對他的人中，真正關心張居正的兒子如何進入翰林院以及皇帝陵墓風水好壞的恐怕很少，甚至借這個題目可以擁戴首輔以便自己升官的也不能太多。應當注意的仍是張居正本身是一個令人感情激動的題目。隻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立刻引起很多人氣憤，因此反對者不一定要費很大的氣力，即可以利用各文官間對故太師的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人，如侍郎表講官高啟愚、利部尚書徐學漠和他申時行自己。
為什麽張居正這樣令人痛恨？原因在於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並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這些官員之間關係複雜，各有他們的後合老板以及提拔的後進。他們又無一不有千絲萬縷的家族與社會關係，因之得罪了一個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國。這正如他同年王世貞所說，張居正一套偏激的辦、法，是和全國的讀書人作對。
張居正又錯誤地使用了懈複這一動物。監察官是征集輿論、平衡陰陽、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鋪張先生卻用它來推動自己的政策。禦史和繪事中隻檢舉對他不利的人物，不糾察他的行政，這種情況使他們與特務警察無異。因之張居正雖沒有獨裁者的權位，卻有了獨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執政之日有這種普遍被壓抑的恐懼和怨恨，以後的反張運動就不會引起這麽多的同情，動員這麽多的力量，產生這麽多的枝節。
1585年，萬曆皇帝決心將張居正一案作為曆史看待。申時行也決心防止這樣的政治波瀾再來掀動本朝的上下機構，他呈請皇帝停止張居正所製定的考成法。為了有效地管製全國各府縣，這一考成法規定各科給事中按年月記載各地方官的政績，其標準為欠稅是否能夠追繳，盜匪是否能夠擒獲。官員前案未結，就不許升遷離職，甚至有些已經退休或正在養病的官員還要被傳詢答複問題。現任首輔申時行認為這種方法有欠公允。因為稅收能否如額征足，有其多方麵的原因，而不完全決定於縣令府尹的能力和辦事精神；匪盜就擒或漏網，更多出於偶然的機會，如果上官不顧困難，一味逼迫下屬，下屬又逼迫兵丁捕快，就會促成許多嫌疑犯屈打成招，這也不是清明寬厚的本朝所宜有。萬曆聽罷首肯。這樣，張居正時代惟一有組織性的條例也就此撤銷。
為了表示胸襟開闊，申時行對參劾過自己的官員概不追究，甚至還建議其中的幾位官員晉級。另一件出人意外之事則是他替鄒元標說好話。這一位鄰元標，除了上書觸怒聖顏之外，還幫助反對申時行的一派逐走了他的兒女親家徐學漠。萬曆本來想重辦鄒元標，申時行出來討價還價，終於使鄒沒有受到廷杖，僅以除籍了事，而在鄒元標離職以後，申時行還在設法使他能第二次被召複職。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宣揚他作為大政治家的誠意。京察每六年舉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將被考核。各地巡撫由於帶有都察院禦史的頭銜，所以也同於京官在考核之列。與他前任1581年的原則相反，申時行力主人事上的穩定。隨即消息傳來，政府讓大小官員各安其位。於是眾心欣慰。京察的結果，凡由進士出身的職官隻有33人降級或罷免，而且這33人，沒有一個出於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這些傳統上最富敏感的機關。這種想道穩定了文官集團的情緒，也穩定了首輔自己的地位，他被眾口交譽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風。
他和萬曆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好，概言之，即已經由協調進而為親密。冊封萬曆的寵妃鄭氏為皇貴妃時，他被委為正使之一。申時行又奉派為總攬大峪山今上陵寢的建築工程，並已到施工之處巡視多次，一次在嚴寒，一次在酷暑。1587年，他報告一切進行都很順利。萬曆龍顏大悅，特賞首輔申先生織有雙喜字的錦緞一匹，讓他製成新衣，以供閱陵時服用。
在皇帝的心目中既已取得了很高的信用，申先生又能以他高超的勸說能力，委婉地請求今上放棄他禁中內操，即在皇城中訓練以宦官編成的軍隊，並同意不再隨便出城巡閱，管束職掌特務的宦官張鯨。這些事情，如果不是申時行采用恰當的方式調停，很可能造成皇帝與百官間的衝突。因為在這些地方文官們有他們堅定強硬的看法，要是他們一定要以道德的名義在禦前海諫，言語衝突之餘，萬曆一動反感，很可能導致一意孤行。申閣老防患於未然，確已盡到從中調濟的職責。
反對申時行的則仍稱他為妥協，一味隻顧目前適用，放棄原則。申時行當然有他的辦法答辯。他表示，要是不恢複百官間的彼此信賴，怎麽可以使他們大有作為，為皇上推行開明的政治？
管理我們這樣一個大帝國，在許多問題上一定是要生間隙的。張居正以整飭紀律自居，而實際上他是強迫要求各人保證不生牌隙。申時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勵城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動地各盡其能地補救夠隙。申時行的立論並非沒有理由，但是從他四年內在文淵閣執政的紀錄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為微小。
推廣誠意的方式是經常不斷地舉行禮儀，講解"四書"和其他經史，然而最近以來，申時行已經不能勸說萬曆皇帝出席他應該主持的禮儀，經筵也久被擱置。申先生內心明白，經過張居正事件之後，皇帝對各種告汗、爭論和答辯已經不感興趣，他對一切都取懷疑的態度。因為他從小束發受教，就聽說"王者無戲言"，天子應對一切事物認真，更要在一句一語之間，相信親信人的話。而現在看來，每個人都是說管說，做管做，兩不相幹，這又何怪乎他懷疑一切？他之所謂"訕君賣直"，就表示他已經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陰陽。他對廷臣要求他為堯舜之君的說法不加反對，因為這是"四書"中的準則，又是祖先的訓示，不容置辯。可是以他的聰明敏感，誰又能夠保證他在內心深處，沒有把這種要求當成臣下為他設置的羈絆？
皇帝放棄誠意，使申時行至為不安。然而他沒有更好的辦法，隻好自己堅持信心，靜待時機的好轉。可是無情的時光，究竟還有多少讓申時行來安排和等待呢？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的秋天，他作為首輔已四年有半，今後還有四年，他仍為文淵閣的首長。在他不知不覺的用盡了命運為他安排作首輔的全段時間，那麽太傅兼太子太師左柱國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即想在文淵閣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為時勢所容許的了。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地陷於一個"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於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的每況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複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一去而不複返了。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曆皇帝在曆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其動機是出於一種報複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康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抱代替是長子常洛為太子。這一願望不能實現，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為之慢鬱寡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後，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於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聖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
皇帝決心以頑強的意誌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臣僚不讓他立常河為太子，他也不正常治為太子，甚至不讓常洛舉行冠利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員就讀。像這樣雙方堅持達10年之久。
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著仇恨的。皇長子被封為太子，皇三子被封為福工到河南之國，從此皇帝的心靈上就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撩也再沒有機會能使他按照他們的意誌執行他的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這樣又20年。
各種法定的禮儀在照常舉行，但是皇帝已經不再出席。高級的職位出缺，他寧可讓它空著而不派人遞補，使那些文官們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遷到最上層的希望。臣僚們抗議的奏章不斷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辯。因為他知道，隻要在麥本上一加未批，不論是激烈的駁斥還是冷靜的辯說，這些朱批和原來的奏折都要送到給事中的辦公室裏傳抄公布，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議者的下懷，使他們達到了沽名買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氣度。最合適的辦法就是把這些可惡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宮內不加批示。
於是有良心的官員覺得無法執行他們的任務，隻好提出辭呈。萬曆以同樣的態度對付這些辭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準離職。有的官員在盛怒之餘徑自掛冠而去，吏部建議對他們追捕而加以究問，萬曆同樣還是置之不理。到他臨朝的後期，一個文官自動離職就意味著一個名位已被廢革，因為不再有人補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讀詩書，知道經典史籍讚成臣下向無道之君造反。但這無道必須到達維、紂的程度，即以極端的殘暴加之於臣僚和百姓。現在的萬曆皇帝卻並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章。也就是說，他的消極怠工，放棄自己的職責，是有所選擇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無為而治"的宗旨。對於這種情況，臣僚們是找不到任何經典中的訓示來造反的。所以，不滿甚至憤激的情緒盡管不斷滋長，卻始終沒有發展成為"誅獨夫"或者"清君側"的內戰。
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製程序。每到屬牛、龍、羊、狗之年，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簽的方法來決定。交部把候補人員的名單全部開列，一個官員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級以外，他將要出任什麽官職，決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於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簽。對於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準，大多數情況下則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作朱批。
在徹字據年之後，萬曆皇帝平靜地離開了人間。他被安葬在他親自參與設計的定陵裏，安放在孝端皇後和孝靖皇後即恭妃王氏的相諒之間。他所寵愛的貴妃鄭氏比他多活了10年。由於她被認定是國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這10年，她住在紫禁城裏一座寂寞的冷宮中，和她的愛子福王永遠旺離。福王本人也是一個禍患，據說萬曆生前贈給他的莊田共達400萬畝。由於成為眾人怨望之所集，也沒有人敢為他作任何辯解，說這個數字已經被極度地誇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銀每年未逾20000兩。
奇怪的問題是，皇位的繼承問題早已解決，萬曆皇帝又龍馭上賓，而關於當年延擱立嗣的責任之爭，反較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更加嚴重。每當提及往事，就有許多廷臣被卷入，而且舌戰之後繼以筆戰。這時朝廷中的文臣已經分裂為若幹派別，彼此間無數的舊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爭論則常常肇始於微不足道的釁隙。萬曆皇帝幾十年的統治，至此已經造成了文官集團中不可收拾的損傷。
皇帝是一國之主，他應當盡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團的平衡。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辭勞瘁以此還需要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幹。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於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這兩項目標的出發點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概言之，不出於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而萬曆皇帝的所作所為，正與此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的做法等於革除了最高名位。他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酬報，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再者，他又把倫理道德看做虛偽的裝飾，自然就不在這方麵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為天經地義的文官，至此也覺得他們的一片丹心已經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
表麵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衝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在萬曆皇帝禦字的48年中，特別到了後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複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麵。此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汙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我們這樣龐大而曆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幹年月。
這種氣氛，不消說令人悲觀。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後被稱為東林黨的人，發憤要力挽狂瀾。他們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領導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寶座之外建樹。他們從小熟讀《四書》和朱高的注釋，確認一個有教養的君子決無消極退讓和放棄職責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強不息的奮鬥。這些以君子自詡的人物，不論在朝在野，總是標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們不合的為小人。其後，這一派中的若幹人被任命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員，職司百官的考察和彈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們大刀闊斧地斥退他們心目中認為萎靡不振的官員。
