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節
案藏殺機：清代四大奇案卷宗 作者：吳蔚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丁日昌在馬新貽遇刺前離開十分可疑。王家璧為此再次上奏說：“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係矯飾傾險小人，江南大小官員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獨指該撫之子，難保盡出無因。或其子妄為而該撫不知，抑或與知而乘其駛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難懸揣。”一針見血地指出丁日昌趕赴天津是有意要避開嫌疑。
盡管丁日昌有種種證據，可以證實他確實因公事才離開兩江，並非刻意製造不在刺殺馬新貽現場的證明，但朝野上下沸沸揚揚，將懷疑的目光投向丁日昌的大有人在。流言蜚語滿天飛，丁日昌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尤其是他到達天津後，奴相畢露，更加明目張膽地賣國求榮，比曾國藩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被人稱為“丁鬼子”。天津人還四處張貼告示，揭露他在江蘇巡撫位上種種貪汙醜行。
丁日昌看到時論的發展對他極為不利，急忙離開天津，火速趕回蘇州。回去後也是如坐針氈，見到曾國藩始終在京城磨磨蹭蹭不起程，實在按捺不住，上奏請求朝廷敦促兩江總督曾國藩盡快到任。
丁日昌是湘軍一係的人物，曾是曾國藩的幕府和親信，他上奏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曾國藩來江寧主持刺馬案，局麵會對自己更加有利。不過這道奏折倒也十分合慈禧太後的心意，立即下旨督促曾國藩起程赴任。
就在丁日昌日夜憂歎的時候，其母突然去世，他需回廣東老家丁母憂。朝廷下諭旨免去丁日昌江蘇巡撫之職，調漕運總督張之萬任江蘇巡撫。此時，曾國藩正在回任兩江總督的路上。
這一版本除了丁日昌是否刺馬主謀尚待商榷外，其他均為真事，順理成章，是唯一得到了朝廷官方討論的說法，看起來較為可信。尤其曾國藩先是推辭兩江總督之位，不願接手，之後又有意拖延，遲遲不到江寧，態度之曖昧，實在令人起疑。由此一來，“督撫不和”的故事更加蒙上了重重迷霧。
又有傳聞說，在馬新貽被刺前幾天，江寧府衙門接到一封標明“緊急”、“機密”的公事。封套上還蓋著大印，不過印文模糊，看不出來是哪個衙門所發。把門差役接到公事後，不敢怠慢，即刻送交外署的門房。門上接收後先登記在冊，再送進位於內署的簽押房——這裏是馬新貽日常辦公的處所。馬新貽打開公事一看，裏麵是一張紙，上麵別無一字，隻畫了一匹死馬。他醒悟過來後，立即派人趕出去追捕投送公事的人，但來人卻已經不知去向。
日複一日，刺馬案的頭緒也越來越多，盤根錯節，牽涉太廣。僅以上五種傳聞，就牽扯上了回王、湘軍、天地會、洋教士、陳國瑞、醇親王以及丁日昌。
從曾國藩的角度看來，五種版本中，“漁色負友”說和“私通回匪”說如果是真的，將有損馬新貽聲譽，朝廷和馬家人都不會滿意，因此無須追查；如果是假的，當然更加不必追查。“為天地會複仇”說牽扯到了湘軍，他也絕對不會追查。“洋教”說牽扯到洋教士和醇親王，情節更是複雜，諱莫如深；他曾國藩一生就敗在教案上，沾了洋字的他都要退避三舍；醇親王不僅是皇叔，還是慈禧太後的妹夫，當然更加動不得。至於“督撫不和”說就更加微妙了，如果丁日昌是刺馬主謀，那丁日昌為什麽要在刺馬前一天趕到天津？他曾國藩不是有極重的同謀嫌疑麽？所以，此說是最不能追查的。
而案子拖延不結，隻會招致更多傳聞物議。思來想去，曾國藩覺得還是之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最為妥當。在經過深思熟慮後，他決定不再追查，仍照張之萬、魁玉奏報所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上奏。
柒、結案
