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們常常問我：你發表處女作是哪一年？我說，是l987年，那一年我已經三十五周歲了。人們就“啊”了一聲，不再說什麽，但表情裏含了疑惑：早些年你幹嗎去了？
在寫作以前，我在遙遠的西藏當兵，學的是醫務。我在白衣戰士的那條戰線上，當到了內科主治醫師的位置。假如不是改了行，就當到了副主任，您現在到醫院看我的門診，就要掛三塊錢一個的號1了。
一個女人，更具體地說，是一個醫術很好頗有人緣的女大夫，在已過了“而立之年”的沉穩日子裏，為什麽要棄醫從文，拿起生疏的文學之筆開始艱難的跋涉？
在許多孤寂寫作的深夜，我對著蒼天自問。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到一個蒼涼而喑啞的聲音，在寒冷的西部呼喚我。
你既然來到了這裏，你就要讓世人知道這裏。
他說。帶著無上的權威。
我沒有辦法抗拒。你可以違背一個人的意誌，但是你不能違背一座雪山。
這就是昆侖山啊。我們民族最偉大的峰巒。
不管文化古籍裏怎樣考證，說傳說中的昆侖山是現如今的什麽什麽山，我總認為它不是一座具體的山，而是一個象征。想想那時候，交通工具多麽不便，又沒有精確的地圖，指南針還沒有發明出來。古人絕不可能把山與山的分野搞得條塊分明。他們隻有對著西部廣袤的隆起興歎，在落日輝煌的餘暉裏，勾勒雲靄中浮動著鬼斧神工的宮殿……於是他們把無數神奇的傳說附麗其上，敷衍出最雄偉的想象。那裏有九條尾巴的天神把守的天宮，那裏有直插雲霄的天稻，每一粒穀子都是雞蛋大的玉石……
無獨有偶。在印度遼闊的恒河平原上，更為優雅的神話野火般流傳。赤足的人們向西眺望，看到皚皚的冰峰劈裂雲霄。他們認為有超凡入聖的法力統治其上，於是說那裏是佛祖居住的地方……
兩大古老種族神秘的目光交會於此——這就是地球上最高聳的原野——藏北高原。
當我十六歲的時候，離開北京，穿上軍裝。火車不斷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又換上汽車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六天以後，到達南疆重鎮喀什。這一次汽車不是向地麵上的哪個方向行駛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經曆了六天無與倫比的顛簸，我作為藏北某部隊第一批五個女兵當中的一員，到達了共和國這塊最高的土地。
這塊土地是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和喀喇昆侖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它有一個奇怪的名字，叫作“阿裏”。
沒有人知道“阿裏”是什麽意思。我曾經問過博學的藏學家，也沒能給一個明晰的回答，隻是說這個詞語可能屬於一個早已消亡了的語係。於是我就沿用了一個我在阿裏搜集到的民間傳說：阿裏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麽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犛牛和我的鹽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險惡的風暴？不知道。人類的遠祖用我們不懂的語言，為我們留下了一道永恒的謎。也許在先民們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靈性的，他們都在呼喊著“我的”。
我小的時候，學習很好。語文好，數學也好。語文老師說我以後可以當個記者，數學老師則說我以後可以上清華大學，成為一個女數學家。我回到家裏，很高興地把這些話學給媽媽。沒想到，她訓斥我說，這都是老師逗你玩的，你不要相信別人說你如何好的話。
我挺傷心的，從此對別人的誇獎總是半信半疑。我不知這習慣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榮譽麵前天生地鎮靜起來。比如我的作文被老師批過“5+”的分數，但是小小的我絲毫不驕傲，因為我知道那是她逗我玩的。
我小學畢業後考進了北京外國語學院附屬學校。據說是很難考的，錄取率隻有幾百分之一，而且女生錄取得很少，隻及總數的四分之一。在我這個年紀的北京人，都會記得當時每年一度的北京外語學校招生，是怎樣地驚動京城。
我考上了，媽媽難得地高興了一回。但是我已經養成了寵辱不驚的脾氣，並沒有特別地興奮。
在外語學校讀書的時候，我的成績依然很好。我現在還保存著一張當時的成績單，所有的科目平時都是5分，期末考試都是“優”。我後來在軍隊院校軍醫專業學習的時候，每次考試也都是第一。由於一貫的優異，使我在內心深處看不起在校學習這件事。你想啊，上邊有老師喋喋不休在講，周圍有同學可研討，你什麽事都沒有，一門心思學那點前人遺下的知識，你要是還學不好，不是太說不過去了嗎？
我在外語學校最大的收獲，是見了一個比較大的世麵，讀了不少的書。退回去三十多年，許多社會名流的孩子已經在“反帝反修”的同時，孜孜不倦地開始學習外語。我們這所學校幹部子女的密集程度，大概超過了京城的任何一所學校。我的父親是軍隊的一位正師級幹部，但相比之下，我隻能算作平民子弟。由於我優異的學習成績，使我保持了一種有尊嚴的生活態度。我得以近距離地觀察到真正的“貴族”氣派，看到它的華貴，也看到它的羸弱。
