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節
案藏殺機：清代四大奇案卷宗 作者：吳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明朝到清朝，馮銓、劉正宗均卷入了南北黨爭，經曆了各種各樣險惡的政治風波，對南方籍官員恨之入骨，因而傳說是他們二人以鄉試“本為遴選真才，以備任使，關係最重”為由，指使任克溥上書揭發李振鄴等南方大臣，這種說法必然不是空穴來風，兩人之後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推波助瀾便是明證。
在隨後的調查中，之前風頭最勁的李振鄴也最先倒黴，並由此牽扯出一大批人來，他的二十五個關係考生一個都沒有漏網，其中的禍根就在他親筆寫的那張名單上。當初，李振鄴將關節考生寫在字條上，交給親隨靈秀去查對。事情完結後，李振鄴該當向靈秀要回字條銷毀，但他一時忙碌，竟然忘記了。靈秀還是個少年，根本不知道輕重，將字條拿給了同伴馮元看。馮元也是李振鄴的家仆，李振鄴素來刻薄少恩，馮元一直懷恨在心。他看到字條後，立即如獲至寶地奪了過來，據為己有，打算日後作為鉗製要挾李振鄴的憑據。結果，吏部、都察院調查剛一開始，馮元就拿出了這張條子，鐵證如山，按圖索驥，名單上的人物也被一網打盡。
李振鄴的二十五名關節考生中，排在首位的是浙江雲間秀才陸慶曾，但此人恰恰不是入賄者，關節也不是出錢買的，而是李振鄴主動送上門的。陸慶曾是明朝禮部尚書陸樹聲（明朝嘉靖二十年狀元）之孫，不但少有才名，且家境富裕，擅園亭之勝，享譽名士二十年，偏偏老來不甘寂寞，參加了北闈考試。他精通醫術，曾經治愈過李振鄴的怪病，李振鄴為了感激，便打算借中試來酬醫。但無論是買是送，總是通了關節，陸慶曾也照此被逮捕下獄。他本來家世貴顯，是個高枕無憂的富足翁，卻因一時功利之心，轉瞬身陷囹圄。
當時滿漢大臣會審，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王永吉參與會審此案，十分賣力。滿人大學士圖海和大臣科爾坤還不懂得什麽叫關節，王永吉為了討好滿人，眉飛色舞地給他們解釋。結果，李振鄴的名單上第二名就是王永吉的親侄子王樹德。這位大老爺登時麵如死灰，垂頭喪氣，不得不照例請求回避，並上疏請罪。順治皇帝特意下了一旨，說：“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受恩深厚，未見恪盡職守，實心為國，負朕簡任之恩，王樹德係其親侄，豈不知情？著降五級調用。”王永吉被降職後，又驚又怕，很快就病死了。
初審時，同考官中隻有李振鄴一人查有實據。眾同考官都有賣關節之事，卻唯獨他一人受罰，李振鄴自然不甘心，於是檢舉揭發了張我樸、蔡元禧等人。這些人又檢舉出其他同考官。一時間，贓官互相攻擊，互揭其短，賄賂關節暴露無遺。案情很快就調查清楚了，共審實有四名同考官賣了關節，為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項紹芳，科臣陸貽吉也作為中間人牽涉其中。
十月二十五日，順治皇帝諭旨下達：“貪贓壞法，屢有嚴諭禁飭，科場為取士大典，關係最重，況輦轂重地，係各省觀瞻，豈可恣意貪墨行私，所審受賄用賄過付種種實情，目無三尺，若不重加懲處，何以警戒來茲？”（《東華錄》）宣布對此案有關人員重加懲處：下令將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及行賄有據之舉人田耜、鄔作霖（《丁酉北闈大獄記略》作賀鳴郊）俱著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共一百零八人流徙關外的尚陽堡（今遼寧昌圖）；主考官曹本榮、宋之繩因失察之罪，本該流徙，但因為日夕陪侍皇帝的緣故，特恩姑免之，隻是各降五級調用。
此諭旨一下，朝野皆驚。科舉作弊曆代屢見不鮮，但從來沒有處罰如此之重者。清朝之前，科場案的次數發生得不多，對涉案人員的處理無非是革職、流放。清朝史學家趙翼曾說：“唐時之科場處分本輕，至五代時，雖有科場處分，不過降秩而已，宋初因之。如宋真宗時，劉師道之弟劉幾道舉進士，暗托考官陳堯谘，於卷中為識號，遂擢第。已而事泄，帝詔幾道落籍，永不予舉；師道降忠武軍行軍司馬，堯谘降單州團練使。此為五代及宋科場處分之大概。惟王欽若知貢舉時，有任懿者，賄以白金二百五十兩，遂得中。後事泄，欽若反委罪於同知舉官洪湛，湛遂遭貶斥。趙翼歎道：“納賄舞弊，僅至竄謫，科場之例，亦太弛縱矣！”（《廿二史劄記卷二五》）
清朝立國後，恢複開科取士，科場積弊也沿襲下來。僅順治一朝而言，自順治二年（1645）乙酉清朝開科開始，幾乎每科都有舞弊案發生。乙酉為清朝第一次舉辦科舉，當年即發生一場大案，不過不是科場案，而是文字獄。河南鄉試中，錄內稱“皇叔父”（指多爾袞）為“王叔父”，主考歐陽蒸、呂雲藻均因此被革職，並交由刑部治罪。順治四年（1647）丁亥會試，同考官袁襜如擅改朱卷，被革職處分。順治十一年（1654）甲午鄉試，順天主考官範周、吳正治評閱試卷時，隻有姓名，全無次第，給諫宋牧民亦稱試錄程文種種乖謬，並奉旨交刑部。盡管各案均有處罰，但十分輕微，大概正因為如此，所以才人人不以為意，到後來公然買賣關節，肆無忌憚。而順治皇帝如此重視丁酉順天科場舞弊案，不但大開殺戒，還株連親屬，視同謀反大逆，實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正自順治皇帝開始，開了“科場作弊者死”之先例。
十月二十七日，李振鄴等人被迅速處死。之前找李振鄴通關節的尚有不少高官大臣，李振鄴一直忍住沒有揭發這些大臣，原是指望他們能出麵相救。但直到上了刑場，才知道求生無望，立即大聲呼叫怒罵，要揭發眾大臣賄賂請托之事。不料劊子手沒給他機會，手起刀落，終究含恨而死。
據《研堂見聞雜錄》記載，下場最慘的是陸貽吉，他是江蘇虞山人，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為舉子居間事發後，立即被逮捕入獄。因為他任職吏科給事中，名為監察之官，卻作為中間人為舉人和同考官牽線搭橋，所以處刑格外重，被腰斬於西市，情狀至慘。陸貽吉的妻妾均有絕色美貌，一個兒子才四五歲，均受到牽連，被發配上陽堡為奴。嬌妻少子，間關萬裏，匍匐道左，行人頗為同情，甚至有為之落淚者。
但此案還沒有就此了結，順治皇帝窮追到底，株連甚廣，受牽連者達一百多人，以致“朝署半空，囹圄幾滿”。
順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五元宵節之時，順治皇帝召集中試舉人（除去已經因通關節被定罪者）在太和門複試，題目由皇帝親定，每名考生身後均有一名滿兵監視，考生難免惴惴不安。順治皇帝為了安定人心，特意下諭說：“盡心構藝，不必畏懼。”並派專人為考生供給茶煙，照料甚周。兩日後放榜，取中米漢雯等一百八十二名，均準許參加當年會試。隻有丁霍某某等八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舉人。
