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一天，領導通知我速去烏魯木齊報到，新疆軍區軍醫學校在停頓若幹年後這一年第一次招生，隻分給阿裏軍分區一個名額，首長經過研究討論決定讓我去。
按理說，我聽到這個消息應該喜出望外才是。且不說我能回到平地，吸足充分的氧氣，讓自己被紫外線曬成棕褐色的臉龐得到“休養生息”，就是從學習的角度講，“重男輕女”的部隊能夠把這樣寶貴的唯一的名額分到我頭上，也是天大的恩惠了。但是在記憶中，我似乎對此無動於衷，也許是雪山缺氧把大腦凍得遲鈍了。我收拾起自己簡單的行李，從雪山走下來，奔赴烏魯木齊。
1969年，我從北京到西藏當兵，那種中心和邊陲的，文明和曠野的，優裕和茹毛飲血的，高地和凹地的，溫暖和酷寒的，五顏六色和純白的……一係列劇烈反差讓我的心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麵臨死亡咫尺之遙，麵對冰雪整整三年，我再也不是當初那個天真爛漫的城市女孩，內心已變得如同喜馬拉雅山萬古不化的寒冰般蒼老。我不會為了什麽突發事件和急劇的變革而大喜大悲，隻會淡然承受。
入學後，從基礎課講起，用的是第二軍醫大學的教材，教員由本校的老師和新疆軍區總醫院臨床各科的主任、新疆醫學院的教授擔任。記得有一次，考臨床病例的診斷和分析，要學員提出相應的治療方案。那是一個不複雜的病案，大致的病情是由病毒引起重度上呼吸道感染，病人發燒、流涕、咳嗽，血象低，還伴有一些陽性體征。我提出方案的時候，除了采用常規的治療外，還加用了抗生素。
講評的時候，執教的老先生說：“凡是在治療方案裏使用了抗生素的同學都要扣分。因為這是一個病毒感染的病例，抗生素是無效的。如果使用了，一是浪費，二是造成抗藥，三是無指征濫用，四是表明醫生對自己的診斷不自信，一味追求保險係數……”老先生發了一通火，走了。
後來，我找到負責教務的老師，講了課上的情況，對他說：“我就是在方案中用了抗生素的學員。我認為那位老先生的講評有不完全的地方，我覺得冤枉。”
教務老師說：“講評的老先生是新疆最著名的醫院的內科主任，在國民黨的軍隊裏做到很高的醫官，他的醫術在整個新疆是首屈一指的。把這位老先生請來給你們講課，校方已冒了很大的風險。他是權威，講得很有道理。你有什麽不服的呢？”
我說：“我知道老先生很棒。但是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他提出的這個病例並沒有說出就診所在的地理位置。比如要是在我的部隊，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病員出現高燒等一係列症狀，明知是病毒感染，一般的抗生素無效，我也要大劑量使用。因為高原氣候惡劣，病員的抵抗力大幅度下降，很可能合並細菌感染。如果到了臨床上出現明確的感染征象時才開始使用抗生素，那就晚了，來不及了。病員的生命已受到嚴重威脅……”
教務老師沉默不語。最後，他說：“我可以把你的意見轉告給老先生，但是，你的分數不能改。”
我說：“分數並不重要。您聽我講完了看法，我已知足了。”
教室的門開了，校工閃了進來，搬進來一把木椅子擺在講案旁，且側放。我們知道，老先生又要來了。也許是年事已高，也許是習慣，總之，老先生講課的時候是坐著的，而且要側著坐，麵孔永遠不麵向學生，隻是對著有門或有窗的牆壁。不知道他這是積習，還是不屑於麵對我們，或是有什麽難言之隱。
這一次，老先生反常地站著。他滿頭白發，麵容黢黑如鐵，身板挺直如筆管，讓我篤信了他曾是國民黨醫官一說。
老先生目光如錐，直視大家，音量不大，但在江南口音中運了力道，話語中就有種清晰的硬度了。他說：“聽說有人對我的講評有意見，好像是一個叫畢淑敏的同學。這位同學，你能不能站起來，讓我這個當老師的也認識你一下？”
我隻有站起來。
老先生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說：“好。畢淑敏，我認識你了，你可以坐下了。”
說實話，那幾秒鍾真把我嚇壞了。不過，有什麽辦法呢？說出的話就像注射到肌肉裏的藥水一樣，是沒辦法摳出來的。
全班寂靜無聲。
