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隻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麽陰毒與凶殘。能逆料的，大概隻有段祺瑞，賈德耀（2），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麽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3）。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麽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隻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煉（4）群眾領袖的錯處，隻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隻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閑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誌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麽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隻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誌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誌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幹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麽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麽近，而四烈士（5）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裏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6）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麽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國民新報副刊》。
（2）賈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三一八慘案的凶手之一，當時是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的國務總理。
（3）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係機關報《晨報》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誣蔑徐謙等“非迫群眾至國務院不可，竟捏報府院衛隊業已解除武裝，此行絕無危險，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並公然叫嚷：“吾人在糾彈政府之餘，又不能不詰問所謂‘群眾領袖’之責任。”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評論三一八慘案的《閑話》中，也企圖把這次慘案的責任，推到他所說的“民眾領袖”身上去，說他“遇見好些人”，都說“那天在天安門開會後，他們本來不打算再到執政府。因為他們聽見主席宣布執政府的衛隊已經解除了武裝……所以又到執政府門前去瞧熱鬧。……我們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幾句話。要是主席明明知道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他故意那樣說，他的罪孽當然不下於開槍殺人者；要是他誤聽流言，不思索調查，便信以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負民眾領袖的責任。”
（4）鍛煉這裏是羅織罪名的意思。
（5）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時炸袁世凱的楊禹昌、張先培、黃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他們合葬於北京西直門外約二裏的萬生園（即今北京動物園），在張、黃、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沒有鐫上一個字。圓明園在北京西直門外二十餘裏的海澱，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清鹹豐十年（1860）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聯軍焚毀。三一八慘案後，被難者家屬和北京一些團體、學校代表四十多人，於二十七日召開聯席會議，由民國大學校長雷殷報告，他認為公葬地點以圓明園為宜，並說已非正式地與內務總長屈映光商議，得到允諾等。會議遂決定成立“三一八殉難烈士公葬籌備處”，並擬葬各烈士於圓明園。
（6）許褚三國時曹操部下名將。“赤體上陣”的故事，見小說《三國演義》第五十九回《許褚裸衣鬥馬超》。清初毛宗崗《三國演義》評本，卷首有假托為金聖歎所作的序，並有“聖歎外書”字樣，每回前均附加評語，通常就都把這些評語認為是金聖歎所作。金聖歎（1608—1661），名人瑞，江蘇吳縣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滸》、《西廂記》等書，他把所加的序文、讀法和評語等稱為“聖歎外書”。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隻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麽陰毒與凶殘。能逆料的，大概隻有段祺瑞，賈德耀（2），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麽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3）。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麽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隻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煉（4）群眾領袖的錯處，隻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隻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閑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誌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麽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隻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誌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誌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幹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麽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麽近，而四烈士（5）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裏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6）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麽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國民新報副刊》。
（2）賈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三一八慘案的凶手之一，當時是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的國務總理。
（3）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係機關報《晨報》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誣蔑徐謙等“非迫群眾至國務院不可，竟捏報府院衛隊業已解除武裝，此行絕無危險，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並公然叫嚷：“吾人在糾彈政府之餘，又不能不詰問所謂‘群眾領袖’之責任。”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評論三一八慘案的《閑話》中，也企圖把這次慘案的責任，推到他所說的“民眾領袖”身上去，說他“遇見好些人”，都說“那天在天安門開會後，他們本來不打算再到執政府。因為他們聽見主席宣布執政府的衛隊已經解除了武裝……所以又到執政府門前去瞧熱鬧。……我們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幾句話。要是主席明明知道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他故意那樣說，他的罪孽當然不下於開槍殺人者；要是他誤聽流言，不思索調查，便信以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負民眾領袖的責任。”
（4）鍛煉這裏是羅織罪名的意思。
（5）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時炸袁世凱的楊禹昌、張先培、黃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他們合葬於北京西直門外約二裏的萬生園（即今北京動物園），在張、黃、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沒有鐫上一個字。圓明園在北京西直門外二十餘裏的海澱，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清鹹豐十年（1860）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聯軍焚毀。三一八慘案後，被難者家屬和北京一些團體、學校代表四十多人，於二十七日召開聯席會議，由民國大學校長雷殷報告，他認為公葬地點以圓明園為宜，並說已非正式地與內務總長屈映光商議，得到允諾等。會議遂決定成立“三一八殉難烈士公葬籌備處”，並擬葬各烈士於圓明園。
（6）許褚三國時曹操部下名將。“赤體上陣”的故事，見小說《三國演義》第五十九回《許褚裸衣鬥馬超》。清初毛宗崗《三國演義》評本，卷首有假托為金聖歎所作的序，並有“聖歎外書”字樣，每回前均附加評語，通常就都把這些評語認為是金聖歎所作。金聖歎（1608—1661），名人瑞，江蘇吳縣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滸》、《西廂記》等書，他把所加的序文、讀法和評語等稱為“聖歎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