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節
案藏殺機：清代四大奇案卷宗 作者：吳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曾國藩在京師時，剛好趕上他本人的六十大壽。一時間極為熱鬧，同治皇帝親筆禦書“勳高柱石”匾額一麵、禦書福壽字各一，慈禧太後禦賜蟒袍、如意等賀禮，榮耀無比；軍機處在法源寺設盛宴為曾國藩祝壽；湖南同鄉則在湖南會館為他祝壽。
觥籌交錯之中，醺醺然之際，曾國藩似乎又回到了昔日幕下賓客如雲的日子，回到了昔日從太平天國手中奪回南京的時候——那個時刻，是他一生中最鼎盛最輝煌的時刻，寫有“曾”字的旗幟飄揚於大江南北。連一向出言謹慎的他也得意得忘了形，高興地說：“長江兩岸，無一處不張鄙人的旗幟。”
他又想起了那個他為之欣賞又為之惋惜的忠王李秀成。此人確是個人才啊，太平天國中無人能及。據說曾經有不少太平軍將領力勸李秀成自立，取代天王洪秀全，但李秀成勃然大怒，還寫了兩首詩抒發胸臆：
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
湖上明月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
英雄自古披肝膽，誌士何嚐惜羽毛。
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亙鬥牛高。
鼙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
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
萬裏江山多作壘，百年身世獨登樓。
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
如此有慷慨氣概的一個人，也算有情有義的英雄人物，可惜偏偏加入了太平軍。當初南京克複，李秀成被俘，曾國荃用刀子割其臂肉、股肉，也未能使其降服。最後還是他曾國藩出麵勸說，李秀成這才俯首，並於囚籠中寫下萬言《自述》，對他曾國藩極盡吹捧之能事，那可是令他極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不少人勸他曾國藩自立為帝，於南京城頭易幟，他不是沒有動過心，可當他再一次讀李秀成的《自述》時，他恍然明白了，這也許正是李秀成所期待的——他率湘軍揭竿而起，與清廷對抗。無論誰勝誰負，都是間接給太平天國報了仇呀。
因而，當他的心腹愛將彭玉麟將勸進的書信轉交給他之時，他立即將書信一口吞下，不悅地說：“雪琴（彭玉麟的字）如此試我，其心可誅。”最終令他遽然而醒的是李秀成，而並非旁人。“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說得真好啊。
一切都遠去了，李秀成早已經被他殺了，他早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齡，再無能力行非常之事，可朝廷為什麽還是對他放心不下呢？這次調他回任兩江總督，是不是朝廷已經懷疑到湘軍的頭上？他的這次回任，到底是禍是福？
曾國藩六十大壽之後，當年十月十五日，曾國藩終於離京起程南下，閏十月二十日才抵達江寧。此時，離馬新貽被刺已經五個月之久。
伍、審案
馬新貽被刺後，金陵城中的大小官員處於極度的恐慌和茫然的憤怒中，這並非他們對馬新貽感情深厚，而是憂懼朝廷怪罪，陷於了神經質的苦惱。
與審訊官員驚慌失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刺客張文祥相當沉著鎮定。正因為他的態度太過泰然自若，一時間令人懷疑他的來曆。張文祥被當場逮捕後，先被押到江寧府衙門等候審問。江寧將軍魁玉看過馬新貽的傷勢後，隨即開始審問張文祥。張文祥雖然一副桀驁不馴的態度，但開頭也很爽快地回答了魁玉的問題，供稱自己是河南人，對刺殺馬新貽的行為也供認不諱，但對自己的行刺動機卻閃爍其詞，堅不吐實。魁玉便下令將張文祥帶往上元縣（江寧府分上元、江寧兩縣，同城分治）嚴刑訊究。
先後審訊張文祥的，有上元知縣張開祁、江寧知縣蕭某某、臬司梅啟照、理藩司孫衣言等人。據說張文祥供詞出來後，參審官員麵麵相覷，錄供者停筆不敢記錄。魁玉將初審結果急報朝廷，告知張文祥“直認行刺不諱，而訊其行刺之由，尚屬支離狡詐”。之後的一個多月，魁玉每次奏報都不離“一味閃爍”、“語言顛倒”、“反複屢變”等詞。那麽，張文祥“閃爍”的是什麽？“顛倒”的是什麽？“屢變”的又是什麽呢？魁玉對此沒有奏報。而事實則是，有人用酷刑逼張文祥更改口供，而張文祥不肯答應，這才是口供“支離”的真實情況。