讀了許多課外書，則得益於“文化大革命”的停課。我們學校裏有一個很大的圖書館，平日裏我們是沒有機會讀小說的。功課壓得非常緊，老師原本要求我們夜裏說夢話都用外語的。現在一停課，大鬆心了，快活無比。隻是圖書館裏的書可不是無償看的，看一本，要寫出一篇批判文章。
剛開始大夥覺得這個交易做得來，不就是看完之後胡亂照著報紙抄點革命詞語就能交差了嗎？於是大家都去借，並相約看完了自己的那本以後，彼此交換。這樣各人寫一篇批判稿，就可以看幾本好小說，不是太合算了嗎？
但實踐的結果並不美妙。很多人書看了，但批判稿久久寫不出來，時間長了，就失去了繼續借書的資格。我也不願意寫大批判文章，你想啊，都是世界名著，看的時候，對大師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書皮一合上，就要批判他們，這是一件多麽殘酷的事情！但管圖書館的小個子老師很嚴厲，交不了稿，你就不要想從她的手裏再借出一張紙。為了閱讀大師們的作品，我隻有硬起頭皮來批判大師們。
道理雖說明白了，但寫的時候，心痛如絞。我終於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比如看完《複活》，我就在紙上寫：以下部分暴露出列夫·托爾斯泰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傾向……然後我開始大段地抄錄老托爾斯泰的原文，抄得很仔細，連一個標點都不錯過……
還書的時候心情好忐忑，生怕小個子老師看出什麽。沒想到，她連連表揚我的認真，原來她是隻看標題，看字跡是否整齊，看篇幅的長短，並不在意你寫的是什麽。
隻有我一個人堅持借書寫批判稿了，同屋的同學開始央求我，要我看完了書暫不要還，讓大家都傳著看一看。我當然不能拒絕，隻是有的人看得很慢，已經過了好多天了，你問她看完了沒有，她還說沒完。知道書看到半截被人奪走的苦處，我不好意思催，隻得耐心地等。但看慣了書的人，就像大煙癮，是很難忍得住的。我就在下次借書的時候想辦法——連借帶偷。圖書館的小老師對我已是十分地信任了，每次我來借書，她不跟著，讓我自己在書架裏挑。
我們的圖書館是一座建立於本世紀初2的西式樓房，窗戶很高很小，像舊時的教堂。加上書架遮擋了大部分的陽光，走道幽暗深邃。這真是一個作案的好場所。我在書架裏轉啊轉，看到一本好書，就夾在胳肢窩的衣服裏……這樣幾圈下來，雙臂就像機械的木偶，動也不敢動了。最後僵硬地走到老師跟前，隻把手裏抱著的書登記。
這樣我看好幾本書，隻需寫一本書的大批判稿，不但減輕了手的負擔，加快了看書的速度，更重要的是減輕了心靈的負擔。
但還書的時候，氣氛挺嚇人的。借的時候，隻圖一時快活，完全忘記是從哪個犄角旮旯掏出來的書，可還的時候一定要歸位。小老師是很認真的，一旦她發現大量的圖書放錯了地方，懷疑到我身上，我的秘密書庫就會被徹底摧毀了，損失不堪設想。我謹慎地控製著偷書的數量，嚴格地完璧歸趙。每次還書時候，都恐懼萬分。身上夾帶著好幾本書，像個沉重的孕婦，還要等著小老師驗收批判文章，心中狂跳不止。待老師那裏過了關，急急鑽進書架的峽穀，拚命回想上次取書的位置，冷汗涔涔。好不容易放了回去，剛輕鬆了一秒鍾，又貪婪地開始了新一輪的夾帶……
同學們坐享其成，卻全然不體諒我的苦衷，輪到我要還書了，她們就耍賴，說還沒看完呢。我說，那你們也得給我一個時間，你們不能老這麽耽誤我呀。她們就說，要不這樣吧，書你現在就可以拿走，但是你得把書中的故事講給我們聽。
於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在北京城內一所古老的校舍裏，每逢夜深人靜，在一間住著八個女孩的房間裏，就會傳出娓娓的話語，中外文學大師的智慧，像月光清冷地籠罩著我們，伴我們走進悠遠的夢鄉。
為了給同學們講得不露破綻，我讀原著的時候就格外地認真。幾十年過去了，我的一位現已在美國定居的朋友，說她至今記著我給她講過的《笑麵人》，而且拒絕看雨果的原著。她說，畢淑敏在那個夏夜所講的《笑麵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笑麵人》，我從來沒有聽過比這再好的故事了。
我對這個評價淡然一笑。我知道，這是她在懷念自己的少年時代。
二
我從北京來到西藏的阿裏當兵，嚴酷的自然環境將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充滿嚴寒，綠色已成為遙遠而模糊的記憶。
吃的是脫水菜，像紙片一樣幹燥的洋蔥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脹成赭色的漿團。炒或熬以後，一種辛辣而令人懊惱的氣味充斥軍營。即使在日曆上最炎熱的夏季，你也絕不可以脫下棉衣，否則夜裏所有的關節就會嘎嘎作響。
由於缺乏維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樣裂開了，講話的時候就會有紅紅的血珠掉下來。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問老醫生怎樣才能治好嘴唇？醫生想了半天說，你要大量地吃維生素。我說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二十多片呢！可我的嘴唇為什麽還是長不攏？醫生說那就是你說話太多了，緊緊地閉一個星期嘴巴，你的嘴唇就長好了。我說，那可不行，我是衛生員的班長，就算跟夥伴可以不說話，跟病人也是要講話的……老醫生表示愛莫能助。
