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在西部邊陲的某部隊留守處當軍醫,主要給隨軍家屬看病。婆姨們的男人都在昆侖山上戍邊,家裏母子平安,前方的將士就英勇。我的工作很重要。


    家眷都是從天南地北會聚來的。原來在農村,地廣人稀,空氣新鮮,不易患病。現在像羊群似的趕在一起,加之西北幹燥寒冷,病人不斷,忙得我不亦樂乎。


    我的助手是衛生員小魯,一個四川籍的小個子兵,長得沒什麽特色,隻是一對眼睛又黑又亮,嘰裏咕嚕地轉,像蜜煉的中藥丸。正是“文革”期間,他沒接受過正規培訓,連勞動帶扔手榴彈加在一起,算上了幾個月的衛生員訓練班。不過心靈手巧,打針、換藥、針灸都在行。每天圍著我問這問那,總說學好了本領,回家給他奶奶瞧病去。他奶奶有很嚴重的氣管炎,喘得像堵了一半的煙筒。


    一天他對我說,畢醫生,我想買點青黴素給我奶奶治病。我給他開了處方,他買了藥寄回去。過了些日子,他說奶奶的病比以前好多了,我們都為他高興。可是青黴素用完了,想再買些。我又給他開了處方,這次他沒拿到藥。領導說藥不多了,工作人員不能老自己買,得留給病人用。


    邊防站喬站長的獨生子小旗病了。我開了青黴素打針,那劑量對一個五歲的孩子來說,足夠大的。我向來崇尚毛主席老人家說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計策,用地毯式轟炸。


    連續打了四天針,孩子的病勢絲毫不見輕。我很納悶,這種怪症最近不斷出現,用藥像潑涼水一樣。好像是一種極耐藥的病菌侵襲了孩子。


    有人說,這醫生的醫術不高。這麽年輕,自己沒生過孩子,哪裏會給孩子瞧病?


    我說,我還沒上過戰場呢,可我治好過槍傷。


    人們不再說什麽,但孩子的病日漸沉重。我隻有查書,把厚厚的書頁翻得如同柳絮飛花,怕自己貽誤了小小的生命。


    終於有一天,小旗的媽媽怯生生地問我,您給我兒開的藥,是一瓶還是半瓶?


    我說,是一瓶啊。


    她有些遲疑地說,那小魯給我家小旗每次打的都是半瓶。


    我的心嗖地緊縮成一團,像臘月天裏一個凍硬了的饅頭。這個小魯!一定是他克扣了病人的藥品,把青黴素私存起來,預備寄回家。


    小魯呀小魯,這不是兒戲,人命關天!


    我該怎麽辦?


    當下頂要緊的是趕快給小旗補上一針。


    之後我想了許久。


    報告領導嗎,小魯從此就毀了。貪汙病人的藥品,就是貪汙病人的生命。置之不理,更不行。要是讓病人家屬知道了,要是病人因此有個三長兩短,非得有人找他拚命。


    我把小魯叫出來,對他說,小旗的病若是治不好,會轉成腎炎、關節炎、心髒病……


    他驚愕地瞪圓眼睛,說真有這麽嚴重?沒有人給我們講過這些,訓練班裏就講過打針的時候要慢慢推藥,病人不疼。


    我說,我知道你惦記你的奶奶,可你知道每一個病人都有親人。你的心裏除了裝著你的奶奶,也要給別人留個地方……


    我說,你不要以為打針不過是把一些水推到肉裏,就像鹽進了大海,誰也看不見。不是的,科學是誰也蒙騙不了的,用了什麽藥該出現什麽療效,那是一定的。假如出了意外,那可就是出了醫院進法院……


    他的臉變得像包中藥丸的蠟殼一樣白。


    “畢醫生,我……我……”他說。


    我趕快堵住他的嘴,就像黃繼光堵槍眼一樣果斷。哦,別說。什麽也別說。世界上有些事情,記住,永不要說。


    你不說,就沒有任何人知道。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們永遠都不需要知道。不要把錯誤想得那麽分明。不要去討論那個過程,把它像標本一樣在記憶中固定。有些事情不值得總結,忘記它的最好方法就是絕不回頭。也許那事情很嚴重,但最大的改正是永不重複。


    小魯的眼淚流下來。我不怕眼淚,我怕他說話。還好,他很聰明,聽懂了我的話,什麽也沒有說。


    我長長地籲了一口氣。


    後來,小旗的病很快好了,留守處再也沒有出現過用藥不靈的怪症。


    再後來,小魯因為工作認真負責,對病人春風般溫暖,被送到軍醫大學學習,成了一名很優秀的醫生。


    隻是不知他奶奶的病好了沒有。有這麽孝順的孫子,該是好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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