老先生說：“畢淑敏，謝謝你。你是好學生，你講得很好。你的話裏有一部分不是從我這兒學到的，因為我還沒有來得及教給你那麽多。是的，作為一個好的醫生，一定不能全搬書本，一定不能教條，要根據具體的情況決定治療方案。在這一點上，你們要記住，無論多麽好的老師，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規則都教給你們。我沒有去過畢淑敏所在的那個5000米高的阿裏，但是我知道缺氧對人的影響。在那種情況下，她主張使用抗生素是完全正確的。我要把她的分數改過來……”
我聽到教室裏響起一陣輕微的歡呼。因為寫了抗生素治療的不僅我一個，很多同學都為這一改正而歡欣。
老先生緊接著說：“但在全班，我隻改畢淑敏一個人的分數。你們有人和她寫的一樣，還是要被扣分。因為你們沒有說出她那番道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你現在再找我說也不管事了，即使你是冤枉的也不能改。因為就算你原來想到了，但對上級醫生的錯誤沒敢指出來。對年輕的醫生來說，忠誠於病情和病人，比忠實於導師要重要得多。必要的時候，你寧可得罪你的上司，也萬萬不能得罪你的病人……”
這席話擲地有聲。事過這麽多年，我仍舊能夠清晰地記得老先生如錐的目光和舒緩但鏗鏘有力的語調。平心而論，他出的那道題目是要求給出在常規情形下的治療方案，而我竟從某個特殊的地理環境出發，並苛求於他。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的不夠全麵的異議，老先生表現出了虛懷若穀的氣量和真正的醫生應有的磊落品格。
真的，那個分數對我來說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此番高屋建瓴的話語中悟察到了一個優等醫生的拳拳之心。
我甚至有時想，班上同學應該很感激我的挑戰才對。因為沒過多長時間，老先生就因為身體的關係不再給我們講課了。如果不是我無意中創造了這個機會，我和同學們的人生就會殘缺一段非常寶貴的教誨。
我的三年習醫生涯，在我的生命中是一個重大的轉折。我從生理上洞察人體，也從精神上對自己有了更多的信任。我知道了我們的靈魂居住在怎樣的一團組織之中，也知道了它們的壽命和局限。如果說在阿裏的時候我對生命還是模模糊糊的敬畏，那麽，老師的教誨使我確立了這樣的觀念：一生珍愛自身，並把他人的生命看得如珠似寶，全力保衛這寶貴而脆弱的珍品。
按理說，我聽到這個消息應該喜出望外才是。且不說我能回到平地，吸足充分的氧氣，讓自己被紫外線曬成棕褐色的臉龐得到“休養生息”，就是從學習的角度講，“重男輕女”的部隊能夠把這樣寶貴的唯一的名額分到我頭上，也是天大的恩惠了。但是在記憶中，我似乎對此無動於衷，也許是雪山缺氧把大腦凍得遲鈍了。我收拾起自己簡單的行李，從雪山走下來，奔赴烏魯木齊。
1969年，我從北京到西藏當兵，那種中心和邊陲的，文明和曠野的，優裕和茹毛飲血的，高地和凹地的，溫暖和酷寒的，五顏六色和純白的……一係列劇烈反差讓我的心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麵臨死亡咫尺之遙，麵對冰雪整整三年，我再也不是當初那個天真爛漫的城市女孩，內心已變得如同喜馬拉雅山萬古不化的寒冰般蒼老。我不會為了什麽突發事件和急劇的變革而大喜大悲，隻會淡然承受。
入學後，從基礎課講起，用的是第二軍醫大學的教材，教員由本校的老師和新疆軍區總醫院臨床各科的主任、新疆醫學院的教授擔任。記得有一次，考臨床病例的診斷和分析，要學員提出相應的治療方案。那是一個不複雜的病案，大致的病情是由病毒引起重度上呼吸道感染，病人發燒、流涕、咳嗽，血象低，還伴有一些陽性體征。我提出方案的時候，除了采用常規的治療外，還加用了抗生素。
講評的時候，執教的老先生說：“凡是在治療方案裏使用了抗生素的同學都要扣分。因為這是一個病毒感染的病例，抗生素是無效的。如果使用了，一是浪費，二是造成抗藥，三是無指征濫用，四是表明醫生對自己的診斷不自信，一味追求保險係數……”老先生發了一通火，走了。
後來，我找到負責教務的老師，講了課上的情況，對他說：“我就是在方案中用了抗生素的學員。我認為那位老先生的講評有不完全的地方，我覺得冤枉。”
教務老師說：“講評的老先生是新疆最著名的醫院的內科主任，在國民黨的軍隊裏做到很高的醫官，他的醫術在整個新疆是首屈一指的。把這位老先生請來給你們講課，校方已冒了很大的風險。他是權威，講得很有道理。你有什麽不服的呢？”