這樣的結果，當然不能令朝廷滿意，王公大臣也紛紛議奏。給事中王書瑞上奏說：“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牽掣窒疑之處，應派親信大臣徹底根究，勿使稍有隱飾。”慈禧太後深以為然，於是立即以五百裏加急的上諭發出，命漕運總督張之萬赴江寧會審。此諭剛發，接著又發出密旨，再三叮囑說：“此事案情重大，斷不準存化大為小之心，希圖草率了事。”
［漕運是中國曆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製度，為曆代封建王朝所采用。它的核心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來調運糧食，稱漕糧，一般是運往京師，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清朝在八大總督之外，專設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漕運總督管漕糧運輸，河道總督管河道和運河工程，一般由一品大員擔任。］
張之萬是張之洞（後擔任過兩江總督）堂兄，剛好與馬新貽同科，均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而張之萬還是這一榜的狀元。有意思的是，他有個不雅的外號，叫做“磕頭狀元”，因為他每天臨睡前都要下跪、磕頭一百次。據張之萬自己的說法，這樣可以活動腰腿、運行氣血，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集求神保佑和鍛煉身體於一身。此人才幹平庸，卻是官場老手，深通黃老之道，遇事從不出頭，議政從不發言，喜怒不形於色，是典型的“不倒翁”，在朝中還有個外號，叫做“伴食”。
馬新貽的案子落到張之萬頭上後，他隻憂不喜，大為恐慌。很簡單，這案子如果隻是普通的仇殺案，輪不到他張之萬頭上；如果是政治謀殺案，那牽連可就大了，主謀勢必非同小可，敢殺兩江總督，又為何不敢殺他這個漕運總督呢？
張之萬越想越是膽戰心驚，有心推托不去，無奈上諭剛接，密旨又到，聖命實在難違。跟曾國藩一樣，張之萬也是個老江湖，最初采取了一個“拖”字——拖著不去江寧，也許拖著拖著，刺客突然供出了主謀，案情真相大白，就無須他再跑這一趟了。不料江寧將軍魁玉恨不得越早把這個亂攤子交出去越好，不斷行文到清江浦（即淮陰，又稱清河，為大運河樞紐，當時最繁榮的通商大埠之一，與揚州、蘇州、杭州並稱四大名城，今江蘇淮安），催張之萬快去江寧主持審案大局。
［清朝著名大臣吳棠即由清江浦開始發跡。道光末年，安徽徽寧池廣太道道員惠徵因敗於太平軍，被革職留任，不久即病故，遺留下妻子和四個子女，其中長女名葉赫那拉蘭兒，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後。惠徵死後，慈禧一行失去依靠，不得不盤靈回京。孤兒寡母，一路情景淒涼不堪。路過清江浦時，清河縣令吳棠派仆人送奠儀，仆人誤送到慈禧船上。慈禧十分感激，發誓將來必有回報。後來慈禧以秀女身份入宮得幸，並生下鹹豐皇帝唯一的兒子（即後來的同治皇帝），更受寵愛。到鹹豐十年，慈禧母因子貴，實際地位已經超越皇後，還時常代病中的丈夫鹹豐皇帝批閱奏章。也就是在這一年，吳棠得補淮徐道。次年，慈禧垂簾聽政後，立即升吳棠為江寧藩司（布政使），並署理（代理）漕運總督，從普通道員到署理總督，簡直是一步登天。之後的吳棠更加顯赫無比，曆任江蘇巡撫、閩浙總督、四川總督。他從一個小小的清江縣令，因意外做到了封疆大吏，其經曆不可謂不傳奇。］
眼見拖得實在不能再拖了，張之萬才勉強從淮安（今江蘇淮安）起程，自清江浦沿運河南下，趕赴江寧。他是漕運總督，當然知道橫行運河的漕幫的底細。湘軍在兩江的影響巨大，不少遣散後的湘軍都加入了哥老會和漕幫。明眼人都認為馬新貽一案與湘軍有關，難保漕幫不會牽涉在其中。張之萬識得漕幫厲害，調了大批漕標精銳來保護自己。數十號官船，在運河中連番南下。他自己則一直躲在艙裏不露麵，十分謹慎小心。
這一天到了瓜洲，張之萬突然要下船走走，不料趕上內急，情急之下，下令漕標參將帶領兩百親兵團團將茅廁圍住，以確保上廁所時不會遇上刺客。當時正是深秋收獲季節，當地有不少百姓正在收割稻子，突然看到官兵刀劍出鞘，如臨大敵，以為發生了什麽大事，趕去一打聽，才知道是漕運總督在上茅廁。
此事一時傳為笑柄。連漕運總督都如驚弓之鳥，可見當時的局勢如何之險惡。張之萬人還未到，茅廁笑話先傳到了江寧。以致江寧將軍魁玉一見到張之萬，便打趣說：“天下總督，漕帥最闊，拉場野矢都得派兩百小隊守衛。”
