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南平原上有個程莊。莊上有四百多口人。大部分人家是程姓，隻有幾戶是雜姓。這雜姓中大部分人家有近門，唯有汪姓家是單門獨戶。莊上分四大門。莊西麵一門俗稱“西頭”；莊當間那門俗稱“高沿”，路南人家是雜姓，俗稱“雜門”，東頭人家稱“東頭”。“西頭”人頭旺，輩分低。白胡子老頭就得喊“東頭”的小孩“爺”。因此，“西頭人”好跟“東頭人”打渣子——開玩笑，該喊“爺”的卻叫“哥”。農村辦紅白事得人多，單戶辦不起來，“雜門”就聯合起來辦。
程莊東頭是片高崗地，一條趕集小路從崗上通往百史集。逢集日，趕集的人像一溜水，日久把小路踩得明油油的。
莊西是遼闊的田野。兩條土路往西延伸。參天的楊樹立在路兩邊。路麵高高低低，坑坑窪窪；下透雨時，泥踩不到底；路麵幹燥時，車轍梗硬得像碗渣；轍有腳脖深，一腳踩進去能崴斷腳脖子。世世代代的程莊人走在這土路上，在這土地上春種秋收，靠它繁衍生息。
莊南有條河。河兩岸楊柳成行。夏天，河水清清，水草萋萋，鴨鵝戲水，魚兒戲草。晌午，河北沿的樹下是吃飯場。人們在這天南海北地噴；入夜，把河沿掃得幹幹淨淨；男人們跳河裏洗澡，鋪張涼席在樹下，躺席上，在晚風的吹拂下，安然入睡。就連大閨女、小媳婦，也要找個背靜的地方洗澡。
莊北有口井，井沿有棵大柳樹，枝繁葉茂。樹冠如傘，蓋嚴了井。夏天，井裏的涼氣滋滋往上冒進柳樹蔭。樹外熱如火，柳樹下卻涼快如春天。有人把一段木頭掏空心——程莊人叫它“梆子”。在兩頭綁兩根細繩，把它吊到井裏。行人渴了，累了，到柳樹下，拔出來涼水喝，然後坐在柳樹下，歇歇腳，再趕路。
1958年，縣裏搞浮誇，放“高產衛星”，說“小麥畝產7320斤”。生產隊打的糧不夠交公糧。縣裏又搞“冒進'',說“共產主義”社會到來了，不讓社員“開小灶”，沒收了鐵器煉鋼鐵。社員吃“大食堂”，每人每天吃幾兩熟紅薯。村裏餓死了不少人。
這天，喝罷湯。在程莊南三間草房當門裏，這家主人汪善坐在一個小板上，勾著頭，唉聲歎氣。他媳子坐在一個蒲團上，盤著腿，懷裏抱著一個小孩，奄奄一息。
一陣風吹進當門，放在後牆土條幾上的煤油燈撲閃幾下，沒有滅。女人看一眼燈，歎一聲，看看男人，說：“宏泰他大，你得想個辦法呀，不能眼看著孩子餓死啊！”汪善也歎一聲說：“有啥辦法呢？”女人想了一會兒說：“聽說有人去莊東頭地裏偷扒紅薯，你也去偷扒幾塊，我吃了補補奶水叫孩子吃。”汪善沒吭聲，又低下頭。女人說：“你說話啊？”汪善說：“要是被幹部逮住了咋辦啊？”女人說：“萬一逮不住，咱孩子不是有救了嗎！那是兒的命啊！”男人想了想說：“中！也隻能去偷了。”
汪善挎個半截口袋出了門。女人把小孩放床上，攆出來，說：“扒幾塊，就回來。”男人說；“我知道。”他走出當院、大門樓，沿著路邊往村外走。女人回屋關上門，歎一聲，把燈端到裏麵的床頭櫃上，坐床上，蓋住腿腳，納鞋底。昏黃的燈光照著她消瘦的臉。