後來我的嘴唇還是我自己給治好的。夜裏睡覺的時候，用膠布把自己的嘴巴粘起來，強迫裂開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開照常講話。堅持了一段時間，後來就好了。
由於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個攪拌咖啡的小勺。年輕的女孩就是愛鬥嘴，有一天，女衛生員爭論起來誰的指甲凹得最厲害，最後決定用注射器針頭往指甲坑裏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數多而不流者為勝。記得我得了第一。好像是貯藏了十幾滴水吧，凝聚得圓圓的，像一顆巨大的露珠，乖乖地趴在我的指甲上。
我是一個優秀的衛生員。有一天，我在軍報上看到了一個叫作“畢淑敏”的人寫的一首詩，就輕輕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大眾，全中國從八歲到八十歲的女人，有許多叫這個名字。但是我的姓是比較少的。現在有了一個同名同姓的人寫了一首詩，覺得很親切，就很仔細地讀。
一讀之下，我吃了一驚。因為這首詩是我寫的。但是千真萬確，我沒有向任何一家報刊投過稿。
我不知道這是怎麽一回事兒，也沒有人負責向我解釋。時間一長，我就把它忘了。但是軍郵車下次上高原的時候（由於道路封山，郵車很長時間才上來一趟），報社給我寄來了一個黃色封麵的采訪本，我才得以確認那首詩是我的作品，這個本子就是稿費了。我用這個本子記了許多有關解剖和生理方麵的知識。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政治部的一位幹事對我說，你的那首詩，充滿了鮮血和死亡的意識，真不像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寫的。
我恍然大悟說，噢！原來我的那首詩是你給我投到報社去的啊？
他說，不是他。
他這才告訴我，軍報的一位記者到阿裏高原采訪。高原反應像重量級的拳擊手，毫不留情地擊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記者很忠於職守，就在高原的這僅有的一天裏，掙紮著看了一些單位的黑板報，摘了一些作品帶回去，我的小詩也在其中。回去以後，別人的都沒選中，隻發了我的那一首……
我不知道自己隨手塗抹的句子還有這樣的經曆，但幼時媽媽的教育使我絕不大驚小怪。我沒有看見自己的作品變成鉛字的喜悅，隻認為這是一個巧合。不會再有第二個記者匆匆下山，不會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詩……
我繼續專心地學習醫學知識，一點也沒有因此想投稿搞創作什麽的。
當了幾年兵，我回家探親。我的父親很鄭重地同我談到了那首詩，說他很高興。
我從小是一個乖孩子，願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還是沒想到寫作，隻感到一種隱隱約約的願望在內心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當了十一年的兵，把自己最寶貴的青年時代留在了冰川與雪嶺之間。
我曾經背負武器、紅十字箱、幹糧、行軍帳篷跋涉在無人區，也曾騎馬涉過冰河給藏族老鄉送醫藥。
我曾在萬古不化的寒冰上，鋪一張雨布席地而眠，初次這樣露營時，我想醒來身體還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的微薄熱量，黎明當我掀開雨布查看時，隻見雪原依舊，連個人形的凹陷都沒有。除了雙膝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時，心髒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隨著急遽的呼吸迸濺出嘴巴。仰望雲霧繚繞的頂峰，俯視腳下深不可測的淵藪，隻有十七歲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想這樣爬上去太苦難了，幹脆裝著一失足，掉下懸崖……沒有人會發現我是故意這樣做的，在如此險惡的行軍中，死人的事經常發生。我犧牲於軍事行動，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這樣我的父母也會有一份光榮……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盤算好了，隻需找一塊陡峻的峭壁實施自戕的方案。不一會兒，地方選好了。那是一處很美麗的山崖，天像純藍墨水一樣濃鬱地藍著，有凝然不動的蒼鷹像圖釘似的進蒼天。這裏的積雪比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塊山石猙獰的地方下手，否則叫厚雪一墊，很可能功虧一簣）……
