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七歲的生日，是在藏北高原過的。那天，正好是軍郵車上山的日子，這個生日便像美麗的項圈，久久地懸掛在我胸前。
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喀喇昆侖山，像三柄巨大的棱錐，將我所在的部隊，托舉到了離海平麵五千多米的高度。我的生日在十月，這正是平原上麥秸垛金黃而幹燥的時光，昆侖山卻已萬裏雪飄。就要封山了，封山是冰雪發出的禁令，我們將與世隔絕到春天。
戰友們把水果罐頭汁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裏，彼此碰得山響，向我祝賀。對於每月隻有一筒半罐頭的我們來說，這是一場盛大的慶典。
但心中總有淡淡的悲愁——我想家。
一位白發蒼蒼的老醫生對我說：也許軍郵車今天會來的。
你騙人！我大叫。有時候猛烈地指責別人說謊，其實是太渴望那消息真實。
軍郵車大約每月從新疆喀什開上昆侖山一次，日子並不準，仿佛一隻來去無蹤的青鳥。老醫生戍邊多年，他的話有時像符咒一樣靈驗。“每年封山前上山的最後一輛車，總是軍郵車。山下的人都知道我們的心。”他晃著滿頭的白發，像一叢銀針。
那天夜裏，軍郵車像破冰船一樣，跋涉五天，英勇地到了，整個軍營為之沸騰。我們真想歡呼，但軍人隻有打了勝仗才允許歡呼，於是我們屏住氣盯著一處房舍。房舍門口站著兩個威武的士兵。因為曾有一次，迫不及待的邊防軍人們跑去搶信，從此在軍郵車到來的日子，分揀信件的房間便加站雙崗。
各單位取信的人站在房外，一取到信就像古代的驛馬接到加急文書，拔腿就跑，去把信件送給望眼欲穿的人們。
在高原上奔跑，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這活兒一般都分給腰細腿長的年輕人，但白發蒼蒼的老醫生執拗地要做這件事。知情的人私下裏說，他家中有很老的雙親、很弱的妻子、很小的孩兒，想信比別人更甚。
老醫生說，有一年封山的時間格外長。半年後軍郵車首次上山，信件一直摞到分揀人的胸前。他們在信海中遊走，呼吸都很困難。
老醫生抱著一大摞信，我們撲上去搶。那時候幹部去幹校，知青接受再教育，妻離子散的多，信件也格外多。每個人都像蜘蛛一樣，吐出思念思索的長絲，織一張自己的情感信息之網。
霎時老醫生手中就空了，接下來是唰唰地撕信，信皮的斷屑蕭蕭而下。
我最先看的是父母的信。仿佛有一隻溫暖而柔軟的手，從潔白的箋紙中探出來，撫摸著我額前飄動的烏發，心便不再淒然。
再看同學和朋友的信。我的同桌此刻在遙遠的西雙版納，信中夾了一朵花的標本。她說這是景洪最美麗的花，有沁人肺腑的香氣。夾花的那頁信紙留有大片紫色的痕液，想象得出花盛開時的嬌嫩。我低頭嗅那被花汁浸泡過的地方，哪兒有什麽香氣，有的隻是純正而凜冽的冰雪氣息繚繞其中。
我連夜回信。平常日子，營區是柴油發電機供電，每晚隻亮兩個小時，然後就像木偶人似的眨幾下眼睛，熄滅了。軍郵車一來，首長便傳令延長發電時間，以利於揀信和回信。首長其實也很盼信到來。
同屋的女兵嚶嚶地哭了起來。她的小侄子病了。我們都放下筆去勸她。然而，女孩子常常是這樣：越勸哭得越歡暢。
老醫生悠長地歎了一口氣：“告訴離得這麽遠的一個小姑娘，孩子的病就能好了嗎？我家裏人是從不這樣的。”
不一會兒，女兵停止了哭泣，因為從老醫生送來的第二批信中，她得知小侄子的病已經好了。
“要有經驗，”老醫生說，“把信全拆開，碼餅幹似的排好，從最後麵的看起，前麵的隻能做參考。”
這自然是至理名言。這麽辦，時間長了，我們也發現了弱點。好比一本蕩氣回腸的小說，快刀斬亂麻先看了結尾，再回過頭去細細咀嚼，便少了許多懸念和曲折。
那一次軍郵車上山，老醫生沒有收到一封信。按照他們家的邏輯，沒有信來也許就是出事了。他的憂鬱持續了整個冬天。
在這海拔五千米的高原營地，每逢有人下山，就會挨門挨戶地問：“我要走了，要不要帶信？”哪怕是平日最自私的人，在這件事上也絕對平和而周到，這是高原的風俗。
