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他人”是一個心理學名詞，意思是在一個人心理和人格形成的過程中，起過巨大影響甚至是決定性作用的人物。
“重要他人”可能是我們的父母長輩，或者是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們的老師，抑或萍水相逢的路人。童年的記憶遵循著非常玄妙神秘的規律，你著意要記住的事情和人物，很可能湮沒在歲月的灰燼中，但某些特定的人和事，卻揮之不去，影響我們的一生。如果你不把它們尋找出來，並加以重新認識和把握，它就可能像一道符咒，在下意識的海洋中潛伏著，影響潮流和季風的走向。你的某些性格和反應模式，由於“重要他人”的影響，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這段話有點拗口，還是講個故事吧。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和我的“重要他人”。
她是我的音樂老師，那時很年輕，梳著長長的大辮子，有兩個漏鬥一樣深的酒窩，笑起來十分清麗。當然，她生氣的時候酒窩隱沒，臉繃得像一塊蘇打餅幹，木板樣幹燥，很是嚴厲。那時我大約十一歲，個子長得很高，是大隊委員，也算個孩子裏的小官，有很強的自尊心和虛榮心了。
學校組織“紅五月”歌詠比賽，要到中心小學參賽。校長很重視，希望歌詠隊能拿好名次，為校爭光。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小合唱，音樂老師親任指揮。每天下午集中合唱隊的同學們刻苦練習。我很榮幸被選中，每天放學後，在同學們羨慕的眼光中，走到音樂教室，引吭高歌。
有一天練歌的時候，長辮子的音樂老師突然把指揮棒一丟，一個箭步從台上跳下來，東瞄西看。大家不知所以，齊刷刷閉了嘴。她不耐煩地說，都看著我幹什麽？唱！該唱什麽唱什麽，大聲唱！說完，她側著耳朵，走到隊伍裏，歪著脖子聽我們唱歌。大家一看老師這麽重視，唱得就格外起勁。
長辮子老師鐵青著臉轉了一圈兒，最後走到我麵前，做了一個斬釘截鐵的手勢，整個隊伍瞬間安靜下來。她叉著腰，一字一頓地說，畢淑敏，我在指揮台上總聽到一個人跑調兒，不知是誰。我走下來一個人一個人地聽，總算找出來了，原來就是你！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現在，我把你除名了！
我木木地站在那裏，無法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剛才老師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我還以為她欣賞我的歌喉，唱得分外起勁，不想卻被抓了個“現行”。我灰溜溜地挪出了隊伍，羞愧難當地走出教室。
那時的我，基本上還算是一個沒心沒肺的女生，既然被罰下場，就自認倒黴吧。我一個人跑到操場，找了個籃球練起來，給自己寬心道，嘿，不要我唱歌就算了，反正我以後也不打算當女高音歌唱家。還不如練練球，出一身臭汗，自己鬧個筋骨舒坦呢！（嘿！小小年紀，已經學會了中國小老百姓傳統的精神勝利法）這樣想著，幼稚而好勝的心也就漸漸平和下來。
三天後，我正在操場上練球，小合唱隊的一個女生氣喘籲籲地跑來說，畢淑敏，原來你在這裏！音樂老師到處找你呢！
我奇怪地說，找我幹什麽？
那女生說，好像要讓你重新回隊裏練歌呢！
我挺納悶，不是說我走調厲害，不要我了嗎？怎麽老師又改變主意了？對了，一定是老師思來想去，覺得畢淑敏還可用。從操場到音樂教室那幾分鍾路程，我內心充滿了幸福和憧憬，好像一個被發配的清官又被皇帝從邊關召回來委以重任，要高呼“老師聖明”了（正是瞎翻小說，胡亂聯想的年紀）。走到音樂教室，我看到的是掛著冰霜的“蘇打餅幹”。長辮子老師不耐煩地說，畢淑敏，你小小年紀，怎麽就長了這麽高的個子？！
我聽出話中的譴責之意，不由自主就弓了脖子塌了腰。從此，這個姿勢貫穿了我的整個少年和青年時代，總是略顯駝背。
老師的怒氣顯然還沒發泄完，她說，你個子這麽高，唱歌的時候得站在隊列中間，你跑調兒走了，我還得讓另外一個男生也下去，聲部才平衡。人家招誰惹誰了？全叫你連累的，上不了場！
我深深低下了頭，本來以為隻是自己的事，此刻才知道還把一個無辜者拉下水，實在無地自容。長辮子老師繼續數落，小合唱本來就沒有幾個人，隊伍一下子短了半截，這還怎麽唱？現找這麽高個子的女生，合上大家的節奏，哪兒那麽容易？現在，隻剩下最後一個法子了……
老師看著我，我也抬起頭，重燃希望。我猜到了老師下一步的策略，即便她再不願意，也會收我歸隊。我當即下決心要把跑了的調兒扳回來，做一個合格的小合唱隊員！
我眼巴巴地看著長辮子老師，隊員們也圍了過來。在一起練了很長時間的歌，彼此都有了感情。我這個大嗓門兒走了，那個男生也走了，音色輕弱了不少，大家也都歡迎我們歸來。
