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費城被閹割的女人
溫柔就是能夠對抗世間所有的堅硬 作者：畢淑敏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寫下這個題目，心中戰栗。這不是我起的題目，是她自己——那個費城的女人對自己的命名。那個秋天的午後，在費城雪亮的陽光下，我們都覺出徹骨的寒冷。
從華盛頓到紐約，中途停頓。從費城下火車，拖著沉重的行囊。我們（我和翻譯安妮）要在這裏拜會賀氏基金會的熱娜女士，進行一場關於女性的談話。計劃書上，這樣寫著：我們將同賀氏基金會的負責人熱娜一同共進午餐，地點由她選定，費用aa製。
熱娜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白人女性，麵容嚴峻。握手的時候，我感到她的手指有輕微的抖動，似在高度緊張中。她同我們抵達一座豪華的五星級飯店，鬧得我也開始緊張。
我覺得美國人普遍受過訓練，諳熟在察覺自我緊張之後的處理方式，就是將它現形，直接點出緊張的原因，緊張也就不攻自破了。落座後，熱娜挑明說：“我有些緊張。通常，我是不接待新聞和外事人員的。隻是因為你是從中國來，我才參加這次的會麵。基金會接到來自世界各地婦女的谘詢電話，每年約有一萬次。但是，來自中國的，一次也沒有。從來沒有。”
我說：“當中國婦女了解了賀氏基金會的工作之後，你也許就會接到來自中國的電話了。”
熱娜開始娓娓而談：
賀氏基金會主要是為可能切除子宮和卵巢的女性提供谘詢。在基金會的資料庫裏，儲存著最豐富、最全麵、最新近的有關資料，需要的女性都可以免費獲得。
據我的統計，全世界有9000萬婦女被切除了子宮，其中的6000萬被同時切除了卵巢。在美國，這個數字是全美每年有60萬婦女被切除了子宮，其中的40萬同時被切除了卵巢。卵巢和子宮，是女性最重要的性器官，它們不是不可以切除，但那要為了一個神聖的目的，就是保全生命的必須，迫不得已。而且，身為將要接受這種極為嚴重的手術的女性，要清楚地知道將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是怎樣一回事，它有哪些危險，不但包括暫時的，也要包括長遠的。
但是，沒有。沒有人告知女性這一切。有多少人是在模糊和混亂的情形下，被摘除了自己作為女性的特征。我個人的經曆就是最好的說明。
我的經曆對我個人是沒有什麽幫助了，但我要說出來，因為它對別的女性可能會有幫助。噩運是從18年前開始的。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係任助理研究員，同時還在上學。那時我36歲，有三個孩子。每天很辛苦，早上5點半起床，送孩子到幼兒園去，晚上10點半才能回到家。我的月經開始不正常，出血很多。我的好朋友為我介紹了一個醫生，我去看。他為我做了檢查之後說，我的子宮裏有一個囊腫，需要切除。我很害怕，就連著看了五個不同的醫生。他們都說需要切除。我記得最後一位是女醫生，她說：“你必須手術，你不能從我這裏回家。因為你回家之後就可能會死，那樣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了。”我說：“做完了手術之後，會怎麽樣呢？”她說：“你會感覺非常好的。”我還是放不下心，就到圖書館去查資料，書上果然說得很樂觀，說術後對人不會有什麽影響。
我相信了這些話，同意手術。
手術的前一天晚上，我的感覺不好，很不好——我的第六感告訴我。我把不安對丈夫說了，他是一個律師，聽了以後很不高興，說你不要這樣婆婆媽媽的。醫生說：“你不做手術會死。”填手術申請表的時候，他說：“這上麵有一欄，必要的時候，除了子宮以外，可能會切除你的卵巢。”我說：“我不切。”他說：“可是我已經簽了字。”我說：“你換一張表吧，另簽一次。”這件事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猶太節的前一天。