這種重振道德的運動，其標榜的宗旨固然極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預料之內。皇帝也是人而並非神，即使他的意誌被稱為"聖旨"，也並不是他的判斷真正高於常人。他的高於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傳統所賦予，超過理智的範圍，帶有宗教性的色彩，這才使成為他的決斷人間最大的權威。如果官員們承認他的決斷確乎出於他自己而非出於佞幸的操縱，那麽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絕對服從。東林黨當然不能具備這樣的絕對權威，更何況當日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喪失了評定善惡的標準，僅憑這幾十個自詡為品德優秀的官員，反倒能訂出一個大家所承認的標準？這幾十個官員盡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種能為別人所承認的道德倫理，結果卻事與願違。反對他們的，也同樣地使用了他們治人之道，即用道德倫理的名義組織他們的集團以資對抗。
萬曆的去世，失去了最後的緩衝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團體至此公開地互相責難。一連串的問題被提出來了：當初先皇對繼承人的問題猶豫不決，在中樞任要職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錫爵身為首輔，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並封的主張，即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詢、皇五子常治同時不分高下地並封為王，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們缺乏骨氣而作遷就，先皇何至把"國本"問題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後果難於收拾？據說鄭貴妃還有謀害皇長子的陰謀，何以不作徹底的調查追究？這些問題，沒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參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則帶有強烈的煽動性。提出問題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尋根究底的決心，而隻是利用這些問題作為控訴的口實，把食指指向反對者的鼻子，借此在黨爭中取得主動。
本朝的製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製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禦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隻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要是官員們口誦經典中的詞句，稱自己為君子，別人為小人，在道德的掩蓋下奪利爭權，這就是把原則整個顛倒了。這種做法會導致文官集團的渙散，進而導致我們的帝國無法治理。這不必等到1620年萬曆的靈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時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時行說的"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已經把這個道理說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當日的申時行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影響輿論，此後的影響則更為微弱。皇位的繼承問題發生在他擔任首輔的時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這緊張的幾個年頭之內偏偏碰上了這樣一個軟弱無能的人做了文淵閣的首腦。
1591年申時行被迫去職的時候，輿論對他已經喪失了同情。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這一年之初，皇長子常洛隻有足歲七歲半，但按中國傳統的計算方法，他已經9歲。這時他還沒有出閣講學，給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擔心他長大以後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閣講學，他又必須具有太子的名義，否則就是名不正言不順。問題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體向文淵閣的四個大學士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運用自己的聲望，促使萬曆冊立常治為太子。於是，以由時行為首的四個大學士向皇帝提出了辭呈，理由是他們無法向百官交代。對皇帝當然也不能接受他們的辭呈，因為他們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這個首當其衝的職位。
於是皇帝宣布，他無意於廢長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挾。他說，如果一年之內廷臣不再以立儲一事打擾他，他可以在15年立常治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糾纏，立儲就要延後。在這一妥協的條件下，各位大學土才回到文淵閣繼續辦公。
在這一年裏，群臣遵照萬曆的意見不再以立儲相催促，但卻都感到了氣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懷疑申時行已經為皇帝所利誘，而在運用他的聲望引導京官，使他們擁護常詢。1591年春天，萬曆打算授予申時行以太師，這是文官的最高職銜，即使是張居正，也隻是在臨死前才得到了這樣的榮譽。申時行堅決辭謝，萬曆又提議賜給申時行以伯爵的俸祿，這也是沒有前例的。申時行又一次極其惶恐地聲稱他沒有功德可以接受這樣的恩賜。以上的提議雖然都沒有成為事實，但是已經使申時行感到窘迫。這種特殊的寵信使別人因羨生妒，給他執行皇帝和百官的聯絡職務增添了困難。申時行縱然以長厚著稱，但官員們決不會願意這個位極人臣的首輔再立下擁立太子的新功。就在這時候，他又成為輿論攻擊的對象。那一年的陽曆9月，福建企事李館參劾首輔，說申時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寢工程出了問題，按照他的情報，地基內已有水湧出。這位遠在數千裏外的地方官，冒著丟掉前程的危險來參劾首輔，其目的不外乎公開警告申時行：你雖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團仍然有足夠的力量動搖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對全體文官負責的話。這位上書言事的官員在事後被革職為民，但在文官們看來，這種犧牲決不會是沒有意義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聲，而他的計算如果正確，他回複職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陽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員因為皇帝允諾的冊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儲大典的各項開銷理應由他負責籌備，他就編造預算，呈請皇帝批準。皇帝的未批使全體文官為之瞠目咋舌。未批說，他早已聲明不難臣下在一年之內催促他立儲，這個工部官員借編造預算為名而行催促之實，這就是違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須按照聲明中所說的那樣，把立儲延後。這種故意的節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憂慮，太君如此缺乏誠意，他將用什麽來維持威信，統治國家？於是他們聯名奏請皇帝收回這一朱批，並希望他親口許諾的明春立儲一事能付諸實現。因為申時行正在病中，內閣大學士的聯名呈請，由二輔許國執筆。但這份奏章仍然由申時行領銜。
這一大規模的抗議使龍心赫然震怒。申時行獲知皇帝的反應，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說明內閣的聯名奏章雖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卻並未與聞。被孤立的皇帝親自在朱批中感謝申先生對他的忠愛之忱。事情本來可以在這裏結束，因為大學土的揭帖係秘密文書，經過禦覽以後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這一揭帖偏偏為許國所截獲，他就毫不客氣地送交給事中辦公室抄錄公布。申時行立刻向給事中索回原件不準公布，但其內容已經在文官中傳遍，而且這種索取已發科抄寫的文件也屬違背成憲。
這樣重大的事件逼得當時值目的繪事中參劾申時行，參劾的措辭還十分嚴厲，說他"遁其辭以賣友，秘其語以誤君。陽附群眾清立之議，明綴其事以為內交之計"，"陛下尚寬而不誅，高廟神靈必陰硬之''。這意思說，申時行是一個十足的兩麵派和賣友誤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處罰，洪武皇帝的神靈也會對他加以珠戮的。
萬曆皇帝開始並沒有體會事情的嚴重性。他降旨勒令這個給事中降級調往外省，並命令申時行照常供職。申時行準備遵旨回到內閣，然而文官們的情緒已經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個接著一個遞上了參劾申時行的本章。很明顯，申時行無法抵禦這些道德上的控訴，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以盡，再也無法取得同燎的信任。這種局勢一經明朗，他除了辭職以外，別無他途可供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皇帝的慰留也無濟於事。要是再戀棧不去，他就必然成為張居正第二。
在聽任申先生離職之前，皇帝不能沒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權威。那個發難參劾申時行的給事中由降級外調而加重為革職為民。這是因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揚，而要皇帝收回處罰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裏，雖然無法挽留群臣所不齒的大官，卻必須表示有能力斥退他們所欣賞的小官。其次輪到了二輔許國。多年來他和申時行在表麵上似乎同心協力，這一事件暴露了他對申時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開申時行的秘密揭帖，說明了他的秉性並非忠厚，這種人自也不應在禦前擔任要職。由此，許國也被參劾，皇帝批準他"回籍調養"。兩天以後，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辭呈。
在這一場悲劇性的衝突之中，沒有人取得勝利。立儲一事竟惹起了如許風波，使兩個大學土相繼離職。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萬曆也很清楚，無論他多麽寵愛鄭貴妃和常詢，這廢長立幼一舉決不會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開堅持自己的主張，最後勢必引起大規模的流血，這是與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違背的，而且流血之後也未必就能如願以償。基於雙方的這種考慮，就形成了暫時的僵持局麵。
在處理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犯了很多錯誤。他的第一步是冊封鄭氏為皇貴妃，位於皇後之下而在其他妃嬪之上。子以母貴，常詢超越常格而立為皇儲，就可以順理成章。然而在絕大部分文臣看來，這是以幼苗長，自然不合於倫常之道。
萬曆本人也同樣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開自己的意圖，他隻能找出種種借口來拖延。第一個借口是常洛年紀太小，經不起各種典禮的折磨，第二個借口就是上麵所說的立儲大計屬於皇帝的職權，不容許任何人加以幹擾逼迫。在和廷臣往來爭辯之際，他又突然別作心裁，同日冊封三個兒子為王而不冊封太子。臣僚們不接受這個辦法，他又找出了第三個借口，即皇後年紀尚輕，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後生下兒子，那就是當然的太子而用不著任何爭議了。這種種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沒有氣魄，因而官員們的抗議也決不會就此偃旗息鼓。
這種僵持的局麵，應該看做本章一開始所說的"憲法危機"。因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於法律。法律的問題始終沒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廢長立幼，他並不是找不到理論上的依據。假如我們的帝國真正能夠實行法治，而繼承皇位這個問題又由一個具有獨立性的法庭來作出判決，那麽皇帝委托律師根據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來作辯護，他是很有勝訴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並不天生即具有繼承大統的權利，他的幾個弟弟也同樣沒有這種權利。因為皇帝的兒子在被冊封以前統統沒有名義，否則就用不著特別舉行封太子或封王的規定了。第二，立長而不立幼，隻是傳統的習慣而不是強製性的法規，這在永樂登極之後更為明顯。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側"的名義，從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奪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慮他的二哥和三哥兩房的優先繼承權。所以在20之後還要堅持繼承皇位必須按出生次序，就等於否定了永樂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據太祖供武皇帝的規定，嫡子有繼承皇位的優先權，可見皇子的地位決定於其母親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屬次要。常洛之母為恭妃，常詢之母則為是貴妃，前述子以母貴的原則在祖訓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萬曆非立常詢不可，他還可以廢去孝端皇後而立鄭氏，使常詢成為名正言順的嫡子。在本朝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廢後之舉而並未因此發生政治波瀾。
為什麽萬曆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例如堅決地公開宣布他的主張，而且一口咬定計屬於他的權力範圍，不容旁人置晚而且進一步以意圖不能實現即自動退位作為威脅，這都已經無法找到答案了。也許有一條理由可以作為解釋，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書"中的倫理作為主宰。皇帝和全國臣民都懂得父親對兒子不能偏愛，哥哥對弟弟負有教導及愛護的義務，男人不能因為寵愛女人而改變長幼之序。正因為這些原則為天下人所普遍承認，我們的帝國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綱領，才可以上下一心，臻於長治久安。如果僅僅憑法律的條文作為治國的依據，則我們立國的根本就成了問題，一千多個縣令也很難以父母官的身分領導他治下成千成萬的庶民。所以，萬曆要棄長立幼的企圖，縱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遷就之處，但在堅持傳統觀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卻早已不直於鋼常倫理。臣僚們從來沒有聽說法律的施用可以與聖賢的教導相違，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在這樣強大的道德和輿論的壓力之下，他在公開場合不得不發表違心之論，否認他有棄長立幼的企圖。