關於刺馬一案，張之萬、魁玉、曾國藩、鄭敦謹四位大員反複公開強調說：“毫無確供。”既然沒有準確的口供，為什麽明知不應為而為之，一定要用一篇漏洞百出的口供給張文祥定罪呢？
之前慈禧太後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大加訓斥，十分不滿，等看到曾國藩幾乎相同的奏結後，她終於明白了，刺馬案不可能再弄清了，這口氣必須得咽下去。她將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以及稀裏糊塗的審案結果。在慈禧太後的首肯下，朝廷終於發出了諭旨，正式肯定曾國藩、鄭敦謹的奏結，以“張文祥潛通海盜圖謀報複”定案。這份漏洞百出的奏結最終成為官方認可的定讞，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同治十年（1871）二月十五日，曾國藩奉旨監斬，在江寧小營刑場將張文祥淩遲處死，並摘心致祭。馬新貽四弟馬新祐為了增加張文祥的痛苦，特命劊子手用鉤子鉤肉，鉤一下割一下，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才割完。在殘酷的處刑過程中，張文祥始終未出一言，視死如歸，頗有英雄氣概。他的名字卻在史籍中被刻意改為“張汶祥”，“文”字加水，表示其江洋大盜的身份，有蔑視他的意思。
受到牽連的還有不少人。張文祥的兒子張長福時年十二歲，也受到牽連，被閹割後發往新疆為奴。其女張寶珍、張秀珍因許嫁已定，並不知情，各歸本夫。督標中軍副將喻吉三因疏於防護，被革去提督銜，降二級調用。把總唐得金等人均因失職罪名被斥革。
馬新貽被運回山東菏澤老家安葬。對於他的身後事，朝廷也極盡隆重之能事——同治皇帝親賜祭文、碑文；諡“端敏”；恩加太子太保，入賢良祠，以總督陣亡例議恤；在江寧、安慶、杭州、海塘、菏澤等地為其建造專祠，春秋官為之致祭。其子馬毓楨加恩賞給主事，分刑部學習行走。如此生榮死哀，實為晚清督撫中前所未有的待遇。但無論如何，隨著馬毓楨扶柩離開，馬氏在兩江再沒有任何勢力。
隨後，曾國藩具折奏請為已故督臣馬新貽於本籍建祠，奏折中稱讚馬新貽“家世謹厚，矜式鄉閭。生平踐履篤實，亦自卓然可傳”。曾國藩為人謹慎，從不輕易褒貶人，對一個從來就沒喜歡過的人，突然出這番讚語，實在叫人起疑。因為他和他的湘軍是刺馬案中唯一的受益者，因此也一度被懷疑是刺殺馬新貽的主謀。
空前絕後、轟動一時的刺馬案以張文祥一人之死落下了帷幕，但流言反而愈演愈烈。朝野議論紛紛，均說刺馬一案必定別有隱情，不能公宣於眾。從始至終參加會審的孫衣言為馬新貽寫了一篇神道碑銘，裏麵寫道：“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公然指責結案太過草率，背後隱情尚未查清。
孫衣言碑銘一出，輿論大嘩。然而，即使是慈禧太後，此刻也無力回天。審案已經長達八個月之久，前後介入審訊的官員多達五十餘位，依舊是最初模棱兩可的結果，再追查下去，局麵實在難以預料。隻有息事寧人，才是最好的選擇。
最令人玩味的是刑部尚書鄭敦謹的行為。他在張文祥未明正典刑之前，已經決意離開江寧，明顯表示出對定讞結果的不滿。曾國藩贈送他二百兩白銀作為路費，以曾之為人，這已經是很慷慨了，還特意聲明這銀子出自廉薪。不料鄭敦謹一點都不念舊情，分文不取，銀子全部退回。倒是隨行的兩名郎中伊勒通阿、顏士璋每人各自收了一百兩銀子。鄭敦謹離開江寧之時，曾國藩率眾地方官員到江邊相送。從來喜怒不形於色的鄭敦謹一改常態，憤然登船，頭也不回地揚帆而去，隻留給江寧人一個蕭然而蒼涼的背影。
離開江寧後，鄭敦謹的心緒並非就此平複下來，心頭百般複雜滋味，又是痛心，又是慚愧，又是不甘。他到達清江浦後，會見了新任漕運總督張兆棟，便刻意停留了幾日。不久，張文祥被淩遲處死的消息傳來。鄭敦謹勃然變色，聲稱自己得了重病，要立即回老家長沙去養病，不能回京，隻打發兩名郎中代他回京交旨，並代他辭官。
鄭敦謹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按照清製，不回京師交旨要重重治罪。兩名郎中極力勸阻，卻絲毫不得要領。追問鄭敦謹辭官的原因，他隻答了八個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這句話，正是當日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招致朝野唾罵之時有感而發的話。
