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許多遭遇,來源於多管閑事。


    我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胡導演隻是泛泛之交,聽說她想搞一台與希望工程有關的節目,也是左耳聽、右耳冒,並沒有怎樣放在心上。後來我無意中得知北京西苑飯店有一個關於希望工程的活動,就鬼使神差地給她打了一個電話。


    我告訴她:“北京西苑飯店把預備搞店慶的20萬元拿出來,捐助了希望工程。這還不算,他們的1000多名職工,每人又捐了300元錢,湊起來就是50多萬了。他們要在河北張家口最貧困的壩上草原找一個最偏遠的鄉村建一所希望小學。明天他們正好有車去勘察校址,不過車已安排滿了……”


    “哎呀呀,太好啦!”我話還沒有說完,就被胡導演激動地打斷了,“太好了,我一定要跟去采訪。請幫我再聯係一下,就說你將跟我一起去。如果你不肯幫我,我就一個人去。先坐火車到張家口,再轉長途汽車,一定要跟蹤采訪。我是真想為貧困地區的孩子們做點事,讓更多的人知道那裏的真實情況……”


    我被她破釜沉舟的勇氣嚇了一跳。要知道她已是五十多歲的老婦人了,還得過癌症。


    我做過許多年的醫生,對病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悲憫情感。忙說:“胡導您別急,我雖說跟飯店也不很熟,但我馬上給他們打個電話,再試試。”


    西苑飯店答應了我們的請求。第二天清晨,我和胡導演裹著厚厚的羽絨服,擠進人滿為患的麵包車,蜷縮在最後一排,開始了漫長的“壩上之行”。


    河北北部和內蒙古高原接壤的廣袤草原,俗稱“壩上”。壩,其實隻是一道小小的棱坎,但在它之北,地勢猛然抬高,這就成為富裕平原和苦寒高原的分水嶺。


    “這裏的水沒被汙染,礦泉水一般,空氣也很清新。”我對身旁當地向導說,竭力找出壩上的優點。


    “張家口窮啊。13個縣裏有10個是國家級的貧困縣,年人均收入不高,這都是和水有關係的啊。張家口在北京的上風頭,北京人吃的水都是打張家口這搭子流下去的。為了保證首都人民能喝到一盆淨水,張家口不能建任何耗水量巨大和有汙染的工業。沒有工業,張家口就窮啊!俺們心裏說,北京人是要喝水,可張家口人也要吃飯啊……”


    向導愁苦的話,使我和胡導作為北京人,汗顏不止。


    我們來到一所小小的山區學校。解放前是舊廟,供的是送子娘娘。四十多年過去了,這裏殘垣斷壁、四處漏風,窗戶上沒有玻璃,糊著黃脆的報紙,桌椅都是由破板條釘成的,叫人不敢貿然坐下。


    胡導拿出她的武器——日本索尼公司出品的采訪專用機,據說值幾萬塊錢,靈敏得連頭發絲飛舞的聲音都可記錄在音帶上。


    我這才知道胡導要的是連續性的廣播特寫劇。簡言之,就是一切必須是真人真事,但不借助文字,不借助畫麵,全憑各種真實的聲音來傳達主題,塑造人物。


    我真不知道世上還有這般受製約的藝術形式,簡直就是一種盲人的認知方式,全靠耳朵了。


    於是胡導工作的程序獨特而有趣。


    她用樹枝把雞鴨趕得一路鳴叫不止,用石塊把狗打得昂首狂吠,用幹草引誘小羊咩咩地哼……就是要錄下農村的音響。在水井邊,錄下轆轤旋轉的頻率和水桶“撲通撲通”的節奏,在牲口圈裏錄下騾子、馬嚼料的動靜。當然她錄得最多的是孩子訴說無錢讀書時的嗚咽,錄下課堂裏孩子們琅琅背書聲,錄下西苑飯店人們為尋找校址在雪地的跋涉聲,錄下一個從未走出過小山村的女孩對外麵世界的向往……胡導甚至使勁推一把那搖搖欲墜的破課桌,讓它發出可怕的“吱呀”聲,把窗戶上的報紙的破洞撕得大一些,讓風的鳴叫顯得更為淒厲……


    我幫不上忙,隻有好奇地觀看。胡導對人物和聲音的要求簡直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一個農村男孩說他的媽媽被人販子拐走了,自己要好好讀書,長大了要把媽媽找回來……我以為已經很精彩。胡導搓著因為拎機器被凍僵了的雙手說:“我還想讓他唱一首歌,就是《世上隻有媽媽好》。到時候把他的故事和他的歌一道播出來,一定會有催人淚下的效果……”


    主意當然不錯,實施起來卻很困難。那個孩子倒是會唱這首紅遍中國的兒歌,可怯場認生,對著胡導像警棍一般的錄音話筒,哆哆嗦嗦地連氣都喘不勻,更甭提唱歌了。胡導軟硬兼施,搬來孩子的老師啟發誘導,但小家夥雙唇緊閉,一副寧死不屈的架勢,再逼得急了,眼圈就紅了。


    我不忍看著孩子受煎熬,就說:“胡導,差不多就行了。”


    胡導說:“作家,你身上帶著什麽好吃的、好玩的東西沒有?”


