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淑敏：
我是第一次接受女中學生的訪問，心情激動。在你們提問之前，我先講兩句話：一是，我非常羨慕你們這個年齡。你們會說羨慕什麽，我們還羨慕你們呢，可以獨立自主，不必事事要聽父母擺布。但這羨慕的話絕對是肺腑之言，因為一個人年輕的時候，那種蓬勃的生命力，那種開放的、多方麵去鍛煉成長、吸收知識、增長聰明才幹的時光，不是人生的哪個階段都能得到的，而這個階段又是極短暫的，會飛快地逝去，因此，我希望你們珍惜中學時光。
另一句是，女生對世界的感覺往往比男生更細膩更敏感，她是用自己整個的身心去體驗生活中的快樂與悲傷，感受成就與挫折，並將之折射進自己的心靈。女性心理上的這種獨特性，決定女性時常是憑感情與直覺去把握事物，支配行為。這個世界不是到處都有鮮花，永遠是春天，每天都是溫暖的，有時會有陰天和冷天，會遇到艱難和曲折，這些對女孩子影響的分量也會更重。因此，女孩子要成就一番事業，一定要有堅強、堅定的意誌，才有可能去領悟人生的亮色。
女學生：
謝謝您講的肺腑之言。我們非常敬重您，喜歡您的作品，羨慕您的豐富經曆。您的中學時代是怎樣度過的，對您今日的成功有什麽影響？
畢淑敏：
我中學就讀於北京外語學院附中，校址就是現在的和平門中學內。三十年前學外語，尤其是從初中就專學外語是很時髦的，也是極難得的機會。考外院附中豈止是百裏挑一，那是四百個人中取一人，我幸運地考上了這所學校。這個學校很怪，男生比例特別大，大約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記得我的班隻有九個女生。在中國男士中，沒有“女子優先”的意識，作為一個女孩，學習成績必須特別優秀，否則班上沒人重視你的存在。這就是一種男女不平等的表現。盡管你們現在麵對的世界比我們那時要好得多，但是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個男女完全平等的生存環境，女性要在世界上安身立命，隻有靠自強自立。
就在我讀初中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那時，我像孩子般地為“停課鬧革命”而興高采烈過。我從小就愛學習，各科成績都不錯，但心裏仍懼怕考試，尤其是怕外籍老師的考試，因為外籍老師考的內容常常變幻莫測，隨心所欲，無法預防。即使平時努力做好準備，考試時仍難對付。正當準備迎考時，突然宣布不上課，不考試了，怎麽不讓學生高興呀。可是後來發現，終日聊天無所事事，沒有知識的長進，隻有無休止的批判、爭鬥時，才感到空虛和厭煩。
我的學校有一個很好的圖書館，當時圖書館有條特殊的規定，凡借看一本書，還書時必須交一篇大批判稿，否則就不能再借書。苛刻的條件沒有阻止我們讀書的熱情，我們幾個女生一窩蜂地跑到圖書館，每人借回一本書，互相傳看著。為了取得借書資格，我隻好違心寫上一篇批判稿。記得我當時讀的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於是批判稿就寫上：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宣揚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他的錯誤觀念主要表現在如下段落，請見第五十頁，下麵我就挑上一段托爾斯泰的精彩語句；再見第一百四十五頁，下麵又是一段原文摘錄，而且我抄寫得還很工整。由於當時是如饑似渴地讀了這些書，又很認真地做了記錄，至今書中許多段落我還記憶猶新。就這樣，我取得了圖書館老師的信任，用這種方法不斷地借書—讀書—還書。其他同學漸漸地懶得寫批判文章，陸陸續續地不再去圖書館借書了，可是他們又想知道書中的內容，於是同宿舍的同學出了一個主意：“讓畢淑敏每天晚上給大家講小說中的故事。”這樣，就像長篇小說連續廣播似的，我每天給大家講上一小時，從未間斷過。我講過雨果的《笑麵人》，聽過我講這篇小說的一位同學，她現在美國，她告訴我，聽了我講的之後，她就再不想看原著了，因為印象太深了。回想起來，同學們的這個主意，還真讓我受益匪淺，因為我不僅要天天看書，還要認真讀懂；不僅要記牢，而且要把故事完完整整地複述出來。在這兩三年裏，雖然“停課鬧革命”，可我卻通過這種自學方式，讀了大量名著，講了許多故事，從而打好了文學功底，提高了語言表達能力。名著是前人以智慧的頭腦把對人生的感悟、對世界的體驗，用文學記載下來。它像一把火炬照亮人生、啟迪後人，這是人類文明的傳遞，也是人自我完善的火種。