心裏的願望難於實現而且無法明言，同時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從此他就成了一個孤獨的君主。他很想把內閣大學士拉到自己這一方麵來，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與願違，曆屆的首輔都以群臣的發言人自居，不斷地催促皇帝按長助之序冊立常在為太子。催促無效，首輔隻能引咎自責，桂冠而去。這樣一來，做皇帝的不得不應付幾個個性完全不同的首輔，應付幾種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來的理由就前後不能一致，從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覺到他確實缺乏誠意。
雖然形勢對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棄他的願望。臣僚們紛紛猜測，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鄭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還是他想用拖延的辦法，等待皇後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後的健康情況據說極有問題，如果一旦不諱，皇貴妃鄭氏遞補而為皇後，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據加以反對。但是孝端皇後偏偏不肯合作，她帶病延年，僅僅比皇帝早死4個月。而這時由於眾意難違，萬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為太子已經20年了。
分析上述問題，還有一個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萬曆登極以後，雖然坐在他祖先坐過的寶座之上，但他的職責和權限已經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維為絕對的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絕對的抑製。這前後不同之處盡管在形式上含蓄，實質上卻毫不含糊。原因是開國之君主創建了本朝，同時也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製度，而今天的文官卻早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隻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製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爭端中不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係，已經由萬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樣。弘治皇帝愈是謙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布，文臣們就愈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這樣的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征。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斥他個人的意誌。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製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製於廷臣。萬曆皇帝以他的聰明接觸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詢的計劃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懶，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采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1587年以後的內外形勢並不平靜，楊應龍在西南叛變，脖拜在寧夏造反，日本的關白豐臣秀吉侵占朝鮮，東北的努爾哈赤在白山黑水間發難，但內外兵事都沒有像建儲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這麽多的紛紛擾擾。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所最關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官車宴駕，誰將繼他登上寶座。即使在常洛封為太子、常詢去河南之國之後，事情仍然沒有結束。那位掩袖工讒的鄭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誰敢擔保情況不起變化？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陳詞，請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來，美人就是引誘人做壞事的一種因素。跟著就是謠言蜂起。有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官鬧中已產生了各種陰謀。有人說，在宮中發現了木刻的偶像。人們普遍相信，如果一個精於巫術的人每過七天給這個偶像插上一根針，偶像所摹擬的人就會病入骨髓，百藥罔效。難道貴妃鄭氏真想用這種方法置常洛於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據說還發現了皇帝和皇後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氣氛中，又出現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個大學土沈鯉，在文淵閣的大門旁邊豎立了一塊木板，上麵寫著十項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時候，他就站在牌前低聲誦讀，念念有詞。不久，宮中就傳遍了沈閣老的謠言，據說他在一塊寫有怪字的木牌前麵施法詛咒。皇帝十分驚奇，叫人把木牌取來過目，看過之後隨即斥責宦官胡說八道，無事生非。
有些謠言還記錄於史書。比如說恭妃王氏是一個年長的女人，在和萬曆邂逅相遇的時候就已經消失了青春。此後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繼續得到皇帝的寵愛。另外一個故事則說是萬曆病重，自度即將不起，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腦袋下，臉上的淚痕未幹，而貴妃鄭氏則無影無蹤。還有一個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聖太後。她反對皇帝棄長立幼的企圖，為此和他作了一次專門的談話：
皇太後："如果你真要這樣做，你將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這容易。我隻要說他是一個宮女的兒子就可以了。"
皇太後："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個宮女的兒子！"
這些捕風捉影的故事在當日不僅日耳相傳，而且刊諸棗梨，印成書籍。關於王氏和萬曆相遇時的年齡問題，在4個多世紀以後定陵的發掘中才得到澄清胭為墓誌上清楚地記載著她的出生年月，據此，她和萬曆相遇的那一年剛剛16歲，萬曆則是18歲。
木板印刷的發達不僅使這些書籍大為流行，而且還使一些不署名的傳單和署假名的小冊子不斷出現。這些傳單和小冊子增加了北京城內的緊張氣氛，使每一個人都程度不同地卷進了這個繼承大統的漩渦裏。有一張傳單，即所謂"妖書"，竟公然聲稱太子不久就要被廢，福王將奉召回京正位東宮，並且指出這一陰謀的參預者及其全部計劃。皇帝命令東廠錦衣衛嚴密偵緝妖書的作者，致使整個京城為之震動，不僅名列書中的人驚恐萬狀，其他無關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對文官集團而言，常洛和常詢的爭執，不過是把他們早已存在的衝突更加帶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沒有鄭貴妃，也沒有東林黨，文官集團中的彼此隔閡和對立，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要探究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創建之初。
曆史學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詩書作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過了以往的朝代。這在開國之初有其客觀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儉樸，要求文官成為人民的公仆。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心裏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兩者的距離還不致相差過遠，充其量也不足以成為立政上的障礙。
當張居正出任首輔的時候，本朝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曆史。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很多問題，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解決，但事實上無法辦到，隻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這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財政的安排。在開國之初，政府厘定各種製度，其依據的原則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從這種觀念出發而組成的文官集團，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在中央控製下既沒有重點，也沒有彈性，更談不上具有隨著形勢發展而作調整的能力。各種技術力量，諸如交通通訊、分析統計、調查研究、控製金融、發展生產等等則更為缺乏。一個必然的後果，即政府對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
財政上死板、混亂與缺乏控製，給予官員的俸祿又微薄到不合實際，因此相員們要求取得額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麵說過的地方官的"常例''堤一種普遍的不成文製度。亦在規定的稅額以外抽取附加稅：征收白銀，每兩附加幾分幾厘，稱為"火耗"；征收實物，也要加征幾匹幾鬥，稱為"耗米"、"樣絹"。除此之外，一個地方官例如縣令，其家中的生活費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饋送上司的禮物，也都在地方上攤派。對這種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聽之任之而又不公開承認。在各地區之間，這種收入則漫無標準，因為一個富裕的縣分，稅收上稍加幾分，縣令就可以宦囊充裕，而一個貧窮的縣分要征收同樣的數字，則已是極為暴虐的苛政了。這些情形使得所謂操守變成毫無實際意義。
更難於判斷的是京官的操守。他們沒有征收常例的機會，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禮儀為名所贈送的津貼。銀兩源源不斷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為數更多，這就無怪乎那位獨立特行的海瑞要稱這種年頭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貼，還哪裏談得上一切秉公辦理呢？
財政上的情況既是如此，在文官體製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難的是各級地方官都沒有實際力量足以應付環境的變化。他們沒有完全駕馭下級的能力，因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級也擁有財政權；人事權則集中於北京，對下級的升降獎罰上級隻能建議而無法直接處理。
體製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曆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粹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後殺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顧況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製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於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家。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種局麵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麵，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麵，體製上又存在那麽多的斡隙，給這些人以那麽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以張居正的精明幹練，他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十年首輔生涯，僅僅剛把問題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辦法使文官們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後的被清算。申時行不得不把目標降低。他所說的"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就表現了他調和這陰陽兩極的方針。他無意於鼓勵不法，但也不能對操守過於認真。1587年京察之放寬尺度就是這種宗旨的具體說明。在他看來，嫂子已經掉進水裏，決不能再像平常一樣保持遠距離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標準，申時行也沒有能達到目的。有一些自命為體現正氣的年少新進，堅持"四書"中所教導的倫理觀念，對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其中有一個顧憲成，所提出的抨擊尤為尖銳。他和他的誌同道合者決心要檢舉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員，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時行所苦心縫補的破綻。申時行的對付辦法就是把他調往外省。
所以，在立儲問題還沒有對京官形成普遍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內部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了。張居正的強迫命令固然失敗，申時行的調和折衷也同樣沒有成功。在北京的兩千多名文官中間，存在著對倫理道德和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互相顧忌而又互相蔑視。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做發財致富的機會；有的人家境豐饒，用不著靠做官的收入維持生活，自然就不會同意和允許其他人這樣做。"四書''衝的原則，有的人僅僅視為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有些人卻一絲不苟，身體力行。另外有一些人格但於上述兩者之間；也有一些人由於人事的牽涉參與了對立的陣營。