四月，“三法司”會審順天闈案終結，刑部議奏：“王樹德、陸慶曾、潘隱如、唐彥曦、沈始然、孫暘、張天植、張恂俱應立斬，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陽堡；孫伯齡、鬱之章、李貴、陳經在、丘衡、趙瑞南、唐元迪、潘時升、盛樹鴻、徐文龍、查學詩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張曼、孫蘭茁、鬱喬、李蘇霖、張繡虎俱應立絞；餘讚周應絞監候，秋後處決。”跟以往隻是罷官、革去功名比起來，處分得很重，案內人犯一律被判了死刑，所不同的隻是“立斬”、“立絞”、“絞監候”三種死法各有分別而已。
四月二十二日，已經被判處死刑的四十名案犯突然被提出大獄。按照慣例，朝廷若有斬決，鎮撫司開南角門，刑部備綁索、口銜（用以禁止犯人喊叫出聲），點劊子手，工部肅街道。案犯聽說鎮撫司已經打開了南角門，又聽說刑部已經準備了四十副繩索、四十枚口銜、四十名劊子手，無不魂飛天外。哪知道出了南角門後，案犯未被五花大綁，被押解去的地方也並非宣武門外菜市口的刑場，而是太和門。原來順治皇帝認為人命關天，擔心其中或有冤情，決定再親自審訊一遍罪犯。皇帝親審非同小可，刑部、大理寺各方人馬無不到場，一幹刑具也應有盡有，擺在一旁，案犯中嚇得便溺齊出者大有人在。
在刑具的威逼下，王樹德等人均供認作弊事實。隻有張天植一人不肯屈服，自陳說：“孤蹤殊遇，臣男已蒙蔭，富貴自有，不必中試。況又能文，可以麵試。”（《清稗類鈔》）
張天植，字次先，號蘧林，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人，順治六年（1649）進士第三名（探花）。據說他曾饋送南方權臣陳名夏白銀五百兩，得以薦官為翰林院編修，由此被卷入了南北黨爭。但他依附彈劾陳名夏的寧完我，得以免禍，官至禮部右侍郎。他後來是如何卷入丁酉順天科場案，名字竟然出現在李振鄴的關節名單上，具體情由不得而知。說起來確實很不合道理，他本已經是富貴等身的探花，為何還要再參加鄉試？但白紙黑字，有李振鄴親筆書寫的紙條為憑，他無論如何辯解都脫不了幹係。也有傳聞說，張天植的倒黴與南北黨爭有關。種種迷霧，種種流言，一切都表明，丁酉順天科場案已經超乎了一般的科場案。
順治皇帝對張天植的態度很是惱火，下令用刑。校尉蝦（侍衛，滿語稱“蝦”）立即上前夾住張天植的一隻腳。但張天植仍然不肯承認，說：“恩賜死，無曲辭。若欲屈招通關節，則必不承受。”順治皇帝聽了這句話後，“上回麵向內久之”，顯然內心大起波瀾，但其真實想法到底如何，卻是秘不可知。有傳聞說順治皇帝鍾愛的董鄂妃在這時候派人勸慰了天子。從時間上推斷，董鄂妃此時因操勞過度和喪子之痛，已經病倒在床，按理已經完全沒有心情來關注宮外之事。不論真實情況如何，許久後，順治皇帝終於派侍衛傳話給張天植說：“朝廷待汝特厚，汝前被論出，朝廷特召內升，何負於汝？平日做官，亦不甚貪猥，奈何自罹於辜？今俱從輕，各拿送法司。”雖然駁斥了張天植的話，但已經清楚下令要對所有案犯從寬處理，免除死刑，各自在長安街責打四十板後，流徙尚陽堡。
一幹犯人死裏逃生，轉瞬又被押到刑部在長安街臨時設下的公案，要當眾杖打。輪到五十多歲的老名士陸慶曾時，監視的刑部堂官見他白發蒼蒼，不禁起了憐憫之心，相顧惋惜嗟歎。刑部皂役剛剛惡狠狠地打了兩板子下去，陸慶曾已是血跡斑斑，說不出話來。刑部侍郎杜立德便忍不住了，拍案而起，嗬斥道：“皇上以天恩特賜寬宥，你們卻欲置之死地，這不是有意辜負上意嗎？雖然是打四十大板，皇上的意思不過是示辱而已。如果我理解錯了，我自己一個人承擔。但你們不聽我的話，我現在就踢死你們。”皂役被嚇住了，於是下手輕了很多。於是，自陸慶曾起，後麵的案犯均少了不少皮肉之苦。
案犯中的孫暘被判流刑，其父母、兄弟、妻子也該流配尚陽堡。孫暘的親哥哥孫承恩在順治十一年（1654）以太學生參加順天府應試，居首薦，次年參加會試，中副榜。但孫暘遭殃時，孫承恩意外逃脫了牽連，而且參加了順治十五年（1658）的會試。順治皇帝在殿試閱卷中，看到孫承恩的名字後，突然一時心血來潮，懷疑他與順天科場案中孫暘是兄弟，於是派遣學士王熙前去詢問。孫承恩坦然承認自己是孫暘的親兄長，表示不能為避禍而欺君。順治皇帝很賞識他不欺君主的品德，不但免其連坐流徙之罪，還定他為一甲進士第一名（狀元）。
之後，順治皇帝還特意下了一道諭旨，警告說：“自今以後，凡考官士子，須當恪遵功令，痛改積習，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從寬典，遂視常例，妄存幸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至此，轟動一時的丁酉順天科場舞弊案宣告結束。這件案子是清朝開國以來第一件科場大案，從案發到結案，前後有半年之久，處分之重，牽連之廣，足以震驚全國上下。但人們稍後才發現，與稍晚的江南案比起來，順天案不過是小巫見大巫，更驚人的一幕還在後頭。
貳、江南丁酉科場案
江南地傑人靈，素來為人文薈萃之地，才子名士層出不窮。明末清初之際，如號稱“江左三大家”的錢謙益（娶秦淮名妓柳如是）、龔鼎孳（娶秦淮名妓顧眉）、吳偉業（字梅村，與秦淮名妓卞玉京有一段曠世情緣），複社公子侯方域（字朝宗，娶秦淮名妓李香君）、冒襄（字辟疆，娶秦淮名妓董小宛）、方以智、陳貞慧等，無一不是聲動天下的名士。吳門詩人吳兆騫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文風熾盛的地方。
吳兆騫，字漢槎，號季子，江蘇吳江（今江蘇吳江）人。他少有雋才，成名很早，九歲時就寫出了數千字的《膽賦》，十歲時寫出《京都賦》，聲震文壇。才氣縱橫，又才名遠播，養成了吳兆騫高傲狂放、憤世嫉俗的性情。他小時候在私塾讀書，經常將同學的帽子拿來當溺器小便。當先生責問時，他竟然回答說：“與其放在俗人頭上，還不如拿來盛小便。”先生由此歎息道：“此子將來必以名大惹禍。”吳兆騫卻毫不以為然，非常自負地告訴好友汪鈍說：“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非凡的自信和狂傲一覽無遺。正因為他自少年時期起，便“為人簡傲自負，不拘理法，不諧與俗”，因此鄉裏有不少人對他又嫉又恨。
吳兆騫曾隨父親宦遊楚地四年，後因張獻忠農民軍起義烽火所及，奉母回到故鄉。明朝滅亡後，吳兆騫歸隱鄉裏，與江南士大夫互相唱和。大名士吳偉業對少年吳兆騫非常賞識，二人曾一同遊曆。
順治六年（1649）吳地成立了“慎交”、“同聲”二社，二社其實都是鬆江名士陳子龍所創建的畿社的分支。陳子龍抗清敗亡後，畿社社事削弱，分出了慎交、同聲二社。吳兆騫與兄長吳兆寬、吳兆宮加入了慎交社，他少年才俊，高談雄辯，聲望甚隆，被推舉主持慎交社。當時名滿江南的才子尤侗、計東、顧貞觀等人加入了慎交社，成為社中重要人物。尤其是吳兆騫與顧貞觀情投意合，二人結為生死之交。而後來吳兆騫罹難，顧貞觀所表現出來的友情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顧貞觀，字華峰，亦作華封，又字遠平，號梁汾，初名華文。江蘇無錫人，出自無錫之邑的名門望族。其曾祖顧憲成為晚明東林黨人的領袖。］
由於各守門戶，慎交、同聲二社勢同水火，積怨很深。順治十年（1653），吳偉業即將出仕清廷，北赴京師前，他受錢謙益委托，出麵調和社事。兩社人馬應吳偉業召集，在虎丘舉行大會。九郡之人才齊聚虎丘廣場，盛況空前。尤其是吳兆騫與吳偉業即席唱和，才華逼人，令吳偉業嗟歎不已，以為自己也不能及。一時間，吳下英俊都以結識吳兆騫為榮，時人將他和陳維崧、彭師度並稱為“江左三鳳”。吳偉業更是對賓客說：“江左三鳳凰，陽羨有陳生，雲間有彭郎，鬆林吳兆騫，才若雲錦翔。”
