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節
案藏殺機：清代四大奇案卷宗 作者：吳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乾隆皇帝對甘肅捐監一事起疑心之前，王亶望已經因為其他事情失去了乾隆的信任。乾隆四十五年（1780），號稱中國曆史上最能花錢的乾隆皇帝再次南巡。時任浙江巡撫的王亶望知道皇帝性好揮霍，喜歡講排場，為了討好乾隆，不惜花費巨資大修特修樓台殿閣，張燈結彩，備極方物。其奢侈程度，就連乾隆皇帝看了後也覺得實在過分，特意說：“省方問俗，非為遊觀計。今乃添建屋宇，點綴燈彩，華縟繁費，朕實所不取。”（《清史稿卷三三九》）意思是說我巡視地方是為了來了解風俗，不是來遊覽觀賞的，但卻因此而添建房屋，點綴彩燈，如此繁華的裝飾，這是我實在不能接受的。王亶望見到皇帝斥責，急忙說這是嘉興知府陳虞盛所為，陳虞盛為此被免職。
然而，千萬不要以為乾隆皇帝真的就是希望節儉，他表麵上訓斥告誡了王亶望，內心其實很高興，以王母鄧氏年逾八旬為由，下諭賞賜禦書匾額及大緞二匹、貂皮四張。不巧的是，鄧氏剛好在這年八月病逝。按照清朝製度，王亶望該回家鄉山西丁母憂三年，但他不甘心就此離開浙江巡撫的肥差，於是借口要督建海塘工程，上疏請求治喪百日後留在杭州海塘效力。乾隆皇帝允準，但王亶望也因此去職，浙江巡撫改由李質穎擔任。不久，李質穎與王亶望在海塘事上意見不一，李質穎便上書彈劾王亶望“有家眷不回原籍守孝”，意思是王不讓妻、子還鄉奔母喪，同時還揭發了王亶望辦理海船事務時大肆收受商人賄賂並接受他人饋送婢妾一事。乾隆皇帝得知後甚為重視，派大學士阿桂等人調查。王亶望當然矢口否認，而李質穎拿不出真憑實據，承認所奏不過是得自傳聞。於是，乾隆皇帝對此案最後的結論是“王亶望尚無情弊”，不過是李質穎與王亶望不和，有意滋事。李質穎也由此被召回京城，浙江巡撫改由閩浙總督陳輝祖兼任。顯然，此時此刻，乾隆皇帝還是信任和偏袒王亶望的。
轉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乾隆皇帝派大學士阿桂赴浙江查勘海塘工程。阿桂發現了杭嘉湖道王燧和原嘉興知府陳虞盛貪縱不法、虛報經費的情況，立即上疏揭發。因為王亶望任浙江巡撫時，王燧、陳虞盛均為其親信，乾隆皇帝敏銳地意識到王亶望也脫離不了幹係，下令逮捕王燧嚴審，尤其要查清王亶望與王燧有無“交通情事”。王亶望得知後十分恐慌，急忙自請罰銀五十萬兩，充做修建海塘公費之用。乾隆皇帝答應了王亶望所認罰銀，但對如此巨額銀兩的來源十分懷疑，密令阿桂嚴加查訪。阿桂自然想不到這些銀子大多是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時貪汙的贓款，隻在浙江調查，因而查來查去，始終找不到有力的證據。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甘肅發生了回民蘇四十三的起義，天下人包括天子的視線立即轉向了甘肅，王亶望的危機暫時解除了。隻是這位能事之藩司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甘肅連日的大雨以及甘肅布政使王廷讚捐四萬兩白銀做軍餉將會將他連帶扯出。
乾隆皇帝看出破綻後，立即傳諭當時正在甘肅的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暗中調查甘肅捐監一事，據實匯報。阿桂和李侍堯很快就查出了甘肅捐監從一開始就是改收糧為折色收銀的事實。時在承德避暑山莊的乾隆得知後，感覺長期受到了蒙蔽，十分震怒。精明的和珅見甘肅捐監即將出大案，便搶先向乾隆皇帝奏稱說：“王廷讚蒞任甘省藩司（即布政使）有年，其家計充裕，即使再加捐數倍，亦屬從容。”意思是說，王廷讚擔任甘肅布政使有幾年了，別說捐四萬兩軍餉，就是再多幾倍，也能輕鬆拿出來。此話十分陰險，前麵提到過，清朝官員俸祿微薄，四萬兩白銀已經是巨額錢財，和珅的潛台詞自然就是王廷讚有偏門撈快錢。乾隆皇帝聽了，竟然沒有凜然發作，而是一麵派人到甘肅召王廷讚到行在熱河晉見，再命阿桂和李侍堯務必嚴查甘肅捐監一案；另一方麵，又命閩浙總督陳輝祖查訊時在浙江的王亶望。
此時，因甘肅回民起義被革職的前任陝甘總督勒爾謹已經被押解到京師，留守京師的大學士英廉奉旨提訊甘肅收捐監糧一事。不料勒爾謹早有一套說辭，稱：“我最初奏請恢複捐監糧時，並無折色收銀一事。後來風聞有折色之說，也問過當時的布政使王亶望，但王稱並無其事，於是我信以為真，沒有再過問。一直到王廷讚繼任，發現了問題，才告訴我王亶望在任時一直是私收折色。後來大家公議繼續折色收銀，每名監生收銀五十五兩。我也擔心各州縣不將捐銀拿去買糧，王廷讚提議交給蘭州府專辦，我也同意這樣做。這樣，這筆款項即從首府（蘭州府是甘肅首府）分發，各州縣並不解交經手。”雖然勒爾謹的供詞極力為自己開脫，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改收捐糧為折色是在王亶望任內開始的，後來冒賑更是成了他分肥的手段。
再說甘肅蘭州這邊，甘肅布政使王廷讚接到皇帝召自己去承德避暑山莊晉見的諭令後，已經意識到此行凶險難料，但聖意難違，他不得不遵命行事。但王廷讚也不是沒有絲毫行動，而是飛快寫了一封機密信件，派心腹王亮侯緊急送往位於關外盛京（即沈陽）的源有通號帽鋪，這才開始準備啟程。
前往熱河，必須要經過北京。在到達北京後的當夜，王廷讚不帶隨從，一個人秘密趕去一家客棧與一個名叫王誨之的人見麵。王誨之就是源有通號帽鋪的老掌櫃，接到王廷讚的密信後，便率領何萬有、張謙益、王汝輯、孫士基、曹國林五名夥計（清代“夥計”意思很廣，包括合夥人、經營者等）火速從盛京趕來北京，已經恭候多時了。王廷讚身為朝廷大員，怎麽會與這些普通商人扯上關係呢？
原來，王廷讚不但與王誨之有聯宗之誼，本人還是源有通號的大股東，王誨之是應王廷讚之請，任掌櫃經營源有通號帽鋪。而何萬有等五人也並非普通的雇傭夥計，均是王廷讚心腹王亮侯的臨榆（今河北秦皇島）同鄉，由王亮侯引薦，成為王廷讚生意上的合股人。
七個人在房中商議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天快亮時，王廷讚才從房中出來，獨自離開。
