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朋友忽然寄給我一張《晨報副刊》，我就覺得有些特別，因為他是知道我懶得看這種東西的。但既然特別寄來了，姑且看題目罷：《關於下麵一束通信告讀者們》。署名是：誌摩。哈哈，這是寄來和我開玩笑的，我想；趕緊翻轉，便是幾封信，這寄那，那寄這，看了幾行，才知道似乎還是什麽“閑話……閑話”問題（2）。這問題我僅知道一點兒，就是曾在新潮社（3）看見陳源教授即西瀅先生的信（4），說及我“捏造的事實，傳布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不禁好笑；人就苦於不能將自己的靈魂砍成醬，因此能有記憶，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記得首先根據了“流言”，來判決楊蔭榆事件即女師大風潮的，正是這位西瀅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發行的《現代評論》上。我不該生長“某籍”又在“某係”教書，所以也被歸入“暗中挑剔風潮”（5）者之列，雖然他說還不相信，不過覺得可惜。在這裏聲明一句罷，以免讀者的誤解：“某係”雲者，大約是指國文係，不是說研究係。
那時我見了“流言”字樣，曾經很憤然，立刻加以駁正，雖然也很自愧沒有“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6）。不料過了半年，這些“流言”卻變成由我傳布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說聰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說這回的所謂“流言”，並非關於“某籍某係”的，乃是關於不信“流言”的陳源教授的了，則我實在不知道陳教授有怎樣的被捏造的事實和流言在社會上傳布。說起來慚愧煞人，我不赴宴會，很少往來，也不奔走，也不結什麽文藝學術的社團，實在最不合式於做捏造事實和傳布流言的樞紐。隻是弄弄筆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為根據，故意給它傳布開來，雖然偶有些“耳食之言”（7），又大抵是無關大體的事；要是錯了，即使月久年深，也決不惜追加訂正，例如對於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8），其間竟隔了幾乎有兩年。——但這自然是隻對於看過《熱風》的讀者說的。
這幾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隻等於曇花一現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沒有將我“流”進去，不過在後屁股的《西瀅致誌摩》是附帶的對我的專論，雖然並非一案，卻因為親屬關係而滅族，或文字獄的株連一般。滅族呀，株連呀，又有點“刑名師爺”（9）口吻了，其實這是事實，法家不過給他起了一個名，所謂“正人君子”是不肯說的，雖然不妨這樣做。此外如甲對乙先用流言，後來卻說乙製造流言這一類事，“刑名師爺”的筆下就簡括到隻有兩個字：“反噬”。嗚呼，這實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語說，“察見淵魚者不祥”（10），所以“刑名師爺”總沒有好結果，這是我早經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給我《晨報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來刺激我，譏諷我，通知我的，還是要我也說幾句話呢？終於不得而知。好，好在現在正須還筆債，就用這一點事來搪塞一通罷，說話最方便的題目是《魯迅致bb》，既非根據學理和事實（11）的論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諷刺（12），不過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嚐願意發表；無論怎麽說，糞坑也好，毛廁（13）也好，決定與“人氣”（14）無關。即不然，也是因為生氣發熱（15），被別人逼成的，正如別的副刊將被《晨報副刊》“逼死”（16）一樣。我的鏡子真可恨，照出來的總是要使陳源教授嘔吐的東西，但若以趙子昂（17）——“是不是他？”——畫馬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沒有什麽要緊的，不過總得替bb想一想。現在不是要談到《西瀅致誌摩》麽，那可是極其危險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18），暫時再也看不見“笑吟吟”。至少，一關涉陳源兩個字，你總不免要被公理家認為“某籍”，“某係”，“某黨”，“嘍羅”，“重女輕男”（19）……等；而且還得小心記住，倘有人說過他是文士，是法蘭斯，你便萬不可再用“文士”或“法蘭斯”（20）字樣，否則，——自然，當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無辜，《魯迅致bb》決計不用，所以一直寫到這裏，還沒有題目，且待寫下去看罷。
我先前不是剛說我沒有“捏造事實”麽？那封信裏舉的卻有。說是我說他“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的酒飯”了，其實都不對。楊蔭榆女士的善於請酒，我說過的，或者別人也說過，並且偶見於新聞上。現在的有些公論家，自以為中立，其實卻偏，或者和事主倒有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等關係，甚至於叨光了酒飯，我也說過的。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麽，報社收津貼，連同業中也互訐過，但大家仍都自稱為公論。至於陳教授和楊女士是親戚而且吃了酒飯，那是陳教授自己連結起來的，我沒有說曾經吃酒飯，也不能保證未曾吃酒飯，沒有說他們是親戚，也不能保證他們不是親戚，大概不過是同鄉罷，但隻要不是“某籍”，同鄉有什麽要緊呢。紹興有“刑名師爺”，紹興人便都是“刑名師爺”的例，是隻適用於紹興的人們的。
我有時泛論一般現狀，而無意中觸著了別人的傷疤，實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這也是沒法補救，除非我真去讀書養氣，一共廿年，被人們騙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陰謀。即如上文雖然說明了他們是親戚並不是我說的話，但因為列舉的名詞太多了，“同鄉”兩字，也足以招人“生氣”，隻要看自己憤然於“流言”中的“某籍”兩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來，這一回的說“叭兒狗”（21）（《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著他自己，在那裏“悻悻”了。其實我不過是泛論，說社會上有神似這個東西的人，因此多說些它的主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本以為這足見我是泛論了，名人們現在那裏還有肯跟太監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這一層，各各認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兒狗”自命。時勢實在艱難，我似乎隻有專講上帝，才可以免於危險，而這事又非我所長。但是，倘使所有的隻是暴戾之氣，還是讓它盡量發出來罷，“一群悻悻的狗”，在後麵也好，在對麵也好。我也知道將什麽之氣都放在心裏，臉上筆下卻全都“笑吟吟”，是極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個洞，便什麽之氣都出來了。但其實這倒是真麵目。
第二種罪案是“近一些的一個例”，陳教授曾“泛論圖書館的重要”，“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裏，這一層‘他似乎沒看到’。”我卻輕輕地改為“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還問道：“你看見嗎，那刀筆吏（22）的筆尖？”“刀筆吏”是不會有漏洞的，我卻與陳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為“刀筆吏”了罷。《現代評論》早已不見，全文無從查考，現在就據這一回的話，敬謹改正，為“據說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發表的文章裏竟也沒想到；現在又下了台，目前無法補救了，很可惜”罷。這裏附帶地聲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別人的原文用引號，舉大意用“據說”，述聽來的類似“流言”的用“聽說”，和《晨報》大將文例不相同。
第三種罪案是關於我說“北大教授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據說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內不支薪，副館長的月薪又不過二百五十元。別一張《晨副》上又有本人的聲明，話也差不多，不過說月薪確有五百元，隻是他“隻拿二百五十元”，其餘的“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了。此外還給我許多忠告，這使我非常感謝，但願意奉還“文士”的稱號（23），我是不屬於這一類的。隻是我以為告假和辭職不同，無論支薪與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這是不待“刀筆吏”才能知道的。至於圖書館的月薪，我確信李教授（或副館長）現在每月“隻拿二百五十元”的現錢，是美國那麵的；中國這麵的一半，真說不定要拖欠到什麽時候才有。但欠帳究竟也是錢，別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帳，連一半現錢也沒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論客的口實了，雖然其缺點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後每月必發，而以學校欠薪作比例，中國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間會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則須十七年正月間才有，那時購買書籍來，我一定就更正，隻要我還在做“官僚”，因為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還有這樣的記性，不至於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釗們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隻好作罷了。可是我所說的職銜和錢數，在今日卻是事實。
第四種的罪案是……。陳源教授說，“好了，不舉例了。”
