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劉半農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學術界上又短少了一個人。這是應該惋惜的。但我於音韻學一無所知，毀譽兩麵，都不配說一句話。我因此記起的是別一件事，是在現在的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2）之前，他早是一位對於那時的白話，尤其是歐化式的白話的偉大的“迎頭痛擊”者。
他曾經有過極不費力，但極有力的妙文：“我現在隻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3）這太老式了，不好！
‘學而時習之，’子曰，‘不亦悅乎？’這好！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子曰。
這更好！為什麽好？歐化了。但‘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
這段話見於《中國文法通論》（4）中，那書是一本正經的書；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戰士，現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國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夠增價的，所以我想從新提起，並且提出他終於也是論語社的同人，有時不免發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開玩笑”的陰溝裏去的。
實例也就是上麵所引的文章，其實是，那論法，和頑固先生，市井無賴，看見青年穿洋服，學外國話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還低，臉孔也不白”的那些話，並沒有兩樣的。
自然，劉先生所反對的是“太歐化”。但“太”的範圍是怎樣的呢？他舉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沒有，談話裏卻能有的，對人口談，也都可以懂。隻有將“子曰”改成“曰子”是決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對的歐化文中也尋不出實例來，隻好說是“‘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那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
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國粹學家痛恨鬼子氣，但他住在租界裏，便會寫些“霞飛路”，“麥特赫司脫路”（5）那樣的怪地名；評論者何嚐要好奇，但他要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隻得采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胡適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6），比起近時的有些文藝論文來，的確容易懂，但我們不覺得它卻又粗淺，籠統嗎？
如果嘲笑歐化式白話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試一試紹介外國的精密的論著，又不隨意改變，刪削，我想，他一定還能夠給我們更好的箴規。
用玩笑來應付敵人，自然也是一種好戰法，但觸著之處，須是對手的致命傷，否則，玩笑終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讀到先生在《自由談》刊布的大作，知道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仍多，先生以為歐式文化的風行，原因是“必要”。這我真不知是從那裏說起？中國人雖無用，但是話總是會說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要鄉下人也“密司忒”起來，這不見得是中國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華人的言語說：張甲說：“今天下雨了。”李乙說：“是的，天涼了。”若照尊論的主張，就應該改做：“今天下雨了，”張甲說。“天涼了，——是的；”李乙說。這個算得是中華民國全族的“必要”嗎？一般翻譯大家的歐化文筆，已足阻盡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讀原文的人也不懂譯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從此使中國更無可讀的西書了。陳子展先生提倡的“大眾語”，是天經地義的。中國人間應該說中國話，總是絕對的。而先生偏要說歐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現“買辦心理”了。劉半農先生說：“翻譯是要使不懂外國文的人得讀”；這是確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罵其半農，認為非使全中國人都以歐化文法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現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國主義的滅絕華人的毒氣彈，已經製成無數了。先生要做買辦盡管做，隻求不必將全個民族出賣。
我是一個不懂顛倒式的歐化文式的愚人！對於先生的盛意提倡，幾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國人了。今特負責請問先生為甚麽投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總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對於先生的主張不敢領教的！幸先生注意。文公直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國語法裏要加一點歐化，是我的一種主張，並不是“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也沒有“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給我“漢奸”之類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要殺我的頭了。我的主張也許會錯的，不過一來就判死罪，方法雖然很時髦，但也似乎過分了一點。況且我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意見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並沒有征求過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國語法的歐化並不就是改學外國話，但這些粗淺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談了。我不怕熱，倒是因為無聊。不過還要說一回：我主張中國語法上有加些歐化的必要。這主張，是由事實而來的。中國人“話總是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卻不夠。眼前的例，就如先生這幾百個字的信裏麵，就用了兩回“對於”，這和古文無關，是後來起於直譯的歐化語法，而且連“歐化”這兩個字也是歐化字；還用著一個“取消”，這是純粹日本詞；一個“瓦斯”，是德國字的原封不動的日本人的音譯。
都用得很愜當，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罷，倘用中國固有的話的“毒氣”，就顯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彈裏麵的東西了。所以寫作“毒瓦斯”，的確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沒有照鏡子，無意中也證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歐化語法，用鬼子名詞的人，但我看先生決不是“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所以也想由此證明我也並非那一夥。否則，先生含狗血噴人，倒先汙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辯論事情，威嚇和誣陷，是沒有用處的。用筆的人，一來就發你的脾氣，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還是不要暴躁，靜靜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專此布複，並請
熱安。
弟康伯度（7）脫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報·自由談》。
（2）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當時在“大眾語”討論中，有人主張“揚棄”白話文，如高荒在《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眾語》中說：“把白話文裏麵合乎大眾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眾需要的部分消滅，在實踐中將白話文‘揚棄’。”（見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華日報·星期專論》）“唾棄”一語見本書《倒提》附錄。（3）“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語見《論語·學而》。（4）《中國文法通論》劉半農著，一九二○年上海求益書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段，見該書一九二四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5）“霞飛路”舊時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露飛（j.j.c.joffre，1852—1931），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的統帥。“麥特赫司脫路”，舊時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麥特赫司脫（w.h.medhurst），一八六○年左右的英國駐滬領事。