長辮子老師站起來，臉繃得好似新納好的鞋底。她說，畢淑敏，你聽好，你人可以回到隊伍裏，但要記住，從現在開始，你隻能幹張嘴，絕不可以發出任何聲音！說完，她還害怕我領會不到位，伸出頎長的食指，筆直地擋在我的嘴唇間。
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長辮子老師的禁令——讓我做一個隻張嘴不出聲的木頭人。淚水憋在眼眶裏打轉，卻不敢流出來。我沒有勇氣對長辮子老師說，如果做傀儡，我就退出小合唱隊。在無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隊伍中，從此隨著器樂的節奏，口形翕動，卻不得發出任何聲音。長辮子老師還是不放心，隻要一聽到不和諧音，錐子般的目光第一個就刺到我身上……
小合唱在“紅五月”歌詠比賽中拿了很好的名次，隻是我從此遺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畢業的時候，音樂考試是每個學生唱一支歌，但我根本發不出自己的聲音。音樂老師已經換人，並不知道這段往事。她很奇怪，說，畢淑敏，我聽你講話，嗓子一點毛病也沒有，怎麽就不能唱歌呢？如果你堅持不唱歌，你這一門沒有分數，你不能畢業。
我含著淚說，我知道。老師，不是我不想唱，是我真的唱不出來。老師看我著急成那樣，料我不是成心搗亂，隻得特地出了一張有關樂理的卷子給我，我全答對了，才算有了這門課的分數。
後來，我報考北京外語學院附中，口試的時候，又有一條考唱歌。我非常決絕地對主考官說，我不會唱歌。那位學究氣的老先生很奇怪，問，你連《學習雷鋒好榜樣》也不會？那時候，全中國的人都會唱這首歌，我要是連這也不會，簡直就是白癡。但我依然很肯定地對他說，我不唱。主考官說，我看你胳膊上戴著三道杠，是個學生幹部。你怎麽能不會唱？當時我心裏想，我豁出去不考這所學校了，說什麽也不唱。我說，我可以把這首歌詞默寫出來，如果一定要測驗我，就請把紙筆找來。那老人居然真的去找紙筆了……我抱定了被淘汰出局的決心，拖延時間不肯唱歌，和那群嚴謹的考官們周旋爭執，弄得他們束手無策。沒想到發榜時，他們還是錄取了我。也許是我一通胡攪蠻纏，使考官們覺得這孩子沒準兒以後是個談判的人才吧。入學之後，我迫不及待地問同學們，你們都唱歌了嗎？大家都說，唱了啊，這有什麽難的。我可能是那一年北外附中錄取的新生中唯一沒有唱歌的孩子。
在那以後幾十年的歲月中，長辮子老師那豎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鎖住了我的咽喉。禁令鋪張蔓延，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時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縮。我不單再也沒有唱過歌，就連當眾發言演講和出席會議做必要的發言，都會在內心深處引發劇烈的恐慌。我能躲則躲，找出種種理由推脫搪塞。會場上，眼看要輪到自己發言了，我會找借口上洗手間溜出去，招致怎樣的後果和眼光，也完全顧不上了。有人以為這是我的倨傲和輕慢，甚至是失禮，隻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內心深處不可言喻的恐懼和哀痛在作祟。
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誰是你的重要他人？”這個遊戲時，寫下了一係列對我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之後，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出長辮子音樂老師那有著美麗的酒窩卻像鐵板一樣森嚴的麵頰，一陣戰栗滾過心頭。於是我知道了，她是我的“重要他人”。雖然我已忘卻了她的名字，雖然今天的我以一個成人的智力，已能明白她當時的用意和苦衷，但我無法抹去她在一個少年心中留下的慘痛記憶。烙紅的傷痕直到數十年後依然冒著焦糊的青煙。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認為，即使在那些被精心照料的兒童那裏，也會留下心靈的創傷。因為兒童智力發展的規律，當他們幼小的時候，不能夠完全明辨所有的事情，以為那都是自己的錯。
孩子的成長，首先是從父母的瞳孔中確認自己的存在。他們稚弱，還沒有獨立認識世界的能力。如同發育時期的鈣和魚肝油會進入骨骼一樣，“重要他人”的影子也會進入兒童的心理年輪。“重要他人”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他們的喜怒哀樂和行為方式，會以一種近乎魔法的力量，種植在我們心靈最隱秘的地方，生根發芽。
在我們身上，一定會有“重要他人”的影子。
美國有一位著名的電視主持人，叫做奧普拉·溫弗瑞。2003年，她登上了《福布斯》身家超過十億美元的“富豪排行榜”，成為黑人女性獲得巨大成功的代表。