外麵，東方的天空已經露出了魚肚白。王廷讚凝視著，忍不住長歎了一聲。此時，他已經知道跟隨自己多年的王亮侯在送信到盛京後即不告而別的消息。唉，果然是大難臨頭各自飛。不過，在他內心深處，並沒有怨恨王亮侯的背叛，而是有一種“樹倒猢猻散”的悲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初，王廷讚終於到達熱河，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立即遵旨訊問。王廷讚的供詞與勒爾謹如出一轍：改收折色是自王亶望任內開始，他到任後發現收銀不合體製，立即下令停止收銀，重新按收糧處理，但之後一直無人報捐，無奈之下，隻得依舊延續前任的做法。至於每名監生收銀五十五兩，則是因為考慮到各州縣辦理捐銀數多寡不齊，又擔心各州縣有短價勒買糧石之事發生，有個統一規定的數額而已。甘肅糧價比較便宜，此數足敷定額。而之所以要將辦理捐銀交給蘭州府專辦，是因為其他各省到甘肅捐監的商民通常都是聚集在省城蘭州，改歸首府更方便報捐。蘭州府統一收捐後，會將收銀發給各州縣，購買糧食補還倉庫，再按季申報，道府並加結於上。
乾隆皇帝看到王廷讚的供詞後，拍案怒斥：“所供殊不足信。”（《清高宗實錄》）特意於六月初十下諭駁斥王廷讚供詞，大意是說：甘肅收納監糧，原本是為了倉儲賑濟的目的，理當收取本色糧食，怎麽能公然定數私收折色，而且此等嚴重違反朝廷例禁之事從無一字奏聞？如果說甘肅糧價便宜，五十五兩銀買的糧食已符定額，那麽當地必然是收成豐稔，糧源充足，怎麽還需要每年賑濟呢？如果賑災是實情，糧食必定昂貴，五十五兩銀子又怎麽能買足所定的糧數？這兩者自相矛盾，必有一方是假。
乾隆皇帝此諭詰問得十分透徹而高明，王廷讚再也無法掩飾回辯。他本來還寄轉機於接受過他賄賂的和珅，不料和大人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甚至還多次在公開場合威脅要對他用刑。王廷讚心頭又恨又氣，但卻不敢揭發出和珅受己賄賂一事，一來於事無補，二來心中總還存了一絲僥幸，盼望和珅在最後關頭能伸出援手。
在同一時間，閩浙總督陳輝祖封存了王亶望的所有財物，但審問卻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王亶望供稱：“風聞有折色之事，當即責成道府查禁結報，且意在捐多穀多，以致一任通融。”意思是說，他在辦捐過程中，確實聽說過有捐監改收糧為收銀一事，但這是其下屬私自所為，他曾經就此事責備過下屬，但後來考慮到收銀後可以補購糧食，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王亶望此供，不但不承認冒賑貪汙，而且將改收折色的責任全部推到其屬員身上。他還特意強調他的本意在於捐多糧多，至於分肥入己之情弊絕對沒有。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陳嚴祖時為甘肅環縣知縣，也牽涉進甘肅冒賑案，因而陳輝祖本人也有心庇護，決定就此放一放王亶望，便推辭說要等朝廷欽差工部侍郎楊魁到後，再一起嚴審王亶望。
當年六月十三日，陳輝祖關於王亶望供詞的奏折送到北京。到了這個時候，乾隆皇帝已經肯定甘肅捐監“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情弊”，自然對陳輝祖的作為很是不滿，但又想不出陳輝祖有什麽維護王亶望的理由（皇帝無論如何沒有想到身為知縣的陳輝祖弟弟陳嚴祖也卷入了甘肅捐監案），認為是一直沒有找到真憑實據，所以王廷讚、王亶望等人才會不斷地狡辯、搪塞、推諉，於是傳諭阿桂、李侍堯，盛讚二人是“中外最能辦事之人”，要求二人將甘肅捐監案的內在情形迅速查明，務必水落石出。
而就在這個時候，京城發生了本篇開頭提到的六十根金條案。由於王廷讚是源有通號帽鋪東家的事眾所周知，眾人均懷疑這是他在刻意轉移財產。但由於直接當事人何萬有一直沒有被官府抓獲，旁人也無從得知真正內情，隻能是猜測而已。
六十根金條的事很快就傳到了熱河。訊問王廷讚時，王廷讚卻說這金條是他在甘肅以高價銀換的，現在看到甘肅軍需緊張，特意帶到北京來換成銀子，打算捐做軍費用的。至於何萬有，不過是他熟識的一個人，因他本人換銀不便，所以將金條托其代為兌換。
一個月後，薊州激餾客棧發現了被通緝的何萬有的屍體。他是自殺而死，並留下一封遺書。遺書徹底拆穿了王廷讚的謊言：原來這六十根金條是王廷讚自甘肅帶來，在北京交給了王誨之，王誨之又托何萬有代為保管。何萬有因風聲緊，又想到將金條藏在衣褡中，轉存到聯興帽鋪內。
除何萬有之外，幫助王廷讚轉移財產的還有張謙益、王汝輯、孫士基、曹國林四人，後來均被抓獲。通過這些人，又追查到他們的同鄉——之前為王廷讚心腹長隨的王亮侯身上。後來進一步追查才發現，王亮侯也事前參與轉移了資產，僅轉移到他家鄉臨榆的王廷讚財產就有金葉子四封（重四百餘兩）、銀一百餘封（重六千七百兩）。果然應驗了和珅在乾隆皇帝麵前揭發王廷讚“家計充裕，即使再加捐數倍，亦屬從容”的話。
再說蘭州這邊，阿桂、李侍堯接到乾隆皇帝六百裏加急廷寄後，自然不敢怠慢。可甘肅捐監積弊已久，冒賑也已曆經數年，堪稱驚天大案，甘肅各級官員卻從無一人對朝廷提及，可見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人人有份。麵對這樣一個密不透風的集團，到底要從哪裏下手呢？
幸好對此難題，精明過人的乾隆皇帝早有明確指示，要二人重點清查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時道府結報監糧係屬何人，以及私收捏報的經過。很快，阿桂、李侍堯就理出了一份王亶望任內時曆任道府及直隸州官員名單。下一步就是要尋找突破口，對此，乾隆皇帝進一步諭示：“臬司（按察使）即係局外人。”一語驚醒了夢中人。
當年六月二十七日，阿桂和李侍堯派人將甘肅按察使福寧“請”到總督府來。福寧進來時，阿桂和李侍堯正端坐堂上，一臉肅色，這讓本來已經很緊張的福寧更加惴惴不安。見禮後，李侍堯也不寒暄，單刀直入地問道：“臬台大人，你應該知道今天我們請你來是為了什麽事吧？”福寧用袖子擦了一把額頭的汗：“福寧不知，還請李相國明示。”李侍堯虎起了臉，冷笑道：“你是臬司，主管一省司法大權，還需要我明示麽？”福寧更加緊張，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直冷眼旁觀的阿桂這才開口，溫言安慰道：“福大人，你也不必過於緊張。我們都知道，你是臬司，完全是局外人，這也是皇上的原話。”福寧大感意外，愣了一下，還有些不相信地問道：“皇上真這麽說？”阿桂肯定地點點頭，道：“對，皇上英明。福大人，你隻需要將你所知道的甘肅省捐監一事如實告訴我們，就完全脫離了幹係。”