為什麽呢？大約是因為“本來已經說不勝說”，或者是在矯正“打筆墨官司的時候，誰寫得多，罵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誰的理由大”的惡習之故罷，所以就用三個例來概其全般，正如中國戲上用四個兵卒來象征十萬大軍一樣。此後，就可以結束，漫罵——“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稱，但我不知道，隻好暫用這加於“下流”人等的行為上的話——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標本，刪之可惜，扯下來粘在後麵罷——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麵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了一麵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這一段意思很了然，猶言我寫馬則自己就是馬，寫狗自己就是狗，說別人的缺點就是自己的缺點，寫法蘭斯自己就是法蘭斯，說“臭毛廁”自己就是臭毛廁，說別人和楊蔭榆女士同鄉，就是自己和她同鄉。趙子昂也實在可笑，要畫馬，看看真馬就夠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勢；他終於還是人，並不淪入馬類，總算是僥幸的。不過趙子昂也是“某籍”，所以這也許還是一種“流言”，或自造，或那時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說不定。這隻能看作一種無稽之談。倘若陳源教授似的信以為真，自己也照樣做，則寫法蘭斯的時候坐下做一個法姿勢，講“孤桐先生”的時候立起作一個孤姿勢，倒還堂哉皇哉；可是講“糞車”（24）也就得伏地變成糞車，說“毛廁”即須翻身充當便所，未免連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罷，雖然肚子裏本來滿是這樣的貨色。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為‘文士’嗎？魯迅先生為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麵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實’，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這是根據了三條例和一個趙子昂故事的結論。其實是稱別個為“文士”我也笑，稱我為“思想界的權威者”（25）我也笑，但牙卻並非“笑掉”，據說是“打掉”的，這較可以使他們快意些。至於“思想界的權威者”等等，我連夜夢裏也沒有想做過，無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識，無從勸止他，不像唱雙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況且自然會有“文士”來罵倒，更無須自己費力。我也不想借這些頭銜去發財發福，有了它於實利上是並無什麽好處的。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采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
（26）不過這本不是對上流人說的，他們當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後來也放過幾枝，但總是對於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陳源教授之輩，“請君入甕”（27），也給他嚐嚐這滋味。不過雖然對於他們，也還是明說的時候多，例如《語絲》上的《音樂》（28）就說明是指徐誌摩先生，《我的籍和係》和《並非閑話》也分明對西瀅即陳源教授而發；此後也還要射，並無悔禍之心。至於署名，則去年以來隻用一個，就是陳教授之所謂“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29）就是。但在下半年，應將“教育部僉事”五字刪去，因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卻又變了“暫署僉事”（30）了，還未去做，然而豫備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幾文俸錢，因為我祖宗沒有遺產，老婆沒有奩田，文章又不值錢，隻好以此暫且糊口。還有一個小目的，是在對於以我去年的免官為“痛快”者，給他一個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於“流言”，則先已說過，正是陳源教授首先發明的專賣品，獨有他聽到過許多；在我呢，心術是看不見的東西，且勿說，我的躲在家裏的生活即不利於作“捏……言”的樞紐。剩下的隻有“幽默”問題了，我又沒有說過這些話，也沒有主張過“幽默”，也許將這兩字連寫，今天還算第一回。我對人是“罵人”，人對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語”，這真使我記起我的同鄉“刑名師爺”來，而且還是弄著不正經的“出重出輕”的玩意兒的時候。這樣看來，一麵鏡子確是該有的，無論生在那一縣。還有罪狀哩——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麵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隻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流言”早聽到過了；後來見於《閑話》，說是“整大本的摽竊”，但不直指我，而同時有些人的口頭上，卻相傳是指我的《中國小說史略》。
（31）我相信陳源教授是一定會幹這樣勾當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隻回敬他一通罵街，這可實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語”。這回說出來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沒有猜錯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卻改為“做你自己的藍本”了，比先前輕得多，仿佛比自謙為“一言半語”的“冷箭”鈍了一點似的。鹽穀氏（32）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33）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為真，我以為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34），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35），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裏（36）；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37），我是用《太平廣記》（38）的，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其餘分量，取舍，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39）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但我的意見，卻以為似乎不可，因為曆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40）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為貴；曆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說詩歌小說相類不妨，曆史有幾點近似便是“摽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別意見，隻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才適用的。好在鹽穀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
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摽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這以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為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對不對？（鹽穀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譯本，今年夏天看見了，將五百餘頁的原書，譯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說一部份，和我的也無從對比了。廣告上卻道“選譯”（41）。措辭實在聰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補記。）
但我還要對於“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的，似乎並不是我。因為我於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即更不知道別人的是否鈔襲。陳源教授的那些話，說得壞一點，就是“捏造事實”，故意挑撥別人對我的惡感，真可以說發揮著他的真本領。說得客氣一點呢，他自說寫這信時是在“發熱”，那一定是熱度太高，發了昏，忘記裝腔了，不幸顯出本相；並且因為自己爬著，所以覺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膚或者一向就破著，卻以為被我“罵”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無意中碰破了一角紙糊紳士服，那也許倒是有的；此後也保不定。彼此迎麵而來，總不免要擠擦，碰磕，也並非“還不肯罷休”。
紳士的跳踉醜態，實在特別好看，因為曆來隱藏蘊蓄著，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因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42）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並不看這些小說。“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後，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ofa.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並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遇見的“糞車”，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裏的貨色，要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罷。
太費紙張了，雖然我不至於嬌貴到會發熱，但也得趕緊的收梢。然而還得粘上一段大罪狀——
“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43），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允彝（44）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怎樣有人在那裏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為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