後來，在手術中，沒有征得我們的同意，醫生就把我的子宮和卵巢都切除了。我是滿懷希望地從手術中醒來的，但沒想到，我整個變了一個人。那種感覺非常可怕，沒有詞可以形容。我從醫院回到家裏，覺得自己的房子變得陌生，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樣了。我極力說服自己忽視和忘記這些不良的感覺，快樂起來，但是我的身體不服從我的意誌。子宮不僅僅是一個生殖的器官，而且還分泌激素。切除之後對女性身體的影響，大大超出人們的想象。據統計，76%的女性切除子宮之後，不再出現性高潮，陰蒂不再接受刺激，陰道內也喪失了感覺。很多女性的性格發生了改變，變得退縮，不願與外界打交道，逃避他人。如果你因此去看醫生，醫生總是對你說，這是心理上的問題，但我要用自己的經曆說明，這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
我的身體一天天差下去，做愛時完全沒有感覺，先生就和我疏遠了。我把自己的感覺告訴他。我說：“我走路的時候，總是聽到聲響，我以為背後有人，回頭看看，沒有人，可是那聲音依然存在。後來我知道了，那聲音是從我的盆腔裏發出來的。”可他不願聽。兩個月後，我的情況越發嚴重起來。我的腿、膝關節、手腕、肘部……都開始痛，我連吃飯和打電話的力量都沒有了，甚至看書的時候，都沒有力氣翻動書頁。我去看骨科醫生，他說我的骨骼沒有毛病。但是我的症狀越來越重，醫生們懷疑我得了某種不治之症，就把我關進了隔離室。但我連被子的重量都承受不了，醫院就為我定製了專門的架子，放在床上，以承接被子的重量。
就這樣煎熬著。醫生們不知道我得的是什麽病，但我非常痛苦。後來，我的丈夫和我離了婚。一位實習醫生說，他認識中國來的針灸大夫，或許能看我的病。我半信半疑地到中國城去了一趟，那裏又髒又破，簡陋極了。我是一個受西方教育的人，很相信西醫。我什麽也沒同針灸大夫說，就轉身走了。
這樣又過了兩年。我的體重下降得很厲害，隻有75磅，再不治，我馬上就要死了。每天睜開眼，我就想：“我還有什麽活下去的理由呢？”我想自殺。但我想到，一個孩子，他可能有第二個父親，但不會有第二個母親。為了我的孩子，我要活下去。後來，我的朋友把我抬到針灸大夫那裏。前幾次，好像沒有什麽明顯的療效，但是從第四次起，我可以站起來了。到了第二個月，我的骨骼就可以承受一點兒重量了，我能戴手鐲了。
每周兩次針灸，這樣治療了九年後，我的身體漸漸恢複。我開始研究我所得的病，收集資料，我的孩子也幫著我一起查找。這一次，我找到了病因，這是子宮切除後的典型症狀之一。此後的兩年裏，我一直鑽到圖書館裏，直到成為這方麵的專家。
這時候，我遇到了一位同樣切除了子宮的女性，她隻有28歲，切除術後，也是感覺非常不好。她對我說：“醫生為什麽沒有告訴過我這一切？他們隻說術後會更好，但真實的情況根本就不是那麽一回事。”她還說：“事先，我也問過一位同樣做過這種手術的女友，我問她：‘會比以前更好嗎？’她說：‘是的，是這樣的。’但我做完了手術，感覺很不好的時候，我再次問她，她說，她的感覺也很不好。我說：‘那你為什麽不在事前告訴我實話呢？’她說，她不願說實話。她不願獨自承受痛苦，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和她一樣痛苦。”
這時，我才發現，有這種經曆的不僅僅是我一個人。在女人被切除子宮和卵巢之後，改變的不但是性，還有人性。我還見過一個女孩子，隻有18歲，簡直可以說是個兒童，也被切除了子宮。她熱淚盈眶地說：“為什麽沒有人告訴我一切？”她的母親也曾做過子宮切除，但她的母親也告訴她，做過之後會更好。手術之後，她對母親說：“為什麽連你也不告訴我真相？”母親說：“沒有人敢說‘我沒有性別了’，說‘我喪失性了’。就算我是你的母親，這也是難以啟齒的事情。這是隱私，你不可能知道真相。”
我知道，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事情了，是眾多女性麵臨的重大問題。我要盡我的力量。我到電視台去宣講我的主張，我的孩子和我離婚的丈夫都在看這個節目。臨進演播室的時候，我嚇得要命，一口氣吞下了兩顆強力鎮靜劑。
我說，這個世界上有這麽多被閹割的女人，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將要發生的一切，會給她們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醫生不喜歡聽“閹割”這個詞，但事實的真相就是如此。我做研究，喜歡用最準確、最精當的詞來描述狀態，無論那狀態有多麽可怕。這些女人有權利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