福寧又驚又喜，當即將他所知道的甘省捐監內幕和盤托出：甘肅自開捐之始，便是收銀，而不是收糧。具體的做法是：王亶望將實收靠（空白的捐監執照收據）和所收銀兩全部交給蘭州府存貯，當時的蘭州知府就是他的親信蔣全迪（現任浙江寧紹台道），因而給發各州縣捐銀的多少全由王亶望一人說了算，旁人無權過問。外省捐生全部到省城蘭州報捐，省內各州縣也在蘭州向報捐之人辦理捐監手續，頒發監生執照。各州縣領回的折色銀兩，也沒有用來買糧補還倉庫。放賑時，王亶望從未親往災區察看，各地的受災分數均由他一口決議，放賑時也不派官員監視。即使事後盤查，各州縣具文申報，道府按季出結，也全是弄虛作假、虛應了事。
福寧的交代有力地指證了王亶望是私收折色的始作俑者，並不是如王所供稱的那樣是其下屬所為。不過福寧所知有限，具體到王亶望是如何用冒賑開銷情弊一節，也無法提供更多的線索，隻是說甘肅省各地方報災數目全部由布政使司決定，如果要了解更多，隻能去查閱王亶望任內時各屬報捐實收及開銷賑糧的原始賬簿。
福寧走後，阿桂與李侍堯又提訊了鞏昌府知府宗開煌。乾隆四十一年（1776）時，宗開煌任安西知府，安西下轄敦煌、玉門兩縣，正是所謂的“賑災重地”。他供稱說：“我任內敦煌、玉門兩縣冊結時，因王亶望要求，不得不在省城出具假結。”
得到福寧和宗開煌的供詞後，阿桂與李侍堯相視而笑。至此，甘肅捐監冒賑案已經浮現出冰山一角，王亶望和王廷讚的狐狸尾巴已經露出來了，下一步，就是要將其中舞弊分肥、冒銷勒買的詳細情形查出個究竟。為此，二人連夜調閱了布政使司的賬簿。
、]隻看了幾本，李侍堯便發現了一個重大巧合：凡是捐監人數多的地方必然有幹旱，賑糧也相應的多，捐監人數少的地方則少有災賑。舉例來說，乾隆四十年（1775），甘肅首府首縣皋蘭縣報捐實收四千八百張，應當收納監糧十九萬一千九百餘石，這一年即開銷賑糧十五萬五百餘石、銀一萬七千餘兩。次年，皋蘭縣報捐實收八千張，應收監糧三十二萬石，這一年即開銷賑糧二十三萬四千八百餘石。連續兩年，收捐與開銷大致持平。實收捐生之多寡竟然與各州縣被災之輕重如此契合，顯然已經不是巧合，而是王亶望與地方下屬串通侵蝕、任意開銷的實證。
[人、]至此，冒賑開銷一節的過程算是查清楚了，下麵就是調查甘肅省上下官員如何舞弊分肥之情形了。但這一關節無疑是最難的，甘肅弊情日久，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他們知道利害關係，自然上下沆瀣一氣，蒙混隱瞞，絕對不肯實說。為此，乾隆皇帝特意發來諭旨：“甘省冒賑一案，官員若此時尚不據實供明，將來別經察出，則怙過不悛，即概行正法，斷不姑寬。”大概意思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阿桂與李侍堯立即召來司道及在省的各府廳州縣官員，告知皇帝旨意，勸眾人趕緊主動吐出舞弊實情，以求得一線生機。
、]自勒爾謹革職被逮、王廷讚被召去承德避暑山莊，甘肅大小官員群龍無首，惶惶無助。到了這個地步，退無可退，避無可避，一度水潑不進的貪汙集團終於開始分崩離析了。陸續開始有官員交代，不過隻是承認曆年辦理災賑時有以輕報重、戶口以少報多的情況，一旦涉及冒銷舞弊的關鍵，這些人立即又沉默不語了。審問多日，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案情始終無法取得進展。誰也沒有想到，最後打破這一僵局的竟然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皋蘭縣戶房的書吏。
、]阿桂和李侍堯苦思多日後，終於想到地方州縣報災散賑，必然先有文書，而文書則必須經過書吏之手，如果有文書留底，豈不是最好的證據。想到這一關節後，二人立即派人將皋蘭縣戶房的書吏全部秘密逮捕，分別隔離後嚴刑拷打。終於有一名書吏忍受不住酷刑，交代其手中藏有一本乾隆四十年的散賑點名清冊，其中記錄的散賑為實放數目。這本賬簿本來是該銷毀的，當日扔進火堆後，因機緣巧合並沒有完全燒完，關鍵信息都還在，被這名書吏悄悄藏了起來。
經核查發現，清冊上記錄的放賑實放數目與上報的冊子相比，戶口名數懸殊。且上報冊中記載的賑數是八分本色、二分折色，但點名清冊中則是全放折色。捐監時按市場糧價收銀，放賑時則按部價折給老百姓，這樣，在一收一放中就出現了利差，再加以實放戶數與向朝廷上報的戶數不符，又出現一大差額。這兩者的巨大差額必然有浮冒產生。於是，這本殘缺不全的賬簿成為該縣前任縣令程棟借賑恤之機大肆冒銷侵蝕的有力證據。
案情由此取得了重大突破。前任蘭州知府蔣全迪現任浙江寧紹台道，前任皋蘭縣令程棟現任刑部員外郎，均被立即逮捕送交刑部審訊。而皋蘭縣為甘省首縣，為一省之耳目，皋蘭縣一經突破，其他大小官員再也沉不住氣了，紛紛將各自的浮冒賑糧數以及被上司勒取交辦物件等項用去銀兩數目逐一供明。至此，甘肅省上下官員冒銷舞弊情形已經是鐵板釘釘的事實。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所有相關主犯包括王亶望在內均被押到熱河行在，乾隆皇帝親自廷鞫質訊。在鐵一般的證據麵前，王亶望、王廷讚等人不得不俯首認罪，承認了折監冒賑、從中漁利的犯罪事實。
審訊官員曾問王亶望道：“如此貪婪不法，與屬員通同作弊，難道不怕日後犯出來，就如此大膽麽？”王亶望回答說：“我做這種的事，我起初若想到今日發覺也斷不敢做，隻是我貪心重了，想上下合為一氣，各自分肥；又令該道府等出結存案，希冀可以蒙混；有散賑可以藉端掩飾，不至敗露出來，所以大膽做了。”（《懲貪檔》）
至此，甘肅官員營私舞弊案全部暴露。初步估計，前後通過捐監冒賑侵吞的銀兩至少有上千萬，貪汙數量之巨，為清朝立國以來之最。
七月三十日，乾隆皇帝在熱河承德避暑山莊下了一道諭旨，總結甘肅捐監冒賑說：“甘省收捐監生，本欲藉監糧為備荒賑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經勒爾謹奏請開捐，議準允行，原令隻收本色糧米，其時王亶望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銀兩，勒爾謹竟如木偶，毫無見聞。於是王亶望又倚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將通省各屬災賑，曆年捏開分數，以為侵冒監糧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氣，甚至將被災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開銷，上侵國帑，下屯民膏，毫無忌憚。”