虎丘大會還算圓滿，就連歸莊這樣的人也都參加了（歸莊是複社重要成員，以性格孤傲怪僻著稱。時人將他和顧炎武並稱為“歸奇顧怪”），但是二社的裂痕依舊。尤其令吳偉業難堪的是，大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少年投函給他，信上寫著一首詩：“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極盡能事地嘲諷吳偉業即將出仕清廷。吳偉業看了信後，立即站了起來，但默然無語。
虎丘大會後，吳兆騫才名轟動一時，甚至傳入了京師，“諸前輩巨公，恨不識吳生也”。可惜命運無常，這位文采風流的江南才子竟然離奇地卷入了丁酉江南科場案，從此被拋進了苦難的深淵。
在各省鄉試中，順天闈為北方最重，江南闈則為南方最重，二省錄取舉人的名額也是高居前兩位。順天闈之所以排在第一，不過因為是“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沾了京師和皇帝的光。而江南闈能排在第二，則全靠地域人文薈萃、真槍實彈的本事了。江南多名士，江南闈也素來被認為是國家選拔人才最關緊要的所在，因而在選派考官方麵特別慎重。順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的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是順治皇帝千挑萬選出來的，並寄予厚望。二人臨行前，順治皇帝特意召見，要二人敬慎秉公，並警告說倘所行不正，決不輕恕。不過因為科場積弊已深，之前的處罰又輕微有限，加上漢官素來有欺負滿人不通翰墨之心，方猷、錢開宗二人跟順天闈的同考官李振鄴一樣，並沒有太將少年皇帝的話放在心上。
到了南京後，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自以為天高皇帝遠，早就將順治皇帝的提醒忘到九霄雲外，大肆徇私舞弊。結果榜發後，取中者頗多富貴人家子弟，士論大嘩，憤憤不平者大有人在。有人寫文章怒罵，還有人寫詩嘲諷道：“孔方主試合錢神，題目先論富與貧。金陵自古稱金穴，白下於今中白丁。”不過，影響最大的還是南京書肆剛剛刊刻發行的《萬金記》一書，萬是方猷的“方”字去一點，金字則為錢開宗的“錢”字的一半，“萬金”二字即是影射方猷、錢開宗兩考官的姓。書中揭露了主考官納賄通賄的情形，曆曆如繪，隻是隱去了當事人姓名。
另外還有一出名叫《鈞天樂》的雜劇，也是寫科場故事，分上、下兩本。上本寫文才出眾的沈子虛，應試落第，而不學無術的賈斯文等，卻因財勢而得中。主考名叫胡圖，是“糊塗”的諧音；三鼎甲名叫賈斯文、程不證、魏無知，諧音分別為“假斯文”、“真不證”、“鬼無知”。劇本中有一首《黃鶯兒》詞：“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雲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孔子弟子，以善於營財著稱），原是貨殖家風。”淋漓盡致地揭發了主考官納賄作弊的行為。下本寫天界考試真才，沈子虛遂中狀元，並得夫妻團圓，表現了作者的幻想。此劇剛好寫成於江南闈發榜後，時人均疑影射科場，每每演出，“觀者如堵牆，靡不咋舌駭歎”，“吳中好事者傳為美談”（《鈞天樂自記》）。
方猷、錢開宗二人離開江南回京師，路過常州和蘇州時，一路都有人隨舟唾罵，甚至投擲磚石，嚇得二人一路都躲在艙中。來時前呼後擁，無比風光；去時卻是藏頭縮尾，絲毫不敢拋頭露麵，可謂對比鮮明。
順天科場案發後，李振鄴等人被處極刑，並株連極廣，朝中北方籍大臣劉正宗自然不會放過“荼毒南士”的大好機會。經過一番周密的策劃後，順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給事中陰應節（山西洪洞人）上疏參奏說：“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竇多端，發榜後，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廟、毆簾官，物議沸騰。”為此，他還舉出了此事中乘機滋弊、冒濫賢書的典型：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方章鉞因與方猷聯宗而被取為舉人。
方章鉞出身海內著名世家桐城（今安徽）方氏。方氏號稱“江東華胄第一”，門中數代科第仕履繁盛，聲名顯赫。方章鉞本人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以他的文章才華，不中舉才是咄咄怪事。但陰應節有意選中他為箭靶彈劾，其實是將目標對準了方章鉞的背後——其在朝為官的父親方拱乾（時任詹事）和兄長方玄成（後因避康熙名玄燁改名方孝標，時任內弘文院侍讀學士）、方亨鹹（時任監察禦史）、方膏茂幾人。
方拱乾，初名策若，字肅之，號坦庵。他少年聰穎，七歲已經“能屬詩文”，二十歲時，詩文為世人稱許，與同鄉姚孫森等五人並稱為“六駿”。崇禎元年（1628）中進士，授官庶常。後以翰林身份任東宮（太子）講官。明朝滅亡後，方拱乾先是被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大順軍俘虜，受到酷刑折磨，後以行賄得免。清軍入山海關，李自成棄北京退往山西，方拱乾乘亂南歸。順治十一年（1654），因兩江總督馬國柱等人推薦，方拱乾被清廷起用，初為內翰林秘書院侍講學士，後升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內翰林國史院侍讀學士。
清朝初年，桐城方氏享大名者，莫過於方拱乾父子。方拱乾有六個兒子，依次為玄成（順治六年進士）、亨鹹（順治四年進士）、育盛（順治十一年中舉）、膏茂（舉人出身）、章鉞、奕箴。他取名有一原則，即所謂的“文頭武尾”——第一字以一點一劃起筆，第二字以斜鉤收尾。其時，方氏父子文名震動天下，長子方玄成更是成為順治皇帝極為寵信的文學侍從之臣，深遭北方大臣忌恨。而方拱乾早前曾在“南太子案”中得罪過劉正宗，劉正宗恨之入骨，一直要找機會報複。
［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後，弘光帝朱由崧過著逐酒征歌、荒淫無恥的生活，同時，也生怕有人奪取他的皇位。清順治二年（1645）年初，南明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仆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結伴而行。晚上就寢時，穆虎發現少年內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份，少年自稱是明皇太子。崇禎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後，散失民間，久無消息。高夢箕雖然難辨真假，但卻有心投機，心想萬一這少年是真太子，那就是奇貨可居。於是，他不但不上報，反而急忙將王之明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隱蔽。