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浮動於金錢與卑微之中，軀體已被湮沒，隻剩下一顆蒼老的頭顱。
這是一個崇尚“輕”的時代，從太太的體重到人生的信仰，從曆史的評說到音樂的節奏，以“輕”為美已成為風範。
究其原因，我們的共和國雖說年輕，業已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戰爭的瘢痕上已開滿了鮮花，關於火與血的故事已羽化為神話。世界上兩大陣營的消弭，使我們在瞬間模糊了某種長期劃定的界限。當人們發現以往的沉重已無處附麗，就掉轉頭來尋覓久已遺失的“輕鬆”，是反叛，也是回歸。更不要說“文化大革命”中樣板戲的“高、大、全”，讓許多人以為那就是崇高。
人心世道發生了大變化，人們在一個充滿陰霾的早上發現金錢是那麽可愛。中國人喜歡矯枉過正，因為我們的人口多。大家同時發現了一個真理，同心協力、“人多力量大”的結果就是把它逼近謬誤。一位研究曆史的長者對我說，這一次金錢大潮對知識分子信仰衝擊的力度，甚於曆次政治運動。那時是別人看不起你，這一回是讓你自己看不起自己……
於是蔑視崇高成為一種“時髦”。
人們不談信仰、不談友誼、不談愛情、不談永遠。人欲橫流、物欲橫流被視為正常，大馬路上出現了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人們可以理解小偷，卻把救人者當作異端……
文學家們（請原諒我把一切舞文弄墨的人都歸入其內）便有了自己的選擇。
於是我們的文學裏有了那麽多的卑微。文學家們用生花妙筆殫精竭慮地傳達卑微，讀者們心有靈犀地淺吟低唱領略卑微。卑微像一盆溫暖而混濁的水，每個人都快活地在裏麵打了一個滾兒。我們在水中蕩滌了自身的汙垢，然後披著更多的灰塵回到太陽底下。這種閱讀使我們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原來世界已一片混沌，我們不必批判自身的瘰鬁，比起書中的人物，我們還要清潔得多哩！
崇高的側麵可以是平凡，絕不是卑微。
福克納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曾說，詩人和作家的特殊光榮就是“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這些是人類昔日的驕傲。為此，人類將永垂不朽”。
這就是偉大作家的良知。
麵對卑微，我們可以投降，向一股股濁流頂禮膜拜。寫媚俗的文字、趨炎附勢的文字，將大眾欣賞的口味再向負麵拉扯。一邊交上粗劣甚或有毒的稗子，換了高價沾沾自喜，一邊羞答答地說一句“著書隻為稻粱謀”。其實若單單為了換錢，以寫字做商品最慢，而且利益菲薄。稿費的低廉未嚐不是好事，在餓瘦了真正的文學家的同時，也餓跑了為數不少的混混兒，起到了某種清理階級隊伍的作用。
其實卑微並不是我們的新發現，它是祖先遺傳給我們的精神財產，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伴隨我們整個曆史。在文學作品中，它也始終存在，隻是從未做過主角。好比魯迅先生鞭撻過的“二醜藝術”，就是一種形象的卑微。二醜什麽都明白，表麵上唯唯諾諾，背後裏指點江山，但他們依舊為虎作倀。
對抗卑微是人類生存的需要。人是一種構造精細又孱弱無比的生物，對大自然和對其他強大生物的懼怕，使人類渴望崇高。
我很小的時候到西藏當兵，麵對廣漠的冰川與荒原，我體驗到個人的無比渺小。那裏的冷寂使你懷疑自身的存在是否真實，我想地球最初凝結成固體的時候大概就是這樣。山川日月都僵死一團，唯有人，雖然幼小，卻在不停地蠕動，給整個大地帶來活潑的生氣。我突然在心底湧動著奇異的感覺——我雖然如草芥一般，卻不會屈服，一定會爬上那座最高的山。
當我真的站在那座山的主峰之上時，我知道了什麽叫作崇高。它其實是一種發源於恐懼的感情，是一種戰勝了恐懼之後的豪邁。
也許是青年時代給我的感受太深，也許我的血管裏始終湧動著軍人的血液，我對於偉大的和威嚴的事物有特殊的熱愛。我在生活中尋找捕捉蘊含時代和生命本質的東西，因為“崇高”感情的激發，有賴於事物一定的數量與質量。我們麵對一條清淺的小河，可以讚歎它的清澈，卻與崇高不搭界。但你麵對大海的時候，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它的澎湃會激起你命運的滄桑感。我這裏絲毫不是鄙薄小河的寧靜，隻是它屬於另一個叫作“優美”的範疇。
