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節
案藏殺機：清代四大奇案卷宗 作者：吳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程炳采被押赴刑場時，由於心中不服，向圍觀的路人哭訴道：“吾為陳孚恩所紿，代弟到案以至於此。陳孚恩諂媚權奸，吾在冥間當觀其結局也。”（《庸庵筆記》）聞者皆為之揮淚。
案中的請托者七人謝森墀、王景麟、熊元培、李旦華、潘敦儼、潘祖同和陳景彥免死發配新疆。不久又允準李旦華等人捐輸贖罪。陳孚恩、潘曾瑩、潘鐸因失察子弟犯法降一級調用，李清鳳病死免罪。其他辦理科場不善的官員也依例作了處理，流徙、革職、降級調用、罰俸等數十人。戊午科場案至此結束。
戊午科場案並非人為羅織的冤獄，跟之前的順治丁酉科場案和康熙辛卯科場案比起來，案情顯然沒有前兩件科場案那樣清濁難分，而且打擊麵和牽連度都要小得多，“同官不聞連坐，家屬亦未長流”，涉案官員的家屬均沒有受到牽連。之所以驚世駭俗，號稱中國曆史上最大的科舉案，就因為最後斬了首席軍機大臣兼大學士柏葰。而導致柏葰被殺的關鍵人物，則是之後聲名鵲起、煊赫一時的肅順。
不過，若是就此認為肅順在此案中一心為公，意在整頓弊政，那就大錯特錯了。兩年後的恩科會試，肅順一心要推手下心腹幕僚高心夔（肅門五君子之一）坐上狀元位，不惜以身犯險。殿試前，肅順千方百計打聽到詩題為“紗窗宿鬥牛得門字”，其中“紗窗宿鬥牛”出自唐人孫逖的《夜宿雲門寺》一詩。肅順立即將題目告訴了高心夔，讓他連夜做準備。第二天，果然是這個題目。而在場三百多考生，很少有人知道此題的出處。高心夔大喜過望，自以為成竹在胸，狀元已經是囊中之物，匆匆寫成後，立即出場來找肅順報喜。肅順問了他的答卷內容後，跌足連叫道：“完了！完了！”原來，高心夔一時疏忽，詩作押錯了韻，而一旦出韻，內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最後發榜結果，高心夔列四等，最終未能當成進士。
對肅順而言，窮究戊午科場案，雖然意在鏟除政敵，有“傾軋”之實，但也確實起到了扭轉頹風之效，此後，“司文衡者懍懍畏法，科場清肅”，科場風氣得到徹底扭轉，持續三十餘年沒有科場弊竇行為。
戊午科場案的意義還不止於此。
清朝發跡於白山黑水之間，雖然自開創者努爾哈赤起便一直奮發圖強，但論其實力，遠遠不足以橫掃天下，最後能夠入主中原，實在是機緣巧合所致。如此弱勢的一個民族，在僥幸下輕易取得了中原的大好江山，統治著數量、經濟、文化水平均遠勝自己千百倍的漢族，居高臨下之時又是何等戰戰兢兢。這既是終清一朝少有荒唐滑稽皇帝的根本所在，也是清朝自立國開始便對漢人防範警惕極嚴的關鍵原因。
乾隆以前，重臣兼部務均是清一色的清朝貴族，漢人大臣即使受到重用，也不過充當隨聲附和的工具，且受到嚴密的監視。一直到嘉慶朝以後，各地起義頻發，中央集權受到衝擊，清朝貴族壟斷朝政的局麵才開始破冰，漢人大臣在朝廷的實際職權才有所增強。肅順出身宗室，卻是一個另類，其見識、閱人的眼光均是滿人中的佼佼者。他曆來輕視滿人，重視漢人，認為隻有漢人才能挽救大清江山。而他本人因在戊午科場案力殺柏葰一事而聲震朝野，成為公認的天子之下的第一人，他本人也囂張不可一世，使得他重用漢人、以漢製漢的策略得以順利推行。正是由於肅順的大力推薦，曾國藩、左宗棠等人才得以崛起於曆史的舞台。正因為如此，戊午科場案也被視為晚清政治格局的關鍵轉折點。
中國有句古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戊午科場案也是如此。表麵看起來，肅順取得了一時的勝利，掌握了全部的朝政，但失敗往往就潛伏在勝利底下，而肅順“不學無術”，“又疏於防患，計智淺露”。戊午科場案揚刀立威後，肅順加大了整飭吏治的力度，雷厲風行，持法嚴厲，令大臣談其為之色變。但其時吏治昏庸腐敗，已絕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肅順如此嚴厲酷烈的手段，自然是四麵樹敵，這也為他日後的悲劇結局埋下了禍根。
鹹豐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三十歲的鹹豐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莊，遺命肅順、載垣、端華等八大臣輔佐幼主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後野心勃勃，勾結恭親王奕?發動了辛酉政變，肅順被斬首示眾，載垣、端華被賜自盡，其他五大臣或革職或遣，肅順親黨陳孚恩也被遣戍新疆。肅順被砍頭的地方，就是三年前柏葰丟掉腦袋的菜市口。
肅順垮台後，朝中便有人想為柏葰翻案。慈禧太後素來痛恨肅順，卻也不敢輕易答應，隻是諭令禮、刑兩部對戊午科場案重新進行核查。經過反複權衡後，同治元年（1862）正月，慈禧太後以同治帝名義發布上諭，隻說當初肅順等人擅作威福，因與柏葰平日挾有私仇，便借科場案之際，“以牽連蒙混之詞，致柏葰身罹重辟”；但柏葰自身也有責任，隻不過量刑有點重，為柏葰奏請昭雪的官員未免措辭失當；又念及柏葰為兩朝重臣，且辦事勤慎，賜柏葰之子柏鍾濂四品卿銜；之前參與審案的吏部尚書全慶則被冠上“不能悉心核議”的罪名，降級調用；率先揭發戊午科場舞弊案的禦史孟傳金也飽受朝中同僚白眼，“遂摭他事發回原衙門”。
戊午科場案後，直到清朝滅亡，再無大的科舉案發生。不過，科場弊端並未就此結束。每到考試前，遞條子、通關節依然成風，魯迅的祖父周福清便是因為遞條子而陷入一場牢獄之災。
光緒十九年（1893）三月，時任內閣中書的周福清因母親去世回紹興老家丁憂。當年剛好是大比之年，浙江鄉試的主考官通政使司參議殷如璋剛好是周福清的同科進士。周福清便想利用同年之誼為兒子和幾個本族子弟通關節。為了避人耳目，周福清決定在半路攔截殷如璋。七月，殷如璋乘官船自京城趕往杭州，七月二十七日抵達蘇州，停靠在閶門碼頭。早已經在蘇州等候的周福清派家仆陶阿順拿著一封寫有關節的書信前去投帖拜會殷如璋。陶阿順到達碼頭時，殷如璋正與副主考周錫恩在船上交談。莽撞的陶阿順便擅自將名帖信函交給了殷如璋的差人。殷如璋收到信後，一看是周福清的名帖，多少有些心領神會，因周錫恩在場，不便立即拆看。而岸邊的陶阿順等了許久後，依然不見回音，不耐煩起來，竟然對著官船大喊起來：“這一萬兩銀子的事非同小可，怎麽收了銀子連個收條也不給？”事情由此敗露。殷如璋不敢隱瞞，當即將書信連同陶阿順送到蘇州府審訊。凡信中提到的考生均被扣考，周福清則被逮捕入獄，判“斬監候”（死刑緩期）。幸運的是，當時已經是清朝末年，官場腐敗成風，周家反複用錢上下打點，周福清在死緩八年後，終於被釋放，但周家也從此衰敗。