我說，不要以為在這個過程中，女醫生和過來人的話就可以聽。女人傷害起女人來、背叛起女人來，也許比異性更甚。人性的幽暗在這裏會更充分地暴露。
勸你做子宮摘除術的女醫生會說：“你還要你的子宮幹什麽？你已經有孩子了，它沒有用了。”在這種時候，女醫生顯示的是自己的權力。她隻把子宮看成是一個沒用的器官，而不是把它和你的整個人聯係在一起。
在美國，摘除女人的子宮是醫院裏一樁龐大的產業。每年，婦女要為此花費出80億美元。這還不算術後長期的激素類用藥的費用。可以說，在藥廠的利潤裏，浸著女性子宮的鮮血。所以，醫生與藥廠合謀，讓我們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謊言。他們不停地說：“子宮是沒有用的，切除它，什麽都不影響，你會比以前更好。”麵對這樣的謊言，做過這一手術的女性，難以有力量說出真相，總以為自己是一個特例。她們隻有人雲亦雲地說：“很好，更好。”於是，謊言在更大的範疇內播散。
我並不是說，子宮切除術和卵巢切除術就不能做。我不是這個意思。我隻是說，在做出這個對女性有重大影響的決定中，女性有權知道更多，知道全部。
那一天，我說了很多很多。我都說了。我不後悔，可是我說完之後，在大街上走了許久許久，不敢回家。後來是我的孩子們找到我，他們說：“媽媽，你說得很好啊。”
我成立了這個賀氏基金會，我這裏有最新的全麵資料。當一個女性要進行子宮和卵巢手術的時候，可以打電話來谘詢。這就是我現在的工作。完全是無償的。我還組織全世界喪失子宮和卵巢的婦女來費城聚會，我們暢談自己的感受。在普通的人群中，你也許會感到自卑，覺得和別的女人不一樣，甚至覺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了。但在我們的聚會裏，你會看到這個世界上和你一樣命運的還有很多人，你就有了一種歸屬感。你會更深刻地感知人性。
熱娜一直在說，安妮一直在翻譯，我一直在記錄。我們在費城隻做短暫的停留，然後就要繼續乘火車到紐約去。我們各自的午餐都沒有時間吃，冷冷地擺在那裏，和我們的心境很是匹配。
熱娜送我們趕往火車站。分手的時候，她說：“我說了很多話，你幾乎沒有說什麽話。可我能感覺到你是一個善良的人，我現在很會感知人。從當年那位中國針灸醫生身上，我就知道中國有很多善良的人。”
從華盛頓到紐約，中途停頓。從費城下火車，拖著沉重的行囊。我們（我和翻譯安妮）要在這裏拜會賀氏基金會的熱娜女士，進行一場關於女性的談話。計劃書上，這樣寫著：我們將同賀氏基金會的負責人熱娜一同共進午餐，地點由她選定，費用aa製。
熱娜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白人女性，麵容嚴峻。握手的時候，我感到她的手指有輕微的抖動，似在高度緊張中。她同我們抵達一座豪華的五星級飯店，鬧得我也開始緊張。
我覺得美國人普遍受過訓練，諳熟在察覺自我緊張之後的處理方式，就是將它現形，直接點出緊張的原因，緊張也就不攻自破了。落座後，熱娜挑明說：“我有些緊張。通常，我是不接待新聞和外事人員的。隻是因為你是從中國來，我才參加這次的會麵。基金會接到來自世界各地婦女的谘詢電話，每年約有一萬次。但是，來自中國的，一次也沒有。從來沒有。”
我說：“當中國婦女了解了賀氏基金會的工作之後，你也許就會接到來自中國的電話了。”
熱娜開始娓娓而談：
賀氏基金會主要是為可能切除子宮和卵巢的女性提供谘詢。在基金會的資料庫裏，儲存著最豐富、最全麵、最新近的有關資料，需要的女性都可以免費獲得。
據我的統計，全世界有9000萬婦女被切除了子宮，其中的6000萬被同時切除了卵巢。在美國，這個數字是全美每年有60萬婦女被切除了子宮，其中的40萬同時被切除了卵巢。卵巢和子宮，是女性最重要的性器官，它們不是不可以切除，但那要為了一個神聖的目的，就是保全生命的必須，迫不得已。而且，身為將要接受這種極為嚴重的手術的女性，要清楚地知道將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是怎樣一回事，它有哪些危險，不但包括暫時的，也要包括長遠的。
但是，沒有。沒有人告知女性這一切。有多少人是在模糊和混亂的情形下，被摘除了自己作為女性的特征。我個人的經曆就是最好的說明。