我常常將我的主人公置於急遽的矛盾變幻之中。換一句話說，就是把人物逼近某種絕境，使他麵臨選擇的兩難困惑。其實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會遭遇無數次選擇。人們選擇的標準一般是遵循道德習慣與法律的準則，但有的時候，情勢像張開的剪刀刈割著神經，我們不知道該如何處置眼前的窘境。在這種猶疑彷徨中，時代的風貌與人的性格就凸現出來。人們遲疑的最大顧慮是害怕選擇錯了的後果，所以說到底，還是內在的恐懼最使人悲哀。假如人能夠戰勝自身的恐懼，做出合乎曆史、順乎人性的抉擇，我以為他就達到了崇高。日新月異的時代，為我們提供了層出不窮的“選擇”場地，這是我們這一代作家的幸運。
我常常在作品裏寫到死亡。這不單是因為我做過多年醫生，麵對死亡簡直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因為崇高這塊燧石在死亡之錘的擊打下，易於迸濺燦爛的火花。死亡使一切結束，它不允許反悔。無論選擇是正確還是謬誤，死亡都強化了它的力量。尤其是死亡之前，大奸大惡，大美大善，大徹大悟，大悲大喜，都有極淋漓的宣泄，成為人生最後的定格。中國有句古話，叫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就是說人臨死前愛說真話，死亡是對人的大考驗。要是死到臨頭還不說真話，那這人也極有性格，挖掘他的心理，也是文學難得的材料。
我常常滿腔熱情地注視著生活，探尋我不懂的事物，對世界充滿好奇。我並不拒絕描寫生活中的黑暗與冷酷，隻是我不認為它有資格成為主導。生活本身是善惡不分的，但文學家是有善惡的，胸膛裏該跳動溫暖的良心。在文學術語裏，它被優雅地稱為“審美”。現如今有了一個“審醜”的詞，醜可以“審”（審問的審），卻不可讚揚。
當年我好不容易爬上那座冰山，在感覺崇高的同時，極目遠眺，看到無數聳立的高峰，那是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喀喇昆侖山交界的地方。凝視遠方，崇高給予我們勇氣，也使我們更感覺自身的微不足道。
因為山是沒有窮盡的。
這是一個崇尚“輕”的時代，從太太的體重到人生的信仰，從曆史的評說到音樂的節奏，以“輕”為美已成為風範。
究其原因，我們的共和國雖說年輕，業已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戰爭的瘢痕上已開滿了鮮花，關於火與血的故事已羽化為神話。世界上兩大陣營的消弭，使我們在瞬間模糊了某種長期劃定的界限。當人們發現以往的沉重已無處附麗，就掉轉頭來尋覓久已遺失的“輕鬆”，是反叛，也是回歸。更不要說“文化大革命”中樣板戲的“高、大、全”，讓許多人以為那就是崇高。
人心世道發生了大變化，人們在一個充滿陰霾的早上發現金錢是那麽可愛。中國人喜歡矯枉過正，因為我們的人口多。大家同時發現了一個真理，同心協力、“人多力量大”的結果就是把它逼近謬誤。一位研究曆史的長者對我說，這一次金錢大潮對知識分子信仰衝擊的力度，甚於曆次政治運動。那時是別人看不起你，這一回是讓你自己看不起自己……
於是蔑視崇高成為一種“時髦”。
人們不談信仰、不談友誼、不談愛情、不談永遠。人欲橫流、物欲橫流被視為正常，大馬路上出現了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人們可以理解小偷，卻把救人者當作異端……
文學家們（請原諒我把一切舞文弄墨的人都歸入其內）便有了自己的選擇。
於是我們的文學裏有了那麽多的卑微。文學家們用生花妙筆殫精竭慮地傳達卑微，讀者們心有靈犀地淺吟低唱領略卑微。卑微像一盆溫暖而混濁的水，每個人都快活地在裏麵打了一個滾兒。我們在水中蕩滌了自身的汙垢，然後披著更多的灰塵回到太陽底下。這種閱讀使我們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原來世界已一片混沌，我們不必批判自身的瘰鬁，比起書中的人物，我們還要清潔得多哩！
崇高的側麵可以是平凡，絕不是卑微。
福克納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曾說，詩人和作家的特殊光榮就是“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這些是人類昔日的驕傲。為此，人類將永垂不朽”。