    我說:“我被你拉著從北京‘倉皇出逃’,實無一點多餘的物資可供你施以收買之計。”


    胡導不死心說:“請清倉挖潛。你既身為作家,筆總是有一支的吧?”


    我隻好說:“那倒是有的。”


    她說:“請借我一用。”


    胡導拿了我的筆,拔掉筆帽,把筆尖像火炬似的在孩子眼前晃啊晃。


    “你唱一支歌,我就把這支筆送給你。”胡導對山裏的孩子說,那神情就像當年的日本鬼子誘騙我兒童團員,急不可耐。


    孩子的眼光嗖地亮了。


    “好,我唱。”他聳著通紅的小鼻子說。


    那支他從未見過的精美的簽字筆,極大地誘惑了貧困中的孩子,欲望戰勝了恐懼,他大聲地唱起來。


    “世上隻有媽媽好,沒媽的孩子像根草……”稚氣而略帶淒楚的歌聲在寂寞的草原上流動。


    質量精良的磁帶平穩地轉動著,這個北中國要讀書去尋找媽媽的孩子的歌聲,就永遠地儲存下來了。在未來的日子裏,會有許許多多的人,通過電波聽到他的歌聲,也許他的媽媽也會聽到的。


    為了錄下村民關於建造希望小學的反響,胡導把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上至八十歲的老媼,下到學齡前的頑童,都請到她的機器前,方方麵麵很有代表性了,胡導卻皺著很疏淡的眉毛說:“不典型。有什麽音響能叫人一聽就知道這裏是極偏遠的農村呢?”


    她牽著我無目的地在村裏走來走去,推開每一座低矮的柴門。可惜鄉親們都操著一樣的方言土語,除了感激再說不出其他的話。


    我幾次勸她就此打住,胡導置之不理。終於在一間小屋前,她大叫一聲,說:“總算找到了!”


    我們走進一間店鋪,鐵鍬、鐵鋤、鐵斧、鐵鏵犁堆積一地,叮當亂響,豔紅的爐火將老鐵匠的臉鍍上金箔。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原在“鐵匠鋪”啊!


    胡導樂得手舞足蹈,錄下了風箱的轟響聲,淬火時的炸裂聲,鐵錘與鐵砧擊打時的鏗鏘之音……在這獨特的背景音樂下,老鐵匠一板一眼地說:“人人都在念叨修學校的事啊。好啊,修了學校,莊戶孩子有了學問,就能出貴人,做大官。官人回家時就修橋修路。窮山溝就有了指望、就有了盼頭了。”


    出了鐵匠鋪,我說:“這回您該滿意了吧,胡導。”


    胡導笑眯眯地說:“滿意了。可是還得找,小山村的潛力大著呢!”


    我們疲憊不堪地繼續“偵察”,終於又發現了一家小雜貨鋪。老板娘把衛生球一樣堅硬的水果糖“當”的一聲扔進銅製的秤盤裏,節奏脆得像子彈落地;醋灌進壇子的動靜頗像有人溺水的“咕咚”聲;紅糖落在舊報紙卷成的圓錐形包裝袋裏,其響聲恰似孩童堆的沙塔緩緩地倒了……


    老板娘快人快語:“讀書好啊,在家裏能算個賬,上了街能認識男女廁所,進飯館別人騙不了你,遇著事多個腦瓜子,打官司都比別人能贏呢……”


    胡導與老板的小兒子對話。


    “你上了學以後打算幹什麽啊?”


    “掙錢。多掙錢。”


    “掙錢幹什麽呢?”


    “蓋房子,娶媳婦,過日子。”隻有水缸高的男孩說。


    胡導不是那種很漂亮的女人,但是似乎有一種魔力,使人覺得親切,不知不覺就信任她、說真話。


    我悄悄問胡導:“您套了別人這麽多的肺腑之言,以後會如實播出嗎?”


    她說:“當然要播出了,這多麽真實!”