汪善走到莊東頭，看著黑乎乎的紅薯地，不敢下地。他走進一片老墳地，蹲會兒，聽四下無動靜，站起來，心跳著下了地。他輕抬腳、慢落下，一點一點往前走，走不遠，蹲下身，正要偷呢，忽然覺得這兒離路近、萬一路上走人容易被發現，於是便又站起來，踮著腳尖走到地中間，蹲下身，又下意識地朝四下輪幾眼，這才摸著鼓堆大的紅薯棵摳起來。他扣了一小半袋子紅薯，怕萬一此時來人，便站起來，背著袋子，蹚著紅薯秧，往外走。
突然，“呼隆”一聲。汪善嚇得心狂跳，趕緊趴下，抬著頭，瞪著眼，屏著息，支著耳朵聽。他聽見那聲音漸漸遠去了，停會兒，聽不到聲音了，這才明白是自己剛才把兔子驚起來了。他又慢慢爬起來，背起袋子，蹚出紅薯地。
他沿著牆根走到井沿的路上時，突然，一道手電燈光從路西的崗上射在他身上——巡邏的隊委會幹部發現了他——汪善嚇得臉煞白，愣住了。隊長大聲責問；“你背的啥？”汪善顫栗著說：“我......”隊長走過去，摸摸口袋，知道是偷的紅薯，有心放他，怎奈是官場，不敢放，便怒道；“你咋幹這事呀！”汪善噗通跪下了，哀求道；“俺孩......”。
話還沒說完，又一道手電燈光從路北照在汪善身上。眾人扭頭看去，是大隊黨支部書記程鵬從大隊部回來了。隊長心裏一緊，原想著罰汪善點勞役、工分就行了，看來現在是不行了，為汪善捏把汗。書記走過去踢踢紅薯袋子，一切都明白了，冷笑著哼了一聲，看著民兵連長說：”把他押送到大隊部、明天再處理。”民兵連長把他押送到大隊部、交給值班的治安主任後回家了。治安主任把他關進小黑屋。
眾幹部各自回了家，隊長跑到汪善家，敲著堂屋門。汪善妻子以為男人回來了，趕緊扔了鞋底，跳下床，開了門，一見是隊長，頓時傻眼了。隊長說：“汪善被抓走了。”汪善妻子頓時嚇得臉煞白、一屁股蹾地上，發會兒呆，喃喃道：“都是我害了他，我咋鬼迷心竅，突然想起來叫他偷紅薯呢？”隊長歎一聲，拉上門，回家了。汪善妻子呆坐在那，一夜沒合眼。昏黃的燈光照在她頓顯蒼老的半邊臉上。
程莊東頭是片高崗地，一條趕集小路從崗上通往百史集。逢集日，趕集的人像一溜水，日久把小路踩得明油油的。
莊西是遼闊的田野。兩條土路往西延伸。參天的楊樹立在路兩邊。路麵高高低低，坑坑窪窪；下透雨時，泥踩不到底；路麵幹燥時，車轍梗硬得像碗渣；轍有腳脖深，一腳踩進去能崴斷腳脖子。世世代代的程莊人走在這土路上，在這土地上春種秋收，靠它繁衍生息。
莊南有條河。河兩岸楊柳成行。夏天，河水清清，水草萋萋，鴨鵝戲水，魚兒戲草。晌午，河北沿的樹下是吃飯場。人們在這天南海北地噴；入夜，把河沿掃得幹幹淨淨；男人們跳河裏洗澡，鋪張涼席在樹下，躺席上，在晚風的吹拂下，安然入睡。就連大閨女、小媳婦，也要找個背靜的地方洗澡。
莊北有口井，井沿有棵大柳樹，枝繁葉茂。樹冠如傘，蓋嚴了井。夏天，井裏的涼氣滋滋往上冒進柳樹蔭。樹外熱如火，柳樹下卻涼快如春天。有人把一段木頭掏空心——程莊人叫它“梆子”。在兩頭綁兩根細繩，把它吊到井裏。行人渴了，累了，到柳樹下，拔出來涼水喝，然後坐在柳樹下，歇歇腳，再趕路。
1958年，縣裏搞浮誇，放“高產衛星”，說“小麥畝產7320斤”。生產隊打的糧不夠交公糧。縣裏又搞“冒進'',說“共產主義”社會到來了，不讓社員“開小灶”，沒收了鐵器煉鋼鐵。社員吃“大食堂”，每人每天吃幾兩熟紅薯。村裏餓死了不少人。