由於科舉考試是通往權勢和利益的唯一門檻，因而無論采取如何嚴密的防範措施，或如何殘酷的嚴刑峻法，始終還是難以杜絕僥幸者的作奸犯禁。民國年間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漢民一度叱吒風雲，其實他還有另一個身份，即曆史上著名的科場代考槍手——他曾經在清末兩次代人參加鄉試，均順利中舉。
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列強侵淩日重，國內危機四伏，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等重臣聯銜奏請停止科舉。清廷經過考慮後，接受了呈請，下令廢止科舉。至此，曆經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製度壽終正寢，科場積弊也隨之而斷絕。
第二章 甘肅冒賑案
乾隆是清朝第一個靠秘密建儲製度登上皇位的皇帝，上台伊始，尚無自己的勢力和親信，執政初期為坐穩皇位費盡了心思，因而大權在握後，喜歡乾綱獨斷。又自詡“明君”，公然宣稱“本朝無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因而朝廷上下均“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進取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其身邊重臣也多是品行操守不良之輩。
楔 子
乾隆後期，由於乾隆皇帝本人揮霍無度，大講排場，因而也就無法控製各級官員的貪贓枉法，以致形成了以和珅為中心的貪汙網。僅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後揭發出來的貪汙大案就有數十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甘肅發生過一起地方官員以賑災之名共謀作弊、肆意侵貪的巨案，牽涉總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縣各級官員，涉案金額之巨，牽連官員之多、級別之高，都是大清開國以來所未有，並波及直隸、盛京、江蘇、浙江、雲南等幾個省，震動全國。時稱“甘肅冒賑案”。乾隆皇帝驚呼此案“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
壹 想當清官不容易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值盛夏，驕陽似火，酷熱難耐。當今天子乾隆皇帝早就去了承德避暑山莊涼快去了。京城的老百姓自然沒那個福分，隻能躲在自個兒家中勉強避暑。在這樣悶熱的天氣，即使是在華蓋雲集的京師，街上來往的行人也極為稀少。
突然間，從前門方向快步奔來一名五十多歲的普通老漢，滿頭大汗，肩上扛著一副衣褡，直奔崇文門的九門提督衙門。差役認出老漢就是前門聯興帽鋪的店主張度仲。張度仲也不多說，直喊要報官。九門提督衙門大學士英廉（本姓馮，內務府包衣，漢軍鑲黃旗人，其孫女即為大貪官和珅正妻）剛好正在大堂辦公，聞訊急忙叫人帶張度仲進來。張度仲跪下後二話不說，先將衣褡放在地上，打開一看，裏麵全部是黃燦燦的金條。大致一數，竟然有六十根之多。
根據張度仲的交代，事情的大致經過是：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一日，位於前門打磨廠的聯興帽鋪突然來了一位熟客——盛京（即沈陽）源有通帽鋪的夥計何萬有。店主張度仲親自將他迎進來後，還不及寒暄，行色匆匆的何萬有便將一副衣褡交給張度仲，托他代為保存一段時間。因聯興帽鋪一向與源有通帽鋪有生意往來，張度仲雖然疑惑，但也不便推辭，當場收了下來。何萬有隨即匆忙離開，去向不明。張度仲收藏衣褡時，發現衣褡非常沉重，其中必然藏有物品，當時便起了疑心，但由於有承諾在先，也沒有打開來瞧，隻是如約將衣褡收藏起來。然而，就在這兩天，京城風傳甘肅捐監積弊案發，恐怕現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讚和前任布政使王亶望都要倒大黴。此刻，王廷讚正在熱河避暑山莊覲見，據傳已經被時下最受皇帝信任的和珅和大人扣押審訊。張度仲知道源有通帽鋪的背後東家就是王廷讚，當即聯想到可疑的衣褡一事，立即打開檢查，結果發現衣褡內藏六十根金條，共重四百七十一兩。當時黃金是十分稀少之物，人們為了保值或是製作器皿、物品，常常以銀換金，導致金價居高不下。按照當時流通的情況，一兩黃金至少可換取二十兩白銀，這六十根金條就值將近一萬兩銀子。張度仲一個普通老百姓，哪裏見過這麽多錢，嚇得目瞪口呆，立即屁滾尿流地飛奔去九門提督衙門報官。
英廉得知事情經過後，如獲至寶，認定這是甘肅布政使王廷讚刻意在轉移贓款，立即發出告示通緝何萬有，並在從北京到盛京的必經之地通州、山海關設下關卡，務必要將其捉拿歸案。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六十根金條轉移案。
那麽，這六十根金條到底是怎麽回事？夥計何萬有是什麽人？他的東家王廷讚又是什麽人呢？
一切的事情都還要從頭說起。
在中國的大西北，有一塊號稱“西北明珠”的黃河衝積平原，地勢平坦，土層深厚。這裏地處幹旱區，年降水量不足二百毫米，但卻因為有黃河過境，當地人挖掘溝渠，引黃河之水灌溉土地，“歲無旱潦之虞”，因而造就了極為富庶的農業，享有“塞上江南”的美名。這塊神奇的土地，就是寧夏平原。
自秦漢開始，寧夏平原就開始了引用黃河水灌溉的曆史。這裏溝渠縱橫，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唐來渠。唐來渠渠口開在青銅峽旁，自甘肅寧朔縣南分黃河北流，經寧夏、平羅會大清渠，北注黃河。根據明朝萬曆年間的《朔方新誌》記載，唐來渠源遠流長，本是漢朝故渠，唐朝武則天年間曾對舊渠大加疏浚延長，並招徠戶民墾種，因此得名唐來渠，又名唐徠渠、唐渠。如此一條曆史悠久的古老溝渠，在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時，也經曆著歲月的侵蝕、風雨的洗禮以及兵燹的破壞，因而曆朝曆代均對其進行過大規模的修繕。主持修繕工程的曆史名人先後有唐朝名將郭子儀、西夏開國之君李元昊、元朝水利名家郭守敬等人。