有時候突然寫好一封信，又不知誰能帶走，就在吃飯人多時喊：“誰能下山，告我一聲。”一次，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對我說：“我知道你父親的名字。”“你看過我的檔案？”我問。“不是。幾年前我為你代發過家信。”我已經完全記不得是托什麽人又轉到他手中的，於是趕忙表示遲到的謝意。
在我十七歲生日過去半年的時候，收到了西雙版納同學的回信：“那朵花怎麽是紫色的呢？它是雪白的呀！而且，絕不可能沒有香氣！”
信是老醫生送來的。這是開山後的第一次通郵，他也很快樂，他的家裏寄來了平安信。有時候他又突然疑惑，說他家會不會有什麽事瞞了不肯告訴他。我們都說不會不會，你是家裏的頂梁柱，他們離了你，根本就辦不了事，怎麽會瞞你！他也覺得很有道理，心寬許多。
終於，輪到他探家了。很早就告訴我們：他下山時專門預備一個提包，為大家裝信。我便對著昆侖山皚皚的冰雪，咬著筆杆，從從容容地寫了大約三十封信，每一封都竭盡我的才能。
我雙手捧著這摞信，鄭重地交給老醫生。他的白發在雪峰的映襯下，晃動得像一盆水中的粉絲：“你放心好了！我到了山下第一件事就是為大家發信。假如回信快的話，下次軍郵車上來，你們也許就能收到回信了。”
他走了。軍郵車像候鳥，飛來一次又一次，但那三十封信一封也不見回音。原來他下山乘坐的車翻了，這在高原是很平常的事。熊熊烈火吞噬了他銀發蒼蒼的頭顱，那個裝滿信件的旅行包，頃刻間化為青煙。
那三十封信，隻有給父母的那封，我重寫了托人發出。給其他人的，便再也提不起興致重寫。隻要抓起筆，老醫生的白發就在眼前灼目地閃動，眼珠便發酸。大團大團的冰雪，在我胸中凝結。
後來，在老醫生的追悼會上，我才知道他的生辰，遠沒有我想象的那樣老。滿頭燦然的白發，是昆侖山饋贈他的不能拒絕的禮物。
他死了以後，軍郵車還帶來過他的家信。我第一次注意了一下地址：是廣西一個很偏遠的小城。又在地圖上仔細尋找，那地方在北回歸線以南，屬於熱帶，該是非常炎熱的。老醫生的家鄉，距離昆侖山大約有一萬五千裏。
那封遲到的信，邊緣已經磨損，好像烙熟又蒸了幾遭的餡餅，幾處裂口的地方，被薄而堅韌的透明紙粘貼過，上麵打著藍色的印章：“郵件已破，軍郵代封”。
不知這是否是封報平安的家信？
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喀喇昆侖山，像三柄巨大的棱錐，將我所在的部隊，托舉到了離海平麵五千多米的高度。我的生日在十月，這正是平原上麥秸垛金黃而幹燥的時光，昆侖山卻已萬裏雪飄。就要封山了，封山是冰雪發出的禁令，我們將與世隔絕到春天。
戰友們把水果罐頭汁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裏，彼此碰得山響，向我祝賀。對於每月隻有一筒半罐頭的我們來說，這是一場盛大的慶典。
但心中總有淡淡的悲愁——我想家。
一位白發蒼蒼的老醫生對我說：也許軍郵車今天會來的。
你騙人！我大叫。有時候猛烈地指責別人說謊，其實是太渴望那消息真實。
軍郵車大約每月從新疆喀什開上昆侖山一次，日子並不準，仿佛一隻來去無蹤的青鳥。老醫生戍邊多年，他的話有時像符咒一樣靈驗。“每年封山前上山的最後一輛車，總是軍郵車。山下的人都知道我們的心。”他晃著滿頭的白發，像一叢銀針。
那天夜裏，軍郵車像破冰船一樣，跋涉五天，英勇地到了，整個軍營為之沸騰。我們真想歡呼，但軍人隻有打了勝仗才允許歡呼，於是我們屏住氣盯著一處房舍。房舍門口站著兩個威武的士兵。因為曾有一次，迫不及待的邊防軍人們跑去搶信，從此在軍郵車到來的日子，分揀信件的房間便加站雙崗。
各單位取信的人站在房外，一取到信就像古代的驛馬接到加急文書，拔腿就跑，去把信件送給望眼欲穿的人們。
在高原上奔跑，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這活兒一般都分給腰細腿長的年輕人，但白發蒼蒼的老醫生執拗地要做這件事。知情的人私下裏說，他家中有很老的雙親、很弱的妻子、很小的孩兒，想信比別人更甚。
老醫生說，有一年封山的時間格外長。半年後軍郵車首次上山，信件一直摞到分揀人的胸前。他們在信海中遊走，呼吸都很困難。
