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以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之紹興城內姓周的一個大家族裏。父親是秀才；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學作品的程度。家裏原有祖遺的四五十畝田，但在父親死掉之前，已經賣完了。這時我大約十三四歲，但還勉強讀了三四年多的中國書。
因為沒有錢，就得尋不用學費的學校，於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進了水師學堂。不久，分在管輪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艙麵了，便走出，另考進了礦路學堂，在那裏畢業，被送往日本留學。但我又變計，改而學醫，學了兩年，又變計，要弄文學了。於是看些文學書，一麵翻譯，也作些論文，設法在刊物上發表。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親無法生活，這才回國，在杭州師範學校作助教，次年在紹興中學作監學。一九一二年革命後，被任為紹興師範學校校長。
但紹興革命軍的首領是強盜出身，我不滿意他的行為，他說要殺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辦事，由此進北京，做到社會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長。一九一八年“文學革命”運動起，我始用“魯迅”的筆名作小說，登在《新青年》上，以後就時時作些短篇小說和短評；一麵也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講師。因為做評論，敵人就多起來，北京大學教授陳源開始發表這“魯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將我撤職，並且還要逮捕我。我隻好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做教授；約有半年，和校長以及別的幾個教授衝突了，便到廣州，在中山大學做了教務長兼文科教授。
又約半年，國民黨北伐分明很順利，廈門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廣州來了，不久就清黨，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麽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但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此後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民權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後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譯及編輯的不算外，創作的有短篇小說集二本，散文詩一本，回憶記一本，論文集一本，短評八本，中國小說史略一本。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語絲》周刊第三十一期，是應《阿q正傳》俄譯者王希禮之請而寫的。其中《阿q正傳》序》譯成俄文後，收入一九二九年列寧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的《阿q正傳》（俄文版魯迅短篇小說選集）一書。（2）王希禮原名波·阿·瓦西裏耶夫（g.a.ghijlmn，？—1937），蘇聯人。一九二五年是河南國民革命第二軍俄國顧問團成員。（3）聖賢將人們分為十等《左傳》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皂），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4）青年批評家指成仿吾。他在《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二號（一九二四年二月）發表的《〈呐喊〉的評論》一文中說：“《阿q正傳》為淺薄的紀實的傳記”，“描寫雖佳，而結構極壞”。（5）《阿q正傳》發表後，曾出現這樣一些評論：如張定璜的《魯迅先生》說：“《呐喊》的作家的看法帶點病態，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帶點病態，其實實在的人生並不如此。”（見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現代評論》一卷八期）馮文炳的《呐喊》說：“魯迅君的刺笑的筆鋒，隨在可以碰見，……至於阿q，更要使人笑得不亦樂乎。”（見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晨報副刊》）周作人的《阿q正傳》說：“《阿q正傳》是一篇諷刺小說……因為他多是反語（irony），便是所謂冷的諷刺——‘冷嘲’。”（見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晨報副刊》）。（6）變故指魯迅祖父周福清（介孚）因科場案入獄一事。（7）水師學堂即江南水師學堂，清政府一八九○年設立的一所海軍學校。初分駕駛、管輪兩科，不久增添魚雷科。（8）機關科即管輪科，現稱輪機農業。
（9）礦路學堂即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10）東京的豫備學校指東京弘文學院，創辦於一九○二年，是日本人嘉納治五郎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補習日語和基礎課的學校。（11）日本的維新指發生於日本明治年間（1868—1912）的維新運動。在此以前，日本一部分學者曾大量輸入和講授西方醫學，宣傳西方科學技術，積極主張革新，對日本維新運動的興起，曾起過一定的作用。
（12）俄日戰爭指一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九月，沙皇俄國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為爭奪在我國東北地區和朝鮮的侵略權益而進行的一次帝國主義戰爭。
（13）小計畫指和許壽裳、周作人等籌辦《新生》雜誌和譯介被壓迫民族文學等事。參看《呐喊·自序》、《〈域外小說集〉序》等。（14）指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等。
（15）一九一二年一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約赴教育部任職，同年五月隨臨時政府遷至北京，任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不久，第一科移交內務部，第二科改為第一科，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魯迅被委任為第一科科長。（16）指收入本書的《斯巴達之魂》、《說鈤》和收入《墳》中的《人之曆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17）本自傳當作於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間。本文加注後重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