一切都策劃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難。我的腳不聽我的指揮，想讓右腳騰空，可是它緊緊地用腳趾摳住毛皮鞋底兒，鞋底兒粘在酷寒的土地上，絲毫不肯像我計劃的那樣飛翔而起……我轉而命令左腳，它倒是抬起來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動，而是掙紮著向上挪去……青春的機體不服從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於本能居然獨自求生……那一瞬我苦惱至極，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為何如此苛待於我？
一個老兵牽著咻咻吐白汽的馬走過來，他是負責後衛收容的。他說，曼巴3，拉著我的馬尾巴吧，它會把你帶到山頂。我看了一眼馬毛被汗濕成一綹綹的軍馬，背上馱著掉隊者的背包和幹糧，已是不堪重負。
不。我不。我說。
老兵痛惜地看著我說，你是不是怕它揚起後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沒有那個勁了。在這麽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隻要它的蹄子一鬆勁，就得滾到穀裏去。它是老馬了，懂得這個利害。你就大膽地揪它的尾巴吧。
我遲疑著，久久沒有揪那條馬尾。
不是害怕馬。甚至也不是憐憫馬。
我在考慮自己的尊嚴。
一個戰士，揪著馬尾巴攀越雪山，這是不是比死還讓人難堪？我的意誌做出一個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個回答。
意誌在本能麵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馬尾巴……
我看到許多年輕的生命永遠地留在了萬水千山之間。他們發生過悲涼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嘯的山風卷得毫無痕跡。
我為一個二十歲的班長換過屍衣，脫下被血染紅的軍裝，清理他口袋裏的遺物。他兜裏裝著幾塊水果糖，紙都磨光了，糖塊像一隻隻斑駁的小烏龜，沾著他的血跡……我一點都不害怕，因為我的兜裏也有和他一樣的水果糖，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覺得他是兄弟。
我們把他肚子上覆蓋的瓷碗取下來。碗裏扣著的，是他流出的腸子。敵人的子彈貫穿了他的腹腔，腸管已經變得像鐵管一樣堅硬，沒有辦法再填回他的肚子裏去了。
我們給他換上嶄新的軍裝，把風紀扣嚴嚴實實地係好。除了他的腰間因為流出的腸子，紮了皮帶也顯得有些臃腫，真是一個精幹的小戰士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裏又放上了幾塊水果糖。我不敢讓別人知道，因為老兵們一定要嘲笑我的。但我真的覺得這個班長需要這幾塊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塊的糖紙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棱著，像一種幹燥的翅果。
那個小兵被安葬在阿裏高原，距今已經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身邊的凍土，有一小塊一定微微發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許會嚐一嚐吧？
三
1980年我轉業到北京，在一家工廠的衛生所當醫生，後來當了所長。結婚、生子、操持家務……一個女人來到這個世界上該做的事情，我都很認真地做了。賢妻良母好醫生，這是人們眾口一詞的評價。
對一個三十歲的女醫生來說，你還需要什麽？
按說是不需要什麽了，我應該安安靜靜地沿著命運已經勾勒的軌道，盤旋下去。
我雖然從小生活在北京，對北京的一草一木都那樣熟悉，此次歸來，我卻不再是過去的那個我了。懷裏揣了那麽多藏北的風雪，它們強烈地撞擊著我的心髒。我對這個巨大的都市，開始了新的審視。我到過這個國家最偏遠最荒涼的地方，在橫貫整個中國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饒與貧瘠。我在妖嬈的霓虹燈中行走，身旁會突然顯現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嘩與躁動之間，我傾聽到遙遠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嘯龍吟……
我的父親有一天對我說，我看你是可以寫一點東西的，你為什麽不寫呢？
我的父親是一個很聰明的人，而且在文學藝術方麵有很好的天賦。隻是由於他們那一代人所處的環境，使他戎馬一生，始終未能從事文學。我從他的目光裏看到了期望，我決定一試。
一個微茫的希望在遠方磷火般地閃動。我想用我的筆，告訴世人一些風景和故事。我想讓我的父母驚喜。
於是在一個普通的日子，我鋪開一張潔白的紙。那是在深夜的內科值班室，輪到我值班，恰好沒有病人。日光燈管發出噝噝的叫聲，四周一片寂靜。記憶在蟄伏了多少年後蘇醒，將高原的生命與鮮血鋪陳於我麵前。
我在高聳的雪山上開始了我為醫的生涯，雪山也將它的身影，傾瀉於我的筆端。
我與雪山有緣。