老醫生抱著一大摞信，我們撲上去搶。那時候幹部去幹校，知青接受再教育，妻離子散的多，信件也格外多。每個人都像蜘蛛一樣，吐出思念思索的長絲，織一張自己的情感信息之網。
霎時老醫生手中就空了，接下來是唰唰地撕信，信皮的斷屑蕭蕭而下。
我最先看的是父母的信。仿佛有一隻溫暖而柔軟的手，從潔白的箋紙中探出來，撫摸著我額前飄動的烏發，心便不再淒然。
再看同學和朋友的信。我的同桌此刻在遙遠的西雙版納，信中夾了一朵花的標本。她說這是景洪最美麗的花，有沁人肺腑的香氣。夾花的那頁信紙留有大片紫色的痕液，想象得出花盛開時的嬌嫩。我低頭嗅那被花汁浸泡過的地方，哪兒有什麽香氣，有的隻是純正而凜冽的冰雪氣息繚繞其中。
我連夜回信。平常日子，營區是柴油發電機供電，每晚隻亮兩個小時，然後就像木偶人似的眨幾下眼睛，熄滅了。軍郵車一來，首長便傳令延長發電時間，以利於揀信和回信。首長其實也很盼信到來。
同屋的女兵嚶嚶地哭了起來。她的小侄子病了。我們都放下筆去勸她。然而，女孩子常常是這樣：越勸哭得越歡暢。
老醫生悠長地歎了一口氣：“告訴離得這麽遠的一個小姑娘，孩子的病就能好了嗎？我家裏人是從不這樣的。”
不一會兒，女兵停止了哭泣，因為從老醫生送來的第二批信中，她得知小侄子的病已經好了。
“要有經驗，”老醫生說，“把信全拆開，碼餅幹似的排好，從最後麵的看起，前麵的隻能做參考。”
這自然是至理名言。這麽辦，時間長了，我們也發現了弱點。好比一本蕩氣回腸的小說，快刀斬亂麻先看了結尾，再回過頭去細細咀嚼，便少了許多懸念和曲折。
那一次軍郵車上山，老醫生沒有收到一封信。按照他們家的邏輯，沒有信來也許就是出事了。他的憂鬱持續了整個冬天。
在這海拔五千米的高原營地，每逢有人下山，就會挨門挨戶地問：“我要走了，要不要帶信？”哪怕是平日最自私的人，在這件事上也絕對平和而周到，這是高原的風俗。
有時候突然寫好一封信，又不知誰能帶走，就在吃飯人多時喊：“誰能下山，告我一聲。”一次，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對我說：“我知道你父親的名字。”“你看過我的檔案？”我問。“不是。幾年前我為你代發過家信。”我已經完全記不得是托什麽人又轉到他手中的，於是趕忙表示遲到的謝意。
在我十七歲生日過去半年的時候，收到了西雙版納同學的回信：“那朵花怎麽是紫色的呢？它是雪白的呀！而且，絕不可能沒有香氣！”
信是老醫生送來的。這是開山後的第一次通郵，他也很快樂，他的家裏寄來了平安信。有時候他又突然疑惑，說他家會不會有什麽事瞞了不肯告訴他。我們都說不會不會，你是家裏的頂梁柱，他們離了你，根本就辦不了事，怎麽會瞞你！他也覺得很有道理，心寬許多。
終於，輪到他探家了。很早就告訴我們：他下山時專門預備一個提包，為大家裝信。我便對著昆侖山皚皚的冰雪，咬著筆杆，從從容容地寫了大約三十封信，每一封都竭盡我的才能。
我雙手捧著這摞信，鄭重地交給老醫生。他的白發在雪峰的映襯下，晃動得像一盆水中的粉絲：“你放心好了！我到了山下第一件事就是為大家發信。假如回信快的話，下次軍郵車上來，你們也許就能收到回信了。”
他走了。軍郵車像候鳥，飛來一次又一次，但那三十封信一封也不見回音。原來他下山乘坐的車翻了，這在高原是很平常的事。熊熊烈火吞噬了他銀發蒼蒼的頭顱，那個裝滿信件的旅行包，頃刻間化為青煙。
那三十封信，隻有給父母的那封，我重寫了托人發出。給其他人的，便再也提不起興致重寫。隻要抓起筆，老醫生的白發就在眼前灼目地閃動，眼珠便發酸。大團大團的冰雪，在我胸中凝結。
後來，在老醫生的追悼會上，我才知道他的生辰，遠沒有我想象的那樣老。滿頭燦然的白發，是昆侖山饋贈他的不能拒絕的禮物。
他死了以後，軍郵車還帶來過他的家信。我第一次注意了一下地址：是廣西一個很偏遠的小城。又在地圖上仔細尋找，那地方在北回歸線以南，屬於熱帶，該是非常炎熱的。老醫生的家鄉，距離昆侖山大約有一萬五千裏。
那封遲到的信，邊緣已經磨損，好像烙熟又蒸了幾遭的餡餅，幾處裂口的地方，被薄而堅韌的透明紙粘貼過，上麵打著藍色的印章：“郵件已破，軍郵代封”。
不知這是否是封報平安的家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