張之萬到達江寧後，傳見參與會審的司道府縣各員，了解到之前的全部審訊情況後，這才開始提審張文祥。此時，張文祥的女兒張寶珍、兒子張長福、同居之舅嫂羅王氏均被捕獲到江寧。而之前負責馬新貽安全警衛的中軍副將喻吉三和武巡捕葉化龍等人也都被逮捕，追究防護失職之責。逮捕了不少人，但審問主犯張文祥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參與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袁世凱嗣父）均是馬新貽一手提拔的親信，對此案情遲遲不明很是著急。尤其是袁保慶，馬新貽曾任命他為營務處總管，專門負責對付為非作歹的湘軍散兵遊勇。袁保慶以剽悍著稱，手段嚴厲，抓到這些人往往就地正法，是以湘軍不少人恨其入骨。馬新貽一死，袁保慶懷疑跟湘軍有關，心中更加內疚，總覺得自己對馬新貽的死負有一定責任，所以在審張文祥一事上格外賣力，大有不揪出幕後黑手決不罷休之勢。孫衣言也是如此。二人見張之萬審案慢慢吞吞，很不上心，又不準對張文祥用刑，十分不滿。
孫、袁二人卻不知道，張之萬曆經宦海生涯，老奸巨猾，考慮得遠較他們更為周全。現在巴不得張文祥死的大有人在，因為張文祥一死，便是死無對證，一旦用刑，難保不會有人趁機從中做手腳，倘若張文祥“刑傷過重，瘐死獄中”，那可就是他主審官的責任。一向明哲保身的張之萬可不敢冒這個險。對他而言，不求真相，但求不送命、不丟官，就是老天爺保佑，不枉他每天虔誠地下跪磕頭一百次了。
張之萬深知此案極為棘手，審不出結果，朝廷不滿意，他前程難保；審出結果，他可能自己都沒命再回淮安。思來想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這個燙手的山芋丟給新任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因此，他采取了一個“拖”字，曾國藩也在刻意拖延，他就更拖，非要拖到曾國藩來不可。
正因為張之萬拖延得太久，早已經等得不耐煩的朝廷終於震怒了，連下三道諭旨，嚴加訓斥張之萬、魁玉二人。朝中大臣也紛紛上書彈劾抨擊張之萬，結果他和魁玉成了眾矢之的。
為了平息眾怒，張之萬和魁玉精心謀劃後，終於擬出了一份新的報告，其中詳細說明了張文祥與馬新貽的“恩怨”：“張文祥，河南河陽人，以做小生意為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張文祥販賣氈帽到寧波，結識了河南同鄉羅法善，娶其女羅氏為妻，開小押店（重利盤剝的典當行）為生。鹹豐十一年（1861），張文祥加入太平軍，任侍王李世賢（忠王李秀成弟）的裨將。太平軍敗亡後，張文祥曾向清軍投降，因無人作保，未被清軍收納。張文祥再回寧波，並暗中與海盜有勾結。馬新貽任浙江巡撫後，捕殺了不少海盜，其中很多是張文祥的朋友，張文祥因此懷恨上了馬新貽。後張文祥妻羅氏與吳炳燮通奸，兩人一齊逃走。張文祥聞訊追趕，追到了羅氏，但羅氏卷帶的財物卻被奸夫吳炳燮帶走。馬新貽率兵至寧波時，張文祥攔轎告狀，要求追捕吳炳燮。馬新貽認為這是小事，未準審理。不久後，羅氏再次逃走，被張文祥追回後，被逼迫吞煙土自盡。後張文祥的小押店也被馬新貽勒令關閉，理由是違禁私開。張文祥人財兩空，遷怒於馬新貽，決意報複。經再三審問，張文祥矢口不改其供，表示並無他人指使。尚屬可信。”對張文祥的處置，則建議“按謀反大逆律問擬，擬以淩遲處死”。
，)這報告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反複強調張文祥行刺馬新貽完全是個人行為。報告中，張文祥妻羅氏背夫潛逃確實真有其事。但報告裏麵有兩處明顯的矛盾。第一，按照報告所說，張文祥通海盜，本來跟海盜是一夥兒，可馬新貽到寧波的時候，他怎麽還敢去找馬新貽告狀呢？第二，既然張文祥的妻子羅氏被人奪走，他為什麽不去殺奪妻的吳炳燮，而一定要殺不受理狀子的馬新貽呢？而最大的破綻就是最後一句“尚屬可信”。這封報告是奏結的法律文書，人命關天，竟然用了模棱兩可的“尚屬可信”，不能不讓人疑竇叢生。
(人，)慈禧太後對刺馬一案十分重視，不僅僅因為馬新貽是她派去兩江的心腹，而且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確實有傷國體，倘若不嚴加追查，此風一開，中外大員必心存顧忌，擔心成為馬新貽第二，不敢放手辦事。對張之萬和魁玉精心炮製的報告，慈禧太後相當不滿意，對一度寄予厚望的張之萬深感失望。處理的辦法是，諭令曾國藩速回江寧外，另派刑部尚書鄭敦謹作為欽差大臣攜隨員赴江寧複審。這是慈禧太後表現出的一種強硬姿態，不僅撤換了主審大員，就連司員也全部更換，顯示出朝廷要查清此案的決心。
。)派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自然隱有安撫湘軍的用意。而派刑部尚書鄭敦謹同審，就隱有從旁監視的味道了。對此，曾國藩心知肚明。他表麵上一路遊山玩水，並不著急趕到江寧，其實他內心非常關注江寧的事態發展，非常關心那個背後主使審出來沒有。曾國藩抵達江寧後的第二天，張之萬便急忙趕來交接案件，當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離開了江寧這個是非之地，趕回清江浦去了。而曾國藩卻並不著急審案，整天要麽接客聊天，要麽翻閱紀曉嵐所著的《閱微草堂筆記》。唯一做的一件跟馬新貽有關的事情，就是親自書寫了一副挽聯：“範希文先天下之憂，曾無半分逸豫；來君叔為何人所賊，足令百世悲哀。”帶去吊唁了馬新貽一番。