女學生：
聽說您當過兵，做過軍醫，又在西藏阿裏生活了十一年，您覺得這種生活的價值是什麽？
畢淑敏：
我出生在一個軍人的家庭，如果說我的良好教養、善良品格受之於我的父母，那麽成就我的事業、奠定我的人生價值的該是中國西部的阿裏高原，是她給我心中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記。
那是1968年底，冬季征兵開始。我當時確實挺想當兵，一是到了部隊可以發衣服，二是可以不去農村插隊。十六歲的我，身體特別棒，一米七〇的個頭，體檢不僅合格，而且還是特別好的身體，因此把我分到了西藏阿裏地區，就是孔繁森後來工作過的地方。
穿上綠軍裝的那天，我們這些新兵就踏上了西行的路。滿以為乘軍列可以直達新疆烏魯木齊，沒想到軍列竟站站停車讓行，好不容易才到了目的地，一部分女兵留在這裏，另一部分要翻過天山到南疆喀什。這段路程更難走，沒有了火車，要坐六天汽車，我又暈車，那種難受的勁頭，不堪回首。到了喀什進行短暫的新兵訓練後，隻挑五個女兵去阿裏當衛生兵，許多人表決心，寫決心書，爭著搶著要當衛生兵。我沒有表態，倒不是害怕去阿裏，而是不想當衛生兵，我覺得整天和愁眉苦臉的病人打交道，不如當通信兵爬電線杆自在。萬萬沒想到這次卻挑到我頭上。那時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隻有服從安排。
我前麵講羨慕你們，還包括羨慕你們今天有許多選擇的機會，未來的命運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裏。你喜歡做什麽，是科學家，還是工程師，你隻要好學上進，腳踏實地去努力，就一定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要知道，一個人一生能從事自己所愛好的、又對人類有用的職業，是非常幸福的事。不過，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人的一生總會遇到不遂個人心意的安排，那麽你該怎麽辦？當時，我是一方麵服從安排，努力做好衛生兵的工作，另一方麵沒有放棄個人的目標與愛好，並為將來有機會實現個人目標創造條件。後來，我被任命為衛生兵班的班長，又踏上去阿裏的山路。
阿裏，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區，麵積有三十五萬平方公裏，相當於三個半江蘇省那麽大，而人口卻隻有三萬人，是中國最地廣人稀的地方。從北京這個文明繁華的都市，一下了來到中國最荒涼、最偏遠、杳無人煙的地方生活，反差太大了。在這裏放眼望去是無窮無盡的高山，千年不化的寒冰，然而卻難以見到生命的痕跡。在這裏生活是極其艱難的，一年四季，穿著一身無法更換的棉衣。在這裏行軍拉練，一天竟要走一百二十公裏路。這在平原走起來，人都吃不消，而在高原缺氧的情況下，還要負重，扛著槍、衛生箱、飯鍋、米袋、棉靴，這對一個女孩子兵來說，又是何等艱苦。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又在超越了生命承受的極限時，我甚至有過死的念頭。行軍休息，一坐下去就再也不想起來了，可是那寒冷的地方，行軍時可以穿單鞋，可休息時立即要換上棉靴，否則腳就會被凍壞。這裏終年難以吃上一口青菜，更沒有零食，僅有的脫水菜，一旦泡出來就成了爛泥，難以下咽。許多戰友將年輕的生命永遠地留在了那冰川霧嶺之間。