    晚上,我們回到縣上簡陋的招待所,被冷如鐵。我看到胡導身上的刀疤。她是中晚期乳腺癌,手術將一側的乳房全部掃蕩,肋骨也挖掉了幾根。兩次手術的刀口加起來足有2尺多長。


    在這種病魔摧殘過的廢墟麵前,做過多年主治醫師的我,心也欷歔。


    以後的采訪大體如故,隻是路越發難走,氣候越發寒冷了。飯就在老鄉家吃,看得出主人拿出了最好的食品招待我們。主食是土豆,熬的菜也是土豆,隻不過比前者多了一把鹽。


    終於搜集到了足夠的素材,可以返回北京了。我們坐在吉普車裏,車外零下十幾度仍然把雙腳凍得發木。


    開到壩上的山口,胡導突然大叫:“停車!”


    司機慌得一腳踩死刹車,以為胡導把何種寶貝遺忘在身後的鄉村了。


    胡導卻不說話,隻是神秘地豎起一根手指,說:“你聽。”


    車窗外的風聲,像一萬隻豺狼呼嘯。


    司機說這是壩上最著名的風口。


    “我們去錄風。”胡導矯捷地抱著索尼工作機就要下車。


    我忙攔住她,說:“您在村子裏不是已經錄過風了嗎?再說,你們台裏的音響資料室難道沒有儲存形形色色的風聲嗎?實在不行,找個口技演員,他可以用嘴巴吹出最詭譎、最悲愴、最豪放的風啊!”


    胡導正色道:“特寫必須絕對真實。壩上的風和哪裏的風都是不一樣的。你在車上吧,我一個人就行了。”


    她說著跳下車。風像武林高手劈頭打得她一個趔趄,索尼工作機窄細的皮帶,狠狠勒進她缺了幾根肋骨的胸部。


    我立即相跟下車。


    風打得人雙淚直流,我們跪在地上錄卷地而過的風。把話筒高舉過頭,錄橫空肆虐的風。胡導高興至極,說:“這是多麽好的風啊!”


    塞外的風像透明的駿馬,奔騰而來。我們錄下了風對大地無情的鞭打,風對萬物不屑一顧的搖撼,風狂怒的咆哮與無情的歎息。


    走回汽車的時候,我們像一對僵硬的大木偶,雙腿已全然失去知覺。


    在北京街頭分手的時候,胡導真誠地向我道謝。


    我以為和胡導從此在京城的茫茫人海中再難以相逢,不想第二天就接到了她的電話。


    “畢作家,你還得到我這裏來一下。”她還是那種運籌帷幄的口氣。


    “什麽事?一切不都已經結束了嗎?”我大惑不解。


    “是啊,已經有了結尾,可是我們還沒有開頭呢。我需要一個精彩的開頭,就用你當時給我打的那個電話吧。所以得請你到廣播電台來一下,我們補錄一遍這次采訪的開端。這樣吧,明天早上9點,我在中央廣播大廈的門前等你。好,我們不見不散啊!”


    麵對著已經掛斷了的電話,你有什麽辦法?導演有一種震懾、指揮別人的才能,你除了服從,無可奈何。


    這座原屬於“北京十大建築”之一的輝煌建築已經陳舊,但仍有一種宏大的氣勢。錄音間四周都是米色的隔音板,端坐其中,有鑽進樟木箱子的感覺。靈敏度極高的設備,記錄得下你喉嚨深處的顫動。


    “喂,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嗎?您好。請找一下胡導演。”


    “我就是。您有什麽事?”


    ……


    我們一遍又一遍地模擬那一天打電話的情形,直到口腔的唾沫幹涸,胡導還是不滿意。


    她諄諄告誡我:


    “你的聲音太大了,哪裏像是打電話,簡直就是講演。不行,重來。”


    “這一次的音量又太小了,好像鬼鬼祟祟的。重來。”


    “太一氣嗬成了啊。不自然,一聽就知道是有備而來的,不真實啊。重來。”


    “這一回你怎麽結巴起來了?你害什麽怕呢?作家應該是很有風度的啊!重來。”


    我沒好氣地說:“我哪裏是作家,不過是一個不稱職的群眾演員罷了。”


    胡導哈哈地笑了,說:“就算是你為了希望工程客串了一把吧。好,我們再重來!”


    謝天謝地,在筋疲力盡之前,我終於讓導演滿意了。


    再次分手的時候,我由衷地說:“希望永遠不要見到您。胡導!”胡導微笑著說:“我還要采訪西苑飯店,咱們還真難得見麵了。不過你可要記住,到時每天中午‘午間半小時’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將連續五天播出廣播特寫《一千零一個希望》,你到時候記著打開收音機聽就是了。用不著相見,廣播劇是耳朵的藝術。”


    那一天中午,我按時打開收音機。壩上草原震人魂魄的風雪聲撲麵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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