因為沒有錢，就得尋不用學費的學校，於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進了水師學堂。不久，分在管輪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艙麵了，便走出，另考進了礦路學堂，在那裏畢業，被送往日本留學。但我又變計，改而學醫，學了兩年，又變計，要弄文學了。於是看些文學書，一麵翻譯，也作些論文，設法在刊物上發表。直到一九一○年，我的母親無法生活，這才回國，在杭州師範學校作助教，次年在紹興中學作監學。一九一二年革命後，被任為紹興師範學校校長。
但紹興革命軍的首領是強盜出身，我不滿意他的行為，他說要殺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辦事，由此進北京，做到社會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長。一九一八年“文學革命”運動起，我始用“魯迅”的筆名作小說，登在《新青年》上，以後就時時作些短篇小說和短評；一麵也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講師。因為做評論，敵人就多起來，北京大學教授陳源開始發表這“魯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將我撤職，並且還要逮捕我。我隻好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做教授；約有半年，和校長以及別的幾個教授衝突了，便到廣州，在中山大學做了教務長兼文科教授。
又約半年，國民黨北伐分明很順利，廈門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廣州來了，不久就清黨，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麽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但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此後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民權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後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譯及編輯的不算外，創作的有短篇小說集二本，散文詩一本，回憶記一本，論文集一本，短評八本，中國小說史略一本。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語絲》周刊第三十一期，是應《阿q正傳》俄譯者王希禮之請而寫的。其中《阿q正傳》序》譯成俄文後，收入一九二九年列寧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的《阿q正傳》（俄文版魯迅短篇小說選集）一書。（2）王希禮原名波·阿·瓦西裏耶夫（g.a.ghijlmn，？—1937），蘇聯人。一九二五年是河南國民革命第二軍俄國顧問團成員。（3）聖賢將人們分為十等《左傳》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皂），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4）青年批評家指成仿吾。他在《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二號（一九二四年二月）發表的《〈呐喊〉的評論》一文中說：“《阿q正傳》為淺薄的紀實的傳記”，“描寫雖佳，而結構極壞”。（5）《阿q正傳》發表後，曾出現這樣一些評論：如張定璜的《魯迅先生》說：“《呐喊》的作家的看法帶點病態，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帶點病態，其實實在的人生並不如此。”（見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現代評論》一卷八期）馮文炳的《呐喊》說：“魯迅君的刺笑的筆鋒，隨在可以碰見，……至於阿q，更要使人笑得不亦樂乎。”（見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晨報副刊》）周作人的《阿q正傳》說：“《阿q正傳》是一篇諷刺小說……因為他多是反語（irony），便是所謂冷的諷刺——‘冷嘲’。”（見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晨報副刊》）。（6）變故指魯迅祖父周福清（介孚）因科場案入獄一事。（7）水師學堂即江南水師學堂，清政府一八九○年設立的一所海軍學校。初分駕駛、管輪兩科，不久增添魚雷科。（8）機關科即管輪科，現稱輪機農業。
（9）礦路學堂即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10）東京的豫備學校指東京弘文學院，創辦於一九○二年，是日本人嘉納治五郎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補習日語和基礎課的學校。（11）日本的維新指發生於日本明治年間（1868—1912）的維新運動。在此以前，日本一部分學者曾大量輸入和講授西方醫學，宣傳西方科學技術，積極主張革新，對日本維新運動的興起，曾起過一定的作用。
（12）俄日戰爭指一九○四年二月至一九○五年九月，沙皇俄國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為爭奪在我國東北地區和朝鮮的侵略權益而進行的一次帝國主義戰爭。
（13）小計畫指和許壽裳、周作人等籌辦《新生》雜誌和譯介被壓迫民族文學等事。參看《呐喊·自序》、《〈域外小說集〉序》等。（14）指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等。
（15）一九一二年一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約赴教育部任職，同年五月隨臨時政府遷至北京，任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不久，第一科移交內務部，第二科改為第一科，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魯迅被委任為第一科科長。（16）指收入本書的《斯巴達之魂》、《說鈤》和收入《墳》中的《人之曆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17）本自傳當作於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間。本文加注後重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