文官之間的衝突，即使起因於抽象的原則，也並不能減輕情緒的激動。一個人可以把他旁邊的另一個人看成毫無人格，他的對方也同樣會認為他是在裝腔作勢地用聖賢之道掩飾他的無能。而眼前更為重要的是，立儲一事絕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關係到文官們榮辱生死的現實問題。因為，凡是皇帝的繼承權發生爭執並通過一場殘酷的衝突以後，勝利者登上皇帝的寶座.接著而來的就是指斥對方偽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無道；因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經過這一番左右輿論的工作，自己的勝利就不能名正言順。而他手下的擁戴者，也總是要請求新皇帝以各種凶狠的手段加之於他們的對方，才能順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敵則遺臭萬年，各有分曉。這種情形，在本朝的曆史上至少已經發生過兩次。
第三個登上皇位的永樂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奪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時候，他就大肆製造了洪武皇帝本來要傳位於他、建文皇帝隻是矯詔嗣位的說法。功成之後，他又大批殺戮了拒絕擁戴他的廷臣和他們的家屬。對嘴六代正統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戰的時候被對方俘虜。廷臣和皇太後商量之後，擁立他的異母弟登極，是為景泰皇帝，件使瓦利不能以當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為談判的要挾。最後瓦刺由於無利可圖，隻好把正統皇帝送回北京。一個國家不能同時存在兩個皇帝，於是正統被稱為太上皇，表麵上在南宮優遊歲月，實則乃係軟禁。7年之後，擁戴太上皇的奪門複辟成功，改稱天脫功成之後，擁立是泰的臣僚受到了殘酷的對待。被戮於西市的，就有功勞卓著的兵部尚書於謙。
1587年表麵上平靜無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經預感到如果皇儲問題得不到合理解決，曆史的慘痛教訓必然會在他們身上重演。今天無意中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將來都可以拿來當做犯罪的證據。就算他們謹慎小心，緘口不言，也可能日後被視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這樣的危險，有的人卻正好把這危險看成表現自己剛毅正直的大好機會。即使因此而犧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義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連三地遞上奏章以外，他們還刻印了富有煽動性的小冊子和傳單，鬧得北京城沸沸揚揚。
萬曆在他禦字的後期，已經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曆史的指責。他與臣僚不和，同時又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君主，這已成為定案。既然無意於做積極有為的君主，現實又無可逃遁，他隻能消極無為。然而由於他的聰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當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極，他仍然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性格。
身為天子的萬曆，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搖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折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製訂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理所當然地由他加以裁奪，但是他不能改造製度以避免衝突的發生，而且他裁奪的權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為他被臣下視為燕安怠情。各邊區的軍事問題必須奏報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統率兵將，在平日也沒有整頓軍備的可能。他很難跨出宮門一步，自然更談不上離開京城巡視各省。連這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居於九五之尊還有什麽趣味？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但是德行意味著什麽呢？張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輔及老師的控製下作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他要忍受各種禮儀的苦悶與單調，這也許是人們所能夠理解的。但幾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悶尚在無情的禮儀之外。皇位是一種社會製度，他采翊鈞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範，但是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分屬於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他之被拘束是無限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
在他的母親慈聖皇太後去世以後，禮部立即鄭重製定了喪儀，宣布全國居喪27日，臣民全部服喪，帽子上纏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披麻帶孝，不許穿著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紗帽的兩翅而代之以兩條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鳴鍾3萬響，晝夜不息。三日之內，四品以上的官員及其夫人分批整隊前去慈寧宮舉行禮儀上的號哭，號哭15次，全部人員的動作協調，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響曲。
人們看得很清楚，慈聖太後之被隆重追悼，並不是因為她個人引起了如此廣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過是一個形式上的代表，她的喪儀象征了全國臣民懷念慈母的養育之恩，也表現了他們對皇室的忠誠。不難想象這些官員和夫人在號哭完畢以後回到家裏，由於為這隆重的喪儀所感染，勢必要對長者更為孝敬，而全國的風俗乃能更為淳厚。然而萬曆皇帝卻早已喪失了這樣的信心。他已經把一切看透，儀式典禮隻會產生更多的儀式典禮，作為全國的表率，他又必須在每一種儀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現他的誠意。他在過去的生活裏付出的精力已經太多了，他已經不再有周旋應付的興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濕毒，敷藥未愈，行走不便作為理由，免除了自己應該在眾目瞪陵之下參加的繁文縟節。但這並不等於說皇帝有虧孝道，根據當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國教士記載，皇太後入殮時的一切細節，都出於萬曆的親手安排。
把傳統上規定的天子職責置之不顧，時日一久，萬曆懶惰之名大著。有的曆史學家認為他的惰性來自光天，也有曆史學家則懷疑他已經染上了抽鴉片的嗜好。這些曆史學家所忽略的是下麵這樣的瑣事：萬曆既已免去了自己參加典禮的麻煩，卻在用一些更為無聊的方法在消磨時光。每當天氣晴和，他一高興，就和宦官們擲銀為戲。他自己做莊家，宦官把銀葉投向地上畫出的方形或圓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償還，不中者即被沒收。這種細碎的事情表現了一個喜歡活動的人物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作出積極的創造。皇帝的這種苦悶乃是曆史的悲劇。
難道說守成之君就無法改造這些凝固了的製度、改造皇帝的職權進而改造他的帝國？似乎也不盡然。在萬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經試圖這樣做過。兩人之間相隔約有半個世紀，正德的所作所為，對萬曆自然不是沒有影響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時候還不滿14歲。他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象力。這樣的人作為守成之君，可謂命運的錯誤安排。正德沒有對傳統屈服，他有他自己尋歡作樂的辦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為臣僚的批評所動搖。與書呆子作對，也許正是他引以自娛的辦法。
正德登極未逾兩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宮廷內部清規峻律的限製。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於皇城中空曠之處，中有精舍、獵房及俱樂部。從此，他就在宦官、倡優、喇嘛以及異域術上的包圍之中。如果興之所至，他也偶然臨朝或出席經筵，但更多的興趣則在於遊獵。有一次，他親自訓練老虎，為虎所傷，幸賴親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於難。
江彬之見信於正德，也在於他的大膽和機警。他身上有箭痕h處，其中有一處穿過麵頰直到耳根。1512年，經過皇帝的麵試，他就受到寵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離。過去正德已經在皇城裏練兵，自從得到了江彬這樣英勇的軍官作為侍從，操練就更形頻繁與正規化。士兵們被分成兩營，皇帝自率領宦官組成的士兵為一營，江彬率領從邊鎮中精選的將士另為一營。部隊的服裝也與眾不同，鮮明的錯甲上係以黃色的圍巾，遮陽帽上插天鵝的翎毛，這些都增加了士兵們威武颯爽的氣概。
正德皇帝整天忙於練兵，夜間則在豹房和各式各樣的人物玩樂。對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衝突，他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在他看來，這種爭端是無可避免的，更何況處理這些事情並不是他的專長。
最富有冒險性的事跡發生在1517年。當時勒較小王子伯顏猛可屢屢犯邊，這一年又率領五萬騎兵入寇，圍困了本朝一營官兵。皇帝準備禦駕親征，借此體會戰爭的實況，並且檢驗幾年來練兵的成效。文官們對這一驚人之舉竭力阻撓，首先是一個視察長城的禦史不讓他出關。這樣的事情很容易解決，他隨即下令解除這個禦史的職務而代之以一個宦官。他出關之後采取了同樣的辦法，即不讓任何文官出關。前後四個月，北京的臣僚幾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聯絡。送信的專使送去極多的奏本，但隻帶回極少的禦批。
還有一個文壇健將汪道昆，湊巧也是張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筆由他經手的邊防公款，經監察官查核認為賬目中有不實之處；而汪提供的報銷，卻用華麗動人的散文寫成。張居正對此事極感不滿，他鐵麵無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蘭當路，不得不鋤"。汪侍郎雖有芝蘭之美，然而卻開放在眾人行經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員工張居正也不得不把這名花異卉一鋤所去。這封信剛剛寫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張居正開罪於文人有如上述二例。這也表現他雖為首輔，卻沒有認清文官集團還有另一種雙重性格。在他執政的時代，在名義上說，文官還是人民的公仆，實際上則已包羅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為權力的源泉，也是這一大帝國的實際主人。張居正按照過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團當作行政工具，對其中最率眾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於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機四伏之際，他才發現了這一點，並且引用怫家經義，作為自己精神上的解脫，說是："如火火聚，得清涼門。''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靜的感覺，則他雖尚在人間身居首輔，卻已經把自己當作烈士看待了。
申時行沒有做烈土的決心。他坐在前任的書案之後，認為張居正當年如能避免各種錯誤，他就沒有自我犧牲的必要。申時行記得清楚：在萬曆初年大家對張居正還心存欽慕，他們沒有責成這個首輔舍棄舊章，創造一個新的行政係統。他們心目中的大政治家，應當以個人的聲望來調和各種極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確而堅定的態度處理公務；但這標準隻能維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態的發展逾於限度之外，則就要用想道來原諒各人的過失。首輔的最大貢獻，則在於使各種人才都能在政府中發揮長處。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對他們起感化和領導的作用，即為申時行所稱的"誠意"。
除非把全部文官罷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組織和不同的原則，身為首輔的人隻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們的共同意誌辦事。申時行沒有忽略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仆，實係主人；有限則有陰。他必須恰如其分地處理此中矛盾。時勢要求申時行充當和事佬，他就擔任這樣角色，至於別人的評論如"首尾兩端"之類，就隻能付諸一笑。
申時行下決心當和事佬，固有以上的理論及經驗作背景，但也與個人利害有關。
他在初任首輔的兩年內，曾一再感到風雨飄搖。當日見被目為張居正的私人，都要費一番心力，為自己洗刷。申時行固然有忠厚長者的聲名，但是他與張的密切關係，也早為人所共知。縱是他是當今皇上老師，亦於事無補。這時候萬曆皇帝年已19歲左右，嘴唇上和頷下已長出了稀疏的短須，伊然一個成年人了。他聲稱過去被人愚弄，今後當徹底地獨立自主。皇上要振作，當然是好事；然則他的動機卻出於疑忌。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職務上的危險性。申時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個首輔中，隻有李春芳和張四維可謂能全始終，其他翟鑾、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和張居正6人，或遭軟禁，或受刑事處分，或死後仍被追究。表麵看來，所有處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實所有案件，無一不產生於文官集團中的矛盾。首輔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或是個性太強而引起嫉妒和仇視。技術上的爭端，一經發展，就可以升級擴大而成道德問題，勝利者及失敗者也就相應地被認為至善或極惡。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申時行似乎感覺到有一個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腦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緊。反對他的以年輕的京官居多，隻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完全摸清皇帝對申先生的真實態度，一時不敢造次，但是攻擊已經逐漸展開。他們首先質問：張居正的四個兒子，三個得中進士，其中兩個人翰林院，申時行當日為會試時主試官之一，難道和他沒有關係？這一質問沒有動搖申時行的地位，他們接著又建議，今後大學士的兒子一律不得參加會試，這矛頭顯然是針對申時行的長子申用撤。再接著他們又彈劾吏部尚書楊巍，說他用人辦事都逢迎內閣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輔專權跋扈。這兩次攻擊依然無效，但是他們參劾禮部尚書徐學漠卻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職。參劾者表麵上的理由是他在選擇皇帝陵墓的地址時，沒有廣泛地聽取港輿專家的意見，以致沒有選到一個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學漠已被視為張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兒嫁給了申時行的次子申用嘉。