“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麵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
“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
苦心孤詣給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惡名，這一回忽又否認了，可見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好，免得後來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別有慧心，那裏會給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凱稱帝”以來的罪惡，仿佛“稱帝”“賄選”那類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於全由我一手包辦似的。這是真的，從那時以來，我確沒有帶兵獨立過，但我也沒有冷笑雲南起義（45），也沒有希望國民軍（46）失敗；對於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勳複辟（47）時，一就是章士釗長部時，前一回以教授的一點才力自然不知道，後一回卻忘卻得有些離奇。我向來就“裝出這樣的麵孔”，不但毫不顧忌陳源教授可“有些惡心”，對於“孤桐先生”也一樣。要在我的麵孔上尋出些有趣來，本來是沒頭腦的妄想，還是去看別的麵孔罷。
這類誤解似乎不止陳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為教員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謂“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罵著。可悲的就在此，現在的罵官僚的人裏麵，到外國去炸大（48）過一回而且做教員的就很多：所謂“鑽謀補他的缺”的也就是這一流，那時我說“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就為此人的乘機想做官而發，刺他一針，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陳教授“刻骨鏤心”的記住了，也許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罷。
我並非因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儕於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異，如所謂“孤桐先生”，做官時辦《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後，聽說更有生氣了。而我“下台”時所做的文章，豈不是不但並不更有生氣，還招了陳源教授的一頓“教訓”（49），而且罪孽深重，延禍“麵孔”了麽？
這是以文才和麵孔言；至於從別一方麵看，則官僚與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歎，這就是說：錢的來源。國家行政機關的事務官所得的所謂俸錢，國立學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謂薪水，還不是同一來源，出於國庫的麽？在曹錕政府下做國立學校的教員，和做官的沒有大區別。難道教員的是捐給了學校，所以特別清高了？袁世凱稱帝時代，陳源教授或者還在外國的研究室裏，是到了曹錕賄選前後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遲得多，福氣也比我好得多。曹錕賄選，他做教授，“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做教授，“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做總長”，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於待到那“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不做總長了，他自然還做教授，歸國以來，一帆風順，一個小釘子也沒有碰。這當然是因為有適宜的麵孔，不“叫人有些惡心”之故嘍。看他臉上既無我一樣的可厭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說沒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對於他的麵孔，卻連我也並沒有什麽大“惡心”，而且仿佛還覺得有趣。這一類的麵孔，隻要再白胖一點，也許在中國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說幾句費話的不過是他對鏡裝成的姿勢和“爆發”出來的蘊蓄，但又即刻掩了起來，關上大門，據說“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前麵的香車既經杳然，我且不做叫門的事，因為這些時候所遇到的大概不過幾個家丁；而且已是往“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複校紀念會”的時候了，就這樣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語絲》周刊第六十五期。
（2）一九二五年女師大風潮中，章士釗在《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裏誣蔑女學生“不受檢製。竟體忘形。嘯聚男生。蔑視長上。”這期間陳西瀅也曾在口頭上侮辱女學生。而徐誌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閑話”引出來的閑話》一文，卻恭維陳說：“西瀅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也不隻寫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對女性的態度，那是太忠貞了。”這就引起豈明（周作人）在同月二十日《晨報副刊》發表《閑話的閑話之閑話》一文，針對徐誌摩說陳西瀅“忠貞”於女性一點，揭發了陳侮辱女學生的話：“我知道在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因為憤女師前途之棘，先章士釗，後楊蔭榆而揚言於眾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於是在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上就發表有徐誌摩的《關於下麵一束通信告讀者們》和陳西瀅《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共同對魯迅進行攻擊和誹謗。在陳西瀅的這《幾封信》中有兩封《致豈明》的信，其中他自己承認“疑心先生罵的有我在裏麵”，一麵又加以辯解，並且一再說“先生兄弟兩位”或“令兄魯迅先生”，把魯迅也拉在一起。此外，在他的這《幾封信》中還有一封題為《致誌摩》的長信，內容全是對魯迅的造謠和誣蔑，因此魯迅寫了這篇文章。
（3）新潮社北京大學部分學生和教員組織的一個具有進步傾向的社團。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員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三卷二期停刊）、《新潮叢書》和《新潮社文藝叢書》。後來，由於主要成員的變化，逐漸右傾，無形解體。
（4）指陳西瀅給豈明的兩封信中的第一信。參看本卷第209頁注。
（5）“暗中挑剔風潮”陳西瀅攻擊魯迅等人的一句不通的話。
參看本卷第80頁注（8）。
（6）“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這是李四光給《晨報副刊》編者徐誌摩的信中所說的話。詳見本篇注（23）。
（7）“耳食之言”即傳聞的話。語出《史記·六國年表序》。
（8）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魯迅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報副刊》上發表《望勿“糾正”》一文。其中說古書的標點者“汪原放君已經成了古人了”。後知汪還健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將該文編入《熱風》時，特於篇末作了訂正。汪原放，參看本卷第306頁注（6）。
（9）“刑名師爺”清代官署中承辦刑事判牘的幕僚，叫“刑名師爺”。一般善於舞文弄法，往往能左右人的禍福。當時紹興籍的幕僚較多，因有“紹興師爺”之稱。陳西瀅曾在《致誌摩》中攻擊魯迅“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
（10）“察見淵魚者不祥”語見《列子·說符》：“周諺有言：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察見淵魚”，比喻窺見別人心中的“隱匿”；“不祥”，是指容易招來猜忌和禍患。
（11）學理和事實這是陳西瀅自我吹噓的話。參看本卷第171頁注（14）。
（12）“笑吟吟”的天才的諷刺這是對徐誌摩吹捧陳西瀅的話所作的概括。參看本書《有趣的消息》及其注（17）。
（13）毛廁這是陳西瀅誣蔑女師大的話。參看本卷第80頁注（10）。
（14）“人氣”豈明在《閑話的閑話之閑話》裏曾針對陳西瀅侮辱女學生的話說：“許多所謂紳士壓根兒就沒有一點人氣，還虧他們恬然自居於正人之列。”陳西瀅隨即在《致豈明》中加以辯解，其中有“如果先生還有半分‘人氣’”這樣的話。
（15）發熱陳西瀅在《致誌摩》的末尾說：“昨晚因為寫另一篇文章，睡遲了，今天似乎有些發熱。今天寫了這封信，已經疲乏了。”
（16）“逼死”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徐誌摩接編《晨報副刊》。當天他就發表了一篇《我為什麽來辦我想怎麽辦》，文內說到陳西瀅本來是最厭惡副刊的；但“為要處死副刊”，反而讚成徐誌摩來編《晨報副刊》，以便“第一步逼死別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從此人類可永免副刊的災殃”。
（17）趙子昂（1254—1322）趙孟。腫影海藎n裾憬廡耍┤耍榛遙曰碇啤9賾謁淼墓適攏宕饃洞蠊猛肌肪硎醴a登題趙孟《浴馬圖卷》中有這樣的記載：
“（趙孟）嚐據床學馬滾塵狀，管夫人自牖中窺之，政見一匹滾塵馬。”
（18）“悻悻的狗”陳西瀅在《致誌摩》中謾罵魯迅說：“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你看他麵上八字胡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不過林先生的打叭兒狗的想像好像差一點。我以為最好的想像是魯迅先生張著嘴立在泥潭中，後麵立著一群悻悻的狗。”