這就是偉大作家的良知。
麵對卑微，我們可以投降，向一股股濁流頂禮膜拜。寫媚俗的文字、趨炎附勢的文字，將大眾欣賞的口味再向負麵拉扯。一邊交上粗劣甚或有毒的稗子，換了高價沾沾自喜，一邊羞答答地說一句“著書隻為稻粱謀”。其實若單單為了換錢，以寫字做商品最慢，而且利益菲薄。稿費的低廉未嚐不是好事，在餓瘦了真正的文學家的同時，也餓跑了為數不少的混混兒，起到了某種清理階級隊伍的作用。
其實卑微並不是我們的新發現，它是祖先遺傳給我們的精神財產，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伴隨我們整個曆史。在文學作品中，它也始終存在，隻是從未做過主角。好比魯迅先生鞭撻過的“二醜藝術”，就是一種形象的卑微。二醜什麽都明白，表麵上唯唯諾諾，背後裏指點江山，但他們依舊為虎作倀。
對抗卑微是人類生存的需要。人是一種構造精細又孱弱無比的生物，對大自然和對其他強大生物的懼怕，使人類渴望崇高。
我很小的時候到西藏當兵，麵對廣漠的冰川與荒原，我體驗到個人的無比渺小。那裏的冷寂使你懷疑自身的存在是否真實，我想地球最初凝結成固體的時候大概就是這樣。山川日月都僵死一團，唯有人，雖然幼小，卻在不停地蠕動，給整個大地帶來活潑的生氣。我突然在心底湧動著奇異的感覺——我雖然如草芥一般，卻不會屈服，一定會爬上那座最高的山。
當我真的站在那座山的主峰之上時，我知道了什麽叫作崇高。它其實是一種發源於恐懼的感情，是一種戰勝了恐懼之後的豪邁。
也許是青年時代給我的感受太深，也許我的血管裏始終湧動著軍人的血液，我對於偉大的和威嚴的事物有特殊的熱愛。我在生活中尋找捕捉蘊含時代和生命本質的東西，因為“崇高”感情的激發，有賴於事物一定的數量與質量。我們麵對一條清淺的小河，可以讚歎它的清澈，卻與崇高不搭界。但你麵對大海的時候，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它的澎湃會激起你命運的滄桑感。我這裏絲毫不是鄙薄小河的寧靜，隻是它屬於另一個叫作“優美”的範疇。
我常常將我的主人公置於急遽的矛盾變幻之中。換一句話說，就是把人物逼近某種絕境，使他麵臨選擇的兩難困惑。其實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會遭遇無數次選擇。人們選擇的標準一般是遵循道德習慣與法律的準則，但有的時候，情勢像張開的剪刀刈割著神經，我們不知道該如何處置眼前的窘境。在這種猶疑彷徨中，時代的風貌與人的性格就凸現出來。人們遲疑的最大顧慮是害怕選擇錯了的後果，所以說到底，還是內在的恐懼最使人悲哀。假如人能夠戰勝自身的恐懼，做出合乎曆史、順乎人性的抉擇，我以為他就達到了崇高。日新月異的時代，為我們提供了層出不窮的“選擇”場地，這是我們這一代作家的幸運。
我常常在作品裏寫到死亡。這不單是因為我做過多年醫生，麵對死亡簡直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因為崇高這塊燧石在死亡之錘的擊打下，易於迸濺燦爛的火花。死亡使一切結束，它不允許反悔。無論選擇是正確還是謬誤，死亡都強化了它的力量。尤其是死亡之前，大奸大惡，大美大善，大徹大悟，大悲大喜，都有極淋漓的宣泄，成為人生最後的定格。中國有句古話，叫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就是說人臨死前愛說真話，死亡是對人的大考驗。要是死到臨頭還不說真話，那這人也極有性格，挖掘他的心理，也是文學難得的材料。
我常常滿腔熱情地注視著生活，探尋我不懂的事物，對世界充滿好奇。我並不拒絕描寫生活中的黑暗與冷酷，隻是我不認為它有資格成為主導。生活本身是善惡不分的，但文學家是有善惡的，胸膛裏該跳動溫暖的良心。在文學術語裏，它被優雅地稱為“審美”。現如今有了一個“審醜”的詞，醜可以“審”（審問的審），卻不可讚揚。
當年我好不容易爬上那座冰山，在感覺崇高的同時，極目遠眺，看到無數聳立的高峰，那是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喀喇昆侖山交界的地方。凝視遠方，崇高給予我們勇氣，也使我們更感覺自身的微不足道。
因為山是沒有窮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