父母沒有結婚就生下了她，從小住的房子連水管都沒有。一天，溫弗瑞正躲在屋角讀書，母親從外麵走進來，一把奪下她手中的書，破口大罵道，你這個沒用的書呆子，把你的屁股挪到外麵去！你真的以為你有什麽了不起？你這個白癡！
溫弗瑞九歲就被表兄強奸，十四歲懷了身孕，孩子出生後就死了。溫弗瑞自暴自棄，開始吸毒，然後又暴飲暴食，吃成了一個大胖子，還曾試圖自殺。那時，沒有人對她抱有希望，包括她自己。就在這時，她的生父對她說：
有些人讓事情發生，
有些人看著事情發生，
有些人連發生了什麽都不知道。
極度空虛的溫弗瑞開始掙紮奮起，她想知道自己的生命中究竟會有些什麽樣的事情發生。她要頑強地去做“讓事情發生的人”。大學畢業之後，她獲得了一個電視台主持人的位置。1984年，她開始主持《芝加哥早晨》的節目，大獲成功，在很短的時間裏成為全美收視率最高的節目。她開始發動全國範圍內的讀書節目，她對書的狂熱熱愛和她的影響力，改變了很多書的命運。隻要她在自己的脫口秀節目裏對哪本書給予好評，那本書的銷量就會節節攀升。
溫弗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創辦了暢銷雜誌，還參股網絡公司。她樂善好施的名聲和她的節目一樣響亮。她每年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用來做慈善捐助。溫弗瑞親手推動了太多的事情發生！她認為，這主要來源於父親的那一句話。
如果讓溫弗瑞寫下她的“重要他人”，她的父親一定高居榜首。他不但給予了溫弗瑞生命，而且給予了她靈魂。溫弗瑞的母親也算一個。她以精神暴力踐踏了幼小的溫弗瑞對書籍的熱愛，潛藏的憤怒在蟄伏多年之後變成了不竭的動力，使成年以後的溫弗瑞，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和書籍有關的創造性勞動中，不但自己讀了大量的書，還不遺餘力地把好書推薦給更多的人。那個侮辱侵犯了溫弗瑞的表哥，也要算作她的“重要他人”，這直接導致了她的巨大痛苦和放任自流，也在很多年後，主導了她執掌財富之後，把大量款項用於慈善事業，特別是援助兒童和黑人少女。
看，“重要他人”就是如此影響人的生活和命運的。
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ceo傑克·韋爾奇，被譽為全球第一ceo。在短短二十年裏，韋爾奇使通用電氣的市值增加了三十多倍，達到了四千五百億美元，排名從世界第十位升到了第二位。韋爾奇說，母親給他的最偉大的禮物就是自信心。韋爾奇從小就口吃，就是平常所說的“結巴”。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每逢星期五，天主教徒是不準吃肉的，所以在學校的餐廳裏，韋爾奇經常會點一份烤麵包夾金槍魚。奇怪的是，女服務員端上來的都是兩份。為什麽呢？因為韋爾奇結巴，總是把這份食譜的第一個單詞重複一遍，服務員就聽成了“兩份金槍魚”。
麵對這樣一個吭吭哧哧的孩子，韋爾奇的母親居然找出了完美的理由。她對幼小的韋爾奇說：“這是因為你太聰明了，沒有任何一個人的舌頭，可以跟得上你這樣聰明的腦袋。”
韋爾奇記住了母親的這種說法，從未對自己的口吃有過絲毫的憂慮。他充分相信母親的話，他的大腦比他的舌頭轉得更快。母親引導著韋爾奇不斷進取，直到他抵達輝煌的頂峰。母親是韋爾奇的“重要他人”。
再講一個蘋果的故事。正確地說，是兩個蘋果的故事。
一位媽媽有兩個孩子，她拿出兩個蘋果。蘋果一個大一個小，媽媽讓兩個孩子自己來挑。大兒子很想要那個大蘋果，正想著怎麽說才能得到這個蘋果，弟弟先開了口，說，我想要大蘋果。媽媽嗬斥道，你想要大的蘋果，你不能說。這個大兒子靈機一動，改口說，我要這個小蘋果，大蘋果就給弟弟吧。媽媽說，這才是好孩子。於是，媽媽就把小蘋果給了小兒子，大兒子反倒得到了又紅又大的蘋果。大兒子從媽媽這裏得到了一條人生的經驗：你心裏的真心話不可以說，你要把真實掩藏起來。後來，這個大兒子就把從蘋果中得到的道理應用於自己的生活，見人隻說三分話，耍陰謀使詭計，巧取豪奪，直到有一天把自己送進了監獄。這個成了犯人的大兒子，如果寫下自己的“重要他人”，我想他會寫下媽媽和這個紅蘋果。
還有一位媽媽，有一籃蘋果和一群孩子，也是人人都想得到大蘋果。媽媽把蘋果拿到手裏，說，大蘋果隻有一個，你們兄弟這麽多，給誰呢？我把門前的草坪劃成三塊，你們每人去修剪一塊草坪。誰修剪得又快又好，誰就能得到這個大蘋果。
眾兄弟中的老大得到了紅蘋果。
他從中悟出的生活哲理是——享受要靠辛勤的勞動換取。
這個信念指導著他，直到他最後走進了白宮，成為著名的政治家。如果由他來寫下自己的“重要他人”，媽媽和紅蘋果也會赫然在列。
看了以上的例子，你是不是對“重要他人”的重要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也許有的人會說，我兒時的記憶早已模糊，可不記得什麽他人不他人的了。我現在的所作所為，都是我自己決定的，和其他人沒關係。