我當衛生員，為了掌握醫學知識，就要學人體解剖學。我們是在醫生的帶領下，抬著屍體爬到高山頂上，才有機會認識人的機體內各種器官、神經、血管的部位與特征，這是在戰勝險惡、恐懼後，才獲得了與積累的醫療經驗。
在這片廣袤無垠的高原上，十一年艱苦生活的鍛煉，是無數人的奉獻與犧牲，才使我們懂得做人的責任，領悟到真理與莊嚴、崇高與偉大、勇敢與堅強的內涵。人生可能有許多事情還難以選擇和把握，但有一點，人是可以選擇和把握的，那就是自己對人生的態度。隻有積極的、向上的、友善的、努力的、樂觀的、充滿信心地去對待生活，人生才會有亮色，這也是我這段西部生活的價值。
女學生：
請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的第一部作品《昆侖殤》的創作過程，以及您的處女作是怎樣出版的。
畢淑敏：
1980年，我從西藏阿裏轉業回北京。此前，我在部隊的醫學院校進行過係統的專業學習，成了一名醫生，因此回京後，我被分在一家工廠的衛生所做內科主治醫生，後來又當上了衛生所所長。回京也好，當醫生、所長也好，我魂牽夢縈的仍然是西藏阿裏的那段生活，它留在我生命中的痕跡太深刻了，我非常想把那裏的故事告訴別人，我想把它寫出來。
人做任何事情前，當然應冷靜地想想自己的底兒怎樣。我當醫生很自信，我是個態度與醫術都不錯的醫生。可是要寫書了，心中沒有了底。因為我沒讀過大學中文課，寫作的底子又薄，於是我決定在從醫的同時，自學電大中文係的課程。電視大學的教學方式很好，采取一種開放的、靈活的教授形式，我隻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就把要三年學完的課程全部讀完了，而且成績還很好。
那時，我一個學期主修了九門課，老師感到驚奇。因為脫產的學生一學期一般也就能學完五門課。由於我的學習態度好，不是為文憑，而是為了積累自己的本事，為了把那些刻骨銘心的阿裏生活早些寫出來告訴世人，所以在學習上不敢有絲毫懈怠，有些知識老師說不重要（對考試而言），我仍然認真對待它。
1986年，在我三十四歲時，我開始了小說《昆侖殤》的寫作。我把這部小說的結構、語言、情節、故事、人物、對話等等小說必備的要素，都想得比較清楚，然後再把它組合起來。由於寫的是我的生活真實經曆與感受，所以寫得很順利、流暢，一氣嗬成。
小說寫成後，麵臨一個大問題就是向哪家出版社投稿。我的朋友、親戚都來幫我出主意。當時，大家有一種擔心，怕和出版社沒有關係，出版社不理睬我的稿件，大家紛紛幫我找關係。而我這時反而十分冷靜，我決定什麽後門也不找，我就是要拿著自己的稿件，請素昧平生的編輯部的人來鑒定我的作品。我寫這部小說，是因為我熱愛曾經有過的生活，熱愛寫作，沒有任何功利思想，是受一顆聖潔的心靈的驅動。如果在我熱愛的事業中，摻進我不喜歡的舉動，這就是對我聖潔心靈的褻瀆，我不能這樣做。於是，我把稿子投寄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一份刊物——《昆侖》雜誌，這是全軍唯一的大型文藝刊物。
稿子寄出後，大概是第三天，我得到出版社的回信，上麵寫著：“畢淑敏同誌，來稿收到，當日讀完，被本文龐大的氣勢和沉重的主題所震撼，請速來編輯部。”並要求我攜同丈夫一起去編輯部麵談稿件修改事宜。這使我大惑不解，為什麽這事還要丈夫保駕。後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社長告訴我，他們當時看到這篇小說後，覺得寫這篇作品的作者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創作經驗，他們不相信作者是一位初學寫作的人；另外，文中寫到的那種艱苦卓絕的軍旅生活，不可能出自一位女作者之手，懷疑是我的丈夫替我寫的。在編輯部交談的過程中，講到每個細節，我侃侃而談，而我的先生在一旁則進入了半睡眠狀態，他們相信了。這就是最初寫作與出版的過程。