可是世事難料，這王之明經常招搖於眾，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後竊竊私議。高夢箕懼怕惹禍上身，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大驚失色，急忙派遣內官持禦劄宣召。清順治二年（1645）三月初一日，少年來到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麵諭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隨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劉正宗當時在弘光朝任職，曾擔任東宮講官，熟悉太子模樣，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同樣熟識太子的方拱乾也被召來辨認，但他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由此引來謠言紛紛，對弘光帝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布流言蜚語，劉正宗的信譽也大受影響，由此深恨方拱乾。其實，方拱乾明知太子是假，他刻意沉默，不過是借以表示對弘光政權的不滿而已。
順治皇帝當時正為順天科場案惱火，接到陰應節的奏疏後，赫然震怒。他立即召來方玄成詢問究竟。往昔順治皇帝對方玄成優渥眷顧，都是親切地稱呼他的號“樓岡”，從不直呼其名，還經常說“方學士麵冷，可做吏部尚書”，但此刻卻是翻臉無情，聲色俱厲。方玄成如實告訴皇帝說：他們方家出自安徽桐城，已曆數世，而江南主考官方猷是浙江人，從未同宗，他弟弟方章鉞根本不在回避之列。事情顯而易見，陰應節是誣奏之詞。順治皇帝這才顏色稍緩，但又口氣嚴厲地告訴方玄成說：“此案既然要從嚴辦理，方章鉞亦不能例外。”方玄成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何況天子正在氣頭上，因而除了附和外，別的話再不敢多說。
之後，順治皇帝暗中打聽江南闈的情況，結果宮中太監找來《萬金記》和《鈞天樂》的刊刻本。皇帝看過後，本來還對其中的情節半信半疑，但聽說《鈞天樂》是尤侗所寫後，立即轉變了態度。
尤侗，字展成，號西堂，江蘇長州人。少時便有神童之譽。後加入吳兆騫主盟的慎交社，遍交江南名士。他的詩寫得情真性靈，且在文體上體現出極大的開拓性和創造性，被吳偉業稱為“騷壇盟主”。尤侗有一篇寫西廂《臨去秋波那一轉》的時文，深為順治皇帝賞識。順治皇帝多次向身邊人稱讚尤侗，說他是“真才子”，“極善作文字”，還將尤侗極富文采的《討蚤檄》一文展示給翰林院學士們說：“此奇文也。”
在這樣的背景下，順治皇帝完全相信《鈞天樂》中所描述的科場弊端情形是事實。他因而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嚴辦。一道上諭頒行江南：“據奏南闈情弊多端，物議沸騰，方猷等經朕麵諭，尚敢如此，殊屬可惡。方猷、錢開宗並同考試官，俱著革職，並中試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行詳審。本內所參事情及闈中一切弊竇，著郎廷佐（時任兩江總督，兩江即江南、江西兩省）速行嚴查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方猷、錢開宗當時已經回到北京，立即被革職下獄，等待調查。同考官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錢文燦等人是來自浙江各縣的舉人以及進士出身的知縣，也同時被革職，結果相關縣地的衙門為之一空。兩江總督郎廷佐接到聖旨後自然不敢怠慢，聯同漕運總督亢得時，迅速展開了調查。又聽說京城同考官李振鄴等人已經掉了腦袋，更加惶恐不安，唯恐禍及己身。在這樣的前提下，郎廷佐能查到事實真相還好，查不到事實真相勢必要找出幾個替罪羊來。
詹事方拱乾無辜受此牽連，倒也沒有驚慌，因為他自己很清楚，陰應節的奏疏不過是憑白誣陷之詞，因此明白地聲辯說：“臣籍安徽，與主考方猷從未同宗，故臣子章鉞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齒錄可據。”
方拱乾父子作為壯年新進的書生，不僅對黨爭的殘酷性知之不深，對當時的時局也沒有清醒的認識。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對漢人士族十分警惕。多爾袞執政時，對漢人大臣一向采取猜疑、壓製的態度。前麵提到的南北黨爭中南方大臣陳名夏、龔鼎孳與北方大臣馮銓爭鬥，多爾袞公然庇護名聲很壞的馮銓，就是因為馮銓是最早剃發留辮的漢人大臣之一，遠比陳名夏、龔鼎孳對清朝更為忠心耿耿。
不過，多爾袞死後，順治皇帝親政，立即一改多爾袞的政策，對籠絡依靠漢人大臣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順治九年（1652）四月，順治皇帝在一道諭旨中宣布，為防止諸王公大臣因循怠玩，允許滿漢官吏互相參劾對方的玩誤之處。次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又提出，內三院為機密重地，事務殷繁，應選舉賢能之人任職，並特別指明每院應設漢官大學士二員。到順治十一年（1654），十七名大學士中隻有兩名滿人，其餘都是漢人大臣，直接參與了製定政策、發布政令等國家大事的處理。順治皇帝還突破了漢人大臣不得掌印的陳規。順治十二年（1655）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額真卓羅奉命出征，順治皇帝即命漢承政龔鼎孳掌管部院印信。之前，部院印務向來由滿人大臣掌管，正官公出時，則由次官代理，從未有漢人掌管印信，以致龔鼎孳接到任命後嚇得不輕，戰戰兢兢地上疏懇求撤去這一任命。但順治皇帝未予接受，堅持要龔鼎孳接管印信。
表麵上看起來，自順治皇帝掌權，漢官的地位顯著提高了，但這起初不過是少年皇帝刻意要表現得與他所痛恨的多爾袞不同，之後則是為了統治的需要。在年輕皇帝的骨子裏，對漢人大臣的戒備和警惕並未比多爾袞減輕多少。順治登上皇帝之位並不是必然，而是多方政治勢力複雜鬥爭和相互妥協的結果。他幼年即位後，都是其叔多爾袞在殿堂上發號施令。其母孝莊太後有男人般的雄才大略，為了避免兒子受到多爾袞猜忌，多次教育順治皇帝要韜光養晦，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皇帝，心理壓抑，脾氣暴躁，性好猜忌，後來一旦掌權，則任性得一發不可收拾。他喜歡漢人服飾，喜歡漢人文學，也大力提拔漢人文士，但這並不代表他就此信任漢人。
舉例而言，之前提到過，漢人高官陳名夏被殺的引子是順治皇帝喜歡明朝衣冠，被殺的原因是南方大臣黨爭失敗。這不過是表麵現象。當時，南方戰火紛紛，南明李定國正攻打廣東，沿海一帶的鄭成功也蠢蠢欲動，打算聯合南明抗清作戰。在這樣的局勢下，陳名夏看到順治皇帝喜歡明朝衣服後，隨口說了句“留頭發，複衣冠，天下即太平”，便立即勾起了順治皇帝深藏於心的警覺，殺機立現。實際上，陳名夏之死是順治皇帝猜疑漢人大臣的一次公然展露。而在漢人大臣中，因南方陷落較晚，尤其是清軍在江南遭到激烈的抵抗，一手炮製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諸多慘劇，深遭江南士民懷恨，因而較之北方大臣，清廷對南方大臣更不放心。這就是為什麽在清初多次南北黨爭中，北方派屹立不倒、南方派多遭慘敗的根源。