入清以來，先後有寧夏巡撫黃圖安於順治十五年（1658）、兵部侍郎通智於雍正九年（1731）、寧夏道鈕廷彩於乾隆四年（1739）三次大修過此渠。轉眼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寧夏道（治所寧夏府，今寧夏吳忠）道員（地方行政長官，正四品，低於巡撫，一般尊稱為道台）王廷讚（部分史籍記作王廷瓚）得知唐來渠年久失修，多有潰決之處。而唐來渠又剛好經過府城西麵，王廷讚擔心渠水危害府城中百姓，便決意效法古人，大修唐來渠。
由於清朝沒有專門的經費撥給地方行政，而地方財政又沒有法定的收入，也沒有相應的經費預算和決算製度，地方長官一個人的收入不但要支付整個衙門的行政開支及部分屬吏的薪水，還需應付上級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捐。在這樣的局麵下，一個地方道員要拿出一筆不菲的款子來修複唐來渠，實際上是相當困難的。王廷讚卻表現出了非凡的決心，親自出麵，四處借了一筆錢，為此費盡心思，才得以重修了唐來渠。
這位王廷讚，說起來也是個人物。他長年在西北為地方官，廉潔奉公，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因而在當地深孚眾望，是位頗有名望的好官。舉例而言，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廷讚時任張掖（今甘肅張掖）縣令，拿出帑藏，花巨資重修了自明朝嘉靖以來便已經廢棄的甘泉書院。此後，甘泉書院成為河西的教育中心，學風嚴謹，人才輩出。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廷讚時任鞏昌府（府治鞏昌，今陝西隴西）知府，出資在西鞏釋來家溝修建一座石橋，時人稱為“王公橋”（同治年間左宗棠西征時重修此橋，改名“永定橋”，當地人稱為“神橋”，至今猶存），這是老百姓對王廷讚的衷心讚譽。
就在大修唐來渠的這一年，王廷讚被提拔為甘肅布政使（治所蘭州，今甘肅蘭州）。他的前任王亶望則由於捐監賑災“有功”，“成效卓著”，被乾隆皇帝提升為浙江巡撫，前往油水更多更肥的浙江一地赴任。
清朝的地方行政機構采取省、府（直隸州、直隸廳）、縣（散州、散廳）三級製。省最高軍政長官為總督、巡撫。總督一般管轄兩省至三省（四川總督隻管一省），同時兼任兵部尚書和都察院右都禦史銜，又稱“製軍”、“製台”。巡撫之製始於明朝，但當時無固定轄區，一直到清朝時，巡撫才成為一省的最高軍政長官，並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銜，又稱“撫軍”、“撫台”。總督、巡撫之下設布政使，簡稱為“藩台”或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行政和財賦之出納，以及省內官員的升遷調動。國家政令均由其向府州縣宣布，權力很大，品級與巡撫同，是從二品官。另有按察使一職，簡稱為“臬台”或是“臬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監察以及驛傳事務，為正三品官。督撫、布政使、按察使合稱為三大憲。省之下設道（道是監察區，並非行政區），置道員。道以下設府，知府為行政長官，掌管一府的政務及所屬州、縣的賦役、訴訟等事。順天府和奉天府因為分別是京師和陪都，地位較一般府要高，設府尹為其長官。府之下設縣，置知縣。
清朝初年，全國共有十八個行省。甘肅當時屬於陝西省右布政使司（府治鞏昌，今陝西隴西）管轄，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省份。康熙年間，改陝西右布政使司為鞏昌布政使司，不久又改為甘肅布政使司，並將治所從鞏昌移至蘭州。乾隆年間，裁甘肅巡撫，改以陝北總督行巡撫事，稱陝甘總督，並遷陝甘總督府至蘭州。當時的甘肅下轄區域不但囊括今甘肅境域，還包括今新疆、青海、寧夏的一部分。
對於常人而言，從正四品的道員一躍為從二品的布政使，絕對是件大喜事，但王廷讚卻是且喜且憂。在從寧夏趕往蘭州的路上，他一會兒憂心忡忡，一會兒眉頭緊鎖，全然沒有升官的喜悅，倒讓跟隨他多年的王長隨著實困惑了。
王長隨名叫王亮侯，長隨是他的職業。不過，雖然長隨號稱“官之仆隸”，還是與“契買家奴”有著本質的區別。舉例而言，《紅樓夢》第九十九回講到賈政上任江西糧道之初，一心想做好官，嚴禁地方折收糧米勒索鄉愚。跟隨賈政上任的長隨都說：“我們才冤，花了若幹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於是一起向賈政告假，請求離去。賈政還不明白究竟，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裏不好，就都請便。”於是長隨們怨聲載道地離去。隻剩下些家奴聚在一起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才好。”奴婢一經契買，便完完全全成為主人的附屬品，終身服役不說，飲食衣服也均仰之於主人，這就是賈政家奴所說的“去不了”。而長隨隻與主人有雇傭和隸屬關係，或是鬆散或是緊密，相當於“雇傭工人”，有活兒幹就來當差，沒活兒則可以離開，即所謂“忽去忽來，事無常主”。長隨的“長”字，其實是名不副實。
長隨一詞，最初起源於宋朝。當年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與宰相趙普為布衣之交，私人關係親密。趙匡胤經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趙普家，點名要吃趙普妻子做的烤肉，並親切地稱呼趙妻為“嫂子”。所以，趙普下朝後都不敢輕易換下朝服，以免趙匡胤突然到來，不及換衣而失儀。有一夜，大雪紛飛，趙普認為積雪太深，皇帝肯定不會出門，不料剛把朝服換下，趙匡胤就到了。趙普急忙喚堂官（一、二品文官家人稱“堂官”，又稱“內使”。一、二品武官家人稱“家將”，又稱“內丁”）伺候換衣。趙匡胤見此堂官不離左右，舉止恭敬至誠，便打趣說：“這是愛卿的長隨吧？”天子金口一開，“長隨”的稱呼從此傳揚開去，成為堂官的別名。趙普的這位長隨，後來還出任指揮之職，“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說法便是來源於此。