最後的判決結果是：王亶望立即處斬；勒爾謹賜令自盡；王廷讚判絞監候，秋後處決。王亶望被押赴刑場時，十分鎮定，隻是長歎今日結局是命中的定數。
麵對如此驚天大案，乾隆皇帝憤慨有加，一時不能平靜，再次下諭說：甘省捏災冒賑一案“枉法營私，大小官員通同一氣，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故當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實非常之罪也”。然而，說是要“重法治之”，嚴懲示戒，在追究其他涉案官員之時，皇帝又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甘肅當時共有六個直隸州，一個直隸廳，六個州，八個廳，四十七個縣，而初步追查出來有牽連的官員即達一百餘人。按照清朝律例，凡侵盜倉庠錢糧一千兩以上官吏即判為斬立決。但在甘肅冒賑案中，侵冒銀數一千兩以上的道、府、州、縣官員就有一百一十九人，道、府、州、縣官員幾乎全部卷入，到了全省俱貪的地步。為了避免出現甘肅衙門為之一空的狀況，乾隆皇帝被迫放寬尺度，將斬立決的條件由侵冒銀一千兩以上改為二萬兩以上，一萬兩以上者改判為斬監候，一萬兩以下者再根據輕重分別處理。
即便如此，先後被押赴刑場斬首的案犯也多達五十六人，免死流放到伊犁、黑龍江等處的共有四十六人，並且遇大赦不得援例寬釋。因一件貪汙案就斬殺、絞決、流放如此多的官員，自清朝立國以來，還絕無僅有。而這還是沒有窮追猛打的情況，如果深挖下去，牽涉進的官吏必然更多。若是按順治十七年（1660）順治皇帝發布的“貪官贓至十兩者，流徙幕北（大漠以北）地方”的諭旨來量刑，恐怕大清朝的官員全體該被流放了。從“貪官贓至十兩者，流徙幕北”到“侵盜倉庠錢糧一千兩以上官吏判斬立決”，再到“二萬兩以上斬立決”，何等生動地表述了吏治的由清到濁。
之前曾經被派往甘肅查證倉糧的刑部尚書袁守侗和刑部左侍郎阿揚阿也受到了牽連，被交部嚴加議處。甘肅按察使福寧革職留任。陝西巡撫畢沅（乾隆二十五年狀元，當時有名的文人）也因知情不報被罰銀，降三級留用。江蘇巡撫閔鄂元（其弟閔元任平涼府同知，涉及甘肅冒賑案被殺）、閩浙總督陳輝祖（其弟陳嚴祖為甘肅環縣知縣，涉及甘肅冒賑案被殺），均有庇護之嫌，也被罰銀並降三級留用。
回想起當初允許甘肅重開捐監之種種情形，王廷讚當麵保證的“隨時隨處實心實力，務期顆粒均歸實在”猶在耳邊，乾隆皇帝不由得感慨萬分，歎息說：“內外臣工無一人言及，思之實為寒心。”（《清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七》）甘肅捐監由此停止不說，且對已經被斬首的王亶望餘怒未消，認為王亶望是最大的罪魁禍首，因而有意禍及其家人，將王亶望之子王裘、王榮、王焯章革職，發往伊犁充當苦差。王亶望另外還有八個兒子，年紀均不到六歲，也全部被逮捕下獄，等年滿十二歲時再流配異鄉。一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國史館突然進了一部《王師傳》，極力表彰王師在江蘇巡撫任上的事跡。王師就是王亶望的父親。此時，王師死去已經有四十多年，國史館突然為他立傳，顯然是有人操縱，意在引起皇帝的憐憫，以救出王亶望的兒子。果然，乾隆皇帝看到《王師傳》後，一時感慨王師的清名，說：“勿令師絕嗣也。”（《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意思是說，不要讓王師這樣的清官斷子絕孫。特意下恩旨赦免了王亶望的兒子，允準還鄉。
這場發生在西北貧瘠之地的捐監冒賑案，自總督勒爾謹開始，以布政使為首，由蘭州知府具體主持，一直到地方州縣衙役，“全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上下一氣”，並隱匿不露長達七年之久，不但在清朝是聞所未聞之事，即使在整個中國曆史長河中，也是十分罕見的。
就連自稱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本人也對此大惑不解，“公然定數且私收折色，（七年中）從無一字奏聞”，他卻不明白除了體製的原因外，貪案更多是由於他自己造成的。他一直妄圖用戰功超越其祖父康熙皇帝，先後發動了十次戰爭，窮兵黷武，將“府庫充盈”的國庫消耗一空。據趙翼《詹曝雜記》記載，乾隆第一次用兵金川，耗費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用兵西陲，耗費軍需銀二千三百一十一萬；用兵緬甸，耗費軍需銀九百一十一萬；第二次用兵金川，耗費軍需銀六千三百七十萬；用兵台灣，耗費銀米共一千萬。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又驕淫奢侈，極事縱遊，不顧國庫空虛，六下江南，勞民傷財，揮霍無度。別的不說，僅拿他審結甘肅捐監冒賑案的承德避暑山莊來說，山莊建於康熙年間，乾隆即位後又大肆擴建修繕，圈地數十裏，廣築圍場，雜植時花，分置亭榭，一直到晚年才修建完工。避暑山莊內鑿池引水，傑閣高憑，綠草如茵，清風習習，號稱“天下一大觀”。當時有一扈隨乾隆的官員讚歎說：“此地氣候溫淑，大勝京師，洵無愧避暑山莊也。”旁邊一滿人武將聽見了，回答說：“誠是。此陛下就宮內言耳。若外間城市極狹，房屋亦低小，人民半多蝸處其中，兼之戶灶銜接，炎暾之盛，十倍京師。故民間有諺曰：‘皇帝之莊真避暑，百姓仍是熱河也。’”（清汪詩儂：《所聞錄》）皇帝在避暑，百姓卻身處熱河，多麽鮮明的對比。可以說，乾隆皇帝的奢靡成風對貪汙大案迭起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終清一朝，二品以上大員身陷刑辟者以乾隆朝最多，便是明證。
不過，甘肅捐監冒賑案的餘波還沒有結束。王亶望等貪官伏法沒幾天，又從這件貪汙大案中牽扯出了另一件案中案，導致又一位封疆大吏人頭落地。
肆、黑手伸進了皇帝腰包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壽。一時間，舉國歡慶，甚至連六世班禪都親自趕到北京為皇帝祝壽。各路官員也紛紛行動，挖空心思地準備壽禮進貢。各種各樣的地方土儀、古玩字畫、金玉珠寶，源源不斷地運往京師，隻為博皇帝歡顏。