當日，鄭敦謹不計後果，堅持坐船回了長沙。他本是帶著雄心壯誌和朝野上下的殷殷期望而來，然而形勢始終比人強，盡管他有“鐵麵無私”的美譽，卻最終不得不無奈地屈服在形勢下，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滿腔憤懣地離去。鄭敦謹曆有名績，《清史稿》對此評論說：“江寧之獄，論者多謂未盡得其情，敦謹未複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於衷歟？”（《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
慈禧太後知道鄭敦謹離開後一度十分惱怒，自己派出去的人，隻有去的，沒有回來的，馬新貽是一個，鄭敦謹又是一個，這還像什麽話。還是恭親王奕?代為圓場，慈禧太後這才沒有追究鄭敦謹的責任。此後，鄭敦謹始終不再出仕為官，孤燈衾影中，隻剩下綿綿不盡的自慚與歎息，直至最後終老於鄉裏。
鄭敦謹的兩個隨員回到北京後，結局也令人困惑。滿郎中伊勒通阿奉旨回鄉，“給全俸”頤養餘年；漢郎中顏士璋則被外放到蘭州做替補知府，不久即回籍賦閑。
顏士璋回到老家後，寫了一本《南行日記》，記述了跟隨鄭敦謹赴江寧審案的全部過程。他的曾孫顏牧皋曾經看過這本日記，說其中白紙黑字地寫著：“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
當時也有不少人認為刺馬案肯定與湘軍有關。曾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的郭柏蔭對孫子郭公鐸說：“張文祥行刺有幕後慫恿者，應是這一類人物，最初有意製造流言的，也是他們。”二話如出一轍——馬新貽表麵死於流浪漢張文祥之手，其實是死於湘軍之囂張氣勢。
對於馬新貽被刺的原因，李鴻章曾感歎說：“若七年秋不妄更動（指同治七年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一事），或穀山（馬新貽字）僻在海濱（馬新貽原任閩浙總督），竟免斯厄。每讀負乘致寇之語，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極威重，不足銷無形之隱匿也。”（《李文忠公全）大概的意思是說，馬新貽接了本不該屬於他的兩江總督位置，這就是他必須死的原因。可謂一語道破了天機。
而一度被懷疑是刺馬案最大主謀的曾國藩則穩坐兩江總督寶座，直到兩年後死去。兩江總督寶座從此長期掌握在湘軍一係手中，其他人絲毫不敢染指問津。盡管曾國藩及其繼任者最終並未割據分權，但“重地方、輕中央”政治局麵的形成已經不可避免。
自太平天國興起，朝政大權逐漸落入漢人重臣之手，清廷的權威極大地被弱化。能令這些漢族重臣在朝中立身保命的並非所謂的蓋世奇功，而是其手中直接或間接掌控的龐大的地方軍事力量，曾國藩如此，李鴻章也是如此。湘軍和淮軍的出現確實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令其統治多苟延殘喘了幾十年，但湘軍、淮軍首腦人物也借此進入了中央要津，開始左右政局，由此開近、現代軍閥割據的源頭。直到民國初，割據中國的軍閥無不與湘軍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關係。
無論馬新貽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來曆，案發後的審訊調查過程和結局卻充分彰顯了中央皇權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無可奈何。從始至終，刺馬案的本質不過是清朝中央集權和地方軍事集團的較量，而最後還是以朝廷的公開退讓而告終。
但慈禧太後也不是沒有絲毫的報複行為。最初鄭敦謹到達江寧主持審理刺馬案，有人趕來暗示他，萬一張文祥胡亂指認湘軍將領該怎麽處理，其中特別提到了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黃翼升的水師軍紀極壞，但有曾國藩的庇護，一直安然無事。曾國藩死在兩江總督任上後，慈禧太後急不可待地拿黃翼升開刀。不過這次她學乖了，沒有派出什麽心腹股肱之臣，而是選派了另一湘軍將領彭玉麟出馬，以湘製湘。
