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旭生（2）先生：
前天收到《猛進》（3）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來的，或者是玄伯（4）先生寄來的。無論是誰寄的，總之：我謝謝。
那一期裏有論市政的話，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幹的事來。我現在住在一條小胡同裏，這裏有所謂土車者，每月收幾吊錢，將煤灰之類搬出去。搬出去怎麽辦呢？就堆在街道上，這街就每日增高。有幾所老房子，隻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著別的房屋的將來。我不知道什麽緣故，見了這些人家，就像看見了中國人的曆史。
姓名我忘記了，總之是一個明末的遺民，他曾將自己的書齋題作“活埋庵”。
（5）誰料現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還要自己拿出建造費。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6），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
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7）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麽？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
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8）。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自己也覺得是可歎的，但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
魯迅。三月十二日。
魯迅先生：
你所說底“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誠哉是一件極“可怕”的事情。人類思想裏麵，本來有一種惰性的東西，我們中國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聽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氣打不破，我國人的思想，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
你所說底“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征象。
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實在是最痛心的話。
但是我覺得從另外一方麵看，還有許多人講話和寫文章，還可以證明人心的沒有全死。可是這裏需要有分別，必需要是一種不平的呼聲，不管是冷嘲或熱罵，才是人心未全死的證驗。如果不是這樣，換句話說，如果他的文章裏麵，不用很多的“！”，不管他說的寫的怎麽樣好聽，那人心已經全死，亡國不亡國，倒是第二個問題。
“思想革命”，誠哉是現在最重要不過的事情，但是我總覺得《語絲》，《現代評論》和我們的《猛進》，就是合起來，還負不起這樣的使命。我有兩種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來，辦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裏麵的內容，水平線並無庸過高，破壞者居其六七，介紹新者居其三四。這樣一來，大學或中學的學生有一種消閑的良友，與思想的進步上，總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給適之先生略談幾句，他說現在我們辦月刊很難，大約每月出八萬字，還屬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萬字，就幾乎不可能。我說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萬字才出，有七八萬就出七八萬，即使再少一點，也未嚐不可，要之有它總比沒有它好的多。這是我第一個希望。第二我希望有一種通俗的小日報。現在的《第一小報》，似乎就是這一類的。
這個報我隻看見三兩期，當然無從批評起，但是我們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小，至少總要再加一半才敷用；第二，這種小報總要記清是為民眾和小學校的學生看的。所以思想雖需要極新，話卻要寫得極淺顯。所有專門術語和新名詞，能躲避到什麽步田地躲到什麽步田他。《第一小報》對於這一點，似還不很注意。這樣良好的通俗小日報，是我第二種的希望。拉拉雜雜寫來，漫無倫敘。你的意思以為何如？
徐炳昶。三月十六日。
二
旭生先生：
給我的信旱看見了，但因為瑣瑣的事情太多，所以到現在才能作答。
有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確是極好的事，字數的多少，倒不算什麽問題。第一為難的卻是撰人，假使還是這幾個人，結果即還是一種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訂的各周刊之類。況且撰人一多，則因為希圖保持內容的較為一致起見，即不免有互相牽就之處，很容易變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東西，而無聊之狀於是乎可掬。現在的各種小周刊，雖然量少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還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在現在，我倒隻希望這類的小刊物增加，隻要所向的目標小異大同，將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聯合戰線，效力或者也不見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來，那當然又作別論。
通俗的小日報，自然也緊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來卻很難。我們隻要將《第一小報》（9）與《群強報》（10）之類一比，即知道實與民意相去太遠，要收獲失敗無疑。民眾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11）而《第一小報》卻向他們去講“常識”，豈非悖謬。教書一久，即與一般社會睽離，無論怎樣熱心，做起事來總要失敗。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學者的良心，有市儈的手段，但這類人才，怕教員中間是未必會有的。我想，現在沒奈何，也隻好從智識階級——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眾這樣說——
一麵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而且他們也不是區區文字所能改革的，曆史通知過我們，清兵入關，禁纏足，要垂辮（12），前一事隻用文告，到現在還是放不掉，後一事用了別的法，到現在還在拖下來。