。)盡管曾國藩表麵若無其事，但不少人卻清楚地知道，他的處之泰然隻是一種偽裝，他是刻意在拖延回避刺馬案。到底是什麽原因使得曾國藩如此呢？鄧之誠在《骨董三記》中說：“國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不能深求者，除了湘軍一係的，別無他人。
直到欽差大臣鄭敦謹到達江寧的前一天，曾國藩才不得已調閱案卷，記下有關案犯的名字。
鄭敦謹，字小山，湖南長沙人，與曾國藩鄉榜同年，道光十五年中進士。曾國藩也在這一年參加了會試，不過名落孫山。鄭敦謹為人正直，很有清譽。他初任刑部尚書時，山西巡撫趙長齡和藩司陳湜圍剿撚軍不力，尤其陳湜仗著是曾國荃的姻親，放任部下危害地方。慈禧太後派鄭敦謹前去查處。鄭敦謹於大年三十出京，趕往山西，結果按查屬實，趙長齡和陳湜被革職充軍。鄭敦謹自此得了“鐵麵無私”的稱號。由他來江寧審理刺馬案，當時是眾望所歸。他自己也雄心勃勃，一心要把這樁震動天下的疑案審個水落石出，以不辜負“鐵麵無私”的美名。
接到上諭後，鄭敦謹先是入宮請示慈禧太後，隨即裝束就道，帶著刑部滿郎中伊勒通阿和漢郎中顏士璋星夜趕赴江寧。伊勒通阿和顏士璋二人曾跟隨鄭敦謹到山西辦案，很是得力。當時正是冬月，大雪封路，為了不耽誤時間，鄭敦謹一行幹脆下轎徒步涉雪而行。由於雨雪阻滯，到達江寧時，正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次日便是除夕。
［清朝六部實行滿漢分開製，即有一名漢人尚書，就必須有一名滿人尚書；有兩名漢人侍郎，也就必須有兩名滿人侍郎。］
鄭敦謹到達江寧後，立即會同曾國藩，召集江寧的司、道、府、縣各級官員，詳細查問案情。孫衣言一心想為馬新貽報仇，一上來就侃侃而談，說：“背後主謀倘能逍遙法外，則天下將無畏懼之心，又何事不可為？所以這一案辦得徹底不徹底，對世道人心，關係極大。”機鋒一開始就露了出來，這就是“背後主謀”四個字。包括曾國藩在內，官員們都沒有說話。
隔了兩天，正月初二，鄭敦謹便正式開始審案。參加會審的人最初定了六人：欽差大臣鄭敦謹和他的隨員伊勒通阿、顏士璋；兩江總督曾國藩和他委派的江安糧道王大經、江蘇題補道洪汝奎。後因為孫衣言、袁保慶二人為馬新貽心腹，擔心二人不服，將二人也加了進來。
張文祥依舊是那套老辦法，信口回答，但遇到緊要關頭，便閃避不答。審訊一連進行了十四天，沒有任何進展。看到鄭敦謹著急了，一直默不作聲的曾國藩突然說：“將來隻好仍照魁玉、張之萬二公原奏之法奏結。”他的語氣很平淡，但卻透露著不容否認的堅定。
鄭敦謹一時呆住，他也是個聰明人，刹那間全明白了，難怪審案十四天毫無進展，一切都是早已經設計好了。
自鄭敦謹到江寧後，各方人馬紛紛上門拜訪：有馬新貽四弟馬新祐領著他的過繼給馬新貽的兒子馬毓楨來要求欽差大人申冤報仇的；有袁保慶想為馬新貽出頭來刺探底細的；但更多的卻是來遊說勸解的，這些人眾口一詞，說張文祥不怕死，無所畏懼，如果用酷刑逼供，說不定他會胡亂指認，不但無法及時結案，還將導致更多的謠言。又說一旦張文祥被酷刑折磨死，則死無對證，刺馬案將成為千古疑案，對不起馬新貽的在天之靈。還有些人的話就更直接了，說萬一張文祥指認湘軍將領，比如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到底是相信還是不相信呢。還有更危言聳聽的，說萬一深入追查引發激變，誰該來負起這個責任。
這裏要特別提一下黃翼升。黃翼升不但是湘軍將領中的骨幹，還與曾國藩有一層極為親密的私人關係，他妻子奉曾夫人為義母，算起來他就是曾國藩的義子。曾國藩一度置妾，都是交給黃翼升經辦。可以說，黃翼升是曾國藩在湘軍中最親信的親信，最心腹的心腹。不過黃翼升的水師軍紀極為敗壞，連曾國藩本人都不得不承認說：“餘設立水師，不能為長江除害，乃反為長江生害。”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後，黃翼升照舊任他的長江水師提督，橫行無忌，不加收斂，二人多有衝突。
最值得一提的是，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教案發生後，外國列強不斷以武力威脅清朝廷屈服。清廷一方麵敦促曾國藩盡快處理，一方麵開始調兵在京畿和海口布防，以防萬一。六月初十，曾國藩到達天津處理教案。六月十四日，內閣大學士宋晉奏道：“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消失，欲懲擅殺之罪，必究起釁之根，請飭曾國藩速行查明曲直，秉公辦理，以釋民疑；以長江水師緊要，請飭整頓。”慈禧太後深以為然，也想趁機將長江水師從湘軍將領手中奪過來，急命馬新貽以布防的名義整理長江水師，力除廢弛。長江水師曆來是黃翼升的立身之本，他當然不肯輕易交給對頭馬新貽來整飭，二人矛盾開始表麵化。