在隨後的調查中，之前風頭最勁的李振鄴也最先倒黴，並由此牽扯出一大批人來，他的二十五個關係考生一個都沒有漏網，其中的禍根就在他親筆寫的那張名單上。當初，李振鄴將關節考生寫在字條上，交給親隨靈秀去查對。事情完結後，李振鄴該當向靈秀要回字條銷毀，但他一時忙碌，竟然忘記了。靈秀還是個少年，根本不知道輕重，將字條拿給了同伴馮元看。馮元也是李振鄴的家仆，李振鄴素來刻薄少恩，馮元一直懷恨在心。他看到字條後，立即如獲至寶地奪了過來，據為己有，打算日後作為鉗製要挾李振鄴的憑據。結果，吏部、都察院調查剛一開始，馮元就拿出了這張條子，鐵證如山，按圖索驥，名單上的人物也被一網打盡。
李振鄴的二十五名關節考生中，排在首位的是浙江雲間秀才陸慶曾，但此人恰恰不是入賄者，關節也不是出錢買的，而是李振鄴主動送上門的。陸慶曾是明朝禮部尚書陸樹聲（明朝嘉靖二十年狀元）之孫，不但少有才名，且家境富裕，擅園亭之勝，享譽名士二十年，偏偏老來不甘寂寞，參加了北闈考試。他精通醫術，曾經治愈過李振鄴的怪病，李振鄴為了感激，便打算借中試來酬醫。但無論是買是送，總是通了關節，陸慶曾也照此被逮捕下獄。他本來家世貴顯，是個高枕無憂的富足翁，卻因一時功利之心，轉瞬身陷囹圄。
當時滿漢大臣會審，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王永吉參與會審此案，十分賣力。滿人大學士圖海和大臣科爾坤還不懂得什麽叫關節，王永吉為了討好滿人，眉飛色舞地給他們解釋。結果，李振鄴的名單上第二名就是王永吉的親侄子王樹德。這位大老爺登時麵如死灰，垂頭喪氣，不得不照例請求回避，並上疏請罪。順治皇帝特意下了一旨，說：“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受恩深厚，未見恪盡職守，實心為國，負朕簡任之恩，王樹德係其親侄，豈不知情？著降五級調用。”王永吉被降職後，又驚又怕，很快就病死了。
初審時，同考官中隻有李振鄴一人查有實據。眾同考官都有賣關節之事，卻唯獨他一人受罰，李振鄴自然不甘心，於是檢舉揭發了張我樸、蔡元禧等人。這些人又檢舉出其他同考官。一時間，贓官互相攻擊，互揭其短，賄賂關節暴露無遺。案情很快就調查清楚了，共審實有四名同考官賣了關節，為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項紹芳，科臣陸貽吉也作為中間人牽涉其中。
十月二十五日，順治皇帝諭旨下達：“貪贓壞法，屢有嚴諭禁飭，科場為取士大典，關係最重，況輦轂重地，係各省觀瞻，豈可恣意貪墨行私，所審受賄用賄過付種種實情，目無三尺，若不重加懲處，何以警戒來茲？”（《東華錄》）宣布對此案有關人員重加懲處：下令將李振鄴、張我樸、蔡元禧、陸貽吉、項紹芳及行賄有據之舉人田耜、鄔作霖（《丁酉北闈大獄記略》作賀鳴郊）俱著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共一百零八人流徙關外的尚陽堡（今遼寧昌圖）；主考官曹本榮、宋之繩因失察之罪，本該流徙，但因為日夕陪侍皇帝的緣故，特恩姑免之，隻是各降五級調用。
此諭旨一下，朝野皆驚。科舉作弊曆代屢見不鮮，但從來沒有處罰如此之重者。清朝之前，科場案的次數發生得不多，對涉案人員的處理無非是革職、流放。清朝史學家趙翼曾說：“唐時之科場處分本輕，至五代時，雖有科場處分，不過降秩而已，宋初因之。如宋真宗時，劉師道之弟劉幾道舉進士，暗托考官陳堯谘，於卷中為識號，遂擢第。已而事泄，帝詔幾道落籍，永不予舉；師道降忠武軍行軍司馬，堯谘降單州團練使。此為五代及宋科場處分之大概。惟王欽若知貢舉時，有任懿者，賄以白金二百五十兩，遂得中。後事泄，欽若反委罪於同知舉官洪湛，湛遂遭貶斥。趙翼歎道：“納賄舞弊，僅至竄謫，科場之例，亦太弛縱矣！”（《廿二史劄記卷二五》）
清朝立國後，恢複開科取士，科場積弊也沿襲下來。僅順治一朝而言，自順治二年（1645）乙酉清朝開科開始，幾乎每科都有舞弊案發生。乙酉為清朝第一次舉辦科舉，當年即發生一場大案，不過不是科場案，而是文字獄。河南鄉試中，錄內稱“皇叔父”（指多爾袞）為“王叔父”，主考歐陽蒸、呂雲藻均因此被革職，並交由刑部治罪。順治四年（1647）丁亥會試，同考官袁襜如擅改朱卷，被革職處分。順治十一年（1654）甲午鄉試，順天主考官範周、吳正治評閱試卷時，隻有姓名，全無次第，給諫宋牧民亦稱試錄程文種種乖謬，並奉旨交刑部。盡管各案均有處罰，但十分輕微，大概正因為如此，所以才人人不以為意，到後來公然買賣關節，肆無忌憚。而順治皇帝如此重視丁酉順天科場舞弊案，不但大開殺戒，還株連親屬，視同謀反大逆，實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正自順治皇帝開始，開了“科場作弊者死”之先例。
十月二十七日，李振鄴等人被迅速處死。之前找李振鄴通關節的尚有不少高官大臣，李振鄴一直忍住沒有揭發這些大臣，原是指望他們能出麵相救。但直到上了刑場，才知道求生無望，立即大聲呼叫怒罵，要揭發眾大臣賄賂請托之事。不料劊子手沒給他機會，手起刀落，終究含恨而死。
據《研堂見聞雜錄》記載，下場最慘的是陸貽吉，他是江蘇虞山人，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為舉子居間事發後，立即被逮捕入獄。因為他任職吏科給事中，名為監察之官，卻作為中間人為舉人和同考官牽線搭橋，所以處刑格外重，被腰斬於西市，情狀至慘。陸貽吉的妻妾均有絕色美貌，一個兒子才四五歲，均受到牽連，被發配上陽堡為奴。嬌妻少子，間關萬裏，匍匐道左，行人頗為同情，甚至有為之落淚者。
但此案還沒有就此了結，順治皇帝窮追到底，株連甚廣，受牽連者達一百多人，以致“朝署半空，囹圄幾滿”。
順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五元宵節之時，順治皇帝召集中試舉人（除去已經因通關節被定罪者）在太和門複試，題目由皇帝親定，每名考生身後均有一名滿兵監視，考生難免惴惴不安。順治皇帝為了安定人心，特意下諭說：“盡心構藝，不必畏懼。”並派專人為考生供給茶煙，照料甚周。兩日後放榜，取中米漢雯等一百八十二名，均準許參加當年會試。隻有丁霍某某等八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舉人。
四月，“三法司”會審順天闈案終結，刑部議奏：“王樹德、陸慶曾、潘隱如、唐彥曦、沈始然、孫暘、張天植、張恂俱應立斬，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陽堡；孫伯齡、鬱之章、李貴、陳經在、丘衡、趙瑞南、唐元迪、潘時升、盛樹鴻、徐文龍、查學詩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張曼、孫蘭茁、鬱喬、李蘇霖、張繡虎俱應立絞；餘讚周應絞監候，秋後處決。”跟以往隻是罷官、革去功名比起來，處分得很重，案內人犯一律被判了死刑，所不同的隻是“立斬”、“立絞”、“絞監候”三種死法各有分別而已。