順便提一句，從那時起至今，在十年寫作的時間裏，我寫了不少小說與散文，大約兩百萬字。其間，我覺得自己的文學功底還須加厚，就又去考研，攻讀了文學碩士學位。
女學生：
您的作品寫了許多震撼人心的人物，他們在現實中是否都有生活原型？一個作家怎樣才能寫出對公眾有益的好作品？
畢淑敏：
我的作品如果是散文，基本都是真實的，因為散文往往是人的真情的表達，它以真實為前提，真實是散文的一種品格。而小說體裁，會有一些虛構的人物、場景、情節、故事，等。無論是散文還是小說，都是心靈深處有感而發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作者在散文、小說中表達出來的情感都是真實的。
談到如何把作品寫好，我讚同一位老作家的意見，作家應該把對於人的關懷和熱情、悲憫化為冷靜的處理，作家不是牢騷滿腹、呻吟顫抖、刺頭反骨、躁狂的“偉人”。我借用這話來說明作家的社會責任，或者講作者寫作應有的態度，沒有這種責任和態度是難以寫好作品的。
記得有這樣一句話，“世界上並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這話聽起來好像很抽象，其實在生活中，我們對周圍發生的事，雖有多種多樣的看法，重要的是能發現一些新見解、新認識。作為作者或作家，一定要在自己的文章中表達和凸顯自己獨特的認識。一個作品最忌諱沒有新意，隻是重複別人的陳詞。
比如，人對死亡的恐懼是一種普遍心理，我作為一名醫生，行醫二十多年，看到人在生命的晚期，那種蒼涼、恐懼的表現，對活著的人和即將離去的人心理壓力都是極大的，因此，我寫了《預約死亡》這篇小說。我把死亡看成人成長的最後階段，死亡不是不可思議的，而是很正常的生命現象。對於死亡，人們應有一種冷靜、鎮靜的態度，從而尊嚴地度過一生，尊嚴地走過人生的最後階段。這是我的見解，這是我作為作家要用筆傳達的對死亡的關懷，對人健康心理的關注。
女學生：
假如您的作品沒有被出版社選中，假如您的文章沒有被讀者認同，您會如何對待？
畢淑敏：
這個問題我已經被人問過很多次，我覺得要試著去幹一件事，總會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完全沒有經驗，就試著幹，叫摸著石頭過河，一次不成功，我再做，兩次不成功，我還做，一直幹下去。我好像不是這種類型的人，我喜歡在我已知的情況下，或者說是做好所有的準備工作的前提下，才開始去幹。就像跳高一樣，有的人跳一米的高度，多次都跳不過去，也許在跳過二十次後，才跳過去。而我首先在跳高前先揣摩優秀跳高運動員的跳躍姿勢，然後我去模仿，再試著做一下助跑，領會要領之後，然後我再去跳。第一次跳，我起碼要有50%的把握，如果完全沒有把握的事，我不會去做。
我學習寫作時已三十四歲了，如果再年輕一些，可以更激進些，初生牛犢不怕虎嘛。由於年齡所限，我就要做更完善、全麵的準備，因此寫作前我讀電大，寫作中又讀文學碩士學位，這都是在做起跳的準備。
有人還問過我，如果當時你一投不中、二投不中、三投不中，你會怎麽辦？我估計三投不中，我就不幹了，因為我已盡了所有的努力。比如一投不中，我會想是不是編輯眼光不行，我可能要找其他編輯部；如果大家都看不中，說明我不是寫作的材料，我會急流勇退的。
一次，一位外國學者問我，你是否想過要獲得諾貝爾獎。我直接了當地告訴他，“沒有想過”。這位學者很奇怪，他說：“人不想獲大獎，你如何去努力呢？”我的回答是：“這好比我們這些人，誰都不可能打破劉易斯、約翰遜的百米世界紀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每個人竭盡全力去跑出百米的最好成績。”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珍惜生命，珍惜上天給我們的這份經曆，珍愛自己的愛好，全力以赴努力達到我們可能達到的最好成績，這就是人的生命意義之所在。而不一定要以外在的某種框架和他人的評價，作為自己是否成功的標準。我們不僅注重收獲，而且更注重耕耘。
