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朔爾


    情勢也轉變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評家和非批評家都批評文學,自然,不滿的居多,但說好的也有。去年以來,卻變了文學家和非文學家都翻了一個身,轉過來來批評批評家了。


    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說好,最徹底的是不承認近來有真的批評家。即使承認,也大大的笑他們胡塗。為什麽呢?因為他們往往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麵套(2),合就好,不合就壞。


    但是,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那才是怪漢子呢。辦雜誌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於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譬如一個編輯者是唯美主義者罷,他盡可以自說並無定見,單在書籍評論上,就足夠玩把戲。倘是一種所謂“為藝術的藝術”的作品,合於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選登一篇讚成這種主義的批評,或讀後感,捧著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進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評家的文章,捺它到地裏去。讀者這就被迷了眼。但在個人,如果還有一點記性,卻不能這麽兩端的,他須有一定的圈子。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隻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


    然而批評家的批評家會引出張獻忠考秀才的古典來:先在兩柱之間橫係一條繩子,叫應考的走過去,太高的殺,太矮的也殺,於是殺光了蜀中的英才。(3)這麽一比,有定見的批評家即等於張獻忠,真可以使讀者發生滿心的憎恨。但是,評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繩嗎?論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長短嗎?引出這例子來的,是誣陷,更不是什麽批評。一月十七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報·自由談》。


    (2)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麵套等論調,曾見於當時《現代》月刊所載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載劉瑩姿《我所希望於新文壇上之批評家者》一文,說批評家“拿一套外國或本國的時髦圈子來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國新文壇尚無真摯偉大的批評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載蘇汶《新的公式主義》一文中說:“友人張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題’裏,對於近來的一些批評家,曾經說了幾句很有趣的話,他說:‘他(指一位批評者——汶注)是不知從什麽地方拿來了一個圈子,就拿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適,大了套不進:不行。恰恰套住:行。’”


    (3)關於張獻忠考秀才的說法,見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書:“賊詭稱試士,於貢院前左右,設長繩離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過繩者,悉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近萬人,筆硯委積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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