這種攻擊是經過深思熟慮，按照預定步驟進行的。整個方式可以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富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局部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在程序上講，發展中的步伐則須前後銜接，第一步沒有收到效果之前決不輕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場交鋒的人物起先總是無名小卒，直到時機成熟才有大將出馬。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裏的人物，都已看透，他們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大風暴的來臨。
而對著這布置周詳的攻擊，申時行險些垮台；再加以高啟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懸崖邊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頂住了這種攻擊。在這危機中搖而不墜，以後重又站穩了腳跟。這是申時行生活史上的一大勝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趨鞏固。
高啟愚出身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國子監祭酒，相當於國立大學校長。由於申時行的推薦，他以禮都右侍郎的身份充任皇帝的經筵講官。按照過去成例，他之被任為大學士已是指日間事。和申時行一樣，他還很可能為來日之首輔。隻是高啟愚命運乖違，正在官運亨通之際，忽然被人檢舉。幾年之前他主持應天府鄉試所出試題"舜亦以命禹"，這時被認為宣揚撣讓，即是恭維張居正有神禹疏鑿之功；在有德者則君臨天下的前提內，這也就是向張勸進。這一攻擊既陰險又毒辣，因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擊者預料，高啟愚為申時行提拔，在這嚴重罪狀麵前，申必然要出麵為高辯護，於是就可以）順水推舟地搞垮申時行。
果然計出如神，案件一發動，申時行出而為高啟愚辯護。攻擊者按照原定部署參劾申時行，又如預料申被參離職家居待勘，二輔許國代理閣務。許國又為申時行辯護，過幾天也被參劾，也同樣在家聽候處理。
隻是攻擊者沒有預料的，乃是這一場大風浪，使萬曆皇帝作了長時間上的考慮。他把種種跡象聯係起來，逐漸明白了這些檢舉參劾的真實用意。何以這群"保皇黨"當初在高啟愚出題勸進的時候一言不發，今日張居正已經倒台則又振振有辭？可見他們也另有其"陰"。他們好幾個組織者都是三輔王錫爵主持會試的門生，如果搞垮申時行和許國，即可以擁護王錫爵擔任首輔。事不湊巧，王錫爵責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靜，他不接受這樣的擁戴，反而向萬曆皇帝上書稱讚首輔申時行"泊然處中，重國體，惜人才"。
於是聖意乃決，申時行和許國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兩位閣老家裏央請他們出來視事。攻擊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像。但是為了保持文官間的平衡，也為了繼續鼓勵監察官盡忠報國，對攻擊首輔的人也不便過重處罰。直到數月之後風波平息，萬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級，首先參劾高啟愚的禦史，也調到外省；至於高啟愚為生事之端，即便從輕處理，也不能認為全無過失，可以令之置身事外，乃以"出題謬妄"的罪名，被頒奪文官身份和以前恩賜的祖先浩命。
張居正一案的餘波，到此才完全結束。故太師的頭銜既然被俄家產也已沒收，兒子進士翰林的名稱又經一筆勾銷，今後即再暴露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動，自此朝廷內的文官還要互相攻擊，則必須另找新的題目來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張居正的驕奢無道或者窺竊神器上大加發揮了。
等到這一案完全結束之後，申時行才有機會平心靜氣地研究事情的真象。在所有反對他的人中，真正關心張居正的兒子如何進入翰林院以及皇帝陵墓風水好壞的恐怕很少，甚至借這個題目可以擁戴首輔以便自己升官的也不能太多。應當注意的仍是張居正本身是一個令人感情激動的題目。隻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立刻引起很多人氣憤，因此反對者不一定要費很大的氣力，即可以利用各文官間對故太師的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人，如侍郎表講官高啟愚、利部尚書徐學漠和他申時行自己。
為什麽張居正這樣令人痛恨？原因在於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並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這些官員之間關係複雜，各有他們的後合老板以及提拔的後進。他們又無一不有千絲萬縷的家族與社會關係，因之得罪了一個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國。這正如他同年王世貞所說，張居正一套偏激的辦、法，是和全國的讀書人作對。
張居正又錯誤地使用了懈複這一動物。監察官是征集輿論、平衡陰陽、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鋪張先生卻用它來推動自己的政策。禦史和繪事中隻檢舉對他不利的人物，不糾察他的行政，這種情況使他們與特務警察無異。因之張居正雖沒有獨裁者的權位，卻有了獨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執政之日有這種普遍被壓抑的恐懼和怨恨，以後的反張運動就不會引起這麽多的同情，動員這麽多的力量，產生這麽多的枝節。
1585年，萬曆皇帝決心將張居正一案作為曆史看待。申時行也決心防止這樣的政治波瀾再來掀動本朝的上下機構，他呈請皇帝停止張居正所製定的考成法。為了有效地管製全國各府縣，這一考成法規定各科給事中按年月記載各地方官的政績，其標準為欠稅是否能夠追繳，盜匪是否能夠擒獲。官員前案未結，就不許升遷離職，甚至有些已經退休或正在養病的官員還要被傳詢答複問題。現任首輔申時行認為這種方法有欠公允。因為稅收能否如額征足，有其多方麵的原因，而不完全決定於縣令府尹的能力和辦事精神；匪盜就擒或漏網，更多出於偶然的機會，如果上官不顧困難，一味逼迫下屬，下屬又逼迫兵丁捕快，就會促成許多嫌疑犯屈打成招，這也不是清明寬厚的本朝所宜有。萬曆聽罷首肯。這樣，張居正時代惟一有組織性的條例也就此撤銷。
為了表示胸襟開闊，申時行對參劾過自己的官員概不追究，甚至還建議其中的幾位官員晉級。另一件出人意外之事則是他替鄒元標說好話。這一位鄰元標，除了上書觸怒聖顏之外，還幫助反對申時行的一派逐走了他的兒女親家徐學漠。萬曆本來想重辦鄒元標，申時行出來討價還價，終於使鄒沒有受到廷杖，僅以除籍了事，而在鄒元標離職以後，申時行還在設法使他能第二次被召複職。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宣揚他作為大政治家的誠意。京察每六年舉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將被考核。各地巡撫由於帶有都察院禦史的頭銜，所以也同於京官在考核之列。與他前任1581年的原則相反，申時行力主人事上的穩定。隨即消息傳來，政府讓大小官員各安其位。於是眾心欣慰。京察的結果，凡由進士出身的職官隻有33人降級或罷免，而且這33人，沒有一個出於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這些傳統上最富敏感的機關。這種想道穩定了文官集團的情緒，也穩定了首輔自己的地位，他被眾口交譽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風。
他和萬曆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好，概言之，即已經由協調進而為親密。冊封萬曆的寵妃鄭氏為皇貴妃時，他被委為正使之一。申時行又奉派為總攬大峪山今上陵寢的建築工程，並已到施工之處巡視多次，一次在嚴寒，一次在酷暑。1587年，他報告一切進行都很順利。萬曆龍顏大悅，特賞首輔申先生織有雙喜字的錦緞一匹，讓他製成新衣，以供閱陵時服用。
在皇帝的心目中既已取得了很高的信用，申先生又能以他高超的勸說能力，委婉地請求今上放棄他禁中內操，即在皇城中訓練以宦官編成的軍隊，並同意不再隨便出城巡閱，管束職掌特務的宦官張鯨。這些事情，如果不是申時行采用恰當的方式調停，很可能造成皇帝與百官間的衝突。因為在這些地方文官們有他們堅定強硬的看法，要是他們一定要以道德的名義在禦前海諫，言語衝突之餘，萬曆一動反感，很可能導致一意孤行。申閣老防患於未然，確已盡到從中調濟的職責。
反對申時行的則仍稱他為妥協，一味隻顧目前適用，放棄原則。申時行當然有他的辦法答辯。他表示，要是不恢複百官間的彼此信賴，怎麽可以使他們大有作為，為皇上推行開明的政治？
管理我們這樣一個大帝國，在許多問題上一定是要生間隙的。張居正以整飭紀律自居，而實際上他是強迫要求各人保證不生牌隙。申時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勵城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動地各盡其能地補救夠隙。申時行的立論並非沒有理由，但是從他四年內在文淵閣執政的紀錄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為微小。
推廣誠意的方式是經常不斷地舉行禮儀，講解"四書"和其他經史，然而最近以來，申時行已經不能勸說萬曆皇帝出席他應該主持的禮儀，經筵也久被擱置。申先生內心明白，經過張居正事件之後，皇帝對各種告汗、爭論和答辯已經不感興趣，他對一切都取懷疑的態度。因為他從小束發受教，就聽說"王者無戲言"，天子應對一切事物認真，更要在一句一語之間，相信親信人的話。而現在看來，每個人都是說管說，做管做，兩不相幹，這又何怪乎他懷疑一切？他之所謂"訕君賣直"，就表示他已經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陰陽。他對廷臣要求他為堯舜之君的說法不加反對，因為這是"四書"中的準則，又是祖先的訓示，不容置辯。可是以他的聰明敏感，誰又能夠保證他在內心深處，沒有把這種要求當成臣下為他設置的羈絆？
皇帝放棄誠意，使申時行至為不安。然而他沒有更好的辦法，隻好自己堅持信心，靜待時機的好轉。可是無情的時光，究竟還有多少讓申時行來安排和等待呢？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的秋天，他作為首輔已四年有半，今後還有四年，他仍為文淵閣的首長。在他不知不覺的用盡了命運為他安排作首輔的全段時間，那麽太傅兼太子太師左柱國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即想在文淵閣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為時勢所容許的了。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地陷於一個"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於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的每況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複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一去而不複返了。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曆皇帝在曆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子。其動機是出於一種報複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康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抱代替是長子常洛為太子。這一願望不能實現，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為之慢鬱寡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後，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於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聖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
皇帝決心以頑強的意誌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臣僚不讓他立常河為太子，他也不正常治為太子，甚至不讓常洛舉行冠利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員就讀。像這樣雙方堅持達10年之久。
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著仇恨的。皇長子被封為太子，皇三子被封為福工到河南之國，從此皇帝的心靈上就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撩也再沒有機會能使他按照他們的意誌執行他的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這樣又20年。
各種法定的禮儀在照常舉行，但是皇帝已經不再出席。高級的職位出缺，他寧可讓它空著而不派人遞補，使那些文官們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遷到最上層的希望。臣僚們抗議的奏章不斷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辯。因為他知道，隻要在麥本上一加未批，不論是激烈的駁斥還是冷靜的辯說，這些朱批和原來的奏折都要送到給事中的辦公室裏傳抄公布，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議者的下懷，使他們達到了沽名買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氣度。最合適的辦法就是把這些可惡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宮內不加批示。
於是有良心的官員覺得無法執行他們的任務，隻好提出辭呈。萬曆以同樣的態度對付這些辭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準離職。有的官員在盛怒之餘徑自掛冠而去，吏部建議對他們追捕而加以究問，萬曆同樣還是置之不理。到他臨朝的後期，一個文官自動離職就意味著一個名位已被廢革，因為不再有人補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讀詩書，知道經典史籍讚成臣下向無道之君造反。但這無道必須到達維、紂的程度，即以極端的殘暴加之於臣僚和百姓。現在的萬曆皇帝卻並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章。也就是說，他的消極怠工，放棄自己的職責，是有所選擇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無為而治"的宗旨。對於這種情況，臣僚們是找不到任何經典中的訓示來造反的。所以，不滿甚至憤激的情緒盡管不斷滋長，卻始終沒有發展成為"誅獨夫"或者"清君側"的內戰。