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們的意識中，很多決定的確是經過仔細思考才做出的。但人是感情動物，情緒常常主導著我們的決定。而情緒是怎樣產生的呢？這也和我們與“重要他人”的關係密切相關。
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叫作艾利斯，他認為，人的非理性信念會直接影響一個人的情緒，使他遭受困擾，導致人的很多痛苦。比如，有的人絕對需要獲得周圍環境的認可，特別是獲得每一位“重要他人”的喜愛和讚許，其實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有人就是篤信這個觀念，把它奉作真理，千辛萬苦，甚至委屈自己來取悅“重要他人”，以後還會擴展到取悅更多的人，甚至所有的人，以得到其讚賞。結果呢，達不到目的不說，還令自己沮喪失望，受挫和被傷害。
傳統腦神經學認為，每一種情緒都是經過大腦的分析才做出反應的，但近年來，美國的神經科學家卻找到了情緒神經傳輸的棧道。通過精確的研究，科學家們發現，有部分原始信號是直接從人的丘腦運動中樞，引起逃避或是衝動的反應，其速度極快，大腦的分析根本來不及介入。大腦裏，有一處記憶情緒經驗的地方，叫作杏仁核，它將我們過去遇見事情時的情緒、反應記錄下來，好像一個忠實的檔案保管員。在以後的歲月中，隻要一發生類似事件，杏仁核就會越過大腦的理性分析，直接做出反應。
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杏仁核這支快速反應部隊，既幫助我們在危急的時刻，成功地縮短應對時間，保全我們的利益，也會在某些時候形成固定的模式，貽誤我們的大事。
杏仁核裏儲存的關於情緒應對的檔案資料，不是一時一刻積存的。“重要他人”為什麽會對我們產生那麽重要的影響，我猜想，關於“重要他人”的記憶，是杏仁核檔案館裏使用最頻繁的卷宗。往事如同拍攝過的底片，儲存在暗室，一有適當的藥液浸泡，它們就清晰地顯影，如同剛剛發生一般，曆曆在目，相應的對策不經大腦篩選就已經完成。
魔法可以被解除。那時你還小，你受了傷，那不是你的錯。但你的傷口至今還在流血，你卻要自己想法包紮。如果它還像下水道的出口一樣嗖嗖地冒著汙濁的氣味，還對你的今天、明天繼續發揮著強烈的影響，那是因為你仍在聽之任之。童年的記憶無法改寫，但對一個成年人來說，卻可以循著“重要他人”這條纜繩，重新梳理我們和“重要他人”的關係，重新審視我們應對問題的規則和模式。如果它是合理的，就變成金色的風帆，成為理智的一部分。如果它是晦暗的荊棘，就用成年人有力的雙手把它粉碎。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時自己完成力不從心，或是吃力和痛苦，還需要借助專業人士的幫助，比如求助於心理谘詢師。
也許有人會說，“重要他人”對我的影響是正麵的，正因為心中有了他們的身影和鞭策，我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績。這個遊戲，並不是要把“重要他人”像拔蘿卜一樣連根揪出來，然後與之決裂。對我們有正麵激勵作用的“重要他人”，已經成為我們精神結構的一部分。他們的期望和教誨已化成了我們的血脈，我們永遠不會丟棄對他們的信任和仁愛。但我們不是活在“重要他人”的目光中，而是活在自己的努力中。無論那些經驗和曆史多麽寶貴，對於我們來說，已是如煙往事。我們是為了自己而活著，並為自己負起全責。
經過處理的慘痛往事，已喪失實際意義上的控製魔力。長辮子老師那句“你不要發出聲音”的指令，對今天的我來說，早已沒有了轄製之功。
就是在最飽含愛意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也會存有心理的創傷。
尋找我們的“重要他人”，就是撫平這創傷的溫暖之手。
當我把這一切想清楚之後，好像有熱風從腳底升起，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長久以來禁錮在我咽喉處的冰霜劈劈啪啪地裂開了，一個輕鬆暢快的我，從符咒下解放了出來。從那一天開始，我可以唱歌了，也可以麵對眾人講話而不膽戰心驚了。從那一天開始，我寬恕了我的長辮子老師，並把這段經曆講給其他老師聽，希望他們麵對孩子稚弱的心靈，懂得該是怎樣地謹慎小心。童年時留下烙印的負麵情感，難以簡單地用時間的橡皮輕易地擦去。這就是心理治療的必要性所在。和諧的人格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和深刻的內省有關。
告訴缺水的人哪裏有水源，告訴寒冷的人哪裏有篝火，告訴生病的人哪裏有藥草，告訴饑餓的人哪裏有野果，這些都是天下最好的禮物。
如果讓我選出自己最喜歡的遊戲，我很可能要把票投給“誰是你的重要他人”。感謝這個遊戲，它在某種程度上修改了我的人生。人的創造和毀滅都是由自己完成的，人永遠是自己的主人。即使當他在最虛弱、最孤獨的時候，他也是自己的主人。當他開始反省自己的狀況，開始辛勤地尋找自己的生命所依據的法則時，他就變得漸漸平靜而快樂了。