四月二十二日，已經被判處死刑的四十名案犯突然被提出大獄。按照慣例，朝廷若有斬決，鎮撫司開南角門，刑部備綁索、口銜（用以禁止犯人喊叫出聲），點劊子手，工部肅街道。案犯聽說鎮撫司已經打開了南角門，又聽說刑部已經準備了四十副繩索、四十枚口銜、四十名劊子手，無不魂飛天外。哪知道出了南角門後，案犯未被五花大綁，被押解去的地方也並非宣武門外菜市口的刑場，而是太和門。原來順治皇帝認為人命關天，擔心其中或有冤情，決定再親自審訊一遍罪犯。皇帝親審非同小可，刑部、大理寺各方人馬無不到場，一幹刑具也應有盡有，擺在一旁，案犯中嚇得便溺齊出者大有人在。
在刑具的威逼下，王樹德等人均供認作弊事實。隻有張天植一人不肯屈服，自陳說：“孤蹤殊遇，臣男已蒙蔭，富貴自有，不必中試。況又能文，可以麵試。”（《清稗類鈔》）
張天植，字次先，號蘧林，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人，順治六年（1649）進士第三名（探花）。據說他曾饋送南方權臣陳名夏白銀五百兩，得以薦官為翰林院編修，由此被卷入了南北黨爭。但他依附彈劾陳名夏的寧完我，得以免禍，官至禮部右侍郎。他後來是如何卷入丁酉順天科場案，名字竟然出現在李振鄴的關節名單上，具體情由不得而知。說起來確實很不合道理，他本已經是富貴等身的探花，為何還要再參加鄉試？但白紙黑字，有李振鄴親筆書寫的紙條為憑，他無論如何辯解都脫不了幹係。也有傳聞說，張天植的倒黴與南北黨爭有關。種種迷霧，種種流言，一切都表明，丁酉順天科場案已經超乎了一般的科場案。
順治皇帝對張天植的態度很是惱火，下令用刑。校尉蝦（侍衛，滿語稱“蝦”）立即上前夾住張天植的一隻腳。但張天植仍然不肯承認，說：“恩賜死，無曲辭。若欲屈招通關節，則必不承受。”順治皇帝聽了這句話後，“上回麵向內久之”，顯然內心大起波瀾，但其真實想法到底如何，卻是秘不可知。有傳聞說順治皇帝鍾愛的董鄂妃在這時候派人勸慰了天子。從時間上推斷，董鄂妃此時因操勞過度和喪子之痛，已經病倒在床，按理已經完全沒有心情來關注宮外之事。不論真實情況如何，許久後，順治皇帝終於派侍衛傳話給張天植說：“朝廷待汝特厚，汝前被論出，朝廷特召內升，何負於汝？平日做官，亦不甚貪猥，奈何自罹於辜？今俱從輕，各拿送法司。”雖然駁斥了張天植的話，但已經清楚下令要對所有案犯從寬處理，免除死刑，各自在長安街責打四十板後，流徙尚陽堡。
一幹犯人死裏逃生，轉瞬又被押到刑部在長安街臨時設下的公案，要當眾杖打。輪到五十多歲的老名士陸慶曾時，監視的刑部堂官見他白發蒼蒼，不禁起了憐憫之心，相顧惋惜嗟歎。刑部皂役剛剛惡狠狠地打了兩板子下去，陸慶曾已是血跡斑斑，說不出話來。刑部侍郎杜立德便忍不住了，拍案而起，嗬斥道：“皇上以天恩特賜寬宥，你們卻欲置之死地，這不是有意辜負上意嗎？雖然是打四十大板，皇上的意思不過是示辱而已。如果我理解錯了，我自己一個人承擔。但你們不聽我的話，我現在就踢死你們。”皂役被嚇住了，於是下手輕了很多。於是，自陸慶曾起，後麵的案犯均少了不少皮肉之苦。
案犯中的孫暘被判流刑，其父母、兄弟、妻子也該流配尚陽堡。孫暘的親哥哥孫承恩在順治十一年（1654）以太學生參加順天府應試，居首薦，次年參加會試，中副榜。但孫暘遭殃時，孫承恩意外逃脫了牽連，而且參加了順治十五年（1658）的會試。順治皇帝在殿試閱卷中，看到孫承恩的名字後，突然一時心血來潮，懷疑他與順天科場案中孫暘是兄弟，於是派遣學士王熙前去詢問。孫承恩坦然承認自己是孫暘的親兄長，表示不能為避禍而欺君。順治皇帝很賞識他不欺君主的品德，不但免其連坐流徙之罪，還定他為一甲進士第一名（狀元）。
之後，順治皇帝還特意下了一道諭旨，警告說：“自今以後，凡考官士子，須當恪遵功令，痛改積習，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從寬典，遂視常例，妄存幸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至此，轟動一時的丁酉順天科場舞弊案宣告結束。這件案子是清朝開國以來第一件科場大案，從案發到結案，前後有半年之久，處分之重，牽連之廣，足以震驚全國上下。但人們稍後才發現，與稍晚的江南案比起來，順天案不過是小巫見大巫，更驚人的一幕還在後頭。
貳、江南丁酉科場案
江南地傑人靈，素來為人文薈萃之地，才子名士層出不窮。明末清初之際，如號稱“江左三大家”的錢謙益（娶秦淮名妓柳如是）、龔鼎孳（娶秦淮名妓顧眉）、吳偉業（字梅村，與秦淮名妓卞玉京有一段曠世情緣），複社公子侯方域（字朝宗，娶秦淮名妓李香君）、冒襄（字辟疆，娶秦淮名妓董小宛）、方以智、陳貞慧等，無一不是聲動天下的名士。吳門詩人吳兆騫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文風熾盛的地方。
吳兆騫，字漢槎，號季子，江蘇吳江（今江蘇吳江）人。他少有雋才，成名很早，九歲時就寫出了數千字的《膽賦》，十歲時寫出《京都賦》，聲震文壇。才氣縱橫，又才名遠播，養成了吳兆騫高傲狂放、憤世嫉俗的性情。他小時候在私塾讀書，經常將同學的帽子拿來當溺器小便。當先生責問時，他竟然回答說：“與其放在俗人頭上，還不如拿來盛小便。”先生由此歎息道：“此子將來必以名大惹禍。”吳兆騫卻毫不以為然，非常自負地告訴好友汪鈍說：“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非凡的自信和狂傲一覽無遺。正因為他自少年時期起，便“為人簡傲自負，不拘理法，不諧與俗”，因此鄉裏有不少人對他又嫉又恨。
吳兆騫曾隨父親宦遊楚地四年，後因張獻忠農民軍起義烽火所及，奉母回到故鄉。明朝滅亡後，吳兆騫歸隱鄉裏，與江南士大夫互相唱和。大名士吳偉業對少年吳兆騫非常賞識，二人曾一同遊曆。
順治六年（1649）吳地成立了“慎交”、“同聲”二社，二社其實都是鬆江名士陳子龍所創建的畿社的分支。陳子龍抗清敗亡後，畿社社事削弱，分出了慎交、同聲二社。吳兆騫與兄長吳兆寬、吳兆宮加入了慎交社，他少年才俊，高談雄辯，聲望甚隆，被推舉主持慎交社。當時名滿江南的才子尤侗、計東、顧貞觀等人加入了慎交社，成為社中重要人物。尤其是吳兆騫與顧貞觀情投意合，二人結為生死之交。而後來吳兆騫罹難，顧貞觀所表現出來的友情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顧貞觀，字華峰，亦作華封，又字遠平，號梁汾，初名華文。江蘇無錫人，出自無錫之邑的名門望族。其曾祖顧憲成為晚明東林黨人的領袖。］
由於各守門戶，慎交、同聲二社勢同水火，積怨很深。順治十年（1653），吳偉業即將出仕清廷，北赴京師前，他受錢謙益委托，出麵調和社事。兩社人馬應吳偉業召集，在虎丘舉行大會。九郡之人才齊聚虎丘廣場，盛況空前。尤其是吳兆騫與吳偉業即席唱和，才華逼人，令吳偉業嗟歎不已，以為自己也不能及。一時間，吳下英俊都以結識吳兆騫為榮，時人將他和陳維崧、彭師度並稱為“江左三鳳”。吳偉業更是對賓客說：“江左三鳳凰，陽羨有陳生，雲間有彭郎，鬆林吳兆騫，才若雲錦翔。”
虎丘大會還算圓滿，就連歸莊這樣的人也都參加了（歸莊是複社重要成員，以性格孤傲怪僻著稱。時人將他和顧炎武並稱為“歸奇顧怪”），但是二社的裂痕依舊。尤其令吳偉業難堪的是，大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少年投函給他，信上寫著一首詩：“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極盡能事地嘲諷吳偉業即將出仕清廷。吳偉業看了信後，立即站了起來，但默然無語。