到了清朝，長隨開始興盛，大小官員普遍自己掏腰包蓄養長隨。長隨不但成為一種正式的職業，還出現了《長隨論》等多種職業書籍。正是在清朝，長隨的功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們不但協助官員處理一切雜務，還成為官員與下屬吏役之間的一個重要行政環節。這是因為清朝地方官員采取籍貫回避製度：自順治開始，總督、巡撫以下地方官員均回避在本省任職，即必須易地為官。到康熙時，回避製度更加嚴格，官員任職之地應與其本人籍貫相去五百裏以外，而不出五百裏者均應回避。官員除非罷官或去職，才能回到家鄉原籍，這就是所謂的“宦遊”。這樣，官員到陌生地方上任之初，必然要麵臨人生地不熟的局麵，而衙門裏的辦事吏役則大多由當地人把持，自成一股勢力，根深蒂固，難以動搖。這個時候，長隨作為官員帶來的親信，就自然而然地在衙門中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尤其在地方州縣衙門，長隨更是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行政力量，被老百姓稱為“二爺”。而在地方衙門裏，隻有地方長官被稱為“老爺”，地方長官的幕友被稱為“師爺”，書吏、衙役等都不能稱爺。長隨與長官、師爺並為衙門裏的“爺們”，可見其地位和作用。
最初，官員一般任用自己的親戚朋友來擔任長隨，但隨著長隨的職業化，在官場中以此為業謀生的人便成為長隨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到了乾隆時期，捐納開始盛行，更是出現了與長隨相關的獨特的“帶馱子”現象。
捐納，又稱貲選、開納，有時也稱捐輸、捐例。說白了就是賣官鬻爵，由朝廷將官職明碼標價，公開出售，賣官得來的錢財統一入庫，以解決財政上的不足。在清朝，捐納製度是一項很重要的製度，與科舉製度互相補充，一部分人通過科舉考試做官，一部分人則通過捐納製度做官。康熙時期，捐納官隻到知縣。到雍正年間，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納。再到乾隆時，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則可捐至遊擊。
捐納官職的盛行，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導致仕途競爭更加激烈，因為官員的職位、名額始終是有一定額度的。捐官的人很多，職位的實缺卻是很少，這樣，真正落實到上任的就少了。官員從候選到候補，再到補實上任，往往要等待相當長一段時期。一些家底不厚的官員通常在候補階段就已經用盡了錢財，陷入了生活無著的困境。在這個緊要關頭，專門從事長隨行當的人會主動伸出援助之手，借錢給這些官員。當然，這些人不會白白借錢，投資一定要有所回報。一旦官員補實，長隨則跟隨他一同上任，並要求派以重任，以此作為對之前借錢的報答。這就是所謂的“帶馱子”，又稱“帶肚子”。
長隨們之所以寧可倒貼錢給官員也要謀取這份“下三爛”的差事，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謂“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衙門中多有“陋規常例”，凡長隨經手之事都可以撈一份外快。《官場現形記》中說一個州衙門裏的長隨每年紅包“好幾千的拿”。前麵提到《紅樓夢》中賈政上任江西糧道，跟他的長隨都是花了錢給介紹人作為“薦資”的，賈政卻一心要當清官，長隨們撈不到外快，僅憑薪資肯定要血本無歸，這才各自離去。
職業化後的長隨，種類繁多，有按出身劃分的，但更多的是按職能劃分。負責把門的叫做“司閽”或“門上”；負責文書簽轉的叫做“簽押”或“稿案”；在公堂值勤的叫做“值堂”；負責通訊的叫做“書啟”；掌管印信的叫做“用印”；管倉庫的叫做“司倉”；負責稅收的叫做“錢漕”；還有“管監”、“管廚”、“管號”、“跟班”等等眾多名目。
這裏花這麽多筆墨來講長隨，是因為這些編外的長隨將在下麵講到的案件中起到極為關鍵的紐帶作用。
王長隨見到王廷讚如此神色，尋思新的藩台大人可能是在擔心甘肅布政使不如寧夏道道員好做。當時甘肅地處邊陲，地廣人稀，加上天災不斷，朝廷還經常用兵，因而全省十分貧瘠。布政使要管好這一省財賦和民政，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而寧夏道隻管轄“塞上江南”寧夏平原，為甘肅下轄地域中最豐腴之處，土地肥沃，灌水充裕，一方百姓富足，地方官百無憂慮。真可謂官大有官大的難處，官小有官小的優越。
王長隨十分機靈，當即安慰道：“藩台大人不必太過憂慮。甘肅雖然全省土地貧瘠，時有災荒發生，但朝廷卻恩準甘肅捐監。這可是一件大好事！想那王中丞（指王亶望，中丞是清代對巡撫的稱呼）在甘肅布政使任上成績斐然，全靠捐納籌集糧食呢。”
［捐監，即捐納監生，屬於捐納製度中“常捐”的一種，民間生員隻要捐米一千石，就可以獲得監生的資格。最初捐監隻限於生員，後來範圍擴大，無出身的平民也可以靠捐納成為監生，稱為例監。捐監所收的糧食稱為“監糧”，納入地方糧庫，以備荒年賑濟。捐監不像前麵提到的捐納實職那樣直接獲得官職，但有了監生的身份後，便可以直接取得參加鄉試或會試的資格。而且在清朝，要想捐納實職，必須先有監生、貢生的資格。捐監製度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地方財政危機，但也成為有錢人攫取富貴的終南捷徑，對科舉製度和社會風氣都產生了不良影響。］
王廷讚長歎了一聲，哀歎道：“我擔心的正是這個呢。”原來他發愁的並非其他，而是此次上任布政使是否能有所作為。他的前任王亶望精明能幹，連乾隆皇帝都稱讚他為“能事之藩司”，在甘肅任布政使三年，報捐的糧食已經多達六百多萬石，報捐人數和所收糧食數不僅在甘肅省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國也名列榜首。僅報捐這一項的收入，已經是甘肅省全年賦稅的七八倍。正因為成績卓越，王亶望才被升為浙江巡撫。
有如此能幹的前任，自然給王廷讚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他雖然對王亶望捐賑所取得的成績感到不可思議，卻也十分佩服。他是一個一心想做好官的人，希圖在其位謀其職，能夠大有作為。然而前任王亶望如此能耐，他自認為望塵莫及，欷感慨之下，竟然有些灰心喪氣，覺得前途渺茫了起來。