在堆積如山的禮品中，乾隆皇帝一眼就留意到了浙江巡撫王亶望進獻的一件玉山子（大的玉石雕刻），青色的玉石上雕琢著四麵相通的山水人物圖，布局均衡，層林疊翠，淡雅寧靜，韻味悠長，堪稱絕世之寶。尤其是在靠近山頂的石壁上，陰刻篆書“古稀天子”四個字，取自唐代詩人杜甫之詩句“人生七十古來稀”，既暗合了皇帝的年歲，又表明乾隆是千古一帝。
然而，千萬不要以為乾隆皇帝真的就是希望節儉，他表麵上訓斥告誡了王亶望，內心其實很高興，以王母鄧氏年逾八旬為由，下諭賞賜禦書匾額及大緞二匹、貂皮四張。不巧的是，鄧氏剛好在這年八月病逝。按照清朝製度，王亶望該回家鄉山西丁母憂三年，但他不甘心就此離開浙江巡撫的肥差，於是借口要督建海塘工程，上疏請求治喪百日後留在杭州海塘效力。乾隆皇帝允準，但王亶望也因此去職，浙江巡撫改由李質穎擔任。不久，李質穎與王亶望在海塘事上意見不一，李質穎便上書彈劾王亶望“有家眷不回原籍守孝”，意思是王不讓妻、子還鄉奔母喪，同時還揭發了王亶望辦理海船事務時大肆收受商人賄賂並接受他人饋送婢妾一事。乾隆皇帝得知後甚為重視，派大學士阿桂等人調查。王亶望當然矢口否認，而李質穎拿不出真憑實據，承認所奏不過是得自傳聞。於是，乾隆皇帝對此案最後的結論是“王亶望尚無情弊”，不過是李質穎與王亶望不和，有意滋事。李質穎也由此被召回京城，浙江巡撫改由閩浙總督陳輝祖兼任。顯然，此時此刻，乾隆皇帝還是信任和偏袒王亶望的。
轉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乾隆皇帝派大學士阿桂赴浙江查勘海塘工程。阿桂發現了杭嘉湖道王燧和原嘉興知府陳虞盛貪縱不法、虛報經費的情況，立即上疏揭發。因為王亶望任浙江巡撫時，王燧、陳虞盛均為其親信，乾隆皇帝敏銳地意識到王亶望也脫離不了幹係，下令逮捕王燧嚴審，尤其要查清王亶望與王燧有無“交通情事”。王亶望得知後十分恐慌，急忙自請罰銀五十萬兩，充做修建海塘公費之用。乾隆皇帝答應了王亶望所認罰銀，但對如此巨額銀兩的來源十分懷疑，密令阿桂嚴加查訪。阿桂自然想不到這些銀子大多是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時貪汙的贓款，隻在浙江調查，因而查來查去，始終找不到有力的證據。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甘肅發生了回民蘇四十三的起義，天下人包括天子的視線立即轉向了甘肅，王亶望的危機暫時解除了。隻是這位能事之藩司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甘肅連日的大雨以及甘肅布政使王廷讚捐四萬兩白銀做軍餉將會將他連帶扯出。
乾隆皇帝看出破綻後，立即傳諭當時正在甘肅的大學士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暗中調查甘肅捐監一事，據實匯報。阿桂和李侍堯很快就查出了甘肅捐監從一開始就是改收糧為折色收銀的事實。時在承德避暑山莊的乾隆得知後，感覺長期受到了蒙蔽，十分震怒。精明的和珅見甘肅捐監即將出大案，便搶先向乾隆皇帝奏稱說：“王廷讚蒞任甘省藩司（即布政使）有年，其家計充裕，即使再加捐數倍，亦屬從容。”意思是說，王廷讚擔任甘肅布政使有幾年了，別說捐四萬兩軍餉，就是再多幾倍，也能輕鬆拿出來。此話十分陰險，前麵提到過，清朝官員俸祿微薄，四萬兩白銀已經是巨額錢財，和珅的潛台詞自然就是王廷讚有偏門撈快錢。乾隆皇帝聽了，竟然沒有凜然發作，而是一麵派人到甘肅召王廷讚到行在熱河晉見，再命阿桂和李侍堯務必嚴查甘肅捐監一案；另一方麵，又命閩浙總督陳輝祖查訊時在浙江的王亶望。
此時，因甘肅回民起義被革職的前任陝甘總督勒爾謹已經被押解到京師，留守京師的大學士英廉奉旨提訊甘肅收捐監糧一事。不料勒爾謹早有一套說辭，稱：“我最初奏請恢複捐監糧時，並無折色收銀一事。後來風聞有折色之說，也問過當時的布政使王亶望，但王稱並無其事，於是我信以為真，沒有再過問。一直到王廷讚繼任，發現了問題，才告訴我王亶望在任時一直是私收折色。後來大家公議繼續折色收銀，每名監生收銀五十五兩。我也擔心各州縣不將捐銀拿去買糧，王廷讚提議交給蘭州府專辦，我也同意這樣做。這樣，這筆款項即從首府（蘭州府是甘肅首府）分發，各州縣並不解交經手。”雖然勒爾謹的供詞極力為自己開脫，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改收捐糧為折色是在王亶望任內開始的，後來冒賑更是成了他分肥的手段。
再說甘肅蘭州這邊，甘肅布政使王廷讚接到皇帝召自己去承德避暑山莊晉見的諭令後，已經意識到此行凶險難料，但聖意難違，他不得不遵命行事。但王廷讚也不是沒有絲毫行動，而是飛快寫了一封機密信件，派心腹王亮侯緊急送往位於關外盛京（即沈陽）的源有通號帽鋪，這才開始準備啟程。
前往熱河，必須要經過北京。在到達北京後的當夜，王廷讚不帶隨從，一個人秘密趕去一家客棧與一個名叫王誨之的人見麵。王誨之就是源有通號帽鋪的老掌櫃，接到王廷讚的密信後，便率領何萬有、張謙益、王汝輯、孫士基、曹國林五名夥計（清代“夥計”意思很廣，包括合夥人、經營者等）火速從盛京趕來北京，已經恭候多時了。王廷讚身為朝廷大員，怎麽會與這些普通商人扯上關係呢？
原來，王廷讚不但與王誨之有聯宗之誼，本人還是源有通號的大股東，王誨之是應王廷讚之請，任掌櫃經營源有通號帽鋪。而何萬有等五人也並非普通的雇傭夥計，均是王廷讚心腹王亮侯的臨榆（今河北秦皇島）同鄉，由王亮侯引薦，成為王廷讚生意上的合股人。
七個人在房中商議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天快亮時，王廷讚才從房中出來，獨自離開。
外麵，東方的天空已經露出了魚肚白。王廷讚凝視著，忍不住長歎了一聲。此時，他已經知道跟隨自己多年的王亮侯在送信到盛京後即不告而別的消息。唉，果然是大難臨頭各自飛。不過，在他內心深處，並沒有怨恨王亮侯的背叛，而是有一種“樹倒猢猻散”的悲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初，王廷讚終於到達熱河，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立即遵旨訊問。王廷讚的供詞與勒爾謹如出一轍：改收折色是自王亶望任內開始，他到任後發現收銀不合體製，立即下令停止收銀，重新按收糧處理，但之後一直無人報捐，無奈之下，隻得依舊延續前任的做法。至於每名監生收銀五十五兩，則是因為考慮到各州縣辦理捐銀數多寡不齊，又擔心各州縣有短價勒買糧石之事發生，有個統一規定的數額而已。甘肅糧價比較便宜，此數足敷定額。而之所以要將辦理捐銀交給蘭州府專辦，是因為其他各省到甘肅捐監的商民通常都是聚集在省城蘭州，改歸首府更方便報捐。蘭州府統一收捐後，會將收銀發給各州縣，購買糧食補還倉庫，再按季申報，道府並加結於上。