這天，喝罷湯。在程莊南三間草房當門裏，這家主人汪善坐在一個小板上，勾著頭，唉聲歎氣。他媳子坐在一個蒲團上，盤著腿，懷裏抱著一個小孩，奄奄一息。
一陣風吹進當門，放在後牆土條幾上的煤油燈撲閃幾下，沒有滅。女人看一眼燈，歎一聲，看看男人，說：“宏泰他大，你得想個辦法呀，不能眼看著孩子餓死啊！”汪善也歎一聲說：“有啥辦法呢？”女人想了一會兒說：“聽說有人去莊東頭地裏偷扒紅薯，你也去偷扒幾塊，我吃了補補奶水叫孩子吃。”汪善沒吭聲，又低下頭。女人說：“你說話啊？”汪善說：“要是被幹部逮住了咋辦啊？”女人說：“萬一逮不住，咱孩子不是有救了嗎！那是兒的命啊！”男人想了想說：“中！也隻能去偷了。”
汪善挎個半截口袋出了門。女人把小孩放床上，攆出來，說：“扒幾塊，就回來。”男人說；“我知道。”他走出當院、大門樓，沿著路邊往村外走。女人回屋關上門，歎一聲，把燈端到裏麵的床頭櫃上，坐床上，蓋住腿腳，納鞋底。昏黃的燈光照著她消瘦的臉。
汪善走到莊東頭，看著黑乎乎的紅薯地，不敢下地。他走進一片老墳地，蹲會兒，聽四下無動靜，站起來，心跳著下了地。他輕抬腳、慢落下，一點一點往前走，走不遠，蹲下身，正要偷呢，忽然覺得這兒離路近、萬一路上走人容易被發現，於是便又站起來，踮著腳尖走到地中間，蹲下身，又下意識地朝四下輪幾眼，這才摸著鼓堆大的紅薯棵摳起來。他扣了一小半袋子紅薯，怕萬一此時來人，便站起來，背著袋子，蹚著紅薯秧，往外走。
突然，“呼隆”一聲。汪善嚇得心狂跳，趕緊趴下，抬著頭，瞪著眼，屏著息，支著耳朵聽。他聽見那聲音漸漸遠去了，停會兒，聽不到聲音了，這才明白是自己剛才把兔子驚起來了。他又慢慢爬起來，背起袋子，蹚出紅薯地。
他沿著牆根走到井沿的路上時，突然，一道手電燈光從路西的崗上射在他身上——巡邏的隊委會幹部發現了他——汪善嚇得臉煞白，愣住了。隊長大聲責問；“你背的啥？”汪善顫栗著說：“我......”隊長走過去，摸摸口袋，知道是偷的紅薯，有心放他，怎奈是官場，不敢放，便怒道；“你咋幹這事呀！”汪善噗通跪下了，哀求道；“俺孩......”。
話還沒說完，又一道手電燈光從路北照在汪善身上。眾人扭頭看去，是大隊黨支部書記程鵬從大隊部回來了。隊長心裏一緊，原想著罰汪善點勞役、工分就行了，看來現在是不行了，為汪善捏把汗。書記走過去踢踢紅薯袋子，一切都明白了，冷笑著哼了一聲，看著民兵連長說：”把他押送到大隊部、明天再處理。”民兵連長把他押送到大隊部、交給值班的治安主任後回家了。治安主任把他關進小黑屋。
眾幹部各自回了家，隊長跑到汪善家，敲著堂屋門。汪善妻子以為男人回來了，趕緊扔了鞋底，跳下床，開了門，一見是隊長，頓時傻眼了。隊長說：“汪善被抓走了。”汪善妻子頓時嚇得臉煞白、一屁股蹾地上，發會兒呆，喃喃道：“都是我害了他，我咋鬼迷心竅，突然想起來叫他偷紅薯呢？”隊長歎一聲，拉上門，回家了。汪善妻子呆坐在那，一夜沒合眼。昏黃的燈光照在她頓顯蒼老的半邊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