案中的請托者七人謝森墀、王景麟、熊元培、李旦華、潘敦儼、潘祖同和陳景彥免死發配新疆。不久又允準李旦華等人捐輸贖罪。陳孚恩、潘曾瑩、潘鐸因失察子弟犯法降一級調用，李清鳳病死免罪。其他辦理科場不善的官員也依例作了處理，流徙、革職、降級調用、罰俸等數十人。戊午科場案至此結束。
戊午科場案並非人為羅織的冤獄，跟之前的順治丁酉科場案和康熙辛卯科場案比起來，案情顯然沒有前兩件科場案那樣清濁難分，而且打擊麵和牽連度都要小得多，“同官不聞連坐，家屬亦未長流”，涉案官員的家屬均沒有受到牽連。之所以驚世駭俗，號稱中國曆史上最大的科舉案，就因為最後斬了首席軍機大臣兼大學士柏葰。而導致柏葰被殺的關鍵人物，則是之後聲名鵲起、煊赫一時的肅順。
不過，若是就此認為肅順在此案中一心為公，意在整頓弊政，那就大錯特錯了。兩年後的恩科會試，肅順一心要推手下心腹幕僚高心夔（肅門五君子之一）坐上狀元位，不惜以身犯險。殿試前，肅順千方百計打聽到詩題為“紗窗宿鬥牛得門字”，其中“紗窗宿鬥牛”出自唐人孫逖的《夜宿雲門寺》一詩。肅順立即將題目告訴了高心夔，讓他連夜做準備。第二天，果然是這個題目。而在場三百多考生，很少有人知道此題的出處。高心夔大喜過望，自以為成竹在胸，狀元已經是囊中之物，匆匆寫成後，立即出場來找肅順報喜。肅順問了他的答卷內容後，跌足連叫道：“完了！完了！”原來，高心夔一時疏忽，詩作押錯了韻，而一旦出韻，內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最後發榜結果，高心夔列四等，最終未能當成進士。
對肅順而言，窮究戊午科場案，雖然意在鏟除政敵，有“傾軋”之實，但也確實起到了扭轉頹風之效，此後，“司文衡者懍懍畏法，科場清肅”，科場風氣得到徹底扭轉，持續三十餘年沒有科場弊竇行為。
戊午科場案的意義還不止於此。
清朝發跡於白山黑水之間，雖然自開創者努爾哈赤起便一直奮發圖強，但論其實力，遠遠不足以橫掃天下，最後能夠入主中原，實在是機緣巧合所致。如此弱勢的一個民族，在僥幸下輕易取得了中原的大好江山，統治著數量、經濟、文化水平均遠勝自己千百倍的漢族，居高臨下之時又是何等戰戰兢兢。這既是終清一朝少有荒唐滑稽皇帝的根本所在，也是清朝自立國開始便對漢人防範警惕極嚴的關鍵原因。
乾隆以前，重臣兼部務均是清一色的清朝貴族，漢人大臣即使受到重用，也不過充當隨聲附和的工具，且受到嚴密的監視。一直到嘉慶朝以後，各地起義頻發，中央集權受到衝擊，清朝貴族壟斷朝政的局麵才開始破冰，漢人大臣在朝廷的實際職權才有所增強。肅順出身宗室，卻是一個另類，其見識、閱人的眼光均是滿人中的佼佼者。他曆來輕視滿人，重視漢人，認為隻有漢人才能挽救大清江山。而他本人因在戊午科場案力殺柏葰一事而聲震朝野，成為公認的天子之下的第一人，他本人也囂張不可一世，使得他重用漢人、以漢製漢的策略得以順利推行。正是由於肅順的大力推薦，曾國藩、左宗棠等人才得以崛起於曆史的舞台。正因為如此，戊午科場案也被視為晚清政治格局的關鍵轉折點。
中國有句古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戊午科場案也是如此。表麵看起來，肅順取得了一時的勝利，掌握了全部的朝政，但失敗往往就潛伏在勝利底下，而肅順“不學無術”，“又疏於防患，計智淺露”。戊午科場案揚刀立威後，肅順加大了整飭吏治的力度，雷厲風行，持法嚴厲，令大臣談其為之色變。但其時吏治昏庸腐敗，已絕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肅順如此嚴厲酷烈的手段，自然是四麵樹敵，這也為他日後的悲劇結局埋下了禍根。
鹹豐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三十歲的鹹豐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莊，遺命肅順、載垣、端華等八大臣輔佐幼主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後野心勃勃，勾結恭親王奕?發動了辛酉政變，肅順被斬首示眾，載垣、端華被賜自盡，其他五大臣或革職或遣，肅順親黨陳孚恩也被遣戍新疆。肅順被砍頭的地方，就是三年前柏葰丟掉腦袋的菜市口。
肅順垮台後，朝中便有人想為柏葰翻案。慈禧太後素來痛恨肅順，卻也不敢輕易答應，隻是諭令禮、刑兩部對戊午科場案重新進行核查。經過反複權衡後，同治元年（1862）正月，慈禧太後以同治帝名義發布上諭，隻說當初肅順等人擅作威福，因與柏葰平日挾有私仇，便借科場案之際，“以牽連蒙混之詞，致柏葰身罹重辟”；但柏葰自身也有責任，隻不過量刑有點重，為柏葰奏請昭雪的官員未免措辭失當；又念及柏葰為兩朝重臣，且辦事勤慎，賜柏葰之子柏鍾濂四品卿銜；之前參與審案的吏部尚書全慶則被冠上“不能悉心核議”的罪名，降級調用；率先揭發戊午科場舞弊案的禦史孟傳金也飽受朝中同僚白眼，“遂摭他事發回原衙門”。
戊午科場案後，直到清朝滅亡，再無大的科舉案發生。不過，科場弊端並未就此結束。每到考試前，遞條子、通關節依然成風，魯迅的祖父周福清便是因為遞條子而陷入一場牢獄之災。
光緒十九年（1893）三月，時任內閣中書的周福清因母親去世回紹興老家丁憂。當年剛好是大比之年，浙江鄉試的主考官通政使司參議殷如璋剛好是周福清的同科進士。周福清便想利用同年之誼為兒子和幾個本族子弟通關節。為了避人耳目，周福清決定在半路攔截殷如璋。七月，殷如璋乘官船自京城趕往杭州，七月二十七日抵達蘇州，停靠在閶門碼頭。早已經在蘇州等候的周福清派家仆陶阿順拿著一封寫有關節的書信前去投帖拜會殷如璋。陶阿順到達碼頭時，殷如璋正與副主考周錫恩在船上交談。莽撞的陶阿順便擅自將名帖信函交給了殷如璋的差人。殷如璋收到信後，一看是周福清的名帖，多少有些心領神會，因周錫恩在場，不便立即拆看。而岸邊的陶阿順等了許久後，依然不見回音，不耐煩起來，竟然對著官船大喊起來：“這一萬兩銀子的事非同小可，怎麽收了銀子連個收條也不給？”事情由此敗露。殷如璋不敢隱瞞，當即將書信連同陶阿順送到蘇州府審訊。凡信中提到的考生均被扣考，周福清則被逮捕入獄，判“斬監候”（死刑緩期）。幸運的是，當時已經是清朝末年，官場腐敗成風，周家反複用錢上下打點，周福清在死緩八年後，終於被釋放，但周家也從此衰敗。