我是第一次接受女中學生的訪問，心情激動。在你們提問之前，我先講兩句話：一是，我非常羨慕你們這個年齡。你們會說羨慕什麽，我們還羨慕你們呢，可以獨立自主，不必事事要聽父母擺布。但這羨慕的話絕對是肺腑之言，因為一個人年輕的時候，那種蓬勃的生命力，那種開放的、多方麵去鍛煉成長、吸收知識、增長聰明才幹的時光，不是人生的哪個階段都能得到的，而這個階段又是極短暫的，會飛快地逝去，因此，我希望你們珍惜中學時光。
另一句是，女生對世界的感覺往往比男生更細膩更敏感，她是用自己整個的身心去體驗生活中的快樂與悲傷，感受成就與挫折，並將之折射進自己的心靈。女性心理上的這種獨特性，決定女性時常是憑感情與直覺去把握事物，支配行為。這個世界不是到處都有鮮花，永遠是春天，每天都是溫暖的，有時會有陰天和冷天，會遇到艱難和曲折，這些對女孩子影響的分量也會更重。因此，女孩子要成就一番事業，一定要有堅強、堅定的意誌，才有可能去領悟人生的亮色。
女學生：
謝謝您講的肺腑之言。我們非常敬重您，喜歡您的作品，羨慕您的豐富經曆。您的中學時代是怎樣度過的，對您今日的成功有什麽影響？
畢淑敏：
我中學就讀於北京外語學院附中，校址就是現在的和平門中學內。三十年前學外語，尤其是從初中就專學外語是很時髦的，也是極難得的機會。考外院附中豈止是百裏挑一，那是四百個人中取一人，我幸運地考上了這所學校。這個學校很怪，男生比例特別大，大約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記得我的班隻有九個女生。在中國男士中，沒有“女子優先”的意識，作為一個女孩，學習成績必須特別優秀，否則班上沒人重視你的存在。這就是一種男女不平等的表現。盡管你們現在麵對的世界比我們那時要好得多，但是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個男女完全平等的生存環境，女性要在世界上安身立命，隻有靠自強自立。
就在我讀初中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那時，我像孩子般地為“停課鬧革命”而興高采烈過。我從小就愛學習，各科成績都不錯，但心裏仍懼怕考試，尤其是怕外籍老師的考試，因為外籍老師考的內容常常變幻莫測，隨心所欲，無法預防。即使平時努力做好準備，考試時仍難對付。正當準備迎考時，突然宣布不上課，不考試了，怎麽不讓學生高興呀。可是後來發現，終日聊天無所事事，沒有知識的長進，隻有無休止的批判、爭鬥時，才感到空虛和厭煩。
我的學校有一個很好的圖書館，當時圖書館有條特殊的規定，凡借看一本書，還書時必須交一篇大批判稿，否則就不能再借書。苛刻的條件沒有阻止我們讀書的熱情，我們幾個女生一窩蜂地跑到圖書館，每人借回一本書，互相傳看著。為了取得借書資格，我隻好違心寫上一篇批判稿。記得我當時讀的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於是批判稿就寫上：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宣揚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他的錯誤觀念主要表現在如下段落，請見第五十頁，下麵我就挑上一段托爾斯泰的精彩語句；再見第一百四十五頁，下麵又是一段原文摘錄，而且我抄寫得還很工整。由於當時是如饑似渴地讀了這些書，又很認真地做了記錄，至今書中許多段落我還記憶猶新。就這樣，我取得了圖書館老師的信任，用這種方法不斷地借書—讀書—還書。其他同學漸漸地懶得寫批判文章，陸陸續續地不再去圖書館借書了，可是他們又想知道書中的內容，於是同宿舍的同學出了一個主意：“讓畢淑敏每天晚上給大家講小說中的故事。”這樣，就像長篇小說連續廣播似的，我每天給大家講上一小時，從未間斷過。我講過雨果的《笑麵人》，聽過我講這篇小說的一位同學，她現在美國，她告訴我，聽了我講的之後，她就再不想看原著了，因為印象太深了。回想起來，同學們的這個主意，還真讓我受益匪淺，因為我不僅要天天看書，還要認真讀懂；不僅要記牢，而且要把故事完完整整地複述出來。在這兩三年裏，雖然“停課鬧革命”，可我卻通過這種自學方式，讀了大量名著，講了許多故事，從而打好了文學功底，提高了語言表達能力。名著是前人以智慧的頭腦把對人生的感悟、對世界的體驗，用文學記載下來。它像一把火炬照亮人生、啟迪後人，這是人類文明的傳遞，也是人自我完善的火種。