我說：“我知道老先生很棒。但是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他提出的這個病例並沒有說出就診所在的地理位置。比如要是在我的部隊，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病員出現高燒等一係列症狀，明知是病毒感染，一般的抗生素無效，我也要大劑量使用。因為高原氣候惡劣，病員的抵抗力大幅度下降，很可能合並細菌感染。如果到了臨床上出現明確的感染征象時才開始使用抗生素，那就晚了，來不及了。病員的生命已受到嚴重威脅……”
教務老師沉默不語。最後，他說：“我可以把你的意見轉告給老先生，但是，你的分數不能改。”
我說：“分數並不重要。您聽我講完了看法，我已知足了。”
教室的門開了，校工閃了進來，搬進來一把木椅子擺在講案旁，且側放。我們知道，老先生又要來了。也許是年事已高，也許是習慣，總之，老先生講課的時候是坐著的，而且要側著坐，麵孔永遠不麵向學生，隻是對著有門或有窗的牆壁。不知道他這是積習，還是不屑於麵對我們，或是有什麽難言之隱。
這一次，老先生反常地站著。他滿頭白發，麵容黢黑如鐵，身板挺直如筆管，讓我篤信了他曾是國民黨醫官一說。
老先生目光如錐，直視大家，音量不大，但在江南口音中運了力道，話語中就有種清晰的硬度了。他說：“聽說有人對我的講評有意見，好像是一個叫畢淑敏的同學。這位同學，你能不能站起來，讓我這個當老師的也認識你一下？”
我隻有站起來。
老先生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說：“好。畢淑敏，我認識你了，你可以坐下了。”
說實話，那幾秒鍾真把我嚇壞了。不過，有什麽辦法呢？說出的話就像注射到肌肉裏的藥水一樣，是沒辦法摳出來的。
全班寂靜無聲。
老先生說：“畢淑敏，謝謝你。你是好學生，你講得很好。你的話裏有一部分不是從我這兒學到的，因為我還沒有來得及教給你那麽多。是的，作為一個好的醫生，一定不能全搬書本，一定不能教條，要根據具體的情況決定治療方案。在這一點上，你們要記住，無論多麽好的老師，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規則都教給你們。我沒有去過畢淑敏所在的那個5000米高的阿裏，但是我知道缺氧對人的影響。在那種情況下，她主張使用抗生素是完全正確的。我要把她的分數改過來……”
我聽到教室裏響起一陣輕微的歡呼。因為寫了抗生素治療的不僅我一個，很多同學都為這一改正而歡欣。
老先生緊接著說：“但在全班，我隻改畢淑敏一個人的分數。你們有人和她寫的一樣，還是要被扣分。因為你們沒有說出她那番道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你現在再找我說也不管事了，即使你是冤枉的也不能改。因為就算你原來想到了，但對上級醫生的錯誤沒敢指出來。對年輕的醫生來說，忠誠於病情和病人，比忠實於導師要重要得多。必要的時候，你寧可得罪你的上司，也萬萬不能得罪你的病人……”
這席話擲地有聲。事過這麽多年，我仍舊能夠清晰地記得老先生如錐的目光和舒緩但鏗鏘有力的語調。平心而論，他出的那道題目是要求給出在常規情形下的治療方案，而我竟從某個特殊的地理環境出發，並苛求於他。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的不夠全麵的異議，老先生表現出了虛懷若穀的氣量和真正的醫生應有的磊落品格。
真的，那個分數對我來說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此番高屋建瓴的話語中悟察到了一個優等醫生的拳拳之心。
我甚至有時想，班上同學應該很感激我的挑戰才對。因為沒過多長時間，老先生就因為身體的關係不再給我們講課了。如果不是我無意中創造了這個機會，我和同學們的人生就會殘缺一段非常寶貴的教誨。
我的三年習醫生涯，在我的生命中是一個重大的轉折。我從生理上洞察人體，也從精神上對自己有了更多的信任。我知道了我們的靈魂居住在怎樣的一團組織之中，也知道了它們的壽命和局限。如果說在阿裏的時候我對生命還是模模糊糊的敬畏，那麽，老師的教誨使我確立了這樣的觀念：一生珍愛自身，並把他人的生命看得如珠似寶，全力保衛這寶貴而脆弱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