“重要他人”可能是我們的父母長輩，或者是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們的老師，抑或萍水相逢的路人。童年的記憶遵循著非常玄妙神秘的規律，你著意要記住的事情和人物，很可能湮沒在歲月的灰燼中，但某些特定的人和事，卻揮之不去，影響我們的一生。如果你不把它們尋找出來，並加以重新認識和把握，它就可能像一道符咒，在下意識的海洋中潛伏著，影響潮流和季風的走向。你的某些性格和反應模式，由於“重要他人”的影響，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這段話有點拗口，還是講個故事吧。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和我的“重要他人”。
她是我的音樂老師，那時很年輕，梳著長長的大辮子，有兩個漏鬥一樣深的酒窩，笑起來十分清麗。當然，她生氣的時候酒窩隱沒，臉繃得像一塊蘇打餅幹，木板樣幹燥，很是嚴厲。那時我大約十一歲，個子長得很高，是大隊委員，也算個孩子裏的小官，有很強的自尊心和虛榮心了。
學校組織“紅五月”歌詠比賽，要到中心小學參賽。校長很重視，希望歌詠隊能拿好名次，為校爭光。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小合唱，音樂老師親任指揮。每天下午集中合唱隊的同學們刻苦練習。我很榮幸被選中，每天放學後，在同學們羨慕的眼光中，走到音樂教室，引吭高歌。
有一天練歌的時候，長辮子的音樂老師突然把指揮棒一丟，一個箭步從台上跳下來，東瞄西看。大家不知所以，齊刷刷閉了嘴。她不耐煩地說，都看著我幹什麽？唱！該唱什麽唱什麽，大聲唱！說完，她側著耳朵，走到隊伍裏，歪著脖子聽我們唱歌。大家一看老師這麽重視，唱得就格外起勁。
長辮子老師鐵青著臉轉了一圈兒，最後走到我麵前，做了一個斬釘截鐵的手勢，整個隊伍瞬間安靜下來。她叉著腰，一字一頓地說，畢淑敏，我在指揮台上總聽到一個人跑調兒，不知是誰。我走下來一個人一個人地聽，總算找出來了，原來就是你！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現在，我把你除名了！
我木木地站在那裏，無法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剛才老師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我還以為她欣賞我的歌喉，唱得分外起勁，不想卻被抓了個“現行”。我灰溜溜地挪出了隊伍，羞愧難當地走出教室。
那時的我，基本上還算是一個沒心沒肺的女生，既然被罰下場，就自認倒黴吧。我一個人跑到操場，找了個籃球練起來，給自己寬心道，嘿，不要我唱歌就算了，反正我以後也不打算當女高音歌唱家。還不如練練球，出一身臭汗，自己鬧個筋骨舒坦呢！（嘿！小小年紀，已經學會了中國小老百姓傳統的精神勝利法）這樣想著，幼稚而好勝的心也就漸漸平和下來。
三天後，我正在操場上練球，小合唱隊的一個女生氣喘籲籲地跑來說，畢淑敏，原來你在這裏！音樂老師到處找你呢！
我奇怪地說，找我幹什麽？
那女生說，好像要讓你重新回隊裏練歌呢！
我挺納悶，不是說我走調厲害，不要我了嗎？怎麽老師又改變主意了？對了，一定是老師思來想去，覺得畢淑敏還可用。從操場到音樂教室那幾分鍾路程，我內心充滿了幸福和憧憬，好像一個被發配的清官又被皇帝從邊關召回來委以重任，要高呼“老師聖明”了（正是瞎翻小說，胡亂聯想的年紀）。走到音樂教室，我看到的是掛著冰霜的“蘇打餅幹”。長辮子老師不耐煩地說，畢淑敏，你小小年紀，怎麽就長了這麽高的個子？！
我聽出話中的譴責之意，不由自主就弓了脖子塌了腰。從此，這個姿勢貫穿了我的整個少年和青年時代，總是略顯駝背。
老師的怒氣顯然還沒發泄完，她說，你個子這麽高，唱歌的時候得站在隊列中間，你跑調兒走了，我還得讓另外一個男生也下去，聲部才平衡。人家招誰惹誰了？全叫你連累的，上不了場！
我深深低下了頭，本來以為隻是自己的事，此刻才知道還把一個無辜者拉下水，實在無地自容。長辮子老師繼續數落，小合唱本來就沒有幾個人，隊伍一下子短了半截，這還怎麽唱？現找這麽高個子的女生，合上大家的節奏，哪兒那麽容易？現在，隻剩下最後一個法子了……
老師看著我，我也抬起頭，重燃希望。我猜到了老師下一步的策略，即便她再不願意，也會收我歸隊。我當即下決心要把跑了的調兒扳回來，做一個合格的小合唱隊員！
我眼巴巴地看著長辮子老師，隊員們也圍了過來。在一起練了很長時間的歌，彼此都有了感情。我這個大嗓門兒走了，那個男生也走了，音色輕弱了不少，大家也都歡迎我們歸來。
長辮子老師站起來，臉繃得好似新納好的鞋底。她說，畢淑敏，你聽好，你人可以回到隊伍裏，但要記住，從現在開始，你隻能幹張嘴，絕不可以發出任何聲音！說完，她還害怕我領會不到位，伸出頎長的食指，筆直地擋在我的嘴唇間。