單為在校的青年計，可看的書報實在太缺乏了，我覺得至少還該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誌，要淺顯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國現在的科學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過於高深，於是就很枯燥。現在要brehm（13）的講動物生活，fabre（14）的講昆蟲故事似的有趣，並且插許多圖畫的；但這非有一個大書店擔任即不能印。至於作文者，我以為隻要科學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藝書，就夠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15），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直到現在都還不大出來，不知道他們在那裏麵情形怎樣。這雖然是自己願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我新近才看出這圈套，就是從“青年必讀書”事件以來，很收些讚同和嘲罵的信，凡讚同者，都很坦白，並無什麽恭維。如果開首稱我為什麽“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麵一定是謾罵。我才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為“與眾不同”，又借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於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不料有許多人，卻自囚在什麽室什麽宮裏，豈不可惜。隻要擲去了這種尊號，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輿論是以為學者隻應該拱手講講義的），則世風就會日上，而月刊也辦成了。
先生的信上說：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16）。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隻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麵具來。
魯迅。三月二十九日。
魯迅先生：
你看出什麽“踱進研究室”，什麽“搬入藝術之宮”，全是“一種圈套”，真是一件重要的發現。我實在告訴你說：我近來看見自命gentleman的人就怕極了。看見玄同先生挖苦gentleman的話（見《語絲》第二十期），好像大熱時候，吃一盤冰激零，不曉得有多麽痛快。總之這些字全是一種圈套，大家總要相戒，不要上他們的當才好。
我好像覺得通俗的科學雜誌並不是那樣容易的，但是我對於這個問題完全沒有想，所以對於它覺暫且無論什麽全不能說。
我對於通俗的小日報有許多的話要說，但因為限於篇幅，止好暫且不說。等到下一期，我要作一篇小東西，專論這件事，到那時候，還要請你指教才好。
徐炳昶。三月三十一日。
（1）本篇最初分兩次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四月三日北京《猛進》周刊第三、五期。
（2）旭生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河人，當時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猛進》周刊的主編。
（3）《猛進》政論性周刊，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創刊於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
（4）玄伯李宗侗，字玄伯，河北高陽人，當時任北京大學法文係教授。《猛進》周刊自第二十七期起，由他接編。
（5）指徐樹丕，字武子，號活埋庵道人，江蘇長洲（今吳縣）人，明末秀才。明亡後隱居不出。著有《識小錄》、《活埋庵集》等。
（6）“強聒不舍”語出《莊子·天下》：“強聒而不舍者也。”
意思是說了又說，不肯停止。
（7）“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年（戊戌）光緒皇帝采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康有為等人變法維新的主張，於六月間開始，任用維新人士參預政事，頒布新法，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強烈反對，於九月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殺害維新運動領袖譚嗣同等六人，並通緝康有為、梁啟超，廢除新法，維新運動遂告失敗。曆史上稱為“戊戌政變”。
（8）《新青年》綜合性月刊，“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於上海，由陳獨秀主編。第一卷名《青年雜誌》，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遷至北京。從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釗等參加該刊編輯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魯迅在“五四”時期同該刊有密切關係，是它的重要撰稿人，並曾參加該刊編輯會議。“思想革命”，指《新青年》提倡的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化革命運動。
（9）《第一小報》北京出版的小型日報。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創刊，自創刊日起曾連載譯自日文的《常識基礎》一書。
（10）《群強報》北京出版的小型日報。一九一二年創刊，內容不注重時事新聞，大部分是低級趣味的文字。
（11）皇帝何在，太妃安否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清帝溥儀（宣統）於二月十二日被迫退位。按照當時所訂優待皇室的條件，他們仍留居故宮；直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才被馮玉祥驅逐出宮。這裏是說溥儀等被逐後，當時還有人在關心他們的命運。
（12）禁纏足清順治二年（1645）、康熙元年（1662）、三年清廷曾先後下過禁止纏足的詔文，但未嚴格執行，而且在一六六八年重新開禁。關於垂辮，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及定都北京後，即下令剃發垂辮，但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對及局勢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後，又下了嚴厲的剃發令；限於布告之後十日，“盡使（剃）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製，不隨本朝之製度者，殺無赦！”這件事曾引起各地人民廣泛的反抗鬥爭，有許多人被殺。
（13）brehm勃萊姆（1829—1884），德國動物學家。著有《動物生活》等。
（14）fabre法布耳（1828—1915），法國昆蟲學家。著有《昆蟲記》等。
（15）指出現於一九二二年前後思想和文藝界的一種情況。曾經參加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胡適等人站到反動勢力方麵去之後，於一九二二年創辦《努力周報》，在它的副刊《讀書雜誌》上，勸人“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同時還有一些人提倡所謂“純文藝”，主張作家固守“藝術之宮”。這類思潮在當時不同程度地產生過壞的影響。
（16）中庸《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據宋代朱熹注：“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旭生（2）先生：