我的經曆對我個人是沒有什麽幫助了，但我要說出來，因為它對別的女性可能會有幫助。噩運是從18年前開始的。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係任助理研究員，同時還在上學。那時我36歲，有三個孩子。每天很辛苦，早上5點半起床，送孩子到幼兒園去，晚上10點半才能回到家。我的月經開始不正常，出血很多。我的好朋友為我介紹了一個醫生，我去看。他為我做了檢查之後說，我的子宮裏有一個囊腫，需要切除。我很害怕，就連著看了五個不同的醫生。他們都說需要切除。我記得最後一位是女醫生，她說：“你必須手術，你不能從我這裏回家。因為你回家之後就可能會死，那樣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了。”我說：“做完了手術之後，會怎麽樣呢？”她說：“你會感覺非常好的。”我還是放不下心，就到圖書館去查資料，書上果然說得很樂觀，說術後對人不會有什麽影響。
我相信了這些話，同意手術。
手術的前一天晚上，我的感覺不好，很不好——我的第六感告訴我。我把不安對丈夫說了，他是一個律師，聽了以後很不高興，說你不要這樣婆婆媽媽的。醫生說：“你不做手術會死。”填手術申請表的時候，他說：“這上麵有一欄，必要的時候，除了子宮以外，可能會切除你的卵巢。”我說：“我不切。”他說：“可是我已經簽了字。”我說：“你換一張表吧，另簽一次。”這件事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猶太節的前一天。
後來，在手術中，沒有征得我們的同意，醫生就把我的子宮和卵巢都切除了。我是滿懷希望地從手術中醒來的，但沒想到，我整個變了一個人。那種感覺非常可怕，沒有詞可以形容。我從醫院回到家裏，覺得自己的房子變得陌生，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樣了。我極力說服自己忽視和忘記這些不良的感覺，快樂起來，但是我的身體不服從我的意誌。子宮不僅僅是一個生殖的器官，而且還分泌激素。切除之後對女性身體的影響，大大超出人們的想象。據統計，76%的女性切除子宮之後，不再出現性高潮，陰蒂不再接受刺激，陰道內也喪失了感覺。很多女性的性格發生了改變，變得退縮，不願與外界打交道，逃避他人。如果你因此去看醫生，醫生總是對你說，這是心理上的問題，但我要用自己的經曆說明，這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
我的身體一天天差下去，做愛時完全沒有感覺，先生就和我疏遠了。我把自己的感覺告訴他。我說：“我走路的時候，總是聽到聲響，我以為背後有人，回頭看看，沒有人，可是那聲音依然存在。後來我知道了，那聲音是從我的盆腔裏發出來的。”可他不願聽。兩個月後，我的情況越發嚴重起來。我的腿、膝關節、手腕、肘部……都開始痛，我連吃飯和打電話的力量都沒有了，甚至看書的時候，都沒有力氣翻動書頁。我去看骨科醫生，他說我的骨骼沒有毛病。但是我的症狀越來越重，醫生們懷疑我得了某種不治之症，就把我關進了隔離室。但我連被子的重量都承受不了，醫院就為我定製了專門的架子，放在床上，以承接被子的重量。
就這樣煎熬著。醫生們不知道我得的是什麽病，但我非常痛苦。後來，我的丈夫和我離了婚。一位實習醫生說，他認識中國來的針灸大夫，或許能看我的病。我半信半疑地到中國城去了一趟，那裏又髒又破，簡陋極了。我是一個受西方教育的人，很相信西醫。我什麽也沒同針灸大夫說，就轉身走了。
這樣又過了兩年。我的體重下降得很厲害，隻有75磅，再不治，我馬上就要死了。每天睜開眼，我就想：“我還有什麽活下去的理由呢？”我想自殺。但我想到，一個孩子，他可能有第二個父親，但不會有第二個母親。為了我的孩子，我要活下去。後來，我的朋友把我抬到針灸大夫那裏。前幾次，好像沒有什麽明顯的療效，但是從第四次起，我可以站起來了。到了第二個月，我的骨骼就可以承受一點兒重量了，我能戴手鐲了。
每周兩次針灸，這樣治療了九年後，我的身體漸漸恢複。我開始研究我所得的病，收集資料，我的孩子也幫著我一起查找。這一次，我找到了病因，這是子宮切除後的典型症狀之一。此後的兩年裏，我一直鑽到圖書館裏，直到成為這方麵的專家。