（6）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文發表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
（7）康伯度即“買辦”，參看本卷第263頁注（4）。魯迅因林默說他寫文章是“買辦”手筆，故意用了這個名字。
他曾經有過極不費力，但極有力的妙文：“我現在隻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3）這太老式了，不好！
‘學而時習之，’子曰，‘不亦悅乎？’這好！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子曰。
這更好！為什麽好？歐化了。但‘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
這段話見於《中國文法通論》（4）中，那書是一本正經的書；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戰士，現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國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夠增價的，所以我想從新提起，並且提出他終於也是論語社的同人，有時不免發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開玩笑”的陰溝裏去的。
實例也就是上麵所引的文章，其實是，那論法，和頑固先生，市井無賴，看見青年穿洋服，學外國話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還低，臉孔也不白”的那些話，並沒有兩樣的。
自然，劉先生所反對的是“太歐化”。但“太”的範圍是怎樣的呢？他舉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沒有，談話裏卻能有的，對人口談，也都可以懂。隻有將“子曰”改成“曰子”是決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對的歐化文中也尋不出實例來，隻好說是“‘子曰’終沒有能歐化到‘曰子’！”那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
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國粹學家痛恨鬼子氣，但他住在租界裏，便會寫些“霞飛路”，“麥特赫司脫路”（5）那樣的怪地名；評論者何嚐要好奇，但他要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便隻得采些外國的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淘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補這缺點的是精密。胡適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義》（6），比起近時的有些文藝論文來，的確容易懂，但我們不覺得它卻又粗淺，籠統嗎？
如果嘲笑歐化式白話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試一試紹介外國的精密的論著，又不隨意改變，刪削，我想，他一定還能夠給我們更好的箴規。
用玩笑來應付敵人，自然也是一種好戰法，但觸著之處，須是對手的致命傷，否則，玩笑終不過是一種單單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讀到先生在《自由談》刊布的大作，知道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仍多，先生以為歐式文化的風行，原因是“必要”。這我真不知是從那裏說起？中國人雖無用，但是話總是會說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要鄉下人也“密司忒”起來，這不見得是中國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華人的言語說：張甲說：“今天下雨了。”李乙說：“是的，天涼了。”若照尊論的主張，就應該改做：“今天下雨了，”張甲說。“天涼了，——是的；”李乙說。這個算得是中華民國全族的“必要”嗎？一般翻譯大家的歐化文筆，已足阻盡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讀原文的人也不懂譯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從此使中國更無可讀的西書了。陳子展先生提倡的“大眾語”，是天經地義的。中國人間應該說中國話，總是絕對的。而先生偏要說歐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現“買辦心理”了。劉半農先生說：“翻譯是要使不懂外國文的人得讀”；這是確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罵其半農，認為非使全中國人都以歐化文法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現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國主義的滅絕華人的毒氣彈，已經製成無數了。先生要做買辦盡管做，隻求不必將全個民族出賣。
我是一個不懂顛倒式的歐化文式的愚人！對於先生的盛意提倡，幾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國人了。今特負責請問先生為甚麽投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總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對於先生的主張不敢領教的！幸先生注意。文公直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國語法裏要加一點歐化，是我的一種主張，並不是“一定要把中國話取消”，也沒有“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給我“漢奸”之類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要殺我的頭了。我的主張也許會錯的，不過一來就判死罪，方法雖然很時髦，但也似乎過分了一點。況且我看“四萬萬四千九百萬（陳先生以外）以內的中國人”，意見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並沒有征求過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國語法的歐化並不就是改學外國話，但這些粗淺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談了。我不怕熱，倒是因為無聊。不過還要說一回：我主張中國語法上有加些歐化的必要。這主張，是由事實而來的。中國人“話總是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卻不夠。眼前的例，就如先生這幾百個字的信裏麵，就用了兩回“對於”，這和古文無關，是後來起於直譯的歐化語法，而且連“歐化”這兩個字也是歐化字；還用著一個“取消”，這是純粹日本詞；一個“瓦斯”，是德國字的原封不動的日本人的音譯。
都用得很愜當，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罷，倘用中國固有的話的“毒氣”，就顯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彈裏麵的東西了。所以寫作“毒瓦斯”，的確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沒有照鏡子，無意中也證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歐化語法，用鬼子名詞的人，但我看先生決不是“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所以也想由此證明我也並非那一夥。否則，先生含狗血噴人，倒先汙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辯論事情，威嚇和誣陷，是沒有用處的。用筆的人，一來就發你的脾氣，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還是不要暴躁，靜靜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專此布複，並請
熱安。
弟康伯度（7）脫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報·自由談》。
（2）白話將被“揚棄”或“唾棄”當時在“大眾語”討論中，有人主張“揚棄”白話文，如高荒在《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眾語》中說：“把白話文裏麵合乎大眾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眾需要的部分消滅，在實踐中將白話文‘揚棄’。”（見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華日報·星期專論》）“唾棄”一語見本書《倒提》附錄。（3）“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語見《論語·學而》。（4）《中國文法通論》劉半農著，一九二○年上海求益書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段，見該書一九二四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5）“霞飛路”舊時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露飛（j.j.c.joffre，1852—1931），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的統帥。“麥特赫司脫路”，舊時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麥特赫司脫（w.h.medhurst），一八六○年左右的英國駐滬領事。
（6）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文發表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
（7）康伯度即“買辦”，參看本卷第263頁注（4）。魯迅因林默說他寫文章是“買辦”手筆，故意用了這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