由於科舉考試是通往權勢和利益的唯一門檻，因而無論采取如何嚴密的防範措施，或如何殘酷的嚴刑峻法，始終還是難以杜絕僥幸者的作奸犯禁。民國年間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漢民一度叱吒風雲，其實他還有另一個身份，即曆史上著名的科場代考槍手——他曾經在清末兩次代人參加鄉試，均順利中舉。
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列強侵淩日重，國內危機四伏，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等重臣聯銜奏請停止科舉。清廷經過考慮後，接受了呈請，下令廢止科舉。至此，曆經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製度壽終正寢，科場積弊也隨之而斷絕。
第二章 甘肅冒賑案
乾隆是清朝第一個靠秘密建儲製度登上皇位的皇帝，上台伊始，尚無自己的勢力和親信，執政初期為坐穩皇位費盡了心思，因而大權在握後，喜歡乾綱獨斷。又自詡“明君”，公然宣稱“本朝無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因而朝廷上下均“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進取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其身邊重臣也多是品行操守不良之輩。
楔 子
乾隆後期，由於乾隆皇帝本人揮霍無度，大講排場，因而也就無法控製各級官員的貪贓枉法，以致形成了以和珅為中心的貪汙網。僅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後揭發出來的貪汙大案就有數十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甘肅發生過一起地方官員以賑災之名共謀作弊、肆意侵貪的巨案，牽涉總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縣各級官員，涉案金額之巨，牽連官員之多、級別之高，都是大清開國以來所未有，並波及直隸、盛京、江蘇、浙江、雲南等幾個省，震動全國。時稱“甘肅冒賑案”。乾隆皇帝驚呼此案“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
壹 想當清官不容易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值盛夏，驕陽似火，酷熱難耐。當今天子乾隆皇帝早就去了承德避暑山莊涼快去了。京城的老百姓自然沒那個福分，隻能躲在自個兒家中勉強避暑。在這樣悶熱的天氣，即使是在華蓋雲集的京師，街上來往的行人也極為稀少。
突然間，從前門方向快步奔來一名五十多歲的普通老漢，滿頭大汗，肩上扛著一副衣褡，直奔崇文門的九門提督衙門。差役認出老漢就是前門聯興帽鋪的店主張度仲。張度仲也不多說，直喊要報官。九門提督衙門大學士英廉（本姓馮，內務府包衣，漢軍鑲黃旗人，其孫女即為大貪官和珅正妻）剛好正在大堂辦公，聞訊急忙叫人帶張度仲進來。張度仲跪下後二話不說，先將衣褡放在地上，打開一看，裏麵全部是黃燦燦的金條。大致一數，竟然有六十根之多。
根據張度仲的交代，事情的大致經過是：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一日，位於前門打磨廠的聯興帽鋪突然來了一位熟客——盛京（即沈陽）源有通帽鋪的夥計何萬有。店主張度仲親自將他迎進來後，還不及寒暄，行色匆匆的何萬有便將一副衣褡交給張度仲，托他代為保存一段時間。因聯興帽鋪一向與源有通帽鋪有生意往來，張度仲雖然疑惑，但也不便推辭，當場收了下來。何萬有隨即匆忙離開，去向不明。張度仲收藏衣褡時，發現衣褡非常沉重，其中必然藏有物品，當時便起了疑心，但由於有承諾在先，也沒有打開來瞧，隻是如約將衣褡收藏起來。然而，就在這兩天，京城風傳甘肅捐監積弊案發，恐怕現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讚和前任布政使王亶望都要倒大黴。此刻，王廷讚正在熱河避暑山莊覲見，據傳已經被時下最受皇帝信任的和珅和大人扣押審訊。張度仲知道源有通帽鋪的背後東家就是王廷讚，當即聯想到可疑的衣褡一事，立即打開檢查，結果發現衣褡內藏六十根金條，共重四百七十一兩。當時黃金是十分稀少之物，人們為了保值或是製作器皿、物品，常常以銀換金，導致金價居高不下。按照當時流通的情況，一兩黃金至少可換取二十兩白銀，這六十根金條就值將近一萬兩銀子。張度仲一個普通老百姓，哪裏見過這麽多錢，嚇得目瞪口呆，立即屁滾尿流地飛奔去九門提督衙門報官。
英廉得知事情經過後，如獲至寶，認定這是甘肅布政使王廷讚刻意在轉移贓款，立即發出告示通緝何萬有，並在從北京到盛京的必經之地通州、山海關設下關卡，務必要將其捉拿歸案。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六十根金條轉移案。
那麽，這六十根金條到底是怎麽回事？夥計何萬有是什麽人？他的東家王廷讚又是什麽人呢？
一切的事情都還要從頭說起。
在中國的大西北，有一塊號稱“西北明珠”的黃河衝積平原，地勢平坦，土層深厚。這裏地處幹旱區，年降水量不足二百毫米，但卻因為有黃河過境，當地人挖掘溝渠，引黃河之水灌溉土地，“歲無旱潦之虞”，因而造就了極為富庶的農業，享有“塞上江南”的美名。這塊神奇的土地，就是寧夏平原。
自秦漢開始，寧夏平原就開始了引用黃河水灌溉的曆史。這裏溝渠縱橫，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唐來渠。唐來渠渠口開在青銅峽旁，自甘肅寧朔縣南分黃河北流，經寧夏、平羅會大清渠，北注黃河。根據明朝萬曆年間的《朔方新誌》記載，唐來渠源遠流長，本是漢朝故渠，唐朝武則天年間曾對舊渠大加疏浚延長，並招徠戶民墾種，因此得名唐來渠，又名唐徠渠、唐渠。如此一條曆史悠久的古老溝渠，在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時，也經曆著歲月的侵蝕、風雨的洗禮以及兵燹的破壞，因而曆朝曆代均對其進行過大規模的修繕。主持修繕工程的曆史名人先後有唐朝名將郭子儀、西夏開國之君李元昊、元朝水利名家郭守敬等人。