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製程序。每到屬牛、龍、羊、狗之年，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簽的方法來決定。交部把候補人員的名單全部開列，一個官員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級以外，他將要出任什麽官職，決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於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簽。對於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準，大多數情況下則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作朱批。
在徹字據年之後，萬曆皇帝平靜地離開了人間。他被安葬在他親自參與設計的定陵裏，安放在孝端皇後和孝靖皇後即恭妃王氏的相諒之間。他所寵愛的貴妃鄭氏比他多活了10年。由於她被認定是國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這10年，她住在紫禁城裏一座寂寞的冷宮中，和她的愛子福王永遠旺離。福王本人也是一個禍患，據說萬曆生前贈給他的莊田共達400萬畝。由於成為眾人怨望之所集，也沒有人敢為他作任何辯解，說這個數字已經被極度地誇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銀每年未逾20000兩。
奇怪的問題是，皇位的繼承問題早已解決，萬曆皇帝又龍馭上賓，而關於當年延擱立嗣的責任之爭，反較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更加嚴重。每當提及往事，就有許多廷臣被卷入，而且舌戰之後繼以筆戰。這時朝廷中的文臣已經分裂為若幹派別，彼此間無數的舊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爭論則常常肇始於微不足道的釁隙。萬曆皇帝幾十年的統治，至此已經造成了文官集團中不可收拾的損傷。
皇帝是一國之主，他應當盡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團的平衡。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辭勞瘁以此還需要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幹。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於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這兩項目標的出發點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概言之，不出於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而萬曆皇帝的所作所為，正與此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的做法等於革除了最高名位。他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酬報，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再者，他又把倫理道德看做虛偽的裝飾，自然就不在這方麵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為天經地義的文官，至此也覺得他們的一片丹心已經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
表麵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衝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在萬曆皇帝禦字的48年中，特別到了後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複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麵。此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汙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我們這樣龐大而曆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幹年月。
這種氣氛，不消說令人悲觀。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後被稱為東林黨的人，發憤要力挽狂瀾。他們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領導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寶座之外建樹。他們從小熟讀《四書》和朱高的注釋，確認一個有教養的君子決無消極退讓和放棄職責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強不息的奮鬥。這些以君子自詡的人物，不論在朝在野，總是標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們不合的為小人。其後，這一派中的若幹人被任命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員，職司百官的考察和彈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們大刀闊斧地斥退他們心目中認為萎靡不振的官員。
這種重振道德的運動，其標榜的宗旨固然極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預料之內。皇帝也是人而並非神，即使他的意誌被稱為"聖旨"，也並不是他的判斷真正高於常人。他的高於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傳統所賦予，超過理智的範圍，帶有宗教性的色彩，這才使成為他的決斷人間最大的權威。如果官員們承認他的決斷確乎出於他自己而非出於佞幸的操縱，那麽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絕對服從。東林黨當然不能具備這樣的絕對權威，更何況當日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作為一個整體，已經喪失了評定善惡的標準，僅憑這幾十個自詡為品德優秀的官員，反倒能訂出一個大家所承認的標準？這幾十個官員盡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種能為別人所承認的道德倫理，結果卻事與願違。反對他們的，也同樣地使用了他們治人之道，即用道德倫理的名義組織他們的集團以資對抗。
萬曆的去世，失去了最後的緩衝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團體至此公開地互相責難。一連串的問題被提出來了：當初先皇對繼承人的問題猶豫不決，在中樞任要職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錫爵身為首輔，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並封的主張，即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詢、皇五子常治同時不分高下地並封為王，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們缺乏骨氣而作遷就，先皇何至把"國本"問題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後果難於收拾？據說鄭貴妃還有謀害皇長子的陰謀，何以不作徹底的調查追究？這些問題，沒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參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則帶有強烈的煽動性。提出問題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尋根究底的決心，而隻是利用這些問題作為控訴的口實，把食指指向反對者的鼻子，借此在黨爭中取得主動。
本朝的製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製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禦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隻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要是官員們口誦經典中的詞句，稱自己為君子，別人為小人，在道德的掩蓋下奪利爭權，這就是把原則整個顛倒了。這種做法會導致文官集團的渙散，進而導致我們的帝國無法治理。這不必等到1620年萬曆的靈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時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時行說的"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已經把這個道理說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當日的申時行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影響輿論，此後的影響則更為微弱。皇位的繼承問題發生在他擔任首輔的時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這緊張的幾個年頭之內偏偏碰上了這樣一個軟弱無能的人做了文淵閣的首腦。
1591年申時行被迫去職的時候，輿論對他已經喪失了同情。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這一年之初，皇長子常洛隻有足歲七歲半，但按中國傳統的計算方法，他已經9歲。這時他還沒有出閣講學，給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擔心他長大以後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閣講學，他又必須具有太子的名義，否則就是名不正言不順。問題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體向文淵閣的四個大學士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運用自己的聲望，促使萬曆冊立常治為太子。於是，以由時行為首的四個大學士向皇帝提出了辭呈，理由是他們無法向百官交代。對皇帝當然也不能接受他們的辭呈，因為他們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這個首當其衝的職位。
於是皇帝宣布，他無意於廢長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挾。他說，如果一年之內廷臣不再以立儲一事打擾他，他可以在15年立常治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糾纏，立儲就要延後。在這一妥協的條件下，各位大學土才回到文淵閣繼續辦公。
在這一年裏，群臣遵照萬曆的意見不再以立儲相催促，但卻都感到了氣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懷疑申時行已經為皇帝所利誘，而在運用他的聲望引導京官，使他們擁護常詢。1591年春天，萬曆打算授予申時行以太師，這是文官的最高職銜，即使是張居正，也隻是在臨死前才得到了這樣的榮譽。申時行堅決辭謝，萬曆又提議賜給申時行以伯爵的俸祿，這也是沒有前例的。申時行又一次極其惶恐地聲稱他沒有功德可以接受這樣的恩賜。以上的提議雖然都沒有成為事實，但是已經使申時行感到窘迫。這種特殊的寵信使別人因羨生妒，給他執行皇帝和百官的聯絡職務增添了困難。申時行縱然以長厚著稱，但官員們決不會願意這個位極人臣的首輔再立下擁立太子的新功。就在這時候，他又成為輿論攻擊的對象。那一年的陽曆9月，福建企事李館參劾首輔，說申時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寢工程出了問題，按照他的情報，地基內已有水湧出。這位遠在數千裏外的地方官，冒著丟掉前程的危險來參劾首輔，其目的不外乎公開警告申時行：你雖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團仍然有足夠的力量動搖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對全體文官負責的話。這位上書言事的官員在事後被革職為民，但在文官們看來，這種犧牲決不會是沒有意義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聲，而他的計算如果正確，他回複職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陽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員因為皇帝允諾的冊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儲大典的各項開銷理應由他負責籌備，他就編造預算，呈請皇帝批準。皇帝的未批使全體文官為之瞠目咋舌。未批說，他早已聲明不難臣下在一年之內催促他立儲，這個工部官員借編造預算為名而行催促之實，這就是違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須按照聲明中所說的那樣，把立儲延後。這種故意的節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憂慮，太君如此缺乏誠意，他將用什麽來維持威信，統治國家？於是他們聯名奏請皇帝收回這一朱批，並希望他親口許諾的明春立儲一事能付諸實現。因為申時行正在病中，內閣大學士的聯名呈請，由二輔許國執筆。但這份奏章仍然由申時行領銜。
這一大規模的抗議使龍心赫然震怒。申時行獲知皇帝的反應，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說明內閣的聯名奏章雖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卻並未與聞。被孤立的皇帝親自在朱批中感謝申先生對他的忠愛之忱。事情本來可以在這裏結束，因為大學土的揭帖係秘密文書，經過禦覽以後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這一揭帖偏偏為許國所截獲，他就毫不客氣地送交給事中辦公室抄錄公布。申時行立刻向給事中索回原件不準公布，但其內容已經在文官中傳遍，而且這種索取已發科抄寫的文件也屬違背成憲。
這樣重大的事件逼得當時值目的繪事中參劾申時行，參劾的措辭還十分嚴厲，說他"遁其辭以賣友，秘其語以誤君。陽附群眾清立之議，明綴其事以為內交之計"，"陛下尚寬而不誅，高廟神靈必陰硬之''。這意思說，申時行是一個十足的兩麵派和賣友誤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處罰，洪武皇帝的神靈也會對他加以珠戮的。
萬曆皇帝開始並沒有體會事情的嚴重性。他降旨勒令這個給事中降級調往外省，並命令申時行照常供職。申時行準備遵旨回到內閣，然而文官們的情緒已經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個接著一個遞上了參劾申時行的本章。很明顯，申時行無法抵禦這些道德上的控訴，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以盡，再也無法取得同燎的信任。這種局勢一經明朗，他除了辭職以外，別無他途可供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皇帝的慰留也無濟於事。要是再戀棧不去，他就必然成為張居正第二。
在聽任申先生離職之前，皇帝不能沒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權威。那個發難參劾申時行的給事中由降級外調而加重為革職為民。這是因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揚，而要皇帝收回處罰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裏，雖然無法挽留群臣所不齒的大官，卻必須表示有能力斥退他們所欣賞的小官。其次輪到了二輔許國。多年來他和申時行在表麵上似乎同心協力，這一事件暴露了他對申時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開申時行的秘密揭帖，說明了他的秉性並非忠厚，這種人自也不應在禦前擔任要職。由此，許國也被參劾，皇帝批準他"回籍調養"。兩天以後，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辭呈。