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長辮子老師的禁令——讓我做一個隻張嘴不出聲的木頭人。淚水憋在眼眶裏打轉，卻不敢流出來。我沒有勇氣對長辮子老師說，如果做傀儡，我就退出小合唱隊。在無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隊伍中，從此隨著器樂的節奏，口形翕動，卻不得發出任何聲音。長辮子老師還是不放心，隻要一聽到不和諧音，錐子般的目光第一個就刺到我身上……
小合唱在“紅五月”歌詠比賽中拿了很好的名次，隻是我從此遺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畢業的時候，音樂考試是每個學生唱一支歌，但我根本發不出自己的聲音。音樂老師已經換人，並不知道這段往事。她很奇怪，說，畢淑敏，我聽你講話，嗓子一點毛病也沒有，怎麽就不能唱歌呢？如果你堅持不唱歌，你這一門沒有分數，你不能畢業。
我含著淚說，我知道。老師，不是我不想唱，是我真的唱不出來。老師看我著急成那樣，料我不是成心搗亂，隻得特地出了一張有關樂理的卷子給我，我全答對了，才算有了這門課的分數。
後來，我報考北京外語學院附中，口試的時候，又有一條考唱歌。我非常決絕地對主考官說，我不會唱歌。那位學究氣的老先生很奇怪，問，你連《學習雷鋒好榜樣》也不會？那時候，全中國的人都會唱這首歌，我要是連這也不會，簡直就是白癡。但我依然很肯定地對他說，我不唱。主考官說，我看你胳膊上戴著三道杠，是個學生幹部。你怎麽能不會唱？當時我心裏想，我豁出去不考這所學校了，說什麽也不唱。我說，我可以把這首歌詞默寫出來，如果一定要測驗我，就請把紙筆找來。那老人居然真的去找紙筆了……我抱定了被淘汰出局的決心，拖延時間不肯唱歌，和那群嚴謹的考官們周旋爭執，弄得他們束手無策。沒想到發榜時，他們還是錄取了我。也許是我一通胡攪蠻纏，使考官們覺得這孩子沒準兒以後是個談判的人才吧。入學之後，我迫不及待地問同學們，你們都唱歌了嗎？大家都說，唱了啊，這有什麽難的。我可能是那一年北外附中錄取的新生中唯一沒有唱歌的孩子。
在那以後幾十年的歲月中，長辮子老師那豎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鎖住了我的咽喉。禁令鋪張蔓延，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時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縮。我不單再也沒有唱過歌，就連當眾發言演講和出席會議做必要的發言，都會在內心深處引發劇烈的恐慌。我能躲則躲，找出種種理由推脫搪塞。會場上，眼看要輪到自己發言了，我會找借口上洗手間溜出去，招致怎樣的後果和眼光，也完全顧不上了。有人以為這是我的倨傲和輕慢，甚至是失禮，隻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內心深處不可言喻的恐懼和哀痛在作祟。
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誰是你的重要他人？”這個遊戲時，寫下了一係列對我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之後，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出長辮子音樂老師那有著美麗的酒窩卻像鐵板一樣森嚴的麵頰，一陣戰栗滾過心頭。於是我知道了，她是我的“重要他人”。雖然我已忘卻了她的名字，雖然今天的我以一個成人的智力，已能明白她當時的用意和苦衷，但我無法抹去她在一個少年心中留下的慘痛記憶。烙紅的傷痕直到數十年後依然冒著焦糊的青煙。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認為，即使在那些被精心照料的兒童那裏，也會留下心靈的創傷。因為兒童智力發展的規律，當他們幼小的時候，不能夠完全明辨所有的事情，以為那都是自己的錯。
孩子的成長，首先是從父母的瞳孔中確認自己的存在。他們稚弱，還沒有獨立認識世界的能力。如同發育時期的鈣和魚肝油會進入骨骼一樣，“重要他人”的影子也會進入兒童的心理年輪。“重要他人”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他們的喜怒哀樂和行為方式，會以一種近乎魔法的力量，種植在我們心靈最隱秘的地方，生根發芽。
在我們身上，一定會有“重要他人”的影子。
美國有一位著名的電視主持人，叫做奧普拉·溫弗瑞。2003年，她登上了《福布斯》身家超過十億美元的“富豪排行榜”，成為黑人女性獲得巨大成功的代表。
父母沒有結婚就生下了她，從小住的房子連水管都沒有。一天，溫弗瑞正躲在屋角讀書，母親從外麵走進來，一把奪下她手中的書，破口大罵道，你這個沒用的書呆子，把你的屁股挪到外麵去！你真的以為你有什麽了不起？你這個白癡！