彭玉麟幼年曾與親戚之女梅姑有白頭之約，但後來梅姑被父母逼迫另嫁他人，梅姑為此殉情而死。彭玉麟痛不欲生，此後雖然仕途顯赫，但一有閑暇，便要畫梅花。“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即使在戎馬倥傯之時也是如此，表示無忘梅姑。這個習慣保持了一生，到死之時，他一共畫了十萬多幅梅花圖。
彭玉麟為人頗有正義感。跟鄭敦謹一樣，有“鐵麵無私”之稱。他奉旨巡視水師，發現長江水師確實問題嚴重，首當其衝的就是提督黃翼升。黃翼升自知曾國藩一死，靠山已倒，隻好以傷病為名，主動上疏請求辭職。上諭不久即到，嚴厲斥責黃翼升，準其革職，黃翼升從此失意於官場。直到光緒十八年（1892），慈禧太後歸政於光緒皇帝，黃翼升才由光緒重新起用為長江水師提督，不久便死於任上。此刻，清朝滅亡的腳步已經越來越近了。
捌、刺馬大事記
同治七年
七月二十日，調兩江總督曾國藩為直隸總督，閩浙總督馬新貽為兩江總督，以福州將軍英桂為閩浙總督。
七月二十二日，以曾國藩調補直隸，長江水師係屬初創，恐黃翼升一人不足資控製，著彭玉麟於百日後迅赴江、皖，會籌水師事宜。
八月初五，命馬新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丁日昌幫同辦理。
十二月二十三日，馬新貽奏：蘇省荒廢田地，設法勸墾招領，請酌定年限寬免錢糧。著照所請，以各項情形不同分別年限，暫免錢糧，俾編民早得複業。
是日，馬新貽又奏：現在應辦最要者六條：培養民生以籌辦善後，修築運堤以宣防河務，清查官虧以講求吏治，選擇將才以整頓綠營，酌留水師以聯絡江防，恪守條約以辦理洋務。諭令其實心實力為之，勿騖虛名，勿求速效。
同治八年
三月二十日，兵部議複曾國藩酌改江蘇水師營製事宜，江蘇水師改為內洋、外海、裏河三支；江寧設立船廠，按年輪修戰船，輪船應由上海船塢整理；水師專以管船為主，其無船之弁兵，一律裁撤。從之。
四月初七，以湘軍兵變，劉鬆山未能預防，著革職留任。
四月十九，以陳湜留任山西防務，詔免發遣。
（七年春，犯畿輔。湜以疏防褫職，遣戍新疆，巡撫鄭敦謹疏請留防。冬，陝回將乘隙渡河，屢擊走之，詔免發遣。 ）
同治九年
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教案發生。
六月初十，曾國藩到達天津處理教案。
盡管丁日昌有種種證據，可以證實他確實因公事才離開兩江，並非刻意製造不在刺殺馬新貽現場的證明，但朝野上下沸沸揚揚，將懷疑的目光投向丁日昌的大有人在。流言蜚語滿天飛，丁日昌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尤其是他到達天津後，奴相畢露，更加明目張膽地賣國求榮，比曾國藩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致被人稱為“丁鬼子”。天津人還四處張貼告示，揭露他在江蘇巡撫位上種種貪汙醜行。
丁日昌看到時論的發展對他極為不利，急忙離開天津，火速趕回蘇州。回去後也是如坐針氈，見到曾國藩始終在京城磨磨蹭蹭不起程，實在按捺不住，上奏請求朝廷敦促兩江總督曾國藩盡快到任。
丁日昌是湘軍一係的人物，曾是曾國藩的幕府和親信，他上奏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曾國藩來江寧主持刺馬案，局麵會對自己更加有利。不過這道奏折倒也十分合慈禧太後的心意，立即下旨督促曾國藩起程赴任。
就在丁日昌日夜憂歎的時候，其母突然去世，他需回廣東老家丁母憂。朝廷下諭旨免去丁日昌江蘇巡撫之職，調漕運總督張之萬任江蘇巡撫。此時，曾國藩正在回任兩江總督的路上。
這一版本除了丁日昌是否刺馬主謀尚待商榷外，其他均為真事，順理成章，是唯一得到了朝廷官方討論的說法，看起來較為可信。尤其曾國藩先是推辭兩江總督之位，不願接手，之後又有意拖延，遲遲不到江寧，態度之曖昧，實在令人起疑。由此一來，“督撫不和”的故事更加蒙上了重重迷霧。