（19）“重女輕男”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閑話》中談到女師大風潮時說：“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20）法蘭斯通譯法朗士。參看本卷第66頁注（12）。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七、五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十六日）連續發表兩篇談法朗士的《閑話》；徐誌摩看到第一篇後，便在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閑話”引出來的閑話》一文中稱讚陳的文章和法朗士的文章同樣“嫵媚”，又說他學法朗士已經“有根”了。參看本書《無花的薔薇》第七節。
（21）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後收入論文集《墳》。
（22）刀筆吏古代書吏在辦理文書時，經常要使用刀和筆兩種工具（用筆寫在竹簡或木劄上，有誤則用刀削去），所以秦漢時的書吏被稱為刀筆吏；後來它又轉為一般舞文弄法的訟師的通稱。陳西瀅曾在《致誌摩》中攻擊魯迅為“刀筆吏”。
（23）李四光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晨報副刊》發表一封給徐誌摩的信，內容是關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一事的聲明。信末說：
“我聽說魯迅先生是當代比較有希望的文士……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實，知道天下人不盡像魯迅先生的鏡子裏照出來的模樣。到那個時候，也許這個小小的動機，可以促魯迅先生作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也許中國因此可以產生一個真正的文士。”
（24）“糞車”陳西瀅在《致誌摩》中說，他發表這幾封信，“總算是半年來朝晚被人攻擊的一點回響，也可以證明我的容忍還沒有到‘家’。……現在忍不住的爆發了。譬如在一條又長又狹的胡同裏，你的車跟著一輛糞車在慢慢的走，你雖然掩住了口鼻，還少不得心中要作惡，一到空曠的地方，你少不得唾兩口口涎，呼兩口氣。我現在的情景正是那樣。”
（25）“思想界的權威者”一九二五年八月初，北京《民報》在《京報》、《晨報》刊登廣告，宣傳該報的“十二大特色”，其中之一為“增加副刊”，其中有“本報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張，專登學術思想及文藝等，並特約中國思想界之權威者魯迅……諸先生隨時為副刊撰著”等語。
（26）秋士（孫伏園）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關於魯迅先生》一文中說：“魯迅先生所以對於《呐喊》再版遲遲不準許的原因，最重要的一個是他聽說有幾個中學堂的教師，竟在那兒用《呐喊》做課本，甚至給高小學生讀的，這是他所極不願意的，最不願意的是竟有人給小孩讀《狂人日記》。……他說，他一聽到《呐喊》在那兒給中小學生讀以後，見了《呐喊》便討厭，非但沒有再版的必要，簡直有讓它絕版的必要，也沒有再做這類小說的必要。”
（27）“請君入甕”唐代酷吏周興的故事。《資治通鑒》唐則天後天授二年載：“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後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
‘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
（28）《音樂》即《“音樂”？》，原載《語絲》第五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後收入《集外集》；係針對《語絲》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徐誌摩在他翻譯的波特萊耳《死屍》一詩前所發的議論而作。
（29）陳西瀅在《致誌摩》中說：“前麵幾封信裏說起了幾次周豈明先生的令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
（30）“暫署僉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教育部令魯迅複僉事職。因為由教育部呈請北洋政府核準的命令在當時還未發表，所以是“暫署僉事”。
（31）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閑話》裏，說當時著述界盛行“剽竊”或“抄襲”，含沙射影地誣蔑作者說：“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傅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麵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麽？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在《致誌摩》裏，他便明白地說作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本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下文的“回敬他一通罵街”，參看本卷第209頁注。
（32）鹽穀氏指鹽穀溫（1878—1962），日本漢文學研究者，當時任東京大學教授。
（33）《紅樓夢》長篇小說，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清代曹雪芹作，後四十回一般認為高鶚續作。
（34）森槐南（1863—1911）日本漢文學研究者。他對唐人小說的分類，據鹽穀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第六章所述，共為三類：一、別傳；二、異聞瑣語；三、雜事。鹽穀溫則根據他所分類的第一類，再細分為別傳、劍俠、豔情、神怪四種。
（35）《漢魏叢書》明代何鏜輯，內收漢魏六朝間遺書百種。
現在通行的有清代王謨刻本八十六種。
（36）指《古小說鉤沉》。內收自周至隋散佚小說三十六種，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的重要資料。
（37）《唐人說薈》小說筆記叢書，共二十卷。舊有桃源居士輯本，凡一百四十四種；清代乾隆時山陰陳蓮塘又從《說郛》等書中采入二十種，合為一百六十四種。內多小說，但刪節和謬誤很多，坊刻本又改名為《唐代叢書》。
（38）《太平廣記》類書，共五百卷。宋代李昉等奉敕纂輯。
書成於太平興國三年（978），內收六朝至宋代初年的小說、野史很多，引用書四百七十餘種。
（39）塞文狄斯通譯塞萬提斯。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閑話》裏說：“有人遊曆西班牙，他的引導指了一個乞丐似的老人說，那就是寫donquixote的cer－vantes（按即寫《堂吉訶德》的塞萬提斯）。聽者驚詫道：塞文狄斯麽？怎樣你們的政府讓他這樣的窮困？引導者道：要是政府養了他，他就不寫donquixote那樣的作品了。”按在英國華茲（h.e.watts）所著的《塞萬提斯評傳》第十二章中，曾說及西班牙人托勒斯（m.torres）所記述的一個故事：一六一五年二月，托勒斯會見一些愛讀塞萬提斯著作的法國人，他願意引導他們去看那個作者。他告訴他們說，塞萬提斯年老了，很窮；於是一個人問道：西班牙為什麽不用公款資助這樣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個人說道：若是窮困逼迫他著書，那麽願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雖窮困，卻可以用他的著作使世界富有。但托勒斯並未真的引導那些法國人去會塞萬提斯。陳西瀅關於塞萬提斯的話完全是道聽途說。
（40）陳西瀅在淩叔華的抄襲行為被揭發以後，曾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五十期的《閑話》裏隱約地為她辯解說：“至於文學，界限就不能這樣的分明了。許多情感是人類所共有的，他們情之所至，發為詩歌，也免不了有許多共同之點。……難道一定要說誰抄襲了誰才稱心嗎？”“‘剽竊’‘抄襲’的罪名，在文學裏，我以為隻可以壓倒一般蠢才，卻不能損傷天才作家的。……至於偉大的天才，有幾個不偶然的剽竊？不用說廣義的他們心靈受了過去大作家的陶養，頭腦裏充滿了過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狹義的說，舉起例來也舉不勝舉。”
（41）指陳彬的節譯本，一九二六年三月樸社出版（以後另有孫俍工的全譯本，開明書店出版）。
（42）關於淩叔華剽竊小說圖畫的問題，《晨報副刊》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由徐誌摩主編，報頭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畫像，無署名，徐誌摩在開場白《我為什麽來辦我想怎麽辦》中也未聲明畫的來源；隻是在同日刊載的淩叔華所作小說《中秋晚》後的附記中，順便說“副刊篇首廣告的圖案也都是淩女士的。”十月八日，《京報副刊》上登載了署名重餘（陳學昭）的《似曾相識的〈晨報副刊〉篇首圖案》，指出該畫是剽竊英國畫家琵亞詞侶的。不久，《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發表了淩叔華的小說《花之寺》，十一月十四日《京報副刊》又發表了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則，暗指淩叔華的《花之寺》說：“挽近文學界抄襲手段日愈發達，……現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別墅》抄竄來了。……
這樣換湯不換藥的小說，瞞得過世人的嗎？”陳西瀅疑心這兩篇文章都是魯迅所作。淩叔華，廣東番禺人，小說家。陳西瀅之妻。下文的琵亞詞侶，又譯畢亞茲萊（a.beardsley，1872—1898），英國畫家。多用圖案性的黑白線條描繪社會生活。魯迅曾於一九二九年選印他的畫集《比亞茲萊畫選》（《藝苑朝華》第四輯）。
（43）曹錕賄選參看本卷第66頁注（7）。
（44）彭允彝參看本卷第159頁注（6）。“代表無恥”雲雲，是當時北大教授胡適抨擊他的話（見《努力》周報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學反對章士釗為教育總長，也宣布與教育部脫離關係。在北大十七教授《致本校同事公函》中，曾說章士釗“是彭允彝一樣的無恥政客”，所以陳西瀅在這裏有“代表無恥的章士釗”這樣的反語。
（45）雲南起義蔡鍔等為反對袁世凱稱帝，在雲南組織護國軍，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動討袁起義，很快得到全國各省的響應，袁被迫於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製。
（46）國民軍當時馮玉祥統率的傾向進步的軍隊。馮原屬北洋軍閥中直係吳佩孚的一係；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他在前線與奉軍妥協，通電主張停戰，回師北京，舉行“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並將所部軍隊改組為國民軍。
（47）張勳複辟張勳（1854—1923），字少軒，江西奉新人，北洋軍閥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帶兵從徐州到北京，七月一日與康有為等擁清廢帝溥儀進行複辟。同月十二日即告失敗。作者於七月三日與教育部別的幾個部員同時憤而離職，亂平後於十六日返部。