入清以來，先後有寧夏巡撫黃圖安於順治十五年（1658）、兵部侍郎通智於雍正九年（1731）、寧夏道鈕廷彩於乾隆四年（1739）三次大修過此渠。轉眼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寧夏道（治所寧夏府，今寧夏吳忠）道員（地方行政長官，正四品，低於巡撫，一般尊稱為道台）王廷讚（部分史籍記作王廷瓚）得知唐來渠年久失修，多有潰決之處。而唐來渠又剛好經過府城西麵，王廷讚擔心渠水危害府城中百姓，便決意效法古人，大修唐來渠。
由於清朝沒有專門的經費撥給地方行政，而地方財政又沒有法定的收入，也沒有相應的經費預算和決算製度，地方長官一個人的收入不但要支付整個衙門的行政開支及部分屬吏的薪水，還需應付上級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捐。在這樣的局麵下，一個地方道員要拿出一筆不菲的款子來修複唐來渠，實際上是相當困難的。王廷讚卻表現出了非凡的決心，親自出麵，四處借了一筆錢，為此費盡心思，才得以重修了唐來渠。
這位王廷讚，說起來也是個人物。他長年在西北為地方官，廉潔奉公，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因而在當地深孚眾望，是位頗有名望的好官。舉例而言，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廷讚時任張掖（今甘肅張掖）縣令，拿出帑藏，花巨資重修了自明朝嘉靖以來便已經廢棄的甘泉書院。此後，甘泉書院成為河西的教育中心，學風嚴謹，人才輩出。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廷讚時任鞏昌府（府治鞏昌，今陝西隴西）知府，出資在西鞏釋來家溝修建一座石橋，時人稱為“王公橋”（同治年間左宗棠西征時重修此橋，改名“永定橋”，當地人稱為“神橋”，至今猶存），這是老百姓對王廷讚的衷心讚譽。
就在大修唐來渠的這一年，王廷讚被提拔為甘肅布政使（治所蘭州，今甘肅蘭州）。他的前任王亶望則由於捐監賑災“有功”，“成效卓著”，被乾隆皇帝提升為浙江巡撫，前往油水更多更肥的浙江一地赴任。
清朝的地方行政機構采取省、府（直隸州、直隸廳）、縣（散州、散廳）三級製。省最高軍政長官為總督、巡撫。總督一般管轄兩省至三省（四川總督隻管一省），同時兼任兵部尚書和都察院右都禦史銜，又稱“製軍”、“製台”。巡撫之製始於明朝，但當時無固定轄區，一直到清朝時，巡撫才成為一省的最高軍政長官，並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銜，又稱“撫軍”、“撫台”。總督、巡撫之下設布政使，簡稱為“藩台”或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行政和財賦之出納，以及省內官員的升遷調動。國家政令均由其向府州縣宣布，權力很大，品級與巡撫同，是從二品官。另有按察使一職，簡稱為“臬台”或是“臬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監察以及驛傳事務，為正三品官。督撫、布政使、按察使合稱為三大憲。省之下設道（道是監察區，並非行政區），置道員。道以下設府，知府為行政長官，掌管一府的政務及所屬州、縣的賦役、訴訟等事。順天府和奉天府因為分別是京師和陪都，地位較一般府要高，設府尹為其長官。府之下設縣，置知縣。
清朝初年，全國共有十八個行省。甘肅當時屬於陝西省右布政使司（府治鞏昌，今陝西隴西）管轄，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省份。康熙年間，改陝西右布政使司為鞏昌布政使司，不久又改為甘肅布政使司，並將治所從鞏昌移至蘭州。乾隆年間，裁甘肅巡撫，改以陝北總督行巡撫事，稱陝甘總督，並遷陝甘總督府至蘭州。當時的甘肅下轄區域不但囊括今甘肅境域，還包括今新疆、青海、寧夏的一部分。
對於常人而言，從正四品的道員一躍為從二品的布政使，絕對是件大喜事，但王廷讚卻是且喜且憂。在從寧夏趕往蘭州的路上，他一會兒憂心忡忡，一會兒眉頭緊鎖，全然沒有升官的喜悅，倒讓跟隨他多年的王長隨著實困惑了。
王長隨名叫王亮侯，長隨是他的職業。不過，雖然長隨號稱“官之仆隸”，還是與“契買家奴”有著本質的區別。舉例而言，《紅樓夢》第九十九回講到賈政上任江西糧道之初，一心想做好官，嚴禁地方折收糧米勒索鄉愚。跟隨賈政上任的長隨都說：“我們才冤，花了若幹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於是一起向賈政告假，請求離去。賈政還不明白究竟，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裏不好，就都請便。”於是長隨們怨聲載道地離去。隻剩下些家奴聚在一起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才好。”奴婢一經契買，便完完全全成為主人的附屬品，終身服役不說，飲食衣服也均仰之於主人，這就是賈政家奴所說的“去不了”。而長隨隻與主人有雇傭和隸屬關係，或是鬆散或是緊密，相當於“雇傭工人”，有活兒幹就來當差，沒活兒則可以離開，即所謂“忽去忽來，事無常主”。長隨的“長”字，其實是名不副實。
長隨一詞，最初起源於宋朝。當年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與宰相趙普為布衣之交，私人關係親密。趙匡胤經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趙普家，點名要吃趙普妻子做的烤肉，並親切地稱呼趙妻為“嫂子”。所以，趙普下朝後都不敢輕易換下朝服，以免趙匡胤突然到來，不及換衣而失儀。有一夜，大雪紛飛，趙普認為積雪太深，皇帝肯定不會出門，不料剛把朝服換下，趙匡胤就到了。趙普急忙喚堂官（一、二品文官家人稱“堂官”，又稱“內使”。一、二品武官家人稱“家將”，又稱“內丁”）伺候換衣。趙匡胤見此堂官不離左右，舉止恭敬至誠，便打趣說：“這是愛卿的長隨吧？”天子金口一開，“長隨”的稱呼從此傳揚開去，成為堂官的別名。趙普的這位長隨，後來還出任指揮之職，“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說法便是來源於此。