溫弗瑞九歲就被表兄強奸，十四歲懷了身孕，孩子出生後就死了。溫弗瑞自暴自棄，開始吸毒，然後又暴飲暴食，吃成了一個大胖子，還曾試圖自殺。那時，沒有人對她抱有希望，包括她自己。就在這時，她的生父對她說：
有些人讓事情發生，
有些人看著事情發生，
有些人連發生了什麽都不知道。
極度空虛的溫弗瑞開始掙紮奮起，她想知道自己的生命中究竟會有些什麽樣的事情發生。她要頑強地去做“讓事情發生的人”。大學畢業之後，她獲得了一個電視台主持人的位置。1984年，她開始主持《芝加哥早晨》的節目，大獲成功，在很短的時間裏成為全美收視率最高的節目。她開始發動全國範圍內的讀書節目，她對書的狂熱熱愛和她的影響力，改變了很多書的命運。隻要她在自己的脫口秀節目裏對哪本書給予好評，那本書的銷量就會節節攀升。
溫弗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創辦了暢銷雜誌，還參股網絡公司。她樂善好施的名聲和她的節目一樣響亮。她每年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用來做慈善捐助。溫弗瑞親手推動了太多的事情發生！她認為，這主要來源於父親的那一句話。
如果讓溫弗瑞寫下她的“重要他人”，她的父親一定高居榜首。他不但給予了溫弗瑞生命，而且給予了她靈魂。溫弗瑞的母親也算一個。她以精神暴力踐踏了幼小的溫弗瑞對書籍的熱愛，潛藏的憤怒在蟄伏多年之後變成了不竭的動力，使成年以後的溫弗瑞，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和書籍有關的創造性勞動中，不但自己讀了大量的書，還不遺餘力地把好書推薦給更多的人。那個侮辱侵犯了溫弗瑞的表哥，也要算作她的“重要他人”，這直接導致了她的巨大痛苦和放任自流，也在很多年後，主導了她執掌財富之後，把大量款項用於慈善事業，特別是援助兒童和黑人少女。
看，“重要他人”就是如此影響人的生活和命運的。
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ceo傑克·韋爾奇，被譽為全球第一ceo。在短短二十年裏，韋爾奇使通用電氣的市值增加了三十多倍，達到了四千五百億美元，排名從世界第十位升到了第二位。韋爾奇說，母親給他的最偉大的禮物就是自信心。韋爾奇從小就口吃，就是平常所說的“結巴”。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每逢星期五，天主教徒是不準吃肉的，所以在學校的餐廳裏，韋爾奇經常會點一份烤麵包夾金槍魚。奇怪的是，女服務員端上來的都是兩份。為什麽呢？因為韋爾奇結巴，總是把這份食譜的第一個單詞重複一遍，服務員就聽成了“兩份金槍魚”。
麵對這樣一個吭吭哧哧的孩子，韋爾奇的母親居然找出了完美的理由。她對幼小的韋爾奇說：“這是因為你太聰明了，沒有任何一個人的舌頭，可以跟得上你這樣聰明的腦袋。”
韋爾奇記住了母親的這種說法，從未對自己的口吃有過絲毫的憂慮。他充分相信母親的話，他的大腦比他的舌頭轉得更快。母親引導著韋爾奇不斷進取，直到他抵達輝煌的頂峰。母親是韋爾奇的“重要他人”。
再講一個蘋果的故事。正確地說，是兩個蘋果的故事。
一位媽媽有兩個孩子，她拿出兩個蘋果。蘋果一個大一個小，媽媽讓兩個孩子自己來挑。大兒子很想要那個大蘋果，正想著怎麽說才能得到這個蘋果，弟弟先開了口，說，我想要大蘋果。媽媽嗬斥道，你想要大的蘋果，你不能說。這個大兒子靈機一動，改口說，我要這個小蘋果，大蘋果就給弟弟吧。媽媽說，這才是好孩子。於是，媽媽就把小蘋果給了小兒子，大兒子反倒得到了又紅又大的蘋果。大兒子從媽媽這裏得到了一條人生的經驗：你心裏的真心話不可以說，你要把真實掩藏起來。後來，這個大兒子就把從蘋果中得到的道理應用於自己的生活，見人隻說三分話，耍陰謀使詭計，巧取豪奪，直到有一天把自己送進了監獄。這個成了犯人的大兒子，如果寫下自己的“重要他人”，我想他會寫下媽媽和這個紅蘋果。
還有一位媽媽，有一籃蘋果和一群孩子，也是人人都想得到大蘋果。媽媽把蘋果拿到手裏，說，大蘋果隻有一個，你們兄弟這麽多，給誰呢？我把門前的草坪劃成三塊，你們每人去修剪一塊草坪。誰修剪得又快又好，誰就能得到這個大蘋果。
眾兄弟中的老大得到了紅蘋果。
他從中悟出的生活哲理是——享受要靠辛勤的勞動換取。
這個信念指導著他，直到他最後走進了白宮，成為著名的政治家。如果由他來寫下自己的“重要他人”，媽媽和紅蘋果也會赫然在列。
看了以上的例子，你是不是對“重要他人”的重要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也許有的人會說，我兒時的記憶早已模糊，可不記得什麽他人不他人的了。我現在的所作所為，都是我自己決定的，和其他人沒關係。
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們的意識中，很多決定的確是經過仔細思考才做出的。但人是感情動物，情緒常常主導著我們的決定。而情緒是怎樣產生的呢？這也和我們與“重要他人”的關係密切相關。