又有傳聞說，在馬新貽被刺前幾天，江寧府衙門接到一封標明“緊急”、“機密”的公事。封套上還蓋著大印，不過印文模糊，看不出來是哪個衙門所發。把門差役接到公事後，不敢怠慢，即刻送交外署的門房。門上接收後先登記在冊，再送進位於內署的簽押房——這裏是馬新貽日常辦公的處所。馬新貽打開公事一看，裏麵是一張紙，上麵別無一字，隻畫了一匹死馬。他醒悟過來後，立即派人趕出去追捕投送公事的人，但來人卻已經不知去向。
日複一日，刺馬案的頭緒也越來越多，盤根錯節，牽涉太廣。僅以上五種傳聞，就牽扯上了回王、湘軍、天地會、洋教士、陳國瑞、醇親王以及丁日昌。
從曾國藩的角度看來，五種版本中，“漁色負友”說和“私通回匪”說如果是真的，將有損馬新貽聲譽，朝廷和馬家人都不會滿意，因此無須追查；如果是假的，當然更加不必追查。“為天地會複仇”說牽扯到了湘軍，他也絕對不會追查。“洋教”說牽扯到洋教士和醇親王，情節更是複雜，諱莫如深；他曾國藩一生就敗在教案上，沾了洋字的他都要退避三舍；醇親王不僅是皇叔，還是慈禧太後的妹夫，當然更加動不得。至於“督撫不和”說就更加微妙了，如果丁日昌是刺馬主謀，那丁日昌為什麽要在刺馬前一天趕到天津？他曾國藩不是有極重的同謀嫌疑麽？所以，此說是最不能追查的。
而案子拖延不結，隻會招致更多傳聞物議。思來想去，曾國藩覺得還是之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最為妥當。在經過深思熟慮後，他決定不再追查，仍照張之萬、魁玉奏報所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上奏。
柒、結案
關於刺馬一案，張之萬、魁玉、曾國藩、鄭敦謹四位大員反複公開強調說：“毫無確供。”既然沒有準確的口供，為什麽明知不應為而為之，一定要用一篇漏洞百出的口供給張文祥定罪呢？
之前慈禧太後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大加訓斥，十分不滿，等看到曾國藩幾乎相同的奏結後，她終於明白了，刺馬案不可能再弄清了，這口氣必須得咽下去。她將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以及稀裏糊塗的審案結果。在慈禧太後的首肯下，朝廷終於發出了諭旨，正式肯定曾國藩、鄭敦謹的奏結，以“張文祥潛通海盜圖謀報複”定案。這份漏洞百出的奏結最終成為官方認可的定讞，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同治十年（1871）二月十五日，曾國藩奉旨監斬，在江寧小營刑場將張文祥淩遲處死，並摘心致祭。馬新貽四弟馬新祐為了增加張文祥的痛苦，特命劊子手用鉤子鉤肉，鉤一下割一下，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才割完。在殘酷的處刑過程中，張文祥始終未出一言，視死如歸，頗有英雄氣概。他的名字卻在史籍中被刻意改為“張汶祥”，“文”字加水，表示其江洋大盜的身份，有蔑視他的意思。
受到牽連的還有不少人。張文祥的兒子張長福時年十二歲，也受到牽連，被閹割後發往新疆為奴。其女張寶珍、張秀珍因許嫁已定，並不知情，各歸本夫。督標中軍副將喻吉三因疏於防護，被革去提督銜，降二級調用。把總唐得金等人均因失職罪名被斥革。
馬新貽被運回山東菏澤老家安葬。對於他的身後事，朝廷也極盡隆重之能事——同治皇帝親賜祭文、碑文；諡“端敏”；恩加太子太保，入賢良祠，以總督陣亡例議恤；在江寧、安慶、杭州、海塘、菏澤等地為其建造專祠，春秋官為之致祭。其子馬毓楨加恩賞給主事，分刑部學習行走。如此生榮死哀，實為晚清督撫中前所未有的待遇。但無論如何，隨著馬毓楨扶柩離開，馬氏在兩江再沒有任何勢力。
隨後，曾國藩具折奏請為已故督臣馬新貽於本籍建祠，奏折中稱讚馬新貽“家世謹厚，矜式鄉閭。生平踐履篤實，亦自卓然可傳”。曾國藩為人謹慎，從不輕易褒貶人，對一個從來就沒喜歡過的人，突然出這番讚語，實在叫人起疑。因為他和他的湘軍是刺馬案中唯一的受益者，因此也一度被懷疑是刺殺馬新貽的主謀。
空前絕後、轟動一時的刺馬案以張文祥一人之死落下了帷幕，但流言反而愈演愈烈。朝野議論紛紛，均說刺馬一案必定別有隱情，不能公宣於眾。從始至終參加會審的孫衣言為馬新貽寫了一篇神道碑銘，裏麵寫道：“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公然指責結案太過草率，背後隱情尚未查清。