到了清朝，長隨開始興盛，大小官員普遍自己掏腰包蓄養長隨。長隨不但成為一種正式的職業，還出現了《長隨論》等多種職業書籍。正是在清朝，長隨的功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們不但協助官員處理一切雜務，還成為官員與下屬吏役之間的一個重要行政環節。這是因為清朝地方官員采取籍貫回避製度：自順治開始，總督、巡撫以下地方官員均回避在本省任職，即必須易地為官。到康熙時，回避製度更加嚴格，官員任職之地應與其本人籍貫相去五百裏以外，而不出五百裏者均應回避。官員除非罷官或去職，才能回到家鄉原籍，這就是所謂的“宦遊”。這樣，官員到陌生地方上任之初，必然要麵臨人生地不熟的局麵，而衙門裏的辦事吏役則大多由當地人把持，自成一股勢力，根深蒂固，難以動搖。這個時候，長隨作為官員帶來的親信，就自然而然地在衙門中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尤其在地方州縣衙門，長隨更是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行政力量，被老百姓稱為“二爺”。而在地方衙門裏，隻有地方長官被稱為“老爺”，地方長官的幕友被稱為“師爺”，書吏、衙役等都不能稱爺。長隨與長官、師爺並為衙門裏的“爺們”，可見其地位和作用。
最初，官員一般任用自己的親戚朋友來擔任長隨，但隨著長隨的職業化，在官場中以此為業謀生的人便成為長隨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到了乾隆時期，捐納開始盛行，更是出現了與長隨相關的獨特的“帶馱子”現象。
捐納，又稱貲選、開納，有時也稱捐輸、捐例。說白了就是賣官鬻爵，由朝廷將官職明碼標價，公開出售，賣官得來的錢財統一入庫，以解決財政上的不足。在清朝，捐納製度是一項很重要的製度，與科舉製度互相補充，一部分人通過科舉考試做官，一部分人則通過捐納製度做官。康熙時期，捐納官隻到知縣。到雍正年間，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納。再到乾隆時，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則可捐至遊擊。
捐納官職的盛行，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導致仕途競爭更加激烈，因為官員的職位、名額始終是有一定額度的。捐官的人很多，職位的實缺卻是很少，這樣，真正落實到上任的就少了。官員從候選到候補，再到補實上任，往往要等待相當長一段時期。一些家底不厚的官員通常在候補階段就已經用盡了錢財，陷入了生活無著的困境。在這個緊要關頭，專門從事長隨行當的人會主動伸出援助之手，借錢給這些官員。當然，這些人不會白白借錢，投資一定要有所回報。一旦官員補實，長隨則跟隨他一同上任，並要求派以重任，以此作為對之前借錢的報答。這就是所謂的“帶馱子”，又稱“帶肚子”。
長隨們之所以寧可倒貼錢給官員也要謀取這份“下三爛”的差事，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謂“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衙門中多有“陋規常例”，凡長隨經手之事都可以撈一份外快。《官場現形記》中說一個州衙門裏的長隨每年紅包“好幾千的拿”。前麵提到《紅樓夢》中賈政上任江西糧道，跟他的長隨都是花了錢給介紹人作為“薦資”的，賈政卻一心要當清官，長隨們撈不到外快，僅憑薪資肯定要血本無歸，這才各自離去。
職業化後的長隨，種類繁多，有按出身劃分的，但更多的是按職能劃分。負責把門的叫做“司閽”或“門上”；負責文書簽轉的叫做“簽押”或“稿案”；在公堂值勤的叫做“值堂”；負責通訊的叫做“書啟”；掌管印信的叫做“用印”；管倉庫的叫做“司倉”；負責稅收的叫做“錢漕”；還有“管監”、“管廚”、“管號”、“跟班”等等眾多名目。
這裏花這麽多筆墨來講長隨，是因為這些編外的長隨將在下麵講到的案件中起到極為關鍵的紐帶作用。
王長隨見到王廷讚如此神色，尋思新的藩台大人可能是在擔心甘肅布政使不如寧夏道道員好做。當時甘肅地處邊陲，地廣人稀，加上天災不斷，朝廷還經常用兵，因而全省十分貧瘠。布政使要管好這一省財賦和民政，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而寧夏道隻管轄“塞上江南”寧夏平原，為甘肅下轄地域中最豐腴之處，土地肥沃，灌水充裕，一方百姓富足，地方官百無憂慮。真可謂官大有官大的難處，官小有官小的優越。
王長隨十分機靈，當即安慰道：“藩台大人不必太過憂慮。甘肅雖然全省土地貧瘠，時有災荒發生，但朝廷卻恩準甘肅捐監。這可是一件大好事！想那王中丞（指王亶望，中丞是清代對巡撫的稱呼）在甘肅布政使任上成績斐然，全靠捐納籌集糧食呢。”
［捐監，即捐納監生，屬於捐納製度中“常捐”的一種，民間生員隻要捐米一千石，就可以獲得監生的資格。最初捐監隻限於生員，後來範圍擴大，無出身的平民也可以靠捐納成為監生，稱為例監。捐監所收的糧食稱為“監糧”，納入地方糧庫，以備荒年賑濟。捐監不像前麵提到的捐納實職那樣直接獲得官職，但有了監生的身份後，便可以直接取得參加鄉試或會試的資格。而且在清朝，要想捐納實職，必須先有監生、貢生的資格。捐監製度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地方財政危機，但也成為有錢人攫取富貴的終南捷徑，對科舉製度和社會風氣都產生了不良影響。］
王廷讚長歎了一聲，哀歎道：“我擔心的正是這個呢。”原來他發愁的並非其他，而是此次上任布政使是否能有所作為。他的前任王亶望精明能幹，連乾隆皇帝都稱讚他為“能事之藩司”，在甘肅任布政使三年，報捐的糧食已經多達六百多萬石，報捐人數和所收糧食數不僅在甘肅省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國也名列榜首。僅報捐這一項的收入，已經是甘肅省全年賦稅的七八倍。正因為成績卓越，王亶望才被升為浙江巡撫。
有如此能幹的前任，自然給王廷讚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他雖然對王亶望捐賑所取得的成績感到不可思議，卻也十分佩服。他是一個一心想做好官的人，希圖在其位謀其職，能夠大有作為。然而前任王亶望如此能耐，他自認為望塵莫及，欷感慨之下，竟然有些灰心喪氣，覺得前途渺茫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