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叫作艾利斯，他認為，人的非理性信念會直接影響一個人的情緒，使他遭受困擾，導致人的很多痛苦。比如，有的人絕對需要獲得周圍環境的認可，特別是獲得每一位“重要他人”的喜愛和讚許，其實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有人就是篤信這個觀念，把它奉作真理，千辛萬苦，甚至委屈自己來取悅“重要他人”，以後還會擴展到取悅更多的人，甚至所有的人，以得到其讚賞。結果呢，達不到目的不說，還令自己沮喪失望，受挫和被傷害。
傳統腦神經學認為，每一種情緒都是經過大腦的分析才做出反應的，但近年來，美國的神經科學家卻找到了情緒神經傳輸的棧道。通過精確的研究，科學家們發現，有部分原始信號是直接從人的丘腦運動中樞，引起逃避或是衝動的反應，其速度極快，大腦的分析根本來不及介入。大腦裏，有一處記憶情緒經驗的地方，叫作杏仁核，它將我們過去遇見事情時的情緒、反應記錄下來，好像一個忠實的檔案保管員。在以後的歲月中，隻要一發生類似事件，杏仁核就會越過大腦的理性分析，直接做出反應。
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杏仁核這支快速反應部隊，既幫助我們在危急的時刻，成功地縮短應對時間，保全我們的利益，也會在某些時候形成固定的模式，貽誤我們的大事。
杏仁核裏儲存的關於情緒應對的檔案資料，不是一時一刻積存的。“重要他人”為什麽會對我們產生那麽重要的影響，我猜想，關於“重要他人”的記憶，是杏仁核檔案館裏使用最頻繁的卷宗。往事如同拍攝過的底片，儲存在暗室，一有適當的藥液浸泡，它們就清晰地顯影，如同剛剛發生一般，曆曆在目，相應的對策不經大腦篩選就已經完成。
魔法可以被解除。那時你還小，你受了傷，那不是你的錯。但你的傷口至今還在流血，你卻要自己想法包紮。如果它還像下水道的出口一樣嗖嗖地冒著汙濁的氣味，還對你的今天、明天繼續發揮著強烈的影響，那是因為你仍在聽之任之。童年的記憶無法改寫，但對一個成年人來說，卻可以循著“重要他人”這條纜繩，重新梳理我們和“重要他人”的關係，重新審視我們應對問題的規則和模式。如果它是合理的，就變成金色的風帆，成為理智的一部分。如果它是晦暗的荊棘，就用成年人有力的雙手把它粉碎。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時自己完成力不從心，或是吃力和痛苦，還需要借助專業人士的幫助，比如求助於心理谘詢師。
也許有人會說，“重要他人”對我的影響是正麵的，正因為心中有了他們的身影和鞭策，我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績。這個遊戲，並不是要把“重要他人”像拔蘿卜一樣連根揪出來，然後與之決裂。對我們有正麵激勵作用的“重要他人”，已經成為我們精神結構的一部分。他們的期望和教誨已化成了我們的血脈，我們永遠不會丟棄對他們的信任和仁愛。但我們不是活在“重要他人”的目光中，而是活在自己的努力中。無論那些經驗和曆史多麽寶貴，對於我們來說，已是如煙往事。我們是為了自己而活著，並為自己負起全責。
經過處理的慘痛往事，已喪失實際意義上的控製魔力。長辮子老師那句“你不要發出聲音”的指令，對今天的我來說，早已沒有了轄製之功。
就是在最飽含愛意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也會存有心理的創傷。
尋找我們的“重要他人”，就是撫平這創傷的溫暖之手。
當我把這一切想清楚之後，好像有熱風從腳底升起，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長久以來禁錮在我咽喉處的冰霜劈劈啪啪地裂開了，一個輕鬆暢快的我，從符咒下解放了出來。從那一天開始，我可以唱歌了，也可以麵對眾人講話而不膽戰心驚了。從那一天開始，我寬恕了我的長辮子老師，並把這段經曆講給其他老師聽，希望他們麵對孩子稚弱的心靈，懂得該是怎樣地謹慎小心。童年時留下烙印的負麵情感，難以簡單地用時間的橡皮輕易地擦去。這就是心理治療的必要性所在。和諧的人格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和深刻的內省有關。
告訴缺水的人哪裏有水源，告訴寒冷的人哪裏有篝火，告訴生病的人哪裏有藥草，告訴饑餓的人哪裏有野果，這些都是天下最好的禮物。
如果讓我選出自己最喜歡的遊戲，我很可能要把票投給“誰是你的重要他人”。感謝這個遊戲，它在某種程度上修改了我的人生。人的創造和毀滅都是由自己完成的，人永遠是自己的主人。即使當他在最虛弱、最孤獨的時候，他也是自己的主人。當他開始反省自己的狀況，開始辛勤地尋找自己的生命所依據的法則時，他就變得漸漸平靜而快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