乾隆皇帝看到王廷讚的供詞後，拍案怒斥：“所供殊不足信。”（《清高宗實錄》）特意於六月初十下諭駁斥王廷讚供詞，大意是說：甘肅收納監糧，原本是為了倉儲賑濟的目的，理當收取本色糧食，怎麽能公然定數私收折色，而且此等嚴重違反朝廷例禁之事從無一字奏聞？如果說甘肅糧價便宜，五十五兩銀買的糧食已符定額，那麽當地必然是收成豐稔，糧源充足，怎麽還需要每年賑濟呢？如果賑災是實情，糧食必定昂貴，五十五兩銀子又怎麽能買足所定的糧數？這兩者自相矛盾，必有一方是假。
乾隆皇帝此諭詰問得十分透徹而高明，王廷讚再也無法掩飾回辯。他本來還寄轉機於接受過他賄賂的和珅，不料和大人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甚至還多次在公開場合威脅要對他用刑。王廷讚心頭又恨又氣，但卻不敢揭發出和珅受己賄賂一事，一來於事無補，二來心中總還存了一絲僥幸，盼望和珅在最後關頭能伸出援手。
在同一時間，閩浙總督陳輝祖封存了王亶望的所有財物，但審問卻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王亶望供稱：“風聞有折色之事，當即責成道府查禁結報，且意在捐多穀多，以致一任通融。”意思是說，他在辦捐過程中，確實聽說過有捐監改收糧為收銀一事，但這是其下屬私自所為，他曾經就此事責備過下屬，但後來考慮到收銀後可以補購糧食，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王亶望此供，不但不承認冒賑貪汙，而且將改收折色的責任全部推到其屬員身上。他還特意強調他的本意在於捐多糧多，至於分肥入己之情弊絕對沒有。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陳嚴祖時為甘肅環縣知縣，也牽涉進甘肅冒賑案，因而陳輝祖本人也有心庇護，決定就此放一放王亶望，便推辭說要等朝廷欽差工部侍郎楊魁到後，再一起嚴審王亶望。
當年六月十三日，陳輝祖關於王亶望供詞的奏折送到北京。到了這個時候，乾隆皇帝已經肯定甘肅捐監“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情弊”，自然對陳輝祖的作為很是不滿，但又想不出陳輝祖有什麽維護王亶望的理由（皇帝無論如何沒有想到身為知縣的陳輝祖弟弟陳嚴祖也卷入了甘肅捐監案），認為是一直沒有找到真憑實據，所以王廷讚、王亶望等人才會不斷地狡辯、搪塞、推諉，於是傳諭阿桂、李侍堯，盛讚二人是“中外最能辦事之人”，要求二人將甘肅捐監案的內在情形迅速查明，務必水落石出。
而就在這個時候，京城發生了本篇開頭提到的六十根金條案。由於王廷讚是源有通號帽鋪東家的事眾所周知，眾人均懷疑這是他在刻意轉移財產。但由於直接當事人何萬有一直沒有被官府抓獲，旁人也無從得知真正內情，隻能是猜測而已。
六十根金條的事很快就傳到了熱河。訊問王廷讚時，王廷讚卻說這金條是他在甘肅以高價銀換的，現在看到甘肅軍需緊張，特意帶到北京來換成銀子，打算捐做軍費用的。至於何萬有，不過是他熟識的一個人，因他本人換銀不便，所以將金條托其代為兌換。
一個月後，薊州激餾客棧發現了被通緝的何萬有的屍體。他是自殺而死，並留下一封遺書。遺書徹底拆穿了王廷讚的謊言：原來這六十根金條是王廷讚自甘肅帶來，在北京交給了王誨之，王誨之又托何萬有代為保管。何萬有因風聲緊，又想到將金條藏在衣褡中，轉存到聯興帽鋪內。
除何萬有之外，幫助王廷讚轉移財產的還有張謙益、王汝輯、孫士基、曹國林四人，後來均被抓獲。通過這些人，又追查到他們的同鄉——之前為王廷讚心腹長隨的王亮侯身上。後來進一步追查才發現，王亮侯也事前參與轉移了資產，僅轉移到他家鄉臨榆的王廷讚財產就有金葉子四封（重四百餘兩）、銀一百餘封（重六千七百兩）。果然應驗了和珅在乾隆皇帝麵前揭發王廷讚“家計充裕，即使再加捐數倍，亦屬從容”的話。
再說蘭州這邊，阿桂、李侍堯接到乾隆皇帝六百裏加急廷寄後，自然不敢怠慢。可甘肅捐監積弊已久，冒賑也已曆經數年，堪稱驚天大案，甘肅各級官員卻從無一人對朝廷提及，可見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人人有份。麵對這樣一個密不透風的集團，到底要從哪裏下手呢？
幸好對此難題，精明過人的乾隆皇帝早有明確指示，要二人重點清查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時道府結報監糧係屬何人，以及私收捏報的經過。很快，阿桂、李侍堯就理出了一份王亶望任內時曆任道府及直隸州官員名單。下一步就是要尋找突破口，對此，乾隆皇帝進一步諭示：“臬司（按察使）即係局外人。”一語驚醒了夢中人。
當年六月二十七日，阿桂和李侍堯派人將甘肅按察使福寧“請”到總督府來。福寧進來時，阿桂和李侍堯正端坐堂上，一臉肅色，這讓本來已經很緊張的福寧更加惴惴不安。見禮後，李侍堯也不寒暄，單刀直入地問道：“臬台大人，你應該知道今天我們請你來是為了什麽事吧？”福寧用袖子擦了一把額頭的汗：“福寧不知，還請李相國明示。”李侍堯虎起了臉，冷笑道：“你是臬司，主管一省司法大權，還需要我明示麽？”福寧更加緊張，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直冷眼旁觀的阿桂這才開口，溫言安慰道：“福大人，你也不必過於緊張。我們都知道，你是臬司，完全是局外人，這也是皇上的原話。”福寧大感意外，愣了一下，還有些不相信地問道：“皇上真這麽說？”阿桂肯定地點點頭，道：“對，皇上英明。福大人，你隻需要將你所知道的甘肅省捐監一事如實告訴我們，就完全脫離了幹係。”
福寧又驚又喜，當即將他所知道的甘省捐監內幕和盤托出：甘肅自開捐之始，便是收銀，而不是收糧。具體的做法是：王亶望將實收靠（空白的捐監執照收據）和所收銀兩全部交給蘭州府存貯，當時的蘭州知府就是他的親信蔣全迪（現任浙江寧紹台道），因而給發各州縣捐銀的多少全由王亶望一人說了算，旁人無權過問。外省捐生全部到省城蘭州報捐，省內各州縣也在蘭州向報捐之人辦理捐監手續，頒發監生執照。各州縣領回的折色銀兩，也沒有用來買糧補還倉庫。放賑時，王亶望從未親往災區察看，各地的受災分數均由他一口決議，放賑時也不派官員監視。即使事後盤查，各州縣具文申報，道府按季出結，也全是弄虛作假、虛應了事。