觥籌交錯之中，醺醺然之際，曾國藩似乎又回到了昔日幕下賓客如雲的日子，回到了昔日從太平天國手中奪回南京的時候——那個時刻，是他一生中最鼎盛最輝煌的時刻，寫有“曾”字的旗幟飄揚於大江南北。連一向出言謹慎的他也得意得忘了形，高興地說：“長江兩岸，無一處不張鄙人的旗幟。”
他又想起了那個他為之欣賞又為之惋惜的忠王李秀成。此人確是個人才啊，太平天國中無人能及。據說曾經有不少太平軍將領力勸李秀成自立，取代天王洪秀全，但李秀成勃然大怒，還寫了兩首詩抒發胸臆：
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
湖上明月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
英雄自古披肝膽，誌士何嚐惜羽毛。
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亙鬥牛高。
鼙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
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
萬裏江山多作壘，百年身世獨登樓。
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
如此有慷慨氣概的一個人，也算有情有義的英雄人物，可惜偏偏加入了太平軍。當初南京克複，李秀成被俘，曾國荃用刀子割其臂肉、股肉，也未能使其降服。最後還是他曾國藩出麵勸說，李秀成這才俯首，並於囚籠中寫下萬言《自述》，對他曾國藩極盡吹捧之能事，那可是令他極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不少人勸他曾國藩自立為帝，於南京城頭易幟，他不是沒有動過心，可當他再一次讀李秀成的《自述》時，他恍然明白了，這也許正是李秀成所期待的——他率湘軍揭竿而起，與清廷對抗。無論誰勝誰負，都是間接給太平天國報了仇呀。
因而，當他的心腹愛將彭玉麟將勸進的書信轉交給他之時，他立即將書信一口吞下，不悅地說：“雪琴（彭玉麟的字）如此試我，其心可誅。”最終令他遽然而醒的是李秀成，而並非旁人。“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說得真好啊。
一切都遠去了，李秀成早已經被他殺了，他早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齡，再無能力行非常之事，可朝廷為什麽還是對他放心不下呢？這次調他回任兩江總督，是不是朝廷已經懷疑到湘軍的頭上？他的這次回任，到底是禍是福？
曾國藩六十大壽之後，當年十月十五日，曾國藩終於離京起程南下，閏十月二十日才抵達江寧。此時，離馬新貽被刺已經五個月之久。
伍、審案
馬新貽被刺後，金陵城中的大小官員處於極度的恐慌和茫然的憤怒中，這並非他們對馬新貽感情深厚，而是憂懼朝廷怪罪，陷於了神經質的苦惱。
與審訊官員驚慌失措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刺客張文祥相當沉著鎮定。正因為他的態度太過泰然自若，一時間令人懷疑他的來曆。張文祥被當場逮捕後，先被押到江寧府衙門等候審問。江寧將軍魁玉看過馬新貽的傷勢後，隨即開始審問張文祥。張文祥雖然一副桀驁不馴的態度，但開頭也很爽快地回答了魁玉的問題，供稱自己是河南人，對刺殺馬新貽的行為也供認不諱，但對自己的行刺動機卻閃爍其詞，堅不吐實。魁玉便下令將張文祥帶往上元縣（江寧府分上元、江寧兩縣，同城分治）嚴刑訊究。
先後審訊張文祥的，有上元知縣張開祁、江寧知縣蕭某某、臬司梅啟照、理藩司孫衣言等人。據說張文祥供詞出來後，參審官員麵麵相覷，錄供者停筆不敢記錄。魁玉將初審結果急報朝廷，告知張文祥“直認行刺不諱，而訊其行刺之由，尚屬支離狡詐”。之後的一個多月，魁玉每次奏報都不離“一味閃爍”、“語言顛倒”、“反複屢變”等詞。那麽，張文祥“閃爍”的是什麽？“顛倒”的是什麽？“屢變”的又是什麽呢？魁玉對此沒有奏報。而事實則是，有人用酷刑逼張文祥更改口供，而張文祥不肯答應，這才是口供“支離”的真實情況。
這樣的結果，當然不能令朝廷滿意，王公大臣也紛紛議奏。給事中王書瑞上奏說：“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牽掣窒疑之處，應派親信大臣徹底根究，勿使稍有隱飾。”慈禧太後深以為然，於是立即以五百裏加急的上諭發出，命漕運總督張之萬赴江寧會審。此諭剛發，接著又發出密旨，再三叮囑說：“此事案情重大，斷不準存化大為小之心，希圖草率了事。”