女學生：
聽說您當過兵，做過軍醫，又在西藏阿裏生活了十一年，您覺得這種生活的價值是什麽？
畢淑敏：
我出生在一個軍人的家庭，如果說我的良好教養、善良品格受之於我的父母，那麽成就我的事業、奠定我的人生價值的該是中國西部的阿裏高原，是她給我心中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記。
那是1968年底，冬季征兵開始。我當時確實挺想當兵，一是到了部隊可以發衣服，二是可以不去農村插隊。十六歲的我，身體特別棒，一米七〇的個頭，體檢不僅合格，而且還是特別好的身體，因此把我分到了西藏阿裏地區，就是孔繁森後來工作過的地方。
穿上綠軍裝的那天，我們這些新兵就踏上了西行的路。滿以為乘軍列可以直達新疆烏魯木齊，沒想到軍列竟站站停車讓行，好不容易才到了目的地，一部分女兵留在這裏，另一部分要翻過天山到南疆喀什。這段路程更難走，沒有了火車，要坐六天汽車，我又暈車，那種難受的勁頭，不堪回首。到了喀什進行短暫的新兵訓練後，隻挑五個女兵去阿裏當衛生兵，許多人表決心，寫決心書，爭著搶著要當衛生兵。我沒有表態，倒不是害怕去阿裏，而是不想當衛生兵，我覺得整天和愁眉苦臉的病人打交道，不如當通信兵爬電線杆自在。萬萬沒想到這次卻挑到我頭上。那時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隻有服從安排。
我前麵講羨慕你們，還包括羨慕你們今天有許多選擇的機會，未來的命運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裏。你喜歡做什麽，是科學家，還是工程師，你隻要好學上進，腳踏實地去努力，就一定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要知道，一個人一生能從事自己所愛好的、又對人類有用的職業，是非常幸福的事。不過，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人的一生總會遇到不遂個人心意的安排，那麽你該怎麽辦？當時，我是一方麵服從安排，努力做好衛生兵的工作，另一方麵沒有放棄個人的目標與愛好，並為將來有機會實現個人目標創造條件。後來，我被任命為衛生兵班的班長，又踏上去阿裏的山路。
阿裏，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區，麵積有三十五萬平方公裏，相當於三個半江蘇省那麽大，而人口卻隻有三萬人，是中國最地廣人稀的地方。從北京這個文明繁華的都市，一下了來到中國最荒涼、最偏遠、杳無人煙的地方生活，反差太大了。在這裏放眼望去是無窮無盡的高山，千年不化的寒冰，然而卻難以見到生命的痕跡。在這裏生活是極其艱難的，一年四季，穿著一身無法更換的棉衣。在這裏行軍拉練，一天竟要走一百二十公裏路。這在平原走起來，人都吃不消，而在高原缺氧的情況下，還要負重，扛著槍、衛生箱、飯鍋、米袋、棉靴，這對一個女孩子兵來說，又是何等艱苦。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又在超越了生命承受的極限時，我甚至有過死的念頭。行軍休息，一坐下去就再也不想起來了，可是那寒冷的地方，行軍時可以穿單鞋，可休息時立即要換上棉靴，否則腳就會被凍壞。這裏終年難以吃上一口青菜，更沒有零食，僅有的脫水菜，一旦泡出來就成了爛泥，難以下咽。許多戰友將年輕的生命永遠地留在了那冰川霧嶺之間。