（48）炸大形容出國留學“鍍金”後身價百倍。劉半農在《奉答陳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其前輩》（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語絲》第六十四期）中說：“吳稚暉先生說過，留學生好比是麵筋，到西洋那大油鍋裏去一泡，馬上就蓬蓬勃勃漲得其大無外。”
（49）“教訓”陳西瀅在《致豈明》的第二封信中兼指魯迅說：
“因為先生們太不自量，更加得意忘形起來，所以給先生一個小小的教訓。”
那時我見了“流言”字樣，曾經很憤然，立刻加以駁正，雖然也很自愧沒有“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6）。不料過了半年，這些“流言”卻變成由我傳布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說聰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說這回的所謂“流言”，並非關於“某籍某係”的，乃是關於不信“流言”的陳源教授的了，則我實在不知道陳教授有怎樣的被捏造的事實和流言在社會上傳布。說起來慚愧煞人，我不赴宴會，很少往來，也不奔走，也不結什麽文藝學術的社團，實在最不合式於做捏造事實和傳布流言的樞紐。隻是弄弄筆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為根據，故意給它傳布開來，雖然偶有些“耳食之言”（7），又大抵是無關大體的事；要是錯了，即使月久年深，也決不惜追加訂正，例如對於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8），其間竟隔了幾乎有兩年。——但這自然是隻對於看過《熱風》的讀者說的。
這幾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隻等於曇花一現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沒有將我“流”進去，不過在後屁股的《西瀅致誌摩》是附帶的對我的專論，雖然並非一案，卻因為親屬關係而滅族，或文字獄的株連一般。滅族呀，株連呀，又有點“刑名師爺”（9）口吻了，其實這是事實，法家不過給他起了一個名，所謂“正人君子”是不肯說的，雖然不妨這樣做。此外如甲對乙先用流言，後來卻說乙製造流言這一類事，“刑名師爺”的筆下就簡括到隻有兩個字：“反噬”。嗚呼，這實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語說，“察見淵魚者不祥”（10），所以“刑名師爺”總沒有好結果，這是我早經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給我《晨報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來刺激我，譏諷我，通知我的，還是要我也說幾句話呢？終於不得而知。好，好在現在正須還筆債，就用這一點事來搪塞一通罷，說話最方便的題目是《魯迅致bb》，既非根據學理和事實（11）的論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諷刺（12），不過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嚐願意發表；無論怎麽說，糞坑也好，毛廁（13）也好，決定與“人氣”（14）無關。即不然，也是因為生氣發熱（15），被別人逼成的，正如別的副刊將被《晨報副刊》“逼死”（16）一樣。我的鏡子真可恨，照出來的總是要使陳源教授嘔吐的東西，但若以趙子昂（17）——“是不是他？”——畫馬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沒有什麽要緊的，不過總得替bb想一想。現在不是要談到《西瀅致誌摩》麽，那可是極其危險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18），暫時再也看不見“笑吟吟”。至少，一關涉陳源兩個字，你總不免要被公理家認為“某籍”，“某係”，“某黨”，“嘍羅”，“重女輕男”（19）……等；而且還得小心記住，倘有人說過他是文士，是法蘭斯，你便萬不可再用“文士”或“法蘭斯”（20）字樣，否則，——自然，當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無辜，《魯迅致bb》決計不用，所以一直寫到這裏，還沒有題目，且待寫下去看罷。
我先前不是剛說我沒有“捏造事實”麽？那封信裏舉的卻有。說是我說他“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的酒飯”了，其實都不對。楊蔭榆女士的善於請酒，我說過的，或者別人也說過，並且偶見於新聞上。現在的有些公論家，自以為中立，其實卻偏，或者和事主倒有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等關係，甚至於叨光了酒飯，我也說過的。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麽，報社收津貼，連同業中也互訐過，但大家仍都自稱為公論。至於陳教授和楊女士是親戚而且吃了酒飯，那是陳教授自己連結起來的，我沒有說曾經吃酒飯，也不能保證未曾吃酒飯，沒有說他們是親戚，也不能保證他們不是親戚，大概不過是同鄉罷，但隻要不是“某籍”，同鄉有什麽要緊呢。紹興有“刑名師爺”，紹興人便都是“刑名師爺”的例，是隻適用於紹興的人們的。
我有時泛論一般現狀，而無意中觸著了別人的傷疤，實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這也是沒法補救，除非我真去讀書養氣，一共廿年，被人們騙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陰謀。即如上文雖然說明了他們是親戚並不是我說的話，但因為列舉的名詞太多了，“同鄉”兩字，也足以招人“生氣”，隻要看自己憤然於“流言”中的“某籍”兩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來，這一回的說“叭兒狗”（21）（《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著他自己，在那裏“悻悻”了。其實我不過是泛論，說社會上有神似這個東西的人，因此多說些它的主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本以為這足見我是泛論了，名人們現在那裏還有肯跟太監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這一層，各各認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兒狗”自命。時勢實在艱難，我似乎隻有專講上帝，才可以免於危險，而這事又非我所長。但是，倘使所有的隻是暴戾之氣，還是讓它盡量發出來罷，“一群悻悻的狗”，在後麵也好，在對麵也好。我也知道將什麽之氣都放在心裏，臉上筆下卻全都“笑吟吟”，是極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個洞，便什麽之氣都出來了。但其實這倒是真麵目。
第二種罪案是“近一些的一個例”，陳教授曾“泛論圖書館的重要”，“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裏，這一層‘他似乎沒看到’。”我卻輕輕地改為“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還問道：“你看見嗎，那刀筆吏（22）的筆尖？”“刀筆吏”是不會有漏洞的，我卻與陳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為“刀筆吏”了罷。《現代評論》早已不見，全文無從查考，現在就據這一回的話，敬謹改正，為“據說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發表的文章裏竟也沒想到；現在又下了台，目前無法補救了，很可惜”罷。這裏附帶地聲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別人的原文用引號，舉大意用“據說”，述聽來的類似“流言”的用“聽說”，和《晨報》大將文例不相同。
第三種罪案是關於我說“北大教授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據說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內不支薪，副館長的月薪又不過二百五十元。別一張《晨副》上又有本人的聲明，話也差不多，不過說月薪確有五百元，隻是他“隻拿二百五十元”，其餘的“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了。此外還給我許多忠告，這使我非常感謝，但願意奉還“文士”的稱號（23），我是不屬於這一類的。隻是我以為告假和辭職不同，無論支薪與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這是不待“刀筆吏”才能知道的。至於圖書館的月薪，我確信李教授（或副館長）現在每月“隻拿二百五十元”的現錢，是美國那麵的；中國這麵的一半，真說不定要拖欠到什麽時候才有。但欠帳究竟也是錢，別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帳，連一半現錢也沒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論客的口實了，雖然其缺點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後每月必發，而以學校欠薪作比例，中國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間會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則須十七年正月間才有，那時購買書籍來，我一定就更正，隻要我還在做“官僚”，因為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還有這樣的記性，不至於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釗們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隻好作罷了。可是我所說的職銜和錢數，在今日卻是事實。
第四種的罪案是……。陳源教授說，“好了，不舉例了。”