人們常常問我：你發表處女作是哪一年？我說，是l987年，那一年我已經三十五周歲了。人們就“啊”了一聲，不再說什麽，但表情裏含了疑惑：早些年你幹嗎去了？
在寫作以前，我在遙遠的西藏當兵，學的是醫務。我在白衣戰士的那條戰線上，當到了內科主治醫師的位置。假如不是改了行，就當到了副主任，您現在到醫院看我的門診，就要掛三塊錢一個的號1了。
一個女人，更具體地說，是一個醫術很好頗有人緣的女大夫，在已過了“而立之年”的沉穩日子裏，為什麽要棄醫從文，拿起生疏的文學之筆開始艱難的跋涉？
在許多孤寂寫作的深夜，我對著蒼天自問。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到一個蒼涼而喑啞的聲音，在寒冷的西部呼喚我。
你既然來到了這裏，你就要讓世人知道這裏。
他說。帶著無上的權威。
我沒有辦法抗拒。你可以違背一個人的意誌，但是你不能違背一座雪山。
這就是昆侖山啊。我們民族最偉大的峰巒。
不管文化古籍裏怎樣考證，說傳說中的昆侖山是現如今的什麽什麽山，我總認為它不是一座具體的山，而是一個象征。想想那時候，交通工具多麽不便，又沒有精確的地圖，指南針還沒有發明出來。古人絕不可能把山與山的分野搞得條塊分明。他們隻有對著西部廣袤的隆起興歎，在落日輝煌的餘暉裏，勾勒雲靄中浮動著鬼斧神工的宮殿……於是他們把無數神奇的傳說附麗其上，敷衍出最雄偉的想象。那裏有九條尾巴的天神把守的天宮，那裏有直插雲霄的天稻，每一粒穀子都是雞蛋大的玉石……
無獨有偶。在印度遼闊的恒河平原上，更為優雅的神話野火般流傳。赤足的人們向西眺望，看到皚皚的冰峰劈裂雲霄。他們認為有超凡入聖的法力統治其上，於是說那裏是佛祖居住的地方……
兩大古老種族神秘的目光交會於此——這就是地球上最高聳的原野——藏北高原。
當我十六歲的時候，離開北京，穿上軍裝。火車不斷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又換上汽車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六天以後，到達南疆重鎮喀什。這一次汽車不是向地麵上的哪個方向行駛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經曆了六天無與倫比的顛簸，我作為藏北某部隊第一批五個女兵當中的一員，到達了共和國這塊最高的土地。
這塊土地是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和喀喇昆侖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它有一個奇怪的名字，叫作“阿裏”。
沒有人知道“阿裏”是什麽意思。我曾經問過博學的藏學家，也沒能給一個明晰的回答，隻是說這個詞語可能屬於一個早已消亡了的語係。於是我就沿用了一個我在阿裏搜集到的民間傳說：阿裏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麽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犛牛和我的鹽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險惡的風暴？不知道。人類的遠祖用我們不懂的語言，為我們留下了一道永恒的謎。也許在先民們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靈性的，他們都在呼喊著“我的”。
我小的時候，學習很好。語文好，數學也好。語文老師說我以後可以當個記者，數學老師則說我以後可以上清華大學，成為一個女數學家。我回到家裏，很高興地把這些話學給媽媽。沒想到，她訓斥我說，這都是老師逗你玩的，你不要相信別人說你如何好的話。
我挺傷心的，從此對別人的誇獎總是半信半疑。我不知這習慣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榮譽麵前天生地鎮靜起來。比如我的作文被老師批過“5+”的分數，但是小小的我絲毫不驕傲，因為我知道那是她逗我玩的。
我小學畢業後考進了北京外國語學院附屬學校。據說是很難考的，錄取率隻有幾百分之一，而且女生錄取得很少，隻及總數的四分之一。在我這個年紀的北京人，都會記得當時每年一度的北京外語學校招生，是怎樣地驚動京城。
我考上了，媽媽難得地高興了一回。但是我已經養成了寵辱不驚的脾氣，並沒有特別地興奮。
在外語學校讀書的時候，我的成績依然很好。我現在還保存著一張當時的成績單，所有的科目平時都是5分，期末考試都是“優”。我後來在軍隊院校軍醫專業學習的時候，每次考試也都是第一。由於一貫的優異，使我在內心深處看不起在校學習這件事。你想啊，上邊有老師喋喋不休在講，周圍有同學可研討，你什麽事都沒有，一門心思學那點前人遺下的知識，你要是還學不好，不是太說不過去了嗎？
我在外語學校最大的收獲，是見了一個比較大的世麵，讀了不少的書。退回去三十多年，許多社會名流的孩子已經在“反帝反修”的同時，孜孜不倦地開始學習外語。我們這所學校幹部子女的密集程度，大概超過了京城的任何一所學校。我的父親是軍隊的一位正師級幹部，但相比之下，我隻能算作平民子弟。由於我優異的學習成績，使我保持了一種有尊嚴的生活態度。我得以近距離地觀察到真正的“貴族”氣派，看到它的華貴，也看到它的羸弱。