福寧的交代有力地指證了王亶望是私收折色的始作俑者，並不是如王所供稱的那樣是其下屬所為。不過福寧所知有限，具體到王亶望是如何用冒賑開銷情弊一節，也無法提供更多的線索，隻是說甘肅省各地方報災數目全部由布政使司決定，如果要了解更多，隻能去查閱王亶望任內時各屬報捐實收及開銷賑糧的原始賬簿。
福寧走後，阿桂與李侍堯又提訊了鞏昌府知府宗開煌。乾隆四十一年（1776）時，宗開煌任安西知府，安西下轄敦煌、玉門兩縣，正是所謂的“賑災重地”。他供稱說：“我任內敦煌、玉門兩縣冊結時，因王亶望要求，不得不在省城出具假結。”
得到福寧和宗開煌的供詞後，阿桂與李侍堯相視而笑。至此，甘肅捐監冒賑案已經浮現出冰山一角，王亶望和王廷讚的狐狸尾巴已經露出來了，下一步，就是要將其中舞弊分肥、冒銷勒買的詳細情形查出個究竟。為此，二人連夜調閱了布政使司的賬簿。
、]隻看了幾本，李侍堯便發現了一個重大巧合：凡是捐監人數多的地方必然有幹旱，賑糧也相應的多，捐監人數少的地方則少有災賑。舉例來說，乾隆四十年（1775），甘肅首府首縣皋蘭縣報捐實收四千八百張，應當收納監糧十九萬一千九百餘石，這一年即開銷賑糧十五萬五百餘石、銀一萬七千餘兩。次年，皋蘭縣報捐實收八千張，應收監糧三十二萬石，這一年即開銷賑糧二十三萬四千八百餘石。連續兩年，收捐與開銷大致持平。實收捐生之多寡竟然與各州縣被災之輕重如此契合，顯然已經不是巧合，而是王亶望與地方下屬串通侵蝕、任意開銷的實證。
[人、]至此，冒賑開銷一節的過程算是查清楚了，下麵就是調查甘肅省上下官員如何舞弊分肥之情形了。但這一關節無疑是最難的，甘肅弊情日久，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他們知道利害關係，自然上下沆瀣一氣，蒙混隱瞞，絕對不肯實說。為此，乾隆皇帝特意發來諭旨：“甘省冒賑一案，官員若此時尚不據實供明，將來別經察出，則怙過不悛，即概行正法，斷不姑寬。”大概意思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阿桂與李侍堯立即召來司道及在省的各府廳州縣官員，告知皇帝旨意，勸眾人趕緊主動吐出舞弊實情，以求得一線生機。
、]自勒爾謹革職被逮、王廷讚被召去承德避暑山莊，甘肅大小官員群龍無首，惶惶無助。到了這個地步，退無可退，避無可避，一度水潑不進的貪汙集團終於開始分崩離析了。陸續開始有官員交代，不過隻是承認曆年辦理災賑時有以輕報重、戶口以少報多的情況，一旦涉及冒銷舞弊的關鍵，這些人立即又沉默不語了。審問多日，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案情始終無法取得進展。誰也沒有想到，最後打破這一僵局的竟然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皋蘭縣戶房的書吏。
、]阿桂和李侍堯苦思多日後，終於想到地方州縣報災散賑，必然先有文書，而文書則必須經過書吏之手，如果有文書留底，豈不是最好的證據。想到這一關節後，二人立即派人將皋蘭縣戶房的書吏全部秘密逮捕，分別隔離後嚴刑拷打。終於有一名書吏忍受不住酷刑，交代其手中藏有一本乾隆四十年的散賑點名清冊，其中記錄的散賑為實放數目。這本賬簿本來是該銷毀的，當日扔進火堆後，因機緣巧合並沒有完全燒完，關鍵信息都還在，被這名書吏悄悄藏了起來。
經核查發現，清冊上記錄的放賑實放數目與上報的冊子相比，戶口名數懸殊。且上報冊中記載的賑數是八分本色、二分折色，但點名清冊中則是全放折色。捐監時按市場糧價收銀，放賑時則按部價折給老百姓，這樣，在一收一放中就出現了利差，再加以實放戶數與向朝廷上報的戶數不符，又出現一大差額。這兩者的巨大差額必然有浮冒產生。於是，這本殘缺不全的賬簿成為該縣前任縣令程棟借賑恤之機大肆冒銷侵蝕的有力證據。
案情由此取得了重大突破。前任蘭州知府蔣全迪現任浙江寧紹台道，前任皋蘭縣令程棟現任刑部員外郎，均被立即逮捕送交刑部審訊。而皋蘭縣為甘省首縣，為一省之耳目，皋蘭縣一經突破，其他大小官員再也沉不住氣了，紛紛將各自的浮冒賑糧數以及被上司勒取交辦物件等項用去銀兩數目逐一供明。至此，甘肅省上下官員冒銷舞弊情形已經是鐵板釘釘的事實。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所有相關主犯包括王亶望在內均被押到熱河行在，乾隆皇帝親自廷鞫質訊。在鐵一般的證據麵前，王亶望、王廷讚等人不得不俯首認罪，承認了折監冒賑、從中漁利的犯罪事實。
審訊官員曾問王亶望道：“如此貪婪不法，與屬員通同作弊，難道不怕日後犯出來，就如此大膽麽？”王亶望回答說：“我做這種的事，我起初若想到今日發覺也斷不敢做，隻是我貪心重了，想上下合為一氣，各自分肥；又令該道府等出結存案，希冀可以蒙混；有散賑可以藉端掩飾，不至敗露出來，所以大膽做了。”（《懲貪檔》）
至此，甘肅官員營私舞弊案全部暴露。初步估計，前後通過捐監冒賑侵吞的銀兩至少有上千萬，貪汙數量之巨，為清朝立國以來之最。
七月三十日，乾隆皇帝在熱河承德避暑山莊下了一道諭旨，總結甘肅捐監冒賑說：“甘省收捐監生，本欲藉監糧為備荒賑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經勒爾謹奏請開捐，議準允行，原令隻收本色糧米，其時王亶望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銀兩，勒爾謹竟如木偶，毫無見聞。於是王亶望又倚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將通省各屬災賑，曆年捏開分數，以為侵冒監糧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氣，甚至將被災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開銷，上侵國帑，下屯民膏，毫無忌憚。”
最後的判決結果是：王亶望立即處斬；勒爾謹賜令自盡；王廷讚判絞監候，秋後處決。王亶望被押赴刑場時，十分鎮定，隻是長歎今日結局是命中的定數。