在這一場悲劇性的衝突之中，沒有人取得勝利。立儲一事竟惹起了如許風波，使兩個大學土相繼離職。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萬曆也很清楚，無論他多麽寵愛鄭貴妃和常詢，這廢長立幼一舉決不會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開堅持自己的主張，最後勢必引起大規模的流血，這是與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違背的，而且流血之後也未必就能如願以償。基於雙方的這種考慮，就形成了暫時的僵持局麵。
在處理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曆犯了很多錯誤。他的第一步是冊封鄭氏為皇貴妃，位於皇後之下而在其他妃嬪之上。子以母貴，常詢超越常格而立為皇儲，就可以順理成章。然而在絕大部分文臣看來，這是以幼苗長，自然不合於倫常之道。
萬曆本人也同樣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開自己的意圖，他隻能找出種種借口來拖延。第一個借口是常洛年紀太小，經不起各種典禮的折磨，第二個借口就是上麵所說的立儲大計屬於皇帝的職權，不容許任何人加以幹擾逼迫。在和廷臣往來爭辯之際，他又突然別作心裁，同日冊封三個兒子為王而不冊封太子。臣僚們不接受這個辦法，他又找出了第三個借口，即皇後年紀尚輕，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後生下兒子，那就是當然的太子而用不著任何爭議了。這種種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沒有氣魄，因而官員們的抗議也決不會就此偃旗息鼓。
這種僵持的局麵，應該看做本章一開始所說的"憲法危機"。因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於法律。法律的問題始終沒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廢長立幼，他並不是找不到理論上的依據。假如我們的帝國真正能夠實行法治，而繼承皇位這個問題又由一個具有獨立性的法庭來作出判決，那麽皇帝委托律師根據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來作辯護，他是很有勝訴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並不天生即具有繼承大統的權利，他的幾個弟弟也同樣沒有這種權利。因為皇帝的兒子在被冊封以前統統沒有名義，否則就用不著特別舉行封太子或封王的規定了。第二，立長而不立幼，隻是傳統的習慣而不是強製性的法規，這在永樂登極之後更為明顯。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側"的名義，從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奪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慮他的二哥和三哥兩房的優先繼承權。所以在20之後還要堅持繼承皇位必須按出生次序，就等於否定了永樂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據太祖供武皇帝的規定，嫡子有繼承皇位的優先權，可見皇子的地位決定於其母親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屬次要。常洛之母為恭妃，常詢之母則為是貴妃，前述子以母貴的原則在祖訓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萬曆非立常詢不可，他還可以廢去孝端皇後而立鄭氏，使常詢成為名正言順的嫡子。在本朝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廢後之舉而並未因此發生政治波瀾。
為什麽萬曆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例如堅決地公開宣布他的主張，而且一口咬定計屬於他的權力範圍，不容旁人置晚而且進一步以意圖不能實現即自動退位作為威脅，這都已經無法找到答案了。也許有一條理由可以作為解釋，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書"中的倫理作為主宰。皇帝和全國臣民都懂得父親對兒子不能偏愛，哥哥對弟弟負有教導及愛護的義務，男人不能因為寵愛女人而改變長幼之序。正因為這些原則為天下人所普遍承認，我們的帝國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綱領，才可以上下一心，臻於長治久安。如果僅僅憑法律的條文作為治國的依據，則我們立國的根本就成了問題，一千多個縣令也很難以父母官的身分領導他治下成千成萬的庶民。所以，萬曆要棄長立幼的企圖，縱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遷就之處，但在堅持傳統觀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卻早已不直於鋼常倫理。臣僚們從來沒有聽說法律的施用可以與聖賢的教導相違，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在這樣強大的道德和輿論的壓力之下，他在公開場合不得不發表違心之論，否認他有棄長立幼的企圖。
心裏的願望難於實現而且無法明言，同時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從此他就成了一個孤獨的君主。他很想把內閣大學士拉到自己這一方麵來，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與願違，曆屆的首輔都以群臣的發言人自居，不斷地催促皇帝按長助之序冊立常在為太子。催促無效，首輔隻能引咎自責，桂冠而去。這樣一來，做皇帝的不得不應付幾個個性完全不同的首輔，應付幾種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來的理由就前後不能一致，從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覺到他確實缺乏誠意。
雖然形勢對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棄他的願望。臣僚們紛紛猜測，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鄭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還是他想用拖延的辦法，等待皇後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後的健康情況據說極有問題，如果一旦不諱，皇貴妃鄭氏遞補而為皇後，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據加以反對。但是孝端皇後偏偏不肯合作，她帶病延年，僅僅比皇帝早死4個月。而這時由於眾意難違，萬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為太子已經20年了。
分析上述問題，還有一個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萬曆登極以後，雖然坐在他祖先坐過的寶座之上，但他的職責和權限已經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維為絕對的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範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絕對的抑製。這前後不同之處盡管在形式上含蓄，實質上卻毫不含糊。原因是開國之君主創建了本朝，同時也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製度，而今天的文官卻早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隻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製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爭端中不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係，已經由萬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樣。弘治皇帝愈是謙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布，文臣們就愈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這樣的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征。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斥他個人的意誌。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製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製於廷臣。萬曆皇帝以他的聰明接觸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詢的計劃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懶，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采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1587年以後的內外形勢並不平靜，楊應龍在西南叛變，脖拜在寧夏造反，日本的關白豐臣秀吉侵占朝鮮，東北的努爾哈赤在白山黑水間發難，但內外兵事都沒有像建儲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這麽多的紛紛擾擾。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所最關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官車宴駕，誰將繼他登上寶座。即使在常洛封為太子、常詢去河南之國之後，事情仍然沒有結束。那位掩袖工讒的鄭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誰敢擔保情況不起變化？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陳詞，請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來，美人就是引誘人做壞事的一種因素。跟著就是謠言蜂起。有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官鬧中已產生了各種陰謀。有人說，在宮中發現了木刻的偶像。人們普遍相信，如果一個精於巫術的人每過七天給這個偶像插上一根針，偶像所摹擬的人就會病入骨髓，百藥罔效。難道貴妃鄭氏真想用這種方法置常洛於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據說還發現了皇帝和皇後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氣氛中，又出現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個大學土沈鯉，在文淵閣的大門旁邊豎立了一塊木板，上麵寫著十項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時候，他就站在牌前低聲誦讀，念念有詞。不久，宮中就傳遍了沈閣老的謠言，據說他在一塊寫有怪字的木牌前麵施法詛咒。皇帝十分驚奇，叫人把木牌取來過目，看過之後隨即斥責宦官胡說八道，無事生非。
有些謠言還記錄於史書。比如說恭妃王氏是一個年長的女人，在和萬曆邂逅相遇的時候就已經消失了青春。此後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繼續得到皇帝的寵愛。另外一個故事則說是萬曆病重，自度即將不起，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腦袋下，臉上的淚痕未幹，而貴妃鄭氏則無影無蹤。還有一個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聖太後。她反對皇帝棄長立幼的企圖，為此和他作了一次專門的談話：
皇太後："如果你真要這樣做，你將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這容易。我隻要說他是一個宮女的兒子就可以了。"
皇太後："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個宮女的兒子！"
這些捕風捉影的故事在當日不僅日耳相傳，而且刊諸棗梨，印成書籍。關於王氏和萬曆相遇時的年齡問題，在4個多世紀以後定陵的發掘中才得到澄清胭為墓誌上清楚地記載著她的出生年月，據此，她和萬曆相遇的那一年剛剛16歲，萬曆則是18歲。
木板印刷的發達不僅使這些書籍大為流行，而且還使一些不署名的傳單和署假名的小冊子不斷出現。這些傳單和小冊子增加了北京城內的緊張氣氛，使每一個人都程度不同地卷進了這個繼承大統的漩渦裏。有一張傳單，即所謂"妖書"，竟公然聲稱太子不久就要被廢，福王將奉召回京正位東宮，並且指出這一陰謀的參預者及其全部計劃。皇帝命令東廠錦衣衛嚴密偵緝妖書的作者，致使整個京城為之震動，不僅名列書中的人驚恐萬狀，其他無關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對文官集團而言，常洛和常詢的爭執，不過是把他們早已存在的衝突更加帶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沒有鄭貴妃，也沒有東林黨，文官集團中的彼此隔閡和對立，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要探究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創建之初。
曆史學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詩書作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過了以往的朝代。這在開國之初有其客觀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儉樸，要求文官成為人民的公仆。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心裏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兩者的距離還不致相差過遠，充其量也不足以成為立政上的障礙。
當張居正出任首輔的時候，本朝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曆史。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很多問題，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解決，但事實上無法辦到，隻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這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財政的安排。在開國之初，政府厘定各種製度，其依據的原則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從這種觀念出發而組成的文官集團，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在中央控製下既沒有重點，也沒有彈性，更談不上具有隨著形勢發展而作調整的能力。各種技術力量，諸如交通通訊、分析統計、調查研究、控製金融、發展生產等等則更為缺乏。一個必然的後果，即政府對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