為什麽呢？大約是因為“本來已經說不勝說”，或者是在矯正“打筆墨官司的時候，誰寫得多，罵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誰的理由大”的惡習之故罷，所以就用三個例來概其全般，正如中國戲上用四個兵卒來象征十萬大軍一樣。此後，就可以結束，漫罵——“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稱，但我不知道，隻好暫用這加於“下流”人等的行為上的話——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標本，刪之可惜，扯下來粘在後麵罷——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麵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了一麵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這一段意思很了然，猶言我寫馬則自己就是馬，寫狗自己就是狗，說別人的缺點就是自己的缺點，寫法蘭斯自己就是法蘭斯，說“臭毛廁”自己就是臭毛廁，說別人和楊蔭榆女士同鄉，就是自己和她同鄉。趙子昂也實在可笑，要畫馬，看看真馬就夠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勢；他終於還是人，並不淪入馬類，總算是僥幸的。不過趙子昂也是“某籍”，所以這也許還是一種“流言”，或自造，或那時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說不定。這隻能看作一種無稽之談。倘若陳源教授似的信以為真，自己也照樣做，則寫法蘭斯的時候坐下做一個法姿勢，講“孤桐先生”的時候立起作一個孤姿勢，倒還堂哉皇哉；可是講“糞車”（24）也就得伏地變成糞車，說“毛廁”即須翻身充當便所，未免連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罷，雖然肚子裏本來滿是這樣的貨色。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為‘文士’嗎？魯迅先生為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麵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實’，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這是根據了三條例和一個趙子昂故事的結論。其實是稱別個為“文士”我也笑，稱我為“思想界的權威者”（25）我也笑，但牙卻並非“笑掉”，據說是“打掉”的，這較可以使他們快意些。至於“思想界的權威者”等等，我連夜夢裏也沒有想做過，無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識，無從勸止他，不像唱雙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況且自然會有“文士”來罵倒，更無須自己費力。我也不想借這些頭銜去發財發福，有了它於實利上是並無什麽好處的。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采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
（26）不過這本不是對上流人說的，他們當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後來也放過幾枝，但總是對於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陳源教授之輩，“請君入甕”（27），也給他嚐嚐這滋味。不過雖然對於他們，也還是明說的時候多，例如《語絲》上的《音樂》（28）就說明是指徐誌摩先生，《我的籍和係》和《並非閑話》也分明對西瀅即陳源教授而發；此後也還要射，並無悔禍之心。至於署名，則去年以來隻用一個，就是陳教授之所謂“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29）就是。但在下半年，應將“教育部僉事”五字刪去，因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卻又變了“暫署僉事”（30）了，還未去做，然而豫備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幾文俸錢，因為我祖宗沒有遺產，老婆沒有奩田，文章又不值錢，隻好以此暫且糊口。還有一個小目的，是在對於以我去年的免官為“痛快”者，給他一個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於“流言”，則先已說過，正是陳源教授首先發明的專賣品，獨有他聽到過許多；在我呢，心術是看不見的東西，且勿說，我的躲在家裏的生活即不利於作“捏……言”的樞紐。剩下的隻有“幽默”問題了，我又沒有說過這些話，也沒有主張過“幽默”，也許將這兩字連寫，今天還算第一回。我對人是“罵人”，人對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語”，這真使我記起我的同鄉“刑名師爺”來，而且還是弄著不正經的“出重出輕”的玩意兒的時候。這樣看來，一麵鏡子確是該有的，無論生在那一縣。還有罪狀哩——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麵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隻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流言”早聽到過了；後來見於《閑話》，說是“整大本的摽竊”，但不直指我，而同時有些人的口頭上，卻相傳是指我的《中國小說史略》。
（31）我相信陳源教授是一定會幹這樣勾當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隻回敬他一通罵街，這可實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語”。這回說出來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沒有猜錯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卻改為“做你自己的藍本”了，比先前輕得多，仿佛比自謙為“一言半語”的“冷箭”鈍了一點似的。鹽穀氏（32）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33）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為真，我以為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34），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35），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裏（36）；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37），我是用《太平廣記》（38）的，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其餘分量，取舍，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39）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但我的意見，卻以為似乎不可，因為曆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40）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為貴；曆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說詩歌小說相類不妨，曆史有幾點近似便是“摽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別意見，隻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才適用的。好在鹽穀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
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摽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這以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為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對不對？（鹽穀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譯本，今年夏天看見了，將五百餘頁的原書，譯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說一部份，和我的也無從對比了。廣告上卻道“選譯”（41）。措辭實在聰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補記。）
但我還要對於“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的，似乎並不是我。因為我於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即更不知道別人的是否鈔襲。陳源教授的那些話，說得壞一點，就是“捏造事實”，故意挑撥別人對我的惡感，真可以說發揮著他的真本領。說得客氣一點呢，他自說寫這信時是在“發熱”，那一定是熱度太高，發了昏，忘記裝腔了，不幸顯出本相；並且因為自己爬著，所以覺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膚或者一向就破著，卻以為被我“罵”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無意中碰破了一角紙糊紳士服，那也許倒是有的；此後也保不定。彼此迎麵而來，總不免要擠擦，碰磕，也並非“還不肯罷休”。
紳士的跳踉醜態，實在特別好看，因為曆來隱藏蘊蓄著，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因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42）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並不看這些小說。“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後，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ofa.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並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遇見的“糞車”，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裏的貨色，要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罷。
太費紙張了，雖然我不至於嬌貴到會發熱，但也得趕緊的收梢。然而還得粘上一段大罪狀——
“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43），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允彝（44）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怎樣有人在那裏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為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
“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麵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
“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