麵對如此驚天大案，乾隆皇帝憤慨有加，一時不能平靜，再次下諭說：甘省捏災冒賑一案“枉法營私，大小官員通同一氣，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故當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實非常之罪也”。然而，說是要“重法治之”，嚴懲示戒，在追究其他涉案官員之時，皇帝又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甘肅當時共有六個直隸州，一個直隸廳，六個州，八個廳，四十七個縣，而初步追查出來有牽連的官員即達一百餘人。按照清朝律例，凡侵盜倉庠錢糧一千兩以上官吏即判為斬立決。但在甘肅冒賑案中，侵冒銀數一千兩以上的道、府、州、縣官員就有一百一十九人，道、府、州、縣官員幾乎全部卷入，到了全省俱貪的地步。為了避免出現甘肅衙門為之一空的狀況，乾隆皇帝被迫放寬尺度，將斬立決的條件由侵冒銀一千兩以上改為二萬兩以上，一萬兩以上者改判為斬監候，一萬兩以下者再根據輕重分別處理。
即便如此，先後被押赴刑場斬首的案犯也多達五十六人，免死流放到伊犁、黑龍江等處的共有四十六人，並且遇大赦不得援例寬釋。因一件貪汙案就斬殺、絞決、流放如此多的官員，自清朝立國以來，還絕無僅有。而這還是沒有窮追猛打的情況，如果深挖下去，牽涉進的官吏必然更多。若是按順治十七年（1660）順治皇帝發布的“貪官贓至十兩者，流徙幕北（大漠以北）地方”的諭旨來量刑，恐怕大清朝的官員全體該被流放了。從“貪官贓至十兩者，流徙幕北”到“侵盜倉庠錢糧一千兩以上官吏判斬立決”，再到“二萬兩以上斬立決”，何等生動地表述了吏治的由清到濁。
之前曾經被派往甘肅查證倉糧的刑部尚書袁守侗和刑部左侍郎阿揚阿也受到了牽連，被交部嚴加議處。甘肅按察使福寧革職留任。陝西巡撫畢沅（乾隆二十五年狀元，當時有名的文人）也因知情不報被罰銀，降三級留用。江蘇巡撫閔鄂元（其弟閔元任平涼府同知，涉及甘肅冒賑案被殺）、閩浙總督陳輝祖（其弟陳嚴祖為甘肅環縣知縣，涉及甘肅冒賑案被殺），均有庇護之嫌，也被罰銀並降三級留用。
回想起當初允許甘肅重開捐監之種種情形，王廷讚當麵保證的“隨時隨處實心實力，務期顆粒均歸實在”猶在耳邊，乾隆皇帝不由得感慨萬分，歎息說：“內外臣工無一人言及，思之實為寒心。”（《清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七》）甘肅捐監由此停止不說，且對已經被斬首的王亶望餘怒未消，認為王亶望是最大的罪魁禍首，因而有意禍及其家人，將王亶望之子王裘、王榮、王焯章革職，發往伊犁充當苦差。王亶望另外還有八個兒子，年紀均不到六歲，也全部被逮捕下獄，等年滿十二歲時再流配異鄉。一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國史館突然進了一部《王師傳》，極力表彰王師在江蘇巡撫任上的事跡。王師就是王亶望的父親。此時，王師死去已經有四十多年，國史館突然為他立傳，顯然是有人操縱，意在引起皇帝的憐憫，以救出王亶望的兒子。果然，乾隆皇帝看到《王師傳》後，一時感慨王師的清名，說：“勿令師絕嗣也。”（《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意思是說，不要讓王師這樣的清官斷子絕孫。特意下恩旨赦免了王亶望的兒子，允準還鄉。
這場發生在西北貧瘠之地的捐監冒賑案，自總督勒爾謹開始，以布政使為首，由蘭州知府具體主持，一直到地方州縣衙役，“全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上下一氣”，並隱匿不露長達七年之久，不但在清朝是聞所未聞之事，即使在整個中國曆史長河中，也是十分罕見的。
就連自稱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本人也對此大惑不解，“公然定數且私收折色，（七年中）從無一字奏聞”，他卻不明白除了體製的原因外，貪案更多是由於他自己造成的。他一直妄圖用戰功超越其祖父康熙皇帝，先後發動了十次戰爭，窮兵黷武，將“府庫充盈”的國庫消耗一空。據趙翼《詹曝雜記》記載，乾隆第一次用兵金川，耗費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用兵西陲，耗費軍需銀二千三百一十一萬；用兵緬甸，耗費軍需銀九百一十一萬；第二次用兵金川，耗費軍需銀六千三百七十萬；用兵台灣，耗費銀米共一千萬。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又驕淫奢侈，極事縱遊，不顧國庫空虛，六下江南，勞民傷財，揮霍無度。別的不說，僅拿他審結甘肅捐監冒賑案的承德避暑山莊來說，山莊建於康熙年間，乾隆即位後又大肆擴建修繕，圈地數十裏，廣築圍場，雜植時花，分置亭榭，一直到晚年才修建完工。避暑山莊內鑿池引水，傑閣高憑，綠草如茵，清風習習，號稱“天下一大觀”。當時有一扈隨乾隆的官員讚歎說：“此地氣候溫淑，大勝京師，洵無愧避暑山莊也。”旁邊一滿人武將聽見了，回答說：“誠是。此陛下就宮內言耳。若外間城市極狹，房屋亦低小，人民半多蝸處其中，兼之戶灶銜接，炎暾之盛，十倍京師。故民間有諺曰：‘皇帝之莊真避暑，百姓仍是熱河也。’”（清汪詩儂：《所聞錄》）皇帝在避暑，百姓卻身處熱河，多麽鮮明的對比。可以說，乾隆皇帝的奢靡成風對貪汙大案迭起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終清一朝，二品以上大員身陷刑辟者以乾隆朝最多，便是明證。
不過，甘肅捐監冒賑案的餘波還沒有結束。王亶望等貪官伏法沒幾天，又從這件貪汙大案中牽扯出了另一件案中案，導致又一位封疆大吏人頭落地。
肆、黑手伸進了皇帝腰包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壽。一時間，舉國歡慶，甚至連六世班禪都親自趕到北京為皇帝祝壽。各路官員也紛紛行動，挖空心思地準備壽禮進貢。各種各樣的地方土儀、古玩字畫、金玉珠寶，源源不斷地運往京師，隻為博皇帝歡顏。
在堆積如山的禮品中，乾隆皇帝一眼就留意到了浙江巡撫王亶望進獻的一件玉山子（大的玉石雕刻），青色的玉石上雕琢著四麵相通的山水人物圖，布局均衡，層林疊翠，淡雅寧靜，韻味悠長，堪稱絕世之寶。尤其是在靠近山頂的石壁上，陰刻篆書“古稀天子”四個字，取自唐代詩人杜甫之詩句“人生七十古來稀”，既暗合了皇帝的年歲，又表明乾隆是千古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