我當衛生員，為了掌握醫學知識，就要學人體解剖學。我們是在醫生的帶領下，抬著屍體爬到高山頂上，才有機會認識人的機體內各種器官、神經、血管的部位與特征，這是在戰勝險惡、恐懼後，才獲得了與積累的醫療經驗。
在這片廣袤無垠的高原上，十一年艱苦生活的鍛煉，是無數人的奉獻與犧牲，才使我們懂得做人的責任，領悟到真理與莊嚴、崇高與偉大、勇敢與堅強的內涵。人生可能有許多事情還難以選擇和把握，但有一點，人是可以選擇和把握的，那就是自己對人生的態度。隻有積極的、向上的、友善的、努力的、樂觀的、充滿信心地去對待生活，人生才會有亮色，這也是我這段西部生活的價值。
女學生：
請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的第一部作品《昆侖殤》的創作過程，以及您的處女作是怎樣出版的。
畢淑敏：
1980年，我從西藏阿裏轉業回北京。此前，我在部隊的醫學院校進行過係統的專業學習，成了一名醫生，因此回京後，我被分在一家工廠的衛生所做內科主治醫生，後來又當上了衛生所所長。回京也好，當醫生、所長也好，我魂牽夢縈的仍然是西藏阿裏的那段生活，它留在我生命中的痕跡太深刻了，我非常想把那裏的故事告訴別人，我想把它寫出來。
人做任何事情前，當然應冷靜地想想自己的底兒怎樣。我當醫生很自信，我是個態度與醫術都不錯的醫生。可是要寫書了，心中沒有了底。因為我沒讀過大學中文課，寫作的底子又薄，於是我決定在從醫的同時，自學電大中文係的課程。電視大學的教學方式很好，采取一種開放的、靈活的教授形式，我隻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就把要三年學完的課程全部讀完了，而且成績還很好。
那時，我一個學期主修了九門課，老師感到驚奇。因為脫產的學生一學期一般也就能學完五門課。由於我的學習態度好，不是為文憑，而是為了積累自己的本事，為了把那些刻骨銘心的阿裏生活早些寫出來告訴世人，所以在學習上不敢有絲毫懈怠，有些知識老師說不重要（對考試而言），我仍然認真對待它。
1986年，在我三十四歲時，我開始了小說《昆侖殤》的寫作。我把這部小說的結構、語言、情節、故事、人物、對話等等小說必備的要素，都想得比較清楚，然後再把它組合起來。由於寫的是我的生活真實經曆與感受，所以寫得很順利、流暢，一氣嗬成。
小說寫成後，麵臨一個大問題就是向哪家出版社投稿。我的朋友、親戚都來幫我出主意。當時，大家有一種擔心，怕和出版社沒有關係，出版社不理睬我的稿件，大家紛紛幫我找關係。而我這時反而十分冷靜，我決定什麽後門也不找，我就是要拿著自己的稿件，請素昧平生的編輯部的人來鑒定我的作品。我寫這部小說，是因為我熱愛曾經有過的生活，熱愛寫作，沒有任何功利思想，是受一顆聖潔的心靈的驅動。如果在我熱愛的事業中，摻進我不喜歡的舉動，這就是對我聖潔心靈的褻瀆，我不能這樣做。於是，我把稿子投寄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一份刊物——《昆侖》雜誌，這是全軍唯一的大型文藝刊物。
稿子寄出後，大概是第三天，我得到出版社的回信，上麵寫著：“畢淑敏同誌，來稿收到，當日讀完，被本文龐大的氣勢和沉重的主題所震撼，請速來編輯部。”並要求我攜同丈夫一起去編輯部麵談稿件修改事宜。這使我大惑不解，為什麽這事還要丈夫保駕。後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社長告訴我，他們當時看到這篇小說後，覺得寫這篇作品的作者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創作經驗，他們不相信作者是一位初學寫作的人；另外，文中寫到的那種艱苦卓絕的軍旅生活，不可能出自一位女作者之手，懷疑是我的丈夫替我寫的。在編輯部交談的過程中，講到每個細節，我侃侃而談，而我的先生在一旁則進入了半睡眠狀態，他們相信了。這就是最初寫作與出版的過程。
順便提一句，從那時起至今，在十年寫作的時間裏，我寫了不少小說與散文，大約兩百萬字。其間，我覺得自己的文學功底還須加厚，就又去考研，攻讀了文學碩士學位。