苦心孤詣給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惡名，這一回忽又否認了，可見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好，免得後來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別有慧心，那裏會給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凱稱帝”以來的罪惡，仿佛“稱帝”“賄選”那類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於全由我一手包辦似的。這是真的，從那時以來，我確沒有帶兵獨立過，但我也沒有冷笑雲南起義（45），也沒有希望國民軍（46）失敗；對於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勳複辟（47）時，一就是章士釗長部時，前一回以教授的一點才力自然不知道，後一回卻忘卻得有些離奇。我向來就“裝出這樣的麵孔”，不但毫不顧忌陳源教授可“有些惡心”，對於“孤桐先生”也一樣。要在我的麵孔上尋出些有趣來，本來是沒頭腦的妄想，還是去看別的麵孔罷。
這類誤解似乎不止陳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為教員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謂“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罵著。可悲的就在此，現在的罵官僚的人裏麵，到外國去炸大（48）過一回而且做教員的就很多：所謂“鑽謀補他的缺”的也就是這一流，那時我說“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就為此人的乘機想做官而發，刺他一針，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陳教授“刻骨鏤心”的記住了，也許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罷。
我並非因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儕於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異，如所謂“孤桐先生”，做官時辦《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後，聽說更有生氣了。而我“下台”時所做的文章，豈不是不但並不更有生氣，還招了陳源教授的一頓“教訓”（49），而且罪孽深重，延禍“麵孔”了麽？
這是以文才和麵孔言；至於從別一方麵看，則官僚與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歎，這就是說：錢的來源。國家行政機關的事務官所得的所謂俸錢，國立學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謂薪水，還不是同一來源，出於國庫的麽？在曹錕政府下做國立學校的教員，和做官的沒有大區別。難道教員的是捐給了學校，所以特別清高了？袁世凱稱帝時代，陳源教授或者還在外國的研究室裏，是到了曹錕賄選前後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遲得多，福氣也比我好得多。曹錕賄選，他做教授，“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做教授，“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做總長”，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於待到那“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不做總長了，他自然還做教授，歸國以來，一帆風順，一個小釘子也沒有碰。這當然是因為有適宜的麵孔，不“叫人有些惡心”之故嘍。看他臉上既無我一樣的可厭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說沒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對於他的麵孔，卻連我也並沒有什麽大“惡心”，而且仿佛還覺得有趣。這一類的麵孔，隻要再白胖一點，也許在中國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說幾句費話的不過是他對鏡裝成的姿勢和“爆發”出來的蘊蓄，但又即刻掩了起來，關上大門，據說“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前麵的香車既經杳然，我且不做叫門的事，因為這些時候所遇到的大概不過幾個家丁；而且已是往“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複校紀念會”的時候了，就這樣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語絲》周刊第六十五期。
（2）一九二五年女師大風潮中，章士釗在《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裏誣蔑女學生“不受檢製。竟體忘形。嘯聚男生。蔑視長上。”這期間陳西瀅也曾在口頭上侮辱女學生。而徐誌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閑話”引出來的閑話》一文，卻恭維陳說：“西瀅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也不隻寫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對女性的態度，那是太忠貞了。”這就引起豈明（周作人）在同月二十日《晨報副刊》發表《閑話的閑話之閑話》一文，針對徐誌摩說陳西瀅“忠貞”於女性一點，揭發了陳侮辱女學生的話：“我知道在北京有兩位新文化新文學的名人名教授，因為憤女師前途之棘，先章士釗，後楊蔭榆而揚言於眾曰：‘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於是在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上就發表有徐誌摩的《關於下麵一束通信告讀者們》和陳西瀅《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共同對魯迅進行攻擊和誹謗。在陳西瀅的這《幾封信》中有兩封《致豈明》的信，其中他自己承認“疑心先生罵的有我在裏麵”，一麵又加以辯解，並且一再說“先生兄弟兩位”或“令兄魯迅先生”，把魯迅也拉在一起。此外，在他的這《幾封信》中還有一封題為《致誌摩》的長信，內容全是對魯迅的造謠和誣蔑，因此魯迅寫了這篇文章。
（3）新潮社北京大學部分學生和教員組織的一個具有進步傾向的社團。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員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三卷二期停刊）、《新潮叢書》和《新潮社文藝叢書》。後來，由於主要成員的變化，逐漸右傾，無形解體。
（4）指陳西瀅給豈明的兩封信中的第一信。參看本卷第209頁注。
（5）“暗中挑剔風潮”陳西瀅攻擊魯迅等人的一句不通的話。
參看本卷第80頁注（8）。
（6）“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這是李四光給《晨報副刊》編者徐誌摩的信中所說的話。詳見本篇注（23）。
（7）“耳食之言”即傳聞的話。語出《史記·六國年表序》。
（8）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魯迅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報副刊》上發表《望勿“糾正”》一文。其中說古書的標點者“汪原放君已經成了古人了”。後知汪還健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將該文編入《熱風》時，特於篇末作了訂正。汪原放，參看本卷第306頁注（6）。
（9）“刑名師爺”清代官署中承辦刑事判牘的幕僚，叫“刑名師爺”。一般善於舞文弄法，往往能左右人的禍福。當時紹興籍的幕僚較多，因有“紹興師爺”之稱。陳西瀅曾在《致誌摩》中攻擊魯迅“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
（10）“察見淵魚者不祥”語見《列子·說符》：“周諺有言：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察見淵魚”，比喻窺見別人心中的“隱匿”；“不祥”，是指容易招來猜忌和禍患。
（11）學理和事實這是陳西瀅自我吹噓的話。參看本卷第171頁注（14）。
（12）“笑吟吟”的天才的諷刺這是對徐誌摩吹捧陳西瀅的話所作的概括。參看本書《有趣的消息》及其注（17）。
（13）毛廁這是陳西瀅誣蔑女師大的話。參看本卷第80頁注（10）。
（14）“人氣”豈明在《閑話的閑話之閑話》裏曾針對陳西瀅侮辱女學生的話說：“許多所謂紳士壓根兒就沒有一點人氣，還虧他們恬然自居於正人之列。”陳西瀅隨即在《致豈明》中加以辯解，其中有“如果先生還有半分‘人氣’”這樣的話。
（15）發熱陳西瀅在《致誌摩》的末尾說：“昨晚因為寫另一篇文章，睡遲了，今天似乎有些發熱。今天寫了這封信，已經疲乏了。”
（16）“逼死”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徐誌摩接編《晨報副刊》。當天他就發表了一篇《我為什麽來辦我想怎麽辦》，文內說到陳西瀅本來是最厭惡副刊的；但“為要處死副刊”，反而讚成徐誌摩來編《晨報副刊》，以便“第一步逼死別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從此人類可永免副刊的災殃”。
（17）趙子昂（1254—1322）趙孟。腫影海藎n裾憬廡耍┤耍榛遙曰碇啤9賾謁淼墓適攏宕饃洞蠊猛肌肪硎醴a登題趙孟《浴馬圖卷》中有這樣的記載：
“（趙孟）嚐據床學馬滾塵狀，管夫人自牖中窺之，政見一匹滾塵馬。”
（18）“悻悻的狗”陳西瀅在《致誌摩》中謾罵魯迅說：“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你看他麵上八字胡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不過林先生的打叭兒狗的想像好像差一點。我以為最好的想像是魯迅先生張著嘴立在泥潭中，後麵立著一群悻悻的狗。”
（19）“重女輕男”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閑話》中談到女師大風潮時說：“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20）法蘭斯通譯法朗士。參看本卷第66頁注（12）。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七、五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十六日）連續發表兩篇談法朗士的《閑話》；徐誌摩看到第一篇後，便在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閑話”引出來的閑話》一文中稱讚陳的文章和法朗士的文章同樣“嫵媚”，又說他學法朗士已經“有根”了。參看本書《無花的薔薇》第七節。