孫衣言碑銘一出，輿論大嘩。然而，即使是慈禧太後，此刻也無力回天。審案已經長達八個月之久，前後介入審訊的官員多達五十餘位，依舊是最初模棱兩可的結果，再追查下去，局麵實在難以預料。隻有息事寧人，才是最好的選擇。
最令人玩味的是刑部尚書鄭敦謹的行為。他在張文祥未明正典刑之前，已經決意離開江寧，明顯表示出對定讞結果的不滿。曾國藩贈送他二百兩白銀作為路費，以曾之為人，這已經是很慷慨了，還特意聲明這銀子出自廉薪。不料鄭敦謹一點都不念舊情，分文不取，銀子全部退回。倒是隨行的兩名郎中伊勒通阿、顏士璋每人各自收了一百兩銀子。鄭敦謹離開江寧之時，曾國藩率眾地方官員到江邊相送。從來喜怒不形於色的鄭敦謹一改常態，憤然登船，頭也不回地揚帆而去，隻留給江寧人一個蕭然而蒼涼的背影。
離開江寧後，鄭敦謹的心緒並非就此平複下來，心頭百般複雜滋味，又是痛心，又是慚愧，又是不甘。他到達清江浦後，會見了新任漕運總督張兆棟，便刻意停留了幾日。不久，張文祥被淩遲處死的消息傳來。鄭敦謹勃然變色，聲稱自己得了重病，要立即回老家長沙去養病，不能回京，隻打發兩名郎中代他回京交旨，並代他辭官。
鄭敦謹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按照清製，不回京師交旨要重重治罪。兩名郎中極力勸阻，卻絲毫不得要領。追問鄭敦謹辭官的原因，他隻答了八個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這句話，正是當日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招致朝野唾罵之時有感而發的話。
當日，鄭敦謹不計後果，堅持坐船回了長沙。他本是帶著雄心壯誌和朝野上下的殷殷期望而來，然而形勢始終比人強，盡管他有“鐵麵無私”的美譽，卻最終不得不無奈地屈服在形勢下，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滿腔憤懣地離去。鄭敦謹曆有名績，《清史稿》對此評論說：“江寧之獄，論者多謂未盡得其情，敦謹未複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於衷歟？”（《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
慈禧太後知道鄭敦謹離開後一度十分惱怒，自己派出去的人，隻有去的，沒有回來的，馬新貽是一個，鄭敦謹又是一個，這還像什麽話。還是恭親王奕?代為圓場，慈禧太後這才沒有追究鄭敦謹的責任。此後，鄭敦謹始終不再出仕為官，孤燈衾影中，隻剩下綿綿不盡的自慚與歎息，直至最後終老於鄉裏。
鄭敦謹的兩個隨員回到北京後，結局也令人困惑。滿郎中伊勒通阿奉旨回鄉，“給全俸”頤養餘年；漢郎中顏士璋則被外放到蘭州做替補知府，不久即回籍賦閑。
顏士璋回到老家後，寫了一本《南行日記》，記述了跟隨鄭敦謹赴江寧審案的全部過程。他的曾孫顏牧皋曾經看過這本日記，說其中白紙黑字地寫著：“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
當時也有不少人認為刺馬案肯定與湘軍有關。曾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的郭柏蔭對孫子郭公鐸說：“張文祥行刺有幕後慫恿者，應是這一類人物，最初有意製造流言的，也是他們。”二話如出一轍——馬新貽表麵死於流浪漢張文祥之手，其實是死於湘軍之囂張氣勢。
對於馬新貽被刺的原因，李鴻章曾感歎說：“若七年秋不妄更動（指同治七年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一事），或穀山（馬新貽字）僻在海濱（馬新貽原任閩浙總督），竟免斯厄。每讀負乘致寇之語，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極威重，不足銷無形之隱匿也。”（《李文忠公全）大概的意思是說，馬新貽接了本不該屬於他的兩江總督位置，這就是他必須死的原因。可謂一語道破了天機。