［漕運是中國曆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製度，為曆代封建王朝所采用。它的核心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來調運糧食，稱漕糧，一般是運往京師，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清朝在八大總督之外，專設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漕運總督管漕糧運輸，河道總督管河道和運河工程，一般由一品大員擔任。］
張之萬是張之洞（後擔任過兩江總督）堂兄，剛好與馬新貽同科，均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而張之萬還是這一榜的狀元。有意思的是，他有個不雅的外號，叫做“磕頭狀元”，因為他每天臨睡前都要下跪、磕頭一百次。據張之萬自己的說法，這樣可以活動腰腿、運行氣血，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集求神保佑和鍛煉身體於一身。此人才幹平庸，卻是官場老手，深通黃老之道，遇事從不出頭，議政從不發言，喜怒不形於色，是典型的“不倒翁”，在朝中還有個外號，叫做“伴食”。
馬新貽的案子落到張之萬頭上後，他隻憂不喜，大為恐慌。很簡單，這案子如果隻是普通的仇殺案，輪不到他張之萬頭上；如果是政治謀殺案，那牽連可就大了，主謀勢必非同小可，敢殺兩江總督，又為何不敢殺他這個漕運總督呢？
張之萬越想越是膽戰心驚，有心推托不去，無奈上諭剛接，密旨又到，聖命實在難違。跟曾國藩一樣，張之萬也是個老江湖，最初采取了一個“拖”字——拖著不去江寧，也許拖著拖著，刺客突然供出了主謀，案情真相大白，就無須他再跑這一趟了。不料江寧將軍魁玉恨不得越早把這個亂攤子交出去越好，不斷行文到清江浦（即淮陰，又稱清河，為大運河樞紐，當時最繁榮的通商大埠之一，與揚州、蘇州、杭州並稱四大名城，今江蘇淮安），催張之萬快去江寧主持審案大局。
［清朝著名大臣吳棠即由清江浦開始發跡。道光末年，安徽徽寧池廣太道道員惠徵因敗於太平軍，被革職留任，不久即病故，遺留下妻子和四個子女，其中長女名葉赫那拉蘭兒，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後。惠徵死後，慈禧一行失去依靠，不得不盤靈回京。孤兒寡母，一路情景淒涼不堪。路過清江浦時，清河縣令吳棠派仆人送奠儀，仆人誤送到慈禧船上。慈禧十分感激，發誓將來必有回報。後來慈禧以秀女身份入宮得幸，並生下鹹豐皇帝唯一的兒子（即後來的同治皇帝），更受寵愛。到鹹豐十年，慈禧母因子貴，實際地位已經超越皇後，還時常代病中的丈夫鹹豐皇帝批閱奏章。也就是在這一年，吳棠得補淮徐道。次年，慈禧垂簾聽政後，立即升吳棠為江寧藩司（布政使），並署理（代理）漕運總督，從普通道員到署理總督，簡直是一步登天。之後的吳棠更加顯赫無比，曆任江蘇巡撫、閩浙總督、四川總督。他從一個小小的清江縣令，因意外做到了封疆大吏，其經曆不可謂不傳奇。］
眼見拖得實在不能再拖了，張之萬才勉強從淮安（今江蘇淮安）起程，自清江浦沿運河南下，趕赴江寧。他是漕運總督，當然知道橫行運河的漕幫的底細。湘軍在兩江的影響巨大，不少遣散後的湘軍都加入了哥老會和漕幫。明眼人都認為馬新貽一案與湘軍有關，難保漕幫不會牽涉在其中。張之萬識得漕幫厲害，調了大批漕標精銳來保護自己。數十號官船，在運河中連番南下。他自己則一直躲在艙裏不露麵，十分謹慎小心。
這一天到了瓜洲，張之萬突然要下船走走，不料趕上內急，情急之下，下令漕標參將帶領兩百親兵團團將茅廁圍住，以確保上廁所時不會遇上刺客。當時正是深秋收獲季節，當地有不少百姓正在收割稻子，突然看到官兵刀劍出鞘，如臨大敵，以為發生了什麽大事，趕去一打聽，才知道是漕運總督在上茅廁。
此事一時傳為笑柄。連漕運總督都如驚弓之鳥，可見當時的局勢如何之險惡。張之萬人還未到，茅廁笑話先傳到了江寧。以致江寧將軍魁玉一見到張之萬，便打趣說：“天下總督，漕帥最闊，拉場野矢都得派兩百小隊守衛。”
張之萬到達江寧後，傳見參與會審的司道府縣各員，了解到之前的全部審訊情況後，這才開始提審張文祥。此時，張文祥的女兒張寶珍、兒子張長福、同居之舅嫂羅王氏均被捕獲到江寧。而之前負責馬新貽安全警衛的中軍副將喻吉三和武巡捕葉化龍等人也都被逮捕，追究防護失職之責。逮捕了不少人，但審問主犯張文祥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參與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袁世凱嗣父）均是馬新貽一手提拔的親信，對此案情遲遲不明很是著急。尤其是袁保慶，馬新貽曾任命他為營務處總管，專門負責對付為非作歹的湘軍散兵遊勇。袁保慶以剽悍著稱，手段嚴厲，抓到這些人往往就地正法，是以湘軍不少人恨其入骨。馬新貽一死，袁保慶懷疑跟湘軍有關，心中更加內疚，總覺得自己對馬新貽的死負有一定責任，所以在審張文祥一事上格外賣力，大有不揪出幕後黑手決不罷休之勢。孫衣言也是如此。二人見張之萬審案慢慢吞吞，很不上心，又不準對張文祥用刑，十分不滿。