前天收到《猛進》（3）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來的，或者是玄伯（4）先生寄來的。無論是誰寄的，總之：我謝謝。
那一期裏有論市政的話，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幹的事來。我現在住在一條小胡同裏，這裏有所謂土車者，每月收幾吊錢，將煤灰之類搬出去。搬出去怎麽辦呢？就堆在街道上，這街就每日增高。有幾所老房子，隻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著別的房屋的將來。我不知道什麽緣故，見了這些人家，就像看見了中國人的曆史。
姓名我忘記了，總之是一個明末的遺民，他曾將自己的書齋題作“活埋庵”。
（5）誰料現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還要自己拿出建造費。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6），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
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7）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麽？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
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8）。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自己也覺得是可歎的，但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
魯迅。三月十二日。
魯迅先生：
你所說底“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誠哉是一件極“可怕”的事情。人類思想裏麵，本來有一種惰性的東西，我們中國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聽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氣打不破，我國人的思想，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
你所說底“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征象。
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實在是最痛心的話。
但是我覺得從另外一方麵看，還有許多人講話和寫文章，還可以證明人心的沒有全死。可是這裏需要有分別，必需要是一種不平的呼聲，不管是冷嘲或熱罵，才是人心未全死的證驗。如果不是這樣，換句話說，如果他的文章裏麵，不用很多的“！”，不管他說的寫的怎麽樣好聽，那人心已經全死，亡國不亡國，倒是第二個問題。
“思想革命”，誠哉是現在最重要不過的事情，但是我總覺得《語絲》，《現代評論》和我們的《猛進》，就是合起來，還負不起這樣的使命。我有兩種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來，辦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裏麵的內容，水平線並無庸過高，破壞者居其六七，介紹新者居其三四。這樣一來，大學或中學的學生有一種消閑的良友，與思想的進步上，總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給適之先生略談幾句，他說現在我們辦月刊很難，大約每月出八萬字，還屬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萬字，就幾乎不可能。我說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萬字才出，有七八萬就出七八萬，即使再少一點，也未嚐不可，要之有它總比沒有它好的多。這是我第一個希望。第二我希望有一種通俗的小日報。現在的《第一小報》，似乎就是這一類的。
這個報我隻看見三兩期，當然無從批評起，但是我們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小，至少總要再加一半才敷用；第二，這種小報總要記清是為民眾和小學校的學生看的。所以思想雖需要極新，話卻要寫得極淺顯。所有專門術語和新名詞，能躲避到什麽步田地躲到什麽步田他。《第一小報》對於這一點，似還不很注意。這樣良好的通俗小日報，是我第二種的希望。拉拉雜雜寫來，漫無倫敘。你的意思以為何如？
徐炳昶。三月十六日。
二
旭生先生：
給我的信旱看見了，但因為瑣瑣的事情太多，所以到現在才能作答。
有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確是極好的事，字數的多少，倒不算什麽問題。第一為難的卻是撰人，假使還是這幾個人，結果即還是一種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訂的各周刊之類。況且撰人一多，則因為希圖保持內容的較為一致起見，即不免有互相牽就之處，很容易變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東西，而無聊之狀於是乎可掬。現在的各種小周刊，雖然量少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還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在現在，我倒隻希望這類的小刊物增加，隻要所向的目標小異大同，將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聯合戰線，效力或者也不見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來，那當然又作別論。
通俗的小日報，自然也緊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來卻很難。我們隻要將《第一小報》（9）與《群強報》（10）之類一比，即知道實與民意相去太遠，要收獲失敗無疑。民眾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11）而《第一小報》卻向他們去講“常識”，豈非悖謬。教書一久，即與一般社會睽離，無論怎樣熱心，做起事來總要失敗。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學者的良心，有市儈的手段，但這類人才，怕教員中間是未必會有的。我想，現在沒奈何，也隻好從智識階級——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眾這樣說——
一麵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而且他們也不是區區文字所能改革的，曆史通知過我們，清兵入關，禁纏足，要垂辮（12），前一事隻用文告，到現在還是放不掉，後一事用了別的法，到現在還在拖下來。