讀了許多課外書，則得益於“文化大革命”的停課。我們學校裏有一個很大的圖書館，平日裏我們是沒有機會讀小說的。功課壓得非常緊，老師原本要求我們夜裏說夢話都用外語的。現在一停課，大鬆心了，快活無比。隻是圖書館裏的書可不是無償看的，看一本，要寫出一篇批判文章。
剛開始大夥覺得這個交易做得來，不就是看完之後胡亂照著報紙抄點革命詞語就能交差了嗎？於是大家都去借，並相約看完了自己的那本以後，彼此交換。這樣各人寫一篇批判稿，就可以看幾本好小說，不是太合算了嗎？
但實踐的結果並不美妙。很多人書看了，但批判稿久久寫不出來，時間長了，就失去了繼續借書的資格。我也不願意寫大批判文章，你想啊，都是世界名著，看的時候，對大師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書皮一合上，就要批判他們，這是一件多麽殘酷的事情！但管圖書館的小個子老師很嚴厲，交不了稿，你就不要想從她的手裏再借出一張紙。為了閱讀大師們的作品，我隻有硬起頭皮來批判大師們。
道理雖說明白了，但寫的時候，心痛如絞。我終於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比如看完《複活》，我就在紙上寫：以下部分暴露出列夫·托爾斯泰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傾向……然後我開始大段地抄錄老托爾斯泰的原文，抄得很仔細，連一個標點都不錯過……
還書的時候心情好忐忑，生怕小個子老師看出什麽。沒想到，她連連表揚我的認真，原來她是隻看標題，看字跡是否整齊，看篇幅的長短，並不在意你寫的是什麽。
隻有我一個人堅持借書寫批判稿了，同屋的同學開始央求我，要我看完了書暫不要還，讓大家都傳著看一看。我當然不能拒絕，隻是有的人看得很慢，已經過了好多天了，你問她看完了沒有，她還說沒完。知道書看到半截被人奪走的苦處，我不好意思催，隻得耐心地等。但看慣了書的人，就像大煙癮，是很難忍得住的。我就在下次借書的時候想辦法——連借帶偷。圖書館的小老師對我已是十分地信任了，每次我來借書，她不跟著，讓我自己在書架裏挑。
我們的圖書館是一座建立於本世紀初2的西式樓房，窗戶很高很小，像舊時的教堂。加上書架遮擋了大部分的陽光，走道幽暗深邃。這真是一個作案的好場所。我在書架裏轉啊轉，看到一本好書，就夾在胳肢窩的衣服裏……這樣幾圈下來，雙臂就像機械的木偶，動也不敢動了。最後僵硬地走到老師跟前，隻把手裏抱著的書登記。
這樣我看好幾本書，隻需寫一本書的大批判稿，不但減輕了手的負擔，加快了看書的速度，更重要的是減輕了心靈的負擔。
但還書的時候，氣氛挺嚇人的。借的時候，隻圖一時快活，完全忘記是從哪個犄角旮旯掏出來的書，可還的時候一定要歸位。小老師是很認真的，一旦她發現大量的圖書放錯了地方，懷疑到我身上，我的秘密書庫就會被徹底摧毀了，損失不堪設想。我謹慎地控製著偷書的數量，嚴格地完璧歸趙。每次還書時候，都恐懼萬分。身上夾帶著好幾本書，像個沉重的孕婦，還要等著小老師驗收批判文章，心中狂跳不止。待老師那裏過了關，急急鑽進書架的峽穀，拚命回想上次取書的位置，冷汗涔涔。好不容易放了回去，剛輕鬆了一秒鍾，又貪婪地開始了新一輪的夾帶……
同學們坐享其成，卻全然不體諒我的苦衷，輪到我要還書了，她們就耍賴，說還沒看完呢。我說，那你們也得給我一個時間，你們不能老這麽耽誤我呀。她們就說，要不這樣吧，書你現在就可以拿走，但是你得把書中的故事講給我們聽。
於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在北京城內一所古老的校舍裏，每逢夜深人靜，在一間住著八個女孩的房間裏，就會傳出娓娓的話語，中外文學大師的智慧，像月光清冷地籠罩著我們，伴我們走進悠遠的夢鄉。
為了給同學們講得不露破綻，我讀原著的時候就格外地認真。幾十年過去了，我的一位現已在美國定居的朋友，說她至今記著我給她講過的《笑麵人》，而且拒絕看雨果的原著。她說，畢淑敏在那個夏夜所講的《笑麵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笑麵人》，我從來沒有聽過比這再好的故事了。
我對這個評價淡然一笑。我知道，這是她在懷念自己的少年時代。
二
我從北京來到西藏的阿裏當兵，嚴酷的自然環境將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充滿嚴寒，綠色已成為遙遠而模糊的記憶。
吃的是脫水菜，像紙片一樣幹燥的洋蔥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脹成赭色的漿團。炒或熬以後，一種辛辣而令人懊惱的氣味充斥軍營。即使在日曆上最炎熱的夏季，你也絕不可以脫下棉衣，否則夜裏所有的關節就會嘎嘎作響。
由於缺乏維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樣裂開了，講話的時候就會有紅紅的血珠掉下來。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問老醫生怎樣才能治好嘴唇？醫生想了半天說，你要大量地吃維生素。我說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二十多片呢！可我的嘴唇為什麽還是長不攏？醫生說那就是你說話太多了，緊緊地閉一個星期嘴巴，你的嘴唇就長好了。我說，那可不行，我是衛生員的班長，就算跟夥伴可以不說話，跟病人也是要講話的……老醫生表示愛莫能助。