這時候，我遇到了一位同樣切除了子宮的女性，她隻有28歲，切除術後，也是感覺非常不好。她對我說：“醫生為什麽沒有告訴過我這一切？他們隻說術後會更好，但真實的情況根本就不是那麽一回事。”她還說：“事先，我也問過一位同樣做過這種手術的女友，我問她：‘會比以前更好嗎？’她說：‘是的，是這樣的。’但我做完了手術，感覺很不好的時候，我再次問她，她說，她的感覺也很不好。我說：‘那你為什麽不在事前告訴我實話呢？’她說，她不願說實話。她不願獨自承受痛苦，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和她一樣痛苦。”
這時，我才發現，有這種經曆的不僅僅是我一個人。在女人被切除子宮和卵巢之後，改變的不但是性，還有人性。我還見過一個女孩子，隻有18歲，簡直可以說是個兒童，也被切除了子宮。她熱淚盈眶地說：“為什麽沒有人告訴我一切？”她的母親也曾做過子宮切除，但她的母親也告訴她，做過之後會更好。手術之後，她對母親說：“為什麽連你也不告訴我真相？”母親說：“沒有人敢說‘我沒有性別了’，說‘我喪失性了’。就算我是你的母親，這也是難以啟齒的事情。這是隱私，你不可能知道真相。”
我知道，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事情了，是眾多女性麵臨的重大問題。我要盡我的力量。我到電視台去宣講我的主張，我的孩子和我離婚的丈夫都在看這個節目。臨進演播室的時候，我嚇得要命，一口氣吞下了兩顆強力鎮靜劑。
我說，這個世界上有這麽多被閹割的女人，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將要發生的一切，會給她們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醫生不喜歡聽“閹割”這個詞，但事實的真相就是如此。我做研究，喜歡用最準確、最精當的詞來描述狀態，無論那狀態有多麽可怕。這些女人有權利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
我說，不要以為在這個過程中，女醫生和過來人的話就可以聽。女人傷害起女人來、背叛起女人來，也許比異性更甚。人性的幽暗在這裏會更充分地暴露。
勸你做子宮摘除術的女醫生會說：“你還要你的子宮幹什麽？你已經有孩子了，它沒有用了。”在這種時候，女醫生顯示的是自己的權力。她隻把子宮看成是一個沒用的器官，而不是把它和你的整個人聯係在一起。
在美國，摘除女人的子宮是醫院裏一樁龐大的產業。每年，婦女要為此花費出80億美元。這還不算術後長期的激素類用藥的費用。可以說，在藥廠的利潤裏，浸著女性子宮的鮮血。所以，醫生與藥廠合謀，讓我們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謊言。他們不停地說：“子宮是沒有用的，切除它，什麽都不影響，你會比以前更好。”麵對這樣的謊言，做過這一手術的女性，難以有力量說出真相，總以為自己是一個特例。她們隻有人雲亦雲地說：“很好，更好。”於是，謊言在更大的範疇內播散。
我並不是說，子宮切除術和卵巢切除術就不能做。我不是這個意思。我隻是說，在做出這個對女性有重大影響的決定中，女性有權知道更多，知道全部。
那一天，我說了很多很多。我都說了。我不後悔，可是我說完之後，在大街上走了許久許久，不敢回家。後來是我的孩子們找到我，他們說：“媽媽，你說得很好啊。”
我成立了這個賀氏基金會，我這裏有最新的全麵資料。當一個女性要進行子宮和卵巢手術的時候，可以打電話來谘詢。這就是我現在的工作。完全是無償的。我還組織全世界喪失子宮和卵巢的婦女來費城聚會，我們暢談自己的感受。在普通的人群中，你也許會感到自卑，覺得和別的女人不一樣，甚至覺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了。但在我們的聚會裏，你會看到這個世界上和你一樣命運的還有很多人，你就有了一種歸屬感。你會更深刻地感知人性。
熱娜一直在說，安妮一直在翻譯，我一直在記錄。我們在費城隻做短暫的停留，然後就要繼續乘火車到紐約去。我們各自的午餐都沒有時間吃，冷冷地擺在那裏，和我們的心境很是匹配。
熱娜送我們趕往火車站。分手的時候，她說：“我說了很多話，你幾乎沒有說什麽話。可我能感覺到你是一個善良的人，我現在很會感知人。從當年那位中國針灸醫生身上，我就知道中國有很多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