虎丘大會後，吳兆騫才名轟動一時，甚至傳入了京師，“諸前輩巨公，恨不識吳生也”。可惜命運無常，這位文采風流的江南才子竟然離奇地卷入了丁酉江南科場案，從此被拋進了苦難的深淵。
在各省鄉試中，順天闈為北方最重，江南闈則為南方最重，二省錄取舉人的名額也是高居前兩位。順天闈之所以排在第一，不過因為是“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沾了京師和皇帝的光。而江南闈能排在第二，則全靠地域人文薈萃、真槍實彈的本事了。江南多名士，江南闈也素來被認為是國家選拔人才最關緊要的所在，因而在選派考官方麵特別慎重。順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的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是順治皇帝千挑萬選出來的，並寄予厚望。二人臨行前，順治皇帝特意召見，要二人敬慎秉公，並警告說倘所行不正，決不輕恕。不過因為科場積弊已深，之前的處罰又輕微有限，加上漢官素來有欺負滿人不通翰墨之心，方猷、錢開宗二人跟順天闈的同考官李振鄴一樣，並沒有太將少年皇帝的話放在心上。
到了南京後，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自以為天高皇帝遠，早就將順治皇帝的提醒忘到九霄雲外，大肆徇私舞弊。結果榜發後，取中者頗多富貴人家子弟，士論大嘩，憤憤不平者大有人在。有人寫文章怒罵，還有人寫詩嘲諷道：“孔方主試合錢神，題目先論富與貧。金陵自古稱金穴，白下於今中白丁。”不過，影響最大的還是南京書肆剛剛刊刻發行的《萬金記》一書，萬是方猷的“方”字去一點，金字則為錢開宗的“錢”字的一半，“萬金”二字即是影射方猷、錢開宗兩考官的姓。書中揭露了主考官納賄通賄的情形，曆曆如繪，隻是隱去了當事人姓名。
另外還有一出名叫《鈞天樂》的雜劇，也是寫科場故事，分上、下兩本。上本寫文才出眾的沈子虛，應試落第，而不學無術的賈斯文等，卻因財勢而得中。主考名叫胡圖，是“糊塗”的諧音；三鼎甲名叫賈斯文、程不證、魏無知，諧音分別為“假斯文”、“真不證”、“鬼無知”。劇本中有一首《黃鶯兒》詞：“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雲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孔子弟子，以善於營財著稱），原是貨殖家風。”淋漓盡致地揭發了主考官納賄作弊的行為。下本寫天界考試真才，沈子虛遂中狀元，並得夫妻團圓，表現了作者的幻想。此劇剛好寫成於江南闈發榜後，時人均疑影射科場，每每演出，“觀者如堵牆，靡不咋舌駭歎”，“吳中好事者傳為美談”（《鈞天樂自記》）。
方猷、錢開宗二人離開江南回京師，路過常州和蘇州時，一路都有人隨舟唾罵，甚至投擲磚石，嚇得二人一路都躲在艙中。來時前呼後擁，無比風光；去時卻是藏頭縮尾，絲毫不敢拋頭露麵，可謂對比鮮明。
順天科場案發後，李振鄴等人被處極刑，並株連極廣，朝中北方籍大臣劉正宗自然不會放過“荼毒南士”的大好機會。經過一番周密的策劃後，順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給事中陰應節（山西洪洞人）上疏參奏說：“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竇多端，發榜後，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廟、毆簾官，物議沸騰。”為此，他還舉出了此事中乘機滋弊、冒濫賢書的典型：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方章鉞因與方猷聯宗而被取為舉人。
方章鉞出身海內著名世家桐城（今安徽）方氏。方氏號稱“江東華胄第一”，門中數代科第仕履繁盛，聲名顯赫。方章鉞本人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以他的文章才華，不中舉才是咄咄怪事。但陰應節有意選中他為箭靶彈劾，其實是將目標對準了方章鉞的背後——其在朝為官的父親方拱乾（時任詹事）和兄長方玄成（後因避康熙名玄燁改名方孝標，時任內弘文院侍讀學士）、方亨鹹（時任監察禦史）、方膏茂幾人。
方拱乾，初名策若，字肅之，號坦庵。他少年聰穎，七歲已經“能屬詩文”，二十歲時，詩文為世人稱許，與同鄉姚孫森等五人並稱為“六駿”。崇禎元年（1628）中進士，授官庶常。後以翰林身份任東宮（太子）講官。明朝滅亡後，方拱乾先是被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大順軍俘虜，受到酷刑折磨，後以行賄得免。清軍入山海關，李自成棄北京退往山西，方拱乾乘亂南歸。順治十一年（1654），因兩江總督馬國柱等人推薦，方拱乾被清廷起用，初為內翰林秘書院侍講學士，後升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內翰林國史院侍讀學士。
清朝初年，桐城方氏享大名者，莫過於方拱乾父子。方拱乾有六個兒子，依次為玄成（順治六年進士）、亨鹹（順治四年進士）、育盛（順治十一年中舉）、膏茂（舉人出身）、章鉞、奕箴。他取名有一原則，即所謂的“文頭武尾”——第一字以一點一劃起筆，第二字以斜鉤收尾。其時，方氏父子文名震動天下，長子方玄成更是成為順治皇帝極為寵信的文學侍從之臣，深遭北方大臣忌恨。而方拱乾早前曾在“南太子案”中得罪過劉正宗，劉正宗恨之入骨，一直要找機會報複。
［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後，弘光帝朱由崧過著逐酒征歌、荒淫無恥的生活，同時，也生怕有人奪取他的皇位。清順治二年（1645）年初，南明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仆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叫王之明的少年，結伴而行。晚上就寢時，穆虎發現少年內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份，少年自稱是明皇太子。崇禎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後，散失民間，久無消息。高夢箕雖然難辨真假，但卻有心投機，心想萬一這少年是真太子，那就是奇貨可居。於是，他不但不上報，反而急忙將王之明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隱蔽。可是世事難料，這王之明經常招搖於眾，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後竊竊私議。高夢箕懼怕惹禍上身，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大驚失色，急忙派遣內官持禦劄宣召。清順治二年（1645）三月初一日，少年來到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麵諭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隨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劉正宗當時在弘光朝任職，曾擔任東宮講官，熟悉太子模樣，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同樣熟識太子的方拱乾也被召來辨認，但他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由此引來謠言紛紛，對弘光帝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布流言蜚語，劉正宗的信譽也大受影響，由此深恨方拱乾。其實，方拱乾明知太子是假，他刻意沉默，不過是借以表示對弘光政權的不滿而已。