後來我的嘴唇還是我自己給治好的。夜裏睡覺的時候，用膠布把自己的嘴巴粘起來，強迫裂開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開照常講話。堅持了一段時間，後來就好了。
由於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個攪拌咖啡的小勺。年輕的女孩就是愛鬥嘴，有一天，女衛生員爭論起來誰的指甲凹得最厲害，最後決定用注射器針頭往指甲坑裏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數多而不流者為勝。記得我得了第一。好像是貯藏了十幾滴水吧，凝聚得圓圓的，像一顆巨大的露珠，乖乖地趴在我的指甲上。
我是一個優秀的衛生員。有一天，我在軍報上看到了一個叫作“畢淑敏”的人寫的一首詩，就輕輕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大眾，全中國從八歲到八十歲的女人，有許多叫這個名字。但是我的姓是比較少的。現在有了一個同名同姓的人寫了一首詩，覺得很親切，就很仔細地讀。
一讀之下，我吃了一驚。因為這首詩是我寫的。但是千真萬確，我沒有向任何一家報刊投過稿。
我不知道這是怎麽一回事兒，也沒有人負責向我解釋。時間一長，我就把它忘了。但是軍郵車下次上高原的時候（由於道路封山，郵車很長時間才上來一趟），報社給我寄來了一個黃色封麵的采訪本，我才得以確認那首詩是我的作品，這個本子就是稿費了。我用這個本子記了許多有關解剖和生理方麵的知識。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政治部的一位幹事對我說，你的那首詩，充滿了鮮血和死亡的意識，真不像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寫的。
我恍然大悟說，噢！原來我的那首詩是你給我投到報社去的啊？
他說，不是他。
他這才告訴我，軍報的一位記者到阿裏高原采訪。高原反應像重量級的拳擊手，毫不留情地擊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記者很忠於職守，就在高原的這僅有的一天裏，掙紮著看了一些單位的黑板報，摘了一些作品帶回去，我的小詩也在其中。回去以後，別人的都沒選中，隻發了我的那一首……
我不知道自己隨手塗抹的句子還有這樣的經曆，但幼時媽媽的教育使我絕不大驚小怪。我沒有看見自己的作品變成鉛字的喜悅，隻認為這是一個巧合。不會再有第二個記者匆匆下山，不會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詩……
我繼續專心地學習醫學知識，一點也沒有因此想投稿搞創作什麽的。
當了幾年兵，我回家探親。我的父親很鄭重地同我談到了那首詩，說他很高興。
我從小是一個乖孩子，願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還是沒想到寫作，隻感到一種隱隱約約的願望在內心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當了十一年的兵，把自己最寶貴的青年時代留在了冰川與雪嶺之間。
我曾經背負武器、紅十字箱、幹糧、行軍帳篷跋涉在無人區，也曾騎馬涉過冰河給藏族老鄉送醫藥。
我曾在萬古不化的寒冰上，鋪一張雨布席地而眠，初次這樣露營時，我想醒來身體還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的微薄熱量，黎明當我掀開雨布查看時，隻見雪原依舊，連個人形的凹陷都沒有。除了雙膝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時，心髒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隨著急遽的呼吸迸濺出嘴巴。仰望雲霧繚繞的頂峰，俯視腳下深不可測的淵藪，隻有十七歲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想這樣爬上去太苦難了，幹脆裝著一失足，掉下懸崖……沒有人會發現我是故意這樣做的，在如此險惡的行軍中，死人的事經常發生。我犧牲於軍事行動，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這樣我的父母也會有一份光榮……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盤算好了，隻需找一塊陡峻的峭壁實施自戕的方案。不一會兒，地方選好了。那是一處很美麗的山崖，天像純藍墨水一樣濃鬱地藍著，有凝然不動的蒼鷹像圖釘似的進蒼天。這裏的積雪比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塊山石猙獰的地方下手，否則叫厚雪一墊，很可能功虧一簣）……