而一度被懷疑是刺馬案最大主謀的曾國藩則穩坐兩江總督寶座，直到兩年後死去。兩江總督寶座從此長期掌握在湘軍一係手中，其他人絲毫不敢染指問津。盡管曾國藩及其繼任者最終並未割據分權，但“重地方、輕中央”政治局麵的形成已經不可避免。
自太平天國興起，朝政大權逐漸落入漢人重臣之手，清廷的權威極大地被弱化。能令這些漢族重臣在朝中立身保命的並非所謂的蓋世奇功，而是其手中直接或間接掌控的龐大的地方軍事力量，曾國藩如此，李鴻章也是如此。湘軍和淮軍的出現確實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令其統治多苟延殘喘了幾十年，但湘軍、淮軍首腦人物也借此進入了中央要津，開始左右政局，由此開近、現代軍閥割據的源頭。直到民國初，割據中國的軍閥無不與湘軍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關係。
無論馬新貽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來曆，案發後的審訊調查過程和結局卻充分彰顯了中央皇權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無可奈何。從始至終，刺馬案的本質不過是清朝中央集權和地方軍事集團的較量，而最後還是以朝廷的公開退讓而告終。
但慈禧太後也不是沒有絲毫的報複行為。最初鄭敦謹到達江寧主持審理刺馬案，有人趕來暗示他，萬一張文祥胡亂指認湘軍將領該怎麽處理，其中特別提到了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黃翼升的水師軍紀極壞，但有曾國藩的庇護，一直安然無事。曾國藩死在兩江總督任上後，慈禧太後急不可待地拿黃翼升開刀。不過這次她學乖了，沒有派出什麽心腹股肱之臣，而是選派了另一湘軍將領彭玉麟出馬，以湘製湘。
彭玉麟幼年曾與親戚之女梅姑有白頭之約，但後來梅姑被父母逼迫另嫁他人，梅姑為此殉情而死。彭玉麟痛不欲生，此後雖然仕途顯赫，但一有閑暇，便要畫梅花。“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即使在戎馬倥傯之時也是如此，表示無忘梅姑。這個習慣保持了一生，到死之時，他一共畫了十萬多幅梅花圖。
彭玉麟為人頗有正義感。跟鄭敦謹一樣，有“鐵麵無私”之稱。他奉旨巡視水師，發現長江水師確實問題嚴重，首當其衝的就是提督黃翼升。黃翼升自知曾國藩一死，靠山已倒，隻好以傷病為名，主動上疏請求辭職。上諭不久即到，嚴厲斥責黃翼升，準其革職，黃翼升從此失意於官場。直到光緒十八年（1892），慈禧太後歸政於光緒皇帝，黃翼升才由光緒重新起用為長江水師提督，不久便死於任上。此刻，清朝滅亡的腳步已經越來越近了。
捌、刺馬大事記
同治七年
七月二十日，調兩江總督曾國藩為直隸總督，閩浙總督馬新貽為兩江總督，以福州將軍英桂為閩浙總督。
七月二十二日，以曾國藩調補直隸，長江水師係屬初創，恐黃翼升一人不足資控製，著彭玉麟於百日後迅赴江、皖，會籌水師事宜。
八月初五，命馬新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丁日昌幫同辦理。
十二月二十三日，馬新貽奏：蘇省荒廢田地，設法勸墾招領，請酌定年限寬免錢糧。著照所請，以各項情形不同分別年限，暫免錢糧，俾編民早得複業。
是日，馬新貽又奏：現在應辦最要者六條：培養民生以籌辦善後，修築運堤以宣防河務，清查官虧以講求吏治，選擇將才以整頓綠營，酌留水師以聯絡江防，恪守條約以辦理洋務。諭令其實心實力為之，勿騖虛名，勿求速效。
同治八年
三月二十日，兵部議複曾國藩酌改江蘇水師營製事宜，江蘇水師改為內洋、外海、裏河三支；江寧設立船廠，按年輪修戰船，輪船應由上海船塢整理；水師專以管船為主，其無船之弁兵，一律裁撤。從之。
四月初七，以湘軍兵變，劉鬆山未能預防，著革職留任。
四月十九，以陳湜留任山西防務，詔免發遣。
（七年春，犯畿輔。湜以疏防褫職，遣戍新疆，巡撫鄭敦謹疏請留防。冬，陝回將乘隙渡河，屢擊走之，詔免發遣。 ）
同治九年
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教案發生。
六月初十，曾國藩到達天津處理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