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比爾請客。


    比爾是外交部的官員,負責接待安排我們在紐約的活動。比爾衣著樸素,臉上永遠是溫和厚道的笑容。當我們從紐約火車站出來的時候,看到的就是這種笑容。他幫我們推著沉重的行囊,在人群中穿行。當他護送我們到哈林區的貧民學校訪問的時候,臉上也是這樣的笑容。當我要離開紐約,擔心一大堆資料無法帶走的時候,又是比爾溫暖的笑容幫我解決了難題,他答應為我將資料海運回中國。我要給比爾運費,比爾顯出很不好意思的神情。我給了他二十美元之後,他說什麽也不肯再要了。


    比爾請我們在一家中餐館用飯。比爾說,這是紐約最好的中餐館之一。


    我對讓一個出訪在外的遊客,請他吃故國飯食這事,一直持不同意見。比如一個日本人到中國訪問,才從東京飛出來兩個小時,到北京落地之後,被人請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吃一頓風味走了樣的日本飯,他的感覺必不會太好。同理,我在國外出訪,最怕的就是吃那種改良後的中餐。無論色香味都發生了變異,還不如吃根本就與我們不是同宗同族的西餐,因為有了準備,舌頭和肚腸的寬容度反倒大些。中餐就嚇人了,上來一個魚香肉絲,當你做好了將嚐到熟悉的川味的準備時,一個冷不防,居然襲來奶油的甜香,所受的驚嚇足以讓你懷疑自己的神經。


    比爾在中餐桌上是有發言權的,因為比爾的妻子是一位香港女性。這的確是我在美國吃得最好的中餐之一。席間,聊到一個有趣的話題:人是否需要預先知道今生的苦難?


    同桌的一位朋友說,他認為如果有可能,他願意預知一生的苦難。理由是,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知道了,有什麽壞處呢?沒有。並不會因為你的預知,就讓你的災難變得更多或者減少,那麽,你多知道一點,就對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份把握,該是好事。


    悶頭吃飯的比爾,突然大叫了一聲:no!


    這是我唯一的一次,在比爾的臉上看到的不是笑容,而是憤怒和淒楚。


    當然,比爾的憤怒不是針對那位朋友。比爾放下了筷子,對我們說:


    很多年前,我和我的妻子,在香港抽簽請人算命。那人是一個和尚,他看了我妻子的簽說,你會早死。看了我的簽說,你會老死。


    你們知道早死和老死的區別嗎?自從聽了那和尚的話,我的妻子就對我說,比爾,我會比你先死。因為我是早早死去,而你是老死,你要活很大的年紀。我說,你不要相信這話,那個人是胡說。我會和你白頭偕老,如果有個人一定要先死去,那就是我,因為你比我年輕。但是前不久,我的妻子生了喉癌。那是因為她年幼的時候,家中很窮困,沒有菜,就吃鹹魚。鹹魚很小,有很多刺,魚刺刺傷了她的喉嚨。久而久之,就生成了癌症。妻子走了,留下我,等著我的“老死”。


    比爾說得非常傷感。朋友們緘默了許久,寄托對比爾妻子的深切悼念。我聽出了比爾話後麵的話。很多年來,關於“早死”和“老死”的讖語,就盤旋在他們的頭頂。他們本能地畏懼這朵烏雲,烏雲尖利的牙齒,咬破了他們最快樂的時光。每當幸福蒞臨的時刻,惴惴不安也如約襲來。因為他們太珍惜幸福,就越發迅疾地想到了那不祥的預言。如果他們不知道那命運的安排,如果當年沒有那老和尚的多此一舉,比爾和他妻子的美好時光,也許會更純粹更光明。


    我不知道我想的是否符合實際,我也不敢向比爾求證。我把此事寫到這裏,是想再次問自己也問他人,我們是否需要預知今生的苦難?


    大多數人是取席間的那位朋友的觀點,還是像比爾一樣說no?


    我站在比爾一邊。不單是從技術層麵上講,我們無法預知今生的苦難,我們也無法預知今生的幸福。就是有人願意告訴我,把我一生的苦難,用了不同的簿子,將它們分門別類地列出,苦難用黑墨水,幸福用紅墨水,一一書寫量化;或者是輕聲細語地娓娓道來,苦難用歎息,幸福用輕輕的笑聲;想來,我也會在這種簿子麵前閉上眼睛,在這種命運的告誡麵前,堵上自己的耳朵。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甚至可以說是我僅有的東西,我不希望別人來說三道四。我注重的是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價值。我們可以預知的隻是自己應對苦難和幸福的態度。此時此地,這是我們能掌握的唯一。知道了又怎樣?不知道又怎樣?生命正是因為種種的不知道和種種的可能性,才變得絢爛多姿和魅力無窮。你依然要生活下去,依然要向前走。變化是無法預料的,世界充滿了不可捉摸的可能。能夠把握的隻是我們自己。


    那一天比爾離去的時候,帶走我沉甸甸的資料。比爾一手拎著資料,一手提著他不離身的書包。他的書包在紐約的大街上顯得奇特而突兀。那是一個簡單的布包,上麵用漢字寫著:天府茗茶。


    在紐約看到比爾的所有時刻,他都拎著這個布包,突然想問問比爾,這是否是他妻子很喜歡的一件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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