女學生：
您的作品寫了許多震撼人心的人物，他們在現實中是否都有生活原型？一個作家怎樣才能寫出對公眾有益的好作品？
畢淑敏：
我的作品如果是散文，基本都是真實的，因為散文往往是人的真情的表達，它以真實為前提，真實是散文的一種品格。而小說體裁，會有一些虛構的人物、場景、情節、故事，等。無論是散文還是小說，都是心靈深處有感而發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作者在散文、小說中表達出來的情感都是真實的。
談到如何把作品寫好，我讚同一位老作家的意見，作家應該把對於人的關懷和熱情、悲憫化為冷靜的處理，作家不是牢騷滿腹、呻吟顫抖、刺頭反骨、躁狂的“偉人”。我借用這話來說明作家的社會責任，或者講作者寫作應有的態度，沒有這種責任和態度是難以寫好作品的。
記得有這樣一句話，“世界上並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這話聽起來好像很抽象，其實在生活中，我們對周圍發生的事，雖有多種多樣的看法，重要的是能發現一些新見解、新認識。作為作者或作家，一定要在自己的文章中表達和凸顯自己獨特的認識。一個作品最忌諱沒有新意，隻是重複別人的陳詞。
比如，人對死亡的恐懼是一種普遍心理，我作為一名醫生，行醫二十多年，看到人在生命的晚期，那種蒼涼、恐懼的表現，對活著的人和即將離去的人心理壓力都是極大的，因此，我寫了《預約死亡》這篇小說。我把死亡看成人成長的最後階段，死亡不是不可思議的，而是很正常的生命現象。對於死亡，人們應有一種冷靜、鎮靜的態度，從而尊嚴地度過一生，尊嚴地走過人生的最後階段。這是我的見解，這是我作為作家要用筆傳達的對死亡的關懷，對人健康心理的關注。
女學生：
假如您的作品沒有被出版社選中，假如您的文章沒有被讀者認同，您會如何對待？
畢淑敏：
這個問題我已經被人問過很多次，我覺得要試著去幹一件事，總會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完全沒有經驗，就試著幹，叫摸著石頭過河，一次不成功，我再做，兩次不成功，我還做，一直幹下去。我好像不是這種類型的人，我喜歡在我已知的情況下，或者說是做好所有的準備工作的前提下，才開始去幹。就像跳高一樣，有的人跳一米的高度，多次都跳不過去，也許在跳過二十次後，才跳過去。而我首先在跳高前先揣摩優秀跳高運動員的跳躍姿勢，然後我去模仿，再試著做一下助跑，領會要領之後，然後我再去跳。第一次跳，我起碼要有50%的把握，如果完全沒有把握的事，我不會去做。
我學習寫作時已三十四歲了，如果再年輕一些，可以更激進些，初生牛犢不怕虎嘛。由於年齡所限，我就要做更完善、全麵的準備，因此寫作前我讀電大，寫作中又讀文學碩士學位，這都是在做起跳的準備。
有人還問過我，如果當時你一投不中、二投不中、三投不中，你會怎麽辦？我估計三投不中，我就不幹了，因為我已盡了所有的努力。比如一投不中，我會想是不是編輯眼光不行，我可能要找其他編輯部；如果大家都看不中，說明我不是寫作的材料，我會急流勇退的。
一次，一位外國學者問我，你是否想過要獲得諾貝爾獎。我直接了當地告訴他，“沒有想過”。這位學者很奇怪，他說：“人不想獲大獎，你如何去努力呢？”我的回答是：“這好比我們這些人，誰都不可能打破劉易斯、約翰遜的百米世界紀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每個人竭盡全力去跑出百米的最好成績。”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珍惜生命，珍惜上天給我們的這份經曆，珍愛自己的愛好，全力以赴努力達到我們可能達到的最好成績，這就是人的生命意義之所在。而不一定要以外在的某種框架和他人的評價，作為自己是否成功的標準。我們不僅注重收獲，而且更注重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