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峰兄：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途中什麽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卻有一個穿製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麽？”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裏並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囂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2）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卻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口的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裏來演說，“使之聞之”（3）。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為錢為什麽？然而自己隻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為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槍，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裏（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念念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麽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4）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裏，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卻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隻好趁夜車，便在客寓裏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隻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它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裏一般。
正在田野裏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著槍，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群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槍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槍階級”（5）的善造“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鍾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裏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裏，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才通見滿口英語的學生，才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才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嗑南瓜子，手裏是一張《消閑錄》（6）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裏了；急於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7）的，樂於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才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裏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語絲》周刊第九十九期。
（2）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魯迅回紹興接母親等家眷到北京，同住八道灣。
（3）“使之聞之”語見《論語·陽貨》：“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4）投壺古代宴會時的一種娛樂。賓主依次投矢壺中，負者飲酒。《禮記·投壺》孔穎達注引鄭玄的話，以為投壺是“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孫傳芳盤踞東南五省時，曾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舉行過這種古禮。
（5）“無槍階級”涵廬（高一涵）在《現代評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閑話》中說：“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罵的法寶，做我們應該做的和值得做的事業。
萬一罵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實在不敢罵的人們，鬥鬥法寶，就是到天橋走走，似乎也還值得些！否則既不敢到天橋去，又不肯不罵人，所以專將法寶在開槍階級的頭上亂祭，那末，罵人誠然是罵人，卻是高傲也難乎其為高傲罷。”按天橋附近，是當時北京的刑場。
（6）《消閑錄》上海出版的一種無聊小報。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創刊，原名《消閑報》，一九○三年改為《消閑錄》。
（7）吉柏希（gypsy）通譯吉卜賽。原居住印度北部的一個民族，十世紀時開始向外遷移，流浪在歐洲、西亞、北非等地，大多靠占卜、歌舞等為生。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途中什麽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卻有一個穿製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麽？”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裏並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囂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2）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卻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口的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裏來演說，“使之聞之”（3）。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為錢為什麽？然而自己隻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為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槍，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裏（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念念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麽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4）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裏，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卻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隻好趁夜車，便在客寓裏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隻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它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裏一般。
正在田野裏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著槍，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群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槍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槍階級”（5）的善造“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鍾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裏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裏，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才通見滿口英語的學生，才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才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嗑南瓜子，手裏是一張《消閑錄》（6）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裏了；急於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7）的，樂於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才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裏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語絲》周刊第九十九期。
（2）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魯迅回紹興接母親等家眷到北京，同住八道灣。
（3）“使之聞之”語見《論語·陽貨》：“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4）投壺古代宴會時的一種娛樂。賓主依次投矢壺中，負者飲酒。《禮記·投壺》孔穎達注引鄭玄的話，以為投壺是“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孫傳芳盤踞東南五省時，曾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舉行過這種古禮。
（5）“無槍階級”涵廬（高一涵）在《現代評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閑話》中說：“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罵的法寶，做我們應該做的和值得做的事業。
萬一罵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實在不敢罵的人們，鬥鬥法寶，就是到天橋走走，似乎也還值得些！否則既不敢到天橋去，又不肯不罵人，所以專將法寶在開槍階級的頭上亂祭，那末，罵人誠然是罵人，卻是高傲也難乎其為高傲罷。”按天橋附近，是當時北京的刑場。
（6）《消閑錄》上海出版的一種無聊小報。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創刊，原名《消閑報》，一九○三年改為《消閑錄》。
（7）吉柏希（gypsy）通譯吉卜賽。原居住印度北部的一個民族，十世紀時開始向外遷移，流浪在歐洲、西亞、北非等地，大多靠占卜、歌舞等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