財政上死板、混亂與缺乏控製，給予官員的俸祿又微薄到不合實際，因此相員們要求取得額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麵說過的地方官的"常例''堤一種普遍的不成文製度。亦在規定的稅額以外抽取附加稅：征收白銀，每兩附加幾分幾厘，稱為"火耗"；征收實物，也要加征幾匹幾鬥，稱為"耗米"、"樣絹"。除此之外，一個地方官例如縣令，其家中的生活費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饋送上司的禮物，也都在地方上攤派。對這種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聽之任之而又不公開承認。在各地區之間，這種收入則漫無標準，因為一個富裕的縣分，稅收上稍加幾分，縣令就可以宦囊充裕，而一個貧窮的縣分要征收同樣的數字，則已是極為暴虐的苛政了。這些情形使得所謂操守變成毫無實際意義。
更難於判斷的是京官的操守。他們沒有征收常例的機會，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禮儀為名所贈送的津貼。銀兩源源不斷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為數更多，這就無怪乎那位獨立特行的海瑞要稱這種年頭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貼，還哪裏談得上一切秉公辦理呢？
財政上的情況既是如此，在文官體製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難的是各級地方官都沒有實際力量足以應付環境的變化。他們沒有完全駕馭下級的能力，因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級也擁有財政權；人事權則集中於北京，對下級的升降獎罰上級隻能建議而無法直接處理。
體製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曆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粹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後殺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顧況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製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於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家。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種局麵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麵，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麵，體製上又存在那麽多的斡隙，給這些人以那麽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以張居正的精明幹練，他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十年首輔生涯，僅僅剛把問題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辦法使文官們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後的被清算。申時行不得不把目標降低。他所說的"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就表現了他調和這陰陽兩極的方針。他無意於鼓勵不法，但也不能對操守過於認真。1587年京察之放寬尺度就是這種宗旨的具體說明。在他看來，嫂子已經掉進水裏，決不能再像平常一樣保持遠距離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標準，申時行也沒有能達到目的。有一些自命為體現正氣的年少新進，堅持"四書"中所教導的倫理觀念，對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其中有一個顧憲成，所提出的抨擊尤為尖銳。他和他的誌同道合者決心要檢舉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員，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時行所苦心縫補的破綻。申時行的對付辦法就是把他調往外省。
所以，在立儲問題還沒有對京官形成普遍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內部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了。張居正的強迫命令固然失敗，申時行的調和折衷也同樣沒有成功。在北京的兩千多名文官中間，存在著對倫理道德和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互相顧忌而又互相蔑視。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做發財致富的機會；有的人家境豐饒，用不著靠做官的收入維持生活，自然就不會同意和允許其他人這樣做。"四書''衝的原則，有的人僅僅視為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有些人卻一絲不苟，身體力行。另外有一些人格但於上述兩者之間；也有一些人由於人事的牽涉參與了對立的陣營。
文官之間的衝突，即使起因於抽象的原則，也並不能減輕情緒的激動。一個人可以把他旁邊的另一個人看成毫無人格，他的對方也同樣會認為他是在裝腔作勢地用聖賢之道掩飾他的無能。而眼前更為重要的是，立儲一事絕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關係到文官們榮辱生死的現實問題。因為，凡是皇帝的繼承權發生爭執並通過一場殘酷的衝突以後，勝利者登上皇帝的寶座.接著而來的就是指斥對方偽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無道；因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經過這一番左右輿論的工作，自己的勝利就不能名正言順。而他手下的擁戴者，也總是要請求新皇帝以各種凶狠的手段加之於他們的對方，才能順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敵則遺臭萬年，各有分曉。這種情形，在本朝的曆史上至少已經發生過兩次。
第三個登上皇位的永樂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奪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時候，他就大肆製造了洪武皇帝本來要傳位於他、建文皇帝隻是矯詔嗣位的說法。功成之後，他又大批殺戮了拒絕擁戴他的廷臣和他們的家屬。對嘴六代正統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戰的時候被對方俘虜。廷臣和皇太後商量之後，擁立他的異母弟登極，是為景泰皇帝，件使瓦利不能以當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為談判的要挾。最後瓦刺由於無利可圖，隻好把正統皇帝送回北京。一個國家不能同時存在兩個皇帝，於是正統被稱為太上皇，表麵上在南宮優遊歲月，實則乃係軟禁。7年之後，擁戴太上皇的奪門複辟成功，改稱天脫功成之後，擁立是泰的臣僚受到了殘酷的對待。被戮於西市的，就有功勞卓著的兵部尚書於謙。
1587年表麵上平靜無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經預感到如果皇儲問題得不到合理解決，曆史的慘痛教訓必然會在他們身上重演。今天無意中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將來都可以拿來當做犯罪的證據。就算他們謹慎小心，緘口不言，也可能日後被視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這樣的危險，有的人卻正好把這危險看成表現自己剛毅正直的大好機會。即使因此而犧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義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連三地遞上奏章以外，他們還刻印了富有煽動性的小冊子和傳單，鬧得北京城沸沸揚揚。
萬曆在他禦字的後期，已經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曆史的指責。他與臣僚不和，同時又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君主，這已成為定案。既然無意於做積極有為的君主，現實又無可逃遁，他隻能消極無為。然而由於他的聰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當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極，他仍然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性格。
身為天子的萬曆，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搖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折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製訂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理所當然地由他加以裁奪，但是他不能改造製度以避免衝突的發生，而且他裁奪的權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為他被臣下視為燕安怠情。各邊區的軍事問題必須奏報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統率兵將，在平日也沒有整頓軍備的可能。他很難跨出宮門一步，自然更談不上離開京城巡視各省。連這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居於九五之尊還有什麽趣味？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但是德行意味著什麽呢？張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輔及老師的控製下作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他要忍受各種禮儀的苦悶與單調，這也許是人們所能夠理解的。但幾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悶尚在無情的禮儀之外。皇位是一種社會製度，他采翊鈞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範，但是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分屬於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他之被拘束是無限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
在他的母親慈聖皇太後去世以後，禮部立即鄭重製定了喪儀，宣布全國居喪27日，臣民全部服喪，帽子上纏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披麻帶孝，不許穿著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紗帽的兩翅而代之以兩條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鳴鍾3萬響，晝夜不息。三日之內，四品以上的官員及其夫人分批整隊前去慈寧宮舉行禮儀上的號哭，號哭15次，全部人員的動作協調，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響曲。
人們看得很清楚，慈聖太後之被隆重追悼，並不是因為她個人引起了如此廣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過是一個形式上的代表，她的喪儀象征了全國臣民懷念慈母的養育之恩，也表現了他們對皇室的忠誠。不難想象這些官員和夫人在號哭完畢以後回到家裏，由於為這隆重的喪儀所感染，勢必要對長者更為孝敬，而全國的風俗乃能更為淳厚。然而萬曆皇帝卻早已喪失了這樣的信心。他已經把一切看透，儀式典禮隻會產生更多的儀式典禮，作為全國的表率，他又必須在每一種儀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現他的誠意。他在過去的生活裏付出的精力已經太多了，他已經不再有周旋應付的興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濕毒，敷藥未愈，行走不便作為理由，免除了自己應該在眾目瞪陵之下參加的繁文縟節。但這並不等於說皇帝有虧孝道，根據當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國教士記載，皇太後入殮時的一切細節，都出於萬曆的親手安排。
把傳統上規定的天子職責置之不顧，時日一久，萬曆懶惰之名大著。有的曆史學家認為他的惰性來自光天，也有曆史學家則懷疑他已經染上了抽鴉片的嗜好。這些曆史學家所忽略的是下麵這樣的瑣事：萬曆既已免去了自己參加典禮的麻煩，卻在用一些更為無聊的方法在消磨時光。每當天氣晴和，他一高興，就和宦官們擲銀為戲。他自己做莊家，宦官把銀葉投向地上畫出的方形或圓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償還，不中者即被沒收。這種細碎的事情表現了一個喜歡活動的人物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於作出積極的創造。皇帝的這種苦悶乃是曆史的悲劇。
難道說守成之君就無法改造這些凝固了的製度、改造皇帝的職權進而改造他的帝國？似乎也不盡然。在萬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經試圖這樣做過。兩人之間相隔約有半個世紀，正德的所作所為，對萬曆自然不是沒有影響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時候還不滿14歲。他有超人的膽量、充分的好奇心、豐富的想象力。這樣的人作為守成之君，可謂命運的錯誤安排。正德沒有對傳統屈服，他有他自己尋歡作樂的辦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為臣僚的批評所動搖。與書呆子作對，也許正是他引以自娛的辦法。
正德登極未逾兩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宮廷內部清規峻律的限製。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於皇城中空曠之處，中有精舍、獵房及俱樂部。從此，他就在宦官、倡優、喇嘛以及異域術上的包圍之中。如果興之所至，他也偶然臨朝或出席經筵，但更多的興趣則在於遊獵。有一次，他親自訓練老虎，為虎所傷，幸賴親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於難。
江彬之見信於正德，也在於他的大膽和機警。他身上有箭痕h處，其中有一處穿過麵頰直到耳根。1512年，經過皇帝的麵試，他就受到寵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離。過去正德已經在皇城裏練兵，自從得到了江彬這樣英勇的軍官作為侍從，操練就更形頻繁與正規化。士兵們被分成兩營，皇帝自率領宦官組成的士兵為一營，江彬率領從邊鎮中精選的將士另為一營。部隊的服裝也與眾不同，鮮明的錯甲上係以黃色的圍巾，遮陽帽上插天鵝的翎毛，這些都增加了士兵們威武颯爽的氣概。
正德皇帝整天忙於練兵，夜間則在豹房和各式各樣的人物玩樂。對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衝突，他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在他看來，這種爭端是無可避免的，更何況處理這些事情並不是他的專長。
最富有冒險性的事跡發生在1517年。當時勒較小王子伯顏猛可屢屢犯邊，這一年又率領五萬騎兵入寇，圍困了本朝一營官兵。皇帝準備禦駕親征，借此體會戰爭的實況，並且檢驗幾年來練兵的成效。文官們對這一驚人之舉竭力阻撓，首先是一個視察長城的禦史不讓他出關。這樣的事情很容易解決，他隨即下令解除這個禦史的職務而代之以一個宦官。他出關之後采取了同樣的辦法，即不讓任何文官出關。前後四個月，北京的臣僚幾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聯絡。送信的專使送去極多的奏本，但隻帶回極少的禦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