單為在校的青年計，可看的書報實在太缺乏了，我覺得至少還該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誌，要淺顯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國現在的科學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過於高深，於是就很枯燥。現在要brehm（13）的講動物生活，fabre（14）的講昆蟲故事似的有趣，並且插許多圖畫的；但這非有一個大書店擔任即不能印。至於作文者，我以為隻要科學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藝書，就夠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15），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直到現在都還不大出來，不知道他們在那裏麵情形怎樣。這雖然是自己願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我新近才看出這圈套，就是從“青年必讀書”事件以來，很收些讚同和嘲罵的信，凡讚同者，都很坦白，並無什麽恭維。如果開首稱我為什麽“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麵一定是謾罵。我才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為“與眾不同”，又借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於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不料有許多人，卻自囚在什麽室什麽宮裏，豈不可惜。隻要擲去了這種尊號，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輿論是以為學者隻應該拱手講講義的），則世風就會日上，而月刊也辦成了。
先生的信上說：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16）。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隻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麵具來。
魯迅。三月二十九日。
魯迅先生：
你看出什麽“踱進研究室”，什麽“搬入藝術之宮”，全是“一種圈套”，真是一件重要的發現。我實在告訴你說：我近來看見自命gentleman的人就怕極了。看見玄同先生挖苦gentleman的話（見《語絲》第二十期），好像大熱時候，吃一盤冰激零，不曉得有多麽痛快。總之這些字全是一種圈套，大家總要相戒，不要上他們的當才好。
我好像覺得通俗的科學雜誌並不是那樣容易的，但是我對於這個問題完全沒有想，所以對於它覺暫且無論什麽全不能說。
我對於通俗的小日報有許多的話要說，但因為限於篇幅，止好暫且不說。等到下一期，我要作一篇小東西，專論這件事，到那時候，還要請你指教才好。
徐炳昶。三月三十一日。
（1）本篇最初分兩次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四月三日北京《猛進》周刊第三、五期。
（2）旭生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河人，當時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猛進》周刊的主編。
（3）《猛進》政論性周刊，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創刊於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
（4）玄伯李宗侗，字玄伯，河北高陽人，當時任北京大學法文係教授。《猛進》周刊自第二十七期起，由他接編。
（5）指徐樹丕，字武子，號活埋庵道人，江蘇長洲（今吳縣）人，明末秀才。明亡後隱居不出。著有《識小錄》、《活埋庵集》等。
（6）“強聒不舍”語出《莊子·天下》：“強聒而不舍者也。”
意思是說了又說，不肯停止。
（7）“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年（戊戌）光緒皇帝采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康有為等人變法維新的主張，於六月間開始，任用維新人士參預政事，頒布新法，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強烈反對，於九月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殺害維新運動領袖譚嗣同等六人，並通緝康有為、梁啟超，廢除新法，維新運動遂告失敗。曆史上稱為“戊戌政變”。
（8）《新青年》綜合性月刊，“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於上海，由陳獨秀主編。第一卷名《青年雜誌》，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遷至北京。從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釗等參加該刊編輯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魯迅在“五四”時期同該刊有密切關係，是它的重要撰稿人，並曾參加該刊編輯會議。“思想革命”，指《新青年》提倡的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化革命運動。
（9）《第一小報》北京出版的小型日報。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創刊，自創刊日起曾連載譯自日文的《常識基礎》一書。
（10）《群強報》北京出版的小型日報。一九一二年創刊，內容不注重時事新聞，大部分是低級趣味的文字。
（11）皇帝何在，太妃安否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清帝溥儀（宣統）於二月十二日被迫退位。按照當時所訂優待皇室的條件，他們仍留居故宮；直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才被馮玉祥驅逐出宮。這裏是說溥儀等被逐後，當時還有人在關心他們的命運。
（12）禁纏足清順治二年（1645）、康熙元年（1662）、三年清廷曾先後下過禁止纏足的詔文，但未嚴格執行，而且在一六六八年重新開禁。關於垂辮，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及定都北京後，即下令剃發垂辮，但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對及局勢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後，又下了嚴厲的剃發令；限於布告之後十日，“盡使（剃）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製，不隨本朝之製度者，殺無赦！”這件事曾引起各地人民廣泛的反抗鬥爭，有許多人被殺。
（13）brehm勃萊姆（1829—1884），德國動物學家。著有《動物生活》等。
（14）fabre法布耳（1828—1915），法國昆蟲學家。著有《昆蟲記》等。
（15）指出現於一九二二年前後思想和文藝界的一種情況。曾經參加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胡適等人站到反動勢力方麵去之後，於一九二二年創辦《努力周報》，在它的副刊《讀書雜誌》上，勸人“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同時還有一些人提倡所謂“純文藝”，主張作家固守“藝術之宮”。這類思潮在當時不同程度地產生過壞的影響。
（16）中庸《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據宋代朱熹注：“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