一切都策劃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難。我的腳不聽我的指揮，想讓右腳騰空，可是它緊緊地用腳趾摳住毛皮鞋底兒，鞋底兒粘在酷寒的土地上，絲毫不肯像我計劃的那樣飛翔而起……我轉而命令左腳，它倒是抬起來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動，而是掙紮著向上挪去……青春的機體不服從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於本能居然獨自求生……那一瞬我苦惱至極，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為何如此苛待於我？
一個老兵牽著咻咻吐白汽的馬走過來，他是負責後衛收容的。他說，曼巴3，拉著我的馬尾巴吧，它會把你帶到山頂。我看了一眼馬毛被汗濕成一綹綹的軍馬，背上馱著掉隊者的背包和幹糧，已是不堪重負。
不。我不。我說。
老兵痛惜地看著我說，你是不是怕它揚起後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沒有那個勁了。在這麽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隻要它的蹄子一鬆勁，就得滾到穀裏去。它是老馬了，懂得這個利害。你就大膽地揪它的尾巴吧。
我遲疑著，久久沒有揪那條馬尾。
不是害怕馬。甚至也不是憐憫馬。
我在考慮自己的尊嚴。
一個戰士，揪著馬尾巴攀越雪山，這是不是比死還讓人難堪？我的意誌做出一個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個回答。
意誌在本能麵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馬尾巴……
我看到許多年輕的生命永遠地留在了萬水千山之間。他們發生過悲涼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嘯的山風卷得毫無痕跡。
我為一個二十歲的班長換過屍衣，脫下被血染紅的軍裝，清理他口袋裏的遺物。他兜裏裝著幾塊水果糖，紙都磨光了，糖塊像一隻隻斑駁的小烏龜，沾著他的血跡……我一點都不害怕，因為我的兜裏也有和他一樣的水果糖，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覺得他是兄弟。
我們把他肚子上覆蓋的瓷碗取下來。碗裏扣著的，是他流出的腸子。敵人的子彈貫穿了他的腹腔，腸管已經變得像鐵管一樣堅硬，沒有辦法再填回他的肚子裏去了。
我們給他換上嶄新的軍裝，把風紀扣嚴嚴實實地係好。除了他的腰間因為流出的腸子，紮了皮帶也顯得有些臃腫，真是一個精幹的小戰士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裏又放上了幾塊水果糖。我不敢讓別人知道，因為老兵們一定要嘲笑我的。但我真的覺得這個班長需要這幾塊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塊的糖紙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棱著，像一種幹燥的翅果。
那個小兵被安葬在阿裏高原，距今已經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身邊的凍土，有一小塊一定微微發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許會嚐一嚐吧？
三
1980年我轉業到北京，在一家工廠的衛生所當醫生，後來當了所長。結婚、生子、操持家務……一個女人來到這個世界上該做的事情，我都很認真地做了。賢妻良母好醫生，這是人們眾口一詞的評價。
對一個三十歲的女醫生來說，你還需要什麽？
按說是不需要什麽了，我應該安安靜靜地沿著命運已經勾勒的軌道，盤旋下去。
我雖然從小生活在北京，對北京的一草一木都那樣熟悉，此次歸來，我卻不再是過去的那個我了。懷裏揣了那麽多藏北的風雪，它們強烈地撞擊著我的心髒。我對這個巨大的都市，開始了新的審視。我到過這個國家最偏遠最荒涼的地方，在橫貫整個中國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饒與貧瘠。我在妖嬈的霓虹燈中行走，身旁會突然顯現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嘩與躁動之間，我傾聽到遙遠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嘯龍吟……
我的父親有一天對我說，我看你是可以寫一點東西的，你為什麽不寫呢？
我的父親是一個很聰明的人，而且在文學藝術方麵有很好的天賦。隻是由於他們那一代人所處的環境，使他戎馬一生，始終未能從事文學。我從他的目光裏看到了期望，我決定一試。
一個微茫的希望在遠方磷火般地閃動。我想用我的筆，告訴世人一些風景和故事。我想讓我的父母驚喜。
於是在一個普通的日子，我鋪開一張潔白的紙。那是在深夜的內科值班室，輪到我值班，恰好沒有病人。日光燈管發出噝噝的叫聲，四周一片寂靜。記憶在蟄伏了多少年後蘇醒，將高原的生命與鮮血鋪陳於我麵前。
我在高聳的雪山上開始了我為醫的生涯，雪山也將它的身影，傾瀉於我的筆端。
我與雪山有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