（21）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後收入論文集《墳》。
（22）刀筆吏古代書吏在辦理文書時，經常要使用刀和筆兩種工具（用筆寫在竹簡或木劄上，有誤則用刀削去），所以秦漢時的書吏被稱為刀筆吏；後來它又轉為一般舞文弄法的訟師的通稱。陳西瀅曾在《致誌摩》中攻擊魯迅為“刀筆吏”。
（23）李四光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晨報副刊》發表一封給徐誌摩的信，內容是關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一事的聲明。信末說：
“我聽說魯迅先生是當代比較有希望的文士……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實，知道天下人不盡像魯迅先生的鏡子裏照出來的模樣。到那個時候，也許這個小小的動機，可以促魯迅先生作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也許中國因此可以產生一個真正的文士。”
（24）“糞車”陳西瀅在《致誌摩》中說，他發表這幾封信，“總算是半年來朝晚被人攻擊的一點回響，也可以證明我的容忍還沒有到‘家’。……現在忍不住的爆發了。譬如在一條又長又狹的胡同裏，你的車跟著一輛糞車在慢慢的走，你雖然掩住了口鼻，還少不得心中要作惡，一到空曠的地方，你少不得唾兩口口涎，呼兩口氣。我現在的情景正是那樣。”
（25）“思想界的權威者”一九二五年八月初，北京《民報》在《京報》、《晨報》刊登廣告，宣傳該報的“十二大特色”，其中之一為“增加副刊”，其中有“本報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張，專登學術思想及文藝等，並特約中國思想界之權威者魯迅……諸先生隨時為副刊撰著”等語。
（26）秋士（孫伏園）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關於魯迅先生》一文中說：“魯迅先生所以對於《呐喊》再版遲遲不準許的原因，最重要的一個是他聽說有幾個中學堂的教師，竟在那兒用《呐喊》做課本，甚至給高小學生讀的，這是他所極不願意的，最不願意的是竟有人給小孩讀《狂人日記》。……他說，他一聽到《呐喊》在那兒給中小學生讀以後，見了《呐喊》便討厭，非但沒有再版的必要，簡直有讓它絕版的必要，也沒有再做這類小說的必要。”
（27）“請君入甕”唐代酷吏周興的故事。《資治通鑒》唐則天後天授二年載：“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後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
‘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
（28）《音樂》即《“音樂”？》，原載《語絲》第五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後收入《集外集》；係針對《語絲》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徐誌摩在他翻譯的波特萊耳《死屍》一詩前所發的議論而作。
（29）陳西瀅在《致誌摩》中說：“前麵幾封信裏說起了幾次周豈明先生的令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
（30）“暫署僉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教育部令魯迅複僉事職。因為由教育部呈請北洋政府核準的命令在當時還未發表，所以是“暫署僉事”。
（31）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閑話》裏，說當時著述界盛行“剽竊”或“抄襲”，含沙射影地誣蔑作者說：“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傅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麵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麽？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在《致誌摩》裏，他便明白地說作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本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下文的“回敬他一通罵街”，參看本卷第209頁注。
（32）鹽穀氏指鹽穀溫（1878—1962），日本漢文學研究者，當時任東京大學教授。
（33）《紅樓夢》長篇小說，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清代曹雪芹作，後四十回一般認為高鶚續作。
（34）森槐南（1863—1911）日本漢文學研究者。他對唐人小說的分類，據鹽穀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第六章所述，共為三類：一、別傳；二、異聞瑣語；三、雜事。鹽穀溫則根據他所分類的第一類，再細分為別傳、劍俠、豔情、神怪四種。
（35）《漢魏叢書》明代何鏜輯，內收漢魏六朝間遺書百種。
現在通行的有清代王謨刻本八十六種。
（36）指《古小說鉤沉》。內收自周至隋散佚小說三十六種，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的重要資料。
（37）《唐人說薈》小說筆記叢書，共二十卷。舊有桃源居士輯本，凡一百四十四種；清代乾隆時山陰陳蓮塘又從《說郛》等書中采入二十種，合為一百六十四種。內多小說，但刪節和謬誤很多，坊刻本又改名為《唐代叢書》。
（38）《太平廣記》類書，共五百卷。宋代李昉等奉敕纂輯。
書成於太平興國三年（978），內收六朝至宋代初年的小說、野史很多，引用書四百七十餘種。
（39）塞文狄斯通譯塞萬提斯。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閑話》裏說：“有人遊曆西班牙，他的引導指了一個乞丐似的老人說，那就是寫donquixote的cer－vantes（按即寫《堂吉訶德》的塞萬提斯）。聽者驚詫道：塞文狄斯麽？怎樣你們的政府讓他這樣的窮困？引導者道：要是政府養了他，他就不寫donquixote那樣的作品了。”按在英國華茲（h.e.watts）所著的《塞萬提斯評傳》第十二章中，曾說及西班牙人托勒斯（m.torres）所記述的一個故事：一六一五年二月，托勒斯會見一些愛讀塞萬提斯著作的法國人，他願意引導他們去看那個作者。他告訴他們說，塞萬提斯年老了，很窮；於是一個人問道：西班牙為什麽不用公款資助這樣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個人說道：若是窮困逼迫他著書，那麽願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雖窮困，卻可以用他的著作使世界富有。但托勒斯並未真的引導那些法國人去會塞萬提斯。陳西瀅關於塞萬提斯的話完全是道聽途說。
（40）陳西瀅在淩叔華的抄襲行為被揭發以後，曾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五十期的《閑話》裏隱約地為她辯解說：“至於文學，界限就不能這樣的分明了。許多情感是人類所共有的，他們情之所至，發為詩歌，也免不了有許多共同之點。……難道一定要說誰抄襲了誰才稱心嗎？”“‘剽竊’‘抄襲’的罪名，在文學裏，我以為隻可以壓倒一般蠢才，卻不能損傷天才作家的。……至於偉大的天才，有幾個不偶然的剽竊？不用說廣義的他們心靈受了過去大作家的陶養，頭腦裏充滿了過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狹義的說，舉起例來也舉不勝舉。”
（41）指陳彬的節譯本，一九二六年三月樸社出版（以後另有孫俍工的全譯本，開明書店出版）。
（42）關於淩叔華剽竊小說圖畫的問題，《晨報副刊》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由徐誌摩主編，報頭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畫像，無署名，徐誌摩在開場白《我為什麽來辦我想怎麽辦》中也未聲明畫的來源；隻是在同日刊載的淩叔華所作小說《中秋晚》後的附記中，順便說“副刊篇首廣告的圖案也都是淩女士的。”十月八日，《京報副刊》上登載了署名重餘（陳學昭）的《似曾相識的〈晨報副刊〉篇首圖案》，指出該畫是剽竊英國畫家琵亞詞侶的。不久，《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發表了淩叔華的小說《花之寺》，十一月十四日《京報副刊》又發表了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則，暗指淩叔華的《花之寺》說：“挽近文學界抄襲手段日愈發達，……現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別墅》抄竄來了。……
這樣換湯不換藥的小說，瞞得過世人的嗎？”陳西瀅疑心這兩篇文章都是魯迅所作。淩叔華，廣東番禺人，小說家。陳西瀅之妻。下文的琵亞詞侶，又譯畢亞茲萊（a.beardsley，1872—1898），英國畫家。多用圖案性的黑白線條描繪社會生活。魯迅曾於一九二九年選印他的畫集《比亞茲萊畫選》（《藝苑朝華》第四輯）。
（43）曹錕賄選參看本卷第66頁注（7）。
（44）彭允彝參看本卷第159頁注（6）。“代表無恥”雲雲，是當時北大教授胡適抨擊他的話（見《努力》周報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學反對章士釗為教育總長，也宣布與教育部脫離關係。在北大十七教授《致本校同事公函》中，曾說章士釗“是彭允彝一樣的無恥政客”，所以陳西瀅在這裏有“代表無恥的章士釗”這樣的反語。
（45）雲南起義蔡鍔等為反對袁世凱稱帝，在雲南組織護國軍，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動討袁起義，很快得到全國各省的響應，袁被迫於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製。
（46）國民軍當時馮玉祥統率的傾向進步的軍隊。馮原屬北洋軍閥中直係吳佩孚的一係；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他在前線與奉軍妥協，通電主張停戰，回師北京，舉行“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並將所部軍隊改組為國民軍。
（47）張勳複辟張勳（1854—1923），字少軒，江西奉新人，北洋軍閥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帶兵從徐州到北京，七月一日與康有為等擁清廢帝溥儀進行複辟。同月十二日即告失敗。作者於七月三日與教育部別的幾個部員同時憤而離職，亂平後於十六日返部。
（48）炸大形容出國留學“鍍金”後身價百倍。劉半農在《奉答陳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其前輩》（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語絲》第六十四期）中說：“吳稚暉先生說過，留學生好比是麵筋，到西洋那大油鍋裏去一泡，馬上就蓬蓬勃勃漲得其大無外。”
（49）“教訓”陳西瀅在《致豈明》的第二封信中兼指魯迅說：
“因為先生們太不自量，更加得意忘形起來，所以給先生一個小小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