孫、袁二人卻不知道，張之萬曆經宦海生涯，老奸巨猾，考慮得遠較他們更為周全。現在巴不得張文祥死的大有人在，因為張文祥一死，便是死無對證，一旦用刑，難保不會有人趁機從中做手腳，倘若張文祥“刑傷過重，瘐死獄中”，那可就是他主審官的責任。一向明哲保身的張之萬可不敢冒這個險。對他而言，不求真相，但求不送命、不丟官，就是老天爺保佑，不枉他每天虔誠地下跪磕頭一百次了。
張之萬深知此案極為棘手，審不出結果，朝廷不滿意，他前程難保；審出結果，他可能自己都沒命再回淮安。思來想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這個燙手的山芋丟給新任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因此，他采取了一個“拖”字，曾國藩也在刻意拖延，他就更拖，非要拖到曾國藩來不可。
正因為張之萬拖延得太久，早已經等得不耐煩的朝廷終於震怒了，連下三道諭旨，嚴加訓斥張之萬、魁玉二人。朝中大臣也紛紛上書彈劾抨擊張之萬，結果他和魁玉成了眾矢之的。
為了平息眾怒，張之萬和魁玉精心謀劃後，終於擬出了一份新的報告，其中詳細說明了張文祥與馬新貽的“恩怨”：“張文祥，河南河陽人，以做小生意為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張文祥販賣氈帽到寧波，結識了河南同鄉羅法善，娶其女羅氏為妻，開小押店（重利盤剝的典當行）為生。鹹豐十一年（1861），張文祥加入太平軍，任侍王李世賢（忠王李秀成弟）的裨將。太平軍敗亡後，張文祥曾向清軍投降，因無人作保，未被清軍收納。張文祥再回寧波，並暗中與海盜有勾結。馬新貽任浙江巡撫後，捕殺了不少海盜，其中很多是張文祥的朋友，張文祥因此懷恨上了馬新貽。後張文祥妻羅氏與吳炳燮通奸，兩人一齊逃走。張文祥聞訊追趕，追到了羅氏，但羅氏卷帶的財物卻被奸夫吳炳燮帶走。馬新貽率兵至寧波時，張文祥攔轎告狀，要求追捕吳炳燮。馬新貽認為這是小事，未準審理。不久後，羅氏再次逃走，被張文祥追回後，被逼迫吞煙土自盡。後張文祥的小押店也被馬新貽勒令關閉，理由是違禁私開。張文祥人財兩空，遷怒於馬新貽，決意報複。經再三審問，張文祥矢口不改其供，表示並無他人指使。尚屬可信。”對張文祥的處置，則建議“按謀反大逆律問擬，擬以淩遲處死”。
，)這報告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反複強調張文祥行刺馬新貽完全是個人行為。報告中，張文祥妻羅氏背夫潛逃確實真有其事。但報告裏麵有兩處明顯的矛盾。第一，按照報告所說，張文祥通海盜，本來跟海盜是一夥兒，可馬新貽到寧波的時候，他怎麽還敢去找馬新貽告狀呢？第二，既然張文祥的妻子羅氏被人奪走，他為什麽不去殺奪妻的吳炳燮，而一定要殺不受理狀子的馬新貽呢？而最大的破綻就是最後一句“尚屬可信”。這封報告是奏結的法律文書，人命關天，竟然用了模棱兩可的“尚屬可信”，不能不讓人疑竇叢生。
(人，)慈禧太後對刺馬一案十分重視，不僅僅因為馬新貽是她派去兩江的心腹，而且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確實有傷國體，倘若不嚴加追查，此風一開，中外大員必心存顧忌，擔心成為馬新貽第二，不敢放手辦事。對張之萬和魁玉精心炮製的報告，慈禧太後相當不滿意，對一度寄予厚望的張之萬深感失望。處理的辦法是，諭令曾國藩速回江寧外，另派刑部尚書鄭敦謹作為欽差大臣攜隨員赴江寧複審。這是慈禧太後表現出的一種強硬姿態，不僅撤換了主審大員，就連司員也全部更換，顯示出朝廷要查清此案的決心。
。)派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自然隱有安撫湘軍的用意。而派刑部尚書鄭敦謹同審，就隱有從旁監視的味道了。對此，曾國藩心知肚明。他表麵上一路遊山玩水，並不著急趕到江寧，其實他內心非常關注江寧的事態發展，非常關心那個背後主使審出來沒有。曾國藩抵達江寧後的第二天，張之萬便急忙趕來交接案件，當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離開了江寧這個是非之地，趕回清江浦去了。而曾國藩卻並不著急審案，整天要麽接客聊天，要麽翻閱紀曉嵐所著的《閱微草堂筆記》。唯一做的一件跟馬新貽有關的事情，就是親自書寫了一副挽聯：“範希文先天下之憂，曾無半分逸豫；來君叔為何人所賊，足令百世悲哀。”帶去吊唁了馬新貽一番。