順治皇帝當時正為順天科場案惱火，接到陰應節的奏疏後，赫然震怒。他立即召來方玄成詢問究竟。往昔順治皇帝對方玄成優渥眷顧，都是親切地稱呼他的號“樓岡”，從不直呼其名，還經常說“方學士麵冷，可做吏部尚書”，但此刻卻是翻臉無情，聲色俱厲。方玄成如實告訴皇帝說：他們方家出自安徽桐城，已曆數世，而江南主考官方猷是浙江人，從未同宗，他弟弟方章鉞根本不在回避之列。事情顯而易見，陰應節是誣奏之詞。順治皇帝這才顏色稍緩，但又口氣嚴厲地告訴方玄成說：“此案既然要從嚴辦理，方章鉞亦不能例外。”方玄成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何況天子正在氣頭上，因而除了附和外，別的話再不敢多說。
之後，順治皇帝暗中打聽江南闈的情況，結果宮中太監找來《萬金記》和《鈞天樂》的刊刻本。皇帝看過後，本來還對其中的情節半信半疑，但聽說《鈞天樂》是尤侗所寫後，立即轉變了態度。
尤侗，字展成，號西堂，江蘇長州人。少時便有神童之譽。後加入吳兆騫主盟的慎交社，遍交江南名士。他的詩寫得情真性靈，且在文體上體現出極大的開拓性和創造性，被吳偉業稱為“騷壇盟主”。尤侗有一篇寫西廂《臨去秋波那一轉》的時文，深為順治皇帝賞識。順治皇帝多次向身邊人稱讚尤侗，說他是“真才子”，“極善作文字”，還將尤侗極富文采的《討蚤檄》一文展示給翰林院學士們說：“此奇文也。”
在這樣的背景下，順治皇帝完全相信《鈞天樂》中所描述的科場弊端情形是事實。他因而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嚴辦。一道上諭頒行江南：“據奏南闈情弊多端，物議沸騰，方猷等經朕麵諭，尚敢如此，殊屬可惡。方猷、錢開宗並同考試官，俱著革職，並中試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行詳審。本內所參事情及闈中一切弊竇，著郎廷佐（時任兩江總督，兩江即江南、江西兩省）速行嚴查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方猷、錢開宗當時已經回到北京，立即被革職下獄，等待調查。同考官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錢文燦等人是來自浙江各縣的舉人以及進士出身的知縣，也同時被革職，結果相關縣地的衙門為之一空。兩江總督郎廷佐接到聖旨後自然不敢怠慢，聯同漕運總督亢得時，迅速展開了調查。又聽說京城同考官李振鄴等人已經掉了腦袋，更加惶恐不安，唯恐禍及己身。在這樣的前提下，郎廷佐能查到事實真相還好，查不到事實真相勢必要找出幾個替罪羊來。
詹事方拱乾無辜受此牽連，倒也沒有驚慌，因為他自己很清楚，陰應節的奏疏不過是憑白誣陷之詞，因此明白地聲辯說：“臣籍安徽，與主考方猷從未同宗，故臣子章鉞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齒錄可據。”
方拱乾父子作為壯年新進的書生，不僅對黨爭的殘酷性知之不深，對當時的時局也沒有清醒的認識。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對漢人士族十分警惕。多爾袞執政時，對漢人大臣一向采取猜疑、壓製的態度。前麵提到的南北黨爭中南方大臣陳名夏、龔鼎孳與北方大臣馮銓爭鬥，多爾袞公然庇護名聲很壞的馮銓，就是因為馮銓是最早剃發留辮的漢人大臣之一，遠比陳名夏、龔鼎孳對清朝更為忠心耿耿。
不過，多爾袞死後，順治皇帝親政，立即一改多爾袞的政策，對籠絡依靠漢人大臣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順治九年（1652）四月，順治皇帝在一道諭旨中宣布，為防止諸王公大臣因循怠玩，允許滿漢官吏互相參劾對方的玩誤之處。次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又提出，內三院為機密重地，事務殷繁，應選舉賢能之人任職，並特別指明每院應設漢官大學士二員。到順治十一年（1654），十七名大學士中隻有兩名滿人，其餘都是漢人大臣，直接參與了製定政策、發布政令等國家大事的處理。順治皇帝還突破了漢人大臣不得掌印的陳規。順治十二年（1655）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額真卓羅奉命出征，順治皇帝即命漢承政龔鼎孳掌管部院印信。之前，部院印務向來由滿人大臣掌管，正官公出時，則由次官代理，從未有漢人掌管印信，以致龔鼎孳接到任命後嚇得不輕，戰戰兢兢地上疏懇求撤去這一任命。但順治皇帝未予接受，堅持要龔鼎孳接管印信。
表麵上看起來，自順治皇帝掌權，漢官的地位顯著提高了，但這起初不過是少年皇帝刻意要表現得與他所痛恨的多爾袞不同，之後則是為了統治的需要。在年輕皇帝的骨子裏，對漢人大臣的戒備和警惕並未比多爾袞減輕多少。順治登上皇帝之位並不是必然，而是多方政治勢力複雜鬥爭和相互妥協的結果。他幼年即位後，都是其叔多爾袞在殿堂上發號施令。其母孝莊太後有男人般的雄才大略，為了避免兒子受到多爾袞猜忌，多次教育順治皇帝要韜光養晦，在這樣環境下長大的皇帝，心理壓抑，脾氣暴躁，性好猜忌，後來一旦掌權，則任性得一發不可收拾。他喜歡漢人服飾，喜歡漢人文學，也大力提拔漢人文士，但這並不代表他就此信任漢人。
舉例而言，之前提到過，漢人高官陳名夏被殺的引子是順治皇帝喜歡明朝衣冠，被殺的原因是南方大臣黨爭失敗。這不過是表麵現象。當時，南方戰火紛紛，南明李定國正攻打廣東，沿海一帶的鄭成功也蠢蠢欲動，打算聯合南明抗清作戰。在這樣的局勢下，陳名夏看到順治皇帝喜歡明朝衣服後，隨口說了句“留頭發，複衣冠，天下即太平”，便立即勾起了順治皇帝深藏於心的警覺，殺機立現。實際上，陳名夏之死是順治皇帝猜疑漢人大臣的一次公然展露。而在漢人大臣中，因南方陷落較晚，尤其是清軍在江南遭到激烈的抵抗，一手炮製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諸多慘劇，深遭江南士民懷恨，因而較之北方大臣，清廷對南方大臣更不放心。這就是為什麽在清初多次南北黨爭中，北方派屹立不倒、南方派多遭慘敗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