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話——
“無刺的薔薇是沒有的。——然而沒有薔薇的刺卻很多。”（2）題目改變了一點，較為好看了。
“無花的薔薇”也還是愛好看。
2
去年，不知怎的這位勗本華爾先生忽然合於我們國度裏的紳士們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點《女人論》（3）；我也就夾七夾八地來稱引了好幾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薔薇，實在大煞風景，對不起紳士們。
記得幼小時候看過一出戲，名目忘卻了，一家正在結婚，而勾魂的無常鬼已到，夾在婚儀中間，一同拜堂，一同進房，一同坐床……實在大煞風景，我希望我還不至於這樣。
3
有人說我是“放冷箭者”（4）。
我對於“放冷箭”的解釋，頗有些和他們一流不同，是說有人受傷，而不知這箭從什麽地方射出。所謂“流言”者，庶幾近之。但是我，卻明明站在這裏。
但是我，有時雖射而不說明靶子是誰，這是因為初無“與眾共棄”之心，隻要該靶子獨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麵皮鼓得急繃繃，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孑民（5）先生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鄭重地發表他的談話，而且加以按語，以為“當為曆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詔示國人，且為知識階級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了。
5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麵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歎。
所以，如果活著，隻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6
法國羅曼羅蘭先生今年滿六十歲了。晨報社為此征文徐誌摩先生於介紹之餘，發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麽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6）（《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麽？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裏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7
誌摩先生曰：“我很少誇獎人的。但西瀅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當得起一句天津話：‘有根’了。”而且“像西瀅這樣，在我看來，才當得起‘學者’的名詞。”（7）（《晨副》一四二三）
西瀅教授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誌摩，郭沫若，鬱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誌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麵，就是在體製方麵，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裏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8）（《現代》六三）
雖然抄得麻煩，但中國現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互相選出了。
8
誌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隻《呐喊》集裏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為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裏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9）（《晨副》一四三三）
西瀅教授曰：“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構陷人家的罪狀。……
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裏出來——手邊卻沒有。”（10）（同上）
雖然抄得麻煩，但我總算已經被中國現在“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協力踏倒了。
9
但我願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嚐研究過什麽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麽？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為“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它。
10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為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麽？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幹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隻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語絲》周刊第六十九期。
（2）schopenhauer叔本華。這裏的引文據一九一六年德文版《叔本華全集》第六卷《比喻·隱喻和寓言》，可譯為：“沒有無刺的薔薇。——但不是薔薇的刺卻很多。”
（3）《女人論》即《婦人論》，叔本華誣蔑婦女的一篇文章。
參看本卷第163頁注（8）。
（4）“放冷箭者”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誌摩》中攻擊魯迅說：“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
（5）蔡孑民（1868—1940）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前清進士，近代教育家。早年與章太炎等組織光複會，後又參加同盟會。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五四”時期，他讚成和支持新文化運動。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他由歐洲回抵上海，對國聞社記者發表關於國內政治教育等問題的談話，說“對政製讚可聯省自治。對學生界現象極不滿。
謂現實問題，固應解決，尤須有人埋頭研究，以規將來”等等（見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北京《晨報》），這與胡適的主張相似，魯迅因而表示反對；這裏說“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是對蔡的一種比較委婉的批評。
（6）此段引自徐誌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羅曼羅蘭》一文。文中說加爾各答大學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iadasnag）“專為法國羅曼羅蘭明年六十整壽征文”寫信給他，說“羅曼羅蘭先生自己極想望從‘新中國’聽到他思想的回響”。
（7）此段引自徐誌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閑話”引出來的閑話》。
（8）此段引自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發表的《閑話》。
（9）此段引自徐誌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關於下麵一束通信告讀者們》。
（10）此段引自陳西瀅的《致誌摩》。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話——
“無刺的薔薇是沒有的。——然而沒有薔薇的刺卻很多。”（2）題目改變了一點，較為好看了。
“無花的薔薇”也還是愛好看。
2
去年，不知怎的這位勗本華爾先生忽然合於我們國度裏的紳士們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點《女人論》（3）；我也就夾七夾八地來稱引了好幾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薔薇，實在大煞風景，對不起紳士們。
記得幼小時候看過一出戲，名目忘卻了，一家正在結婚，而勾魂的無常鬼已到，夾在婚儀中間，一同拜堂，一同進房，一同坐床……實在大煞風景，我希望我還不至於這樣。
3
有人說我是“放冷箭者”（4）。
我對於“放冷箭”的解釋，頗有些和他們一流不同，是說有人受傷，而不知這箭從什麽地方射出。所謂“流言”者，庶幾近之。但是我，卻明明站在這裏。
但是我，有時雖射而不說明靶子是誰，這是因為初無“與眾共棄”之心，隻要該靶子獨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麵皮鼓得急繃繃，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孑民（5）先生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鄭重地發表他的談話，而且加以按語，以為“當為曆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詔示國人，且為知識階級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了。
5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麵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歎。
所以，如果活著，隻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6
法國羅曼羅蘭先生今年滿六十歲了。晨報社為此征文徐誌摩先生於介紹之餘，發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麽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6）（《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麽？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裏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7
誌摩先生曰：“我很少誇獎人的。但西瀅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當得起一句天津話：‘有根’了。”而且“像西瀅這樣，在我看來，才當得起‘學者’的名詞。”（7）（《晨副》一四二三）
西瀅教授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誌摩，郭沫若，鬱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誌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麵，就是在體製方麵，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裏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8）（《現代》六三）
雖然抄得麻煩，但中國現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互相選出了。
8
誌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隻《呐喊》集裏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為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裏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9）（《晨副》一四三三）
西瀅教授曰：“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構陷人家的罪狀。……
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裏出來——手邊卻沒有。”（10）（同上）
雖然抄得麻煩，但我總算已經被中國現在“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協力踏倒了。
9
但我願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嚐研究過什麽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麽？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為“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它。
10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為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麽？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幹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隻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語絲》周刊第六十九期。
（2）schopenhauer叔本華。這裏的引文據一九一六年德文版《叔本華全集》第六卷《比喻·隱喻和寓言》，可譯為：“沒有無刺的薔薇。——但不是薔薇的刺卻很多。”
（3）《女人論》即《婦人論》，叔本華誣蔑婦女的一篇文章。
參看本卷第163頁注（8）。
（4）“放冷箭者”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誌摩》中攻擊魯迅說：“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
（5）蔡孑民（1868—1940）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前清進士，近代教育家。早年與章太炎等組織光複會，後又參加同盟會。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五四”時期，他讚成和支持新文化運動。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他由歐洲回抵上海，對國聞社記者發表關於國內政治教育等問題的談話，說“對政製讚可聯省自治。對學生界現象極不滿。
謂現實問題，固應解決，尤須有人埋頭研究，以規將來”等等（見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北京《晨報》），這與胡適的主張相似，魯迅因而表示反對；這裏說“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是對蔡的一種比較委婉的批評。
（6）此段引自徐誌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羅曼羅蘭》一文。文中說加爾各答大學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iadasnag）“專為法國羅曼羅蘭明年六十整壽征文”寫信給他，說“羅曼羅蘭先生自己極想望從‘新中國’聽到他思想的回響”。
（7）此段引自徐誌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閑話”引出來的閑話》。
（8）此段引自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發表的《閑話》。
（9）此段引自徐誌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關於下麵一束通信告讀者們》。
（10）此段引自陳西瀅的《致誌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