。)盡管曾國藩表麵若無其事，但不少人卻清楚地知道，他的處之泰然隻是一種偽裝，他是刻意在拖延回避刺馬案。到底是什麽原因使得曾國藩如此呢？鄧之誠在《骨董三記》中說：“國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不能深求者，除了湘軍一係的，別無他人。
直到欽差大臣鄭敦謹到達江寧的前一天，曾國藩才不得已調閱案卷，記下有關案犯的名字。
鄭敦謹，字小山，湖南長沙人，與曾國藩鄉榜同年，道光十五年中進士。曾國藩也在這一年參加了會試，不過名落孫山。鄭敦謹為人正直，很有清譽。他初任刑部尚書時，山西巡撫趙長齡和藩司陳湜圍剿撚軍不力，尤其陳湜仗著是曾國荃的姻親，放任部下危害地方。慈禧太後派鄭敦謹前去查處。鄭敦謹於大年三十出京，趕往山西，結果按查屬實，趙長齡和陳湜被革職充軍。鄭敦謹自此得了“鐵麵無私”的稱號。由他來江寧審理刺馬案，當時是眾望所歸。他自己也雄心勃勃，一心要把這樁震動天下的疑案審個水落石出，以不辜負“鐵麵無私”的美名。
接到上諭後，鄭敦謹先是入宮請示慈禧太後，隨即裝束就道，帶著刑部滿郎中伊勒通阿和漢郎中顏士璋星夜趕赴江寧。伊勒通阿和顏士璋二人曾跟隨鄭敦謹到山西辦案，很是得力。當時正是冬月，大雪封路，為了不耽誤時間，鄭敦謹一行幹脆下轎徒步涉雪而行。由於雨雪阻滯，到達江寧時，正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次日便是除夕。
［清朝六部實行滿漢分開製，即有一名漢人尚書，就必須有一名滿人尚書；有兩名漢人侍郎，也就必須有兩名滿人侍郎。］
鄭敦謹到達江寧後，立即會同曾國藩，召集江寧的司、道、府、縣各級官員，詳細查問案情。孫衣言一心想為馬新貽報仇，一上來就侃侃而談，說：“背後主謀倘能逍遙法外，則天下將無畏懼之心，又何事不可為？所以這一案辦得徹底不徹底，對世道人心，關係極大。”機鋒一開始就露了出來，這就是“背後主謀”四個字。包括曾國藩在內，官員們都沒有說話。
隔了兩天，正月初二，鄭敦謹便正式開始審案。參加會審的人最初定了六人：欽差大臣鄭敦謹和他的隨員伊勒通阿、顏士璋；兩江總督曾國藩和他委派的江安糧道王大經、江蘇題補道洪汝奎。後因為孫衣言、袁保慶二人為馬新貽心腹，擔心二人不服，將二人也加了進來。
張文祥依舊是那套老辦法，信口回答，但遇到緊要關頭，便閃避不答。審訊一連進行了十四天，沒有任何進展。看到鄭敦謹著急了，一直默不作聲的曾國藩突然說：“將來隻好仍照魁玉、張之萬二公原奏之法奏結。”他的語氣很平淡，但卻透露著不容否認的堅定。
鄭敦謹一時呆住，他也是個聰明人，刹那間全明白了，難怪審案十四天毫無進展，一切都是早已經設計好了。
自鄭敦謹到江寧後，各方人馬紛紛上門拜訪：有馬新貽四弟馬新祐領著他的過繼給馬新貽的兒子馬毓楨來要求欽差大人申冤報仇的；有袁保慶想為馬新貽出頭來刺探底細的；但更多的卻是來遊說勸解的，這些人眾口一詞，說張文祥不怕死，無所畏懼，如果用酷刑逼供，說不定他會胡亂指認，不但無法及時結案，還將導致更多的謠言。又說一旦張文祥被酷刑折磨死，則死無對證，刺馬案將成為千古疑案，對不起馬新貽的在天之靈。還有些人的話就更直接了，說萬一張文祥指認湘軍將領，比如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到底是相信還是不相信呢。還有更危言聳聽的，說萬一深入追查引發激變，誰該來負起這個責任。
這裏要特別提一下黃翼升。黃翼升不但是湘軍將領中的骨幹，還與曾國藩有一層極為親密的私人關係，他妻子奉曾夫人為義母，算起來他就是曾國藩的義子。曾國藩一度置妾，都是交給黃翼升經辦。可以說，黃翼升是曾國藩在湘軍中最親信的親信，最心腹的心腹。不過黃翼升的水師軍紀極為敗壞，連曾國藩本人都不得不承認說：“餘設立水師，不能為長江除害，乃反為長江生害。”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後，黃翼升照舊任他的長江水師提督，橫行無忌，不加收斂，二人多有衝突。
最值得一提的是，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教案發生後，外國列強不斷以武力威脅清朝廷屈服。清廷一方麵敦促曾國藩盡快處理，一方麵開始調兵在京畿和海口布防，以防萬一。六月初十，曾國藩到達天津處理教案。六月十四日，內閣大學士宋晉奏道：“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消失，欲懲擅殺之罪，必究起釁之根，請飭曾國藩速行查明曲直，秉公辦理，以釋民疑；以長江水師緊要，請飭整頓。”慈禧太後深以為然，也想趁機將長江水師從湘軍將領手中奪過來，急命馬新貽以布防的名義整理長江水師，力除廢弛。長江水師曆來是黃翼升的立身之本，他當然不肯輕易交給對頭馬新貽來整飭，二人矛盾開始表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