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麽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於躺一天，就餓一天。
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閑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著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卻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最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隻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著，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誌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卻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隻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卻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裏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粒傷寒菌；於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為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隻是沉吟著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於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於“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為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著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為“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讚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於插架，便於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2〕——原是不為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著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著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隻好歎一口氣，將它放下。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麵的《世說新語》〔3〕之類一大堆，躺著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動。由此想到阮嗣宗〔4〕的聽到步兵廚善於釀酒，就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5〕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秔。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雲端裏呐喊”〔6〕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隻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麽，單單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隻好“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靈”。
二
為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後來一想，這於“雅”並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7〕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幹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為雅人。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卻算盤，那麽，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為“杭育杭育派”〔8〕了。這關鍵，隻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卻是永遠執著，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這和時而“敦倫”〔9〕者不失為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稱為“登徒子”〔10〕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隻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s塾繚廄*池”〔11〕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麵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於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裏的是《蜀碧》〔12〕。
這是蜀賓〔13〕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鑒》〔14〕，都是講張獻忠〔15〕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裏看見了這樣的一條——“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還是為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髒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於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於“大辟”一等。對於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凶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隻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裏麵裝著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麵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16〕式，見於屈大均的《安龍逸史》〔17〕，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曆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曆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為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禦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為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為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18〕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裏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裏受傷，永不全愈的。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19〕的意思。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致，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20〕，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21〕，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就很富於詩趣。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譚嗣同〔22〕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23〕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裏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三
清朝有滅族，有淩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但後來膾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獄。雖說文字獄，其實還含著許多複雜的原因，在這裏不能細說；我們現在還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刪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
《安龍逸史》大約也是一種禁書，我所得的是吳興劉氏嘉業堂〔24〕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書還不止這一種，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還有蔡顯的《閑漁閑閑錄》〔25〕，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麽忌諱。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雖然從雅人看來，隻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識。但是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好容易在愛文義路找著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裏麵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鏢師各一位。巡捕問我來幹什麽的。我說買書。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於出去。但這回所得回答卻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為實在回複的斬釘截鐵。現在所有的幾種，是托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像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才買得到。
每種書的末尾，都有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先生的跋文，他對於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對於清初的文禍也頗不滿。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卻滿是前清遺老的口風；書是民國刻的，“儀”字還缺著末筆〔26〕。我想，試看明朝遺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異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換朝代，倒還在其次。所以要頂禮明末的遺民，必須接受他的民族思想，這才可以心心相印。現在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卻又引明遺老為同調，隻著重在“遺老”兩個字，而毫不問遺於何族，遺在何時，這真可以說是“為遺老而遺老”，和現在文壇上的“為藝術而藝術”，成為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倘以為這是因為“食古不化”的緣故，那可也並不然。中國的士大夫，該化的時候，就未必決不化。就如上麵說過的《蜀龜鑒》，原是一部筆法都仿《春秋》的書，但寫到“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讚”道：“……明季之亂甚矣！風終幽，雅終《召癋》，〔27〕托亂極思治之隱憂而無其實事，孰若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編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謂體元表正〔28〕，蔑以加茲；生逢盛世，蕩蕩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沒有這種筆法的。滿洲的肅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張獻忠〔29〕，也感化了許多讀書人，而且改變了“春秋筆法”〔30〕了。
四
病中來看這些書，歸根結蒂，也還是令人氣悶。但又開始知道了有些聰明的士大夫，依然會從血泊裏尋出閑適來。例如《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書了，然而序文後麵卻刻著一位樂齋先生的批語道：“古穆有魏晉間人筆意。”
這真是天大的本領！那死似的鎮靜，又將我的氣悶打破了。
我放下書，合了眼睛，躺著想想學這本領的方法，以為這和“君子遠庖廚也”的法子是大兩樣的，因為這時是君子自己也親到了庖廚裏。瞑想的結果，擬定了兩手太極拳。一，是對於世事要“浮光掠影”，隨時忘卻，不甚了然，仿佛有些關心，卻又並不懇切；二，是對於現實要“蔽聰塞明”，麻木冷靜，不受感觸，先由努力，後成自然。第一種的名稱不大好聽，第二種卻也是卻病延年的要訣，連古之儒者也並不諱言的。這都是大道。還有一種輕捷的小道，是：彼此說謊，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換一句話說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惡俗人的“道破”。其實，“君子遠庖廚也”就是自欺欺人的辦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見牛的臨死的觳觫，於是走開，等到燒成牛排，然後慢慢的來咀嚼。牛排是決不會“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衝突，於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子，“萬物皆備於我矣”〔31〕了。彼此說謊也決不是傷雅的事情，東坡先生在黃州，有客來，就要客談鬼，客說沒有，東坡道：“姑妄言之！”〔32〕至今還算是一件韻事。
撒一點小謊，可以解無聊，也可以消悶氣；到後來，忘卻了真，相信了謊。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來。永樂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頗以為不大好的。尤其是對於他的慘殺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殺的還有鐵鉉〔33〕，景清剝皮，鐵鉉油炸，他的兩個女兒則發付了教坊，叫她們做婊子。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說，後來二女獻詩於原問官，被永樂所知，赦出，嫁給士人了。〔34〕這真是“曲終奏雅”〔35〕，令人如釋重負，覺得天皇畢竟聖明，好人也終於得救。她雖然做過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詩的才女，她父親又是大忠臣，為夫的士人，當然也不算辱沒。但是，必須“浮光掠影”到這裏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樂的上諭〔36〕，有些是凶殘猥褻，將張獻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咱老子和你聯了宗罷。尚饗！”的名文〔37〕，和他的比起來，真是高華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雜誌，那就會覺得永樂皇帝決不像一位愛才憐弱的明君。況且那時的教坊是怎樣的處所？罪人的妻女在那裏是並非靜候嫖客的，據永樂定法，還要她們“轉營”，這就是每座兵營裏都去幾天，目的是在使她們為多數男性所淩辱，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所以，現在成了問題的“守節”，在那時，其實是隻準“良民”專利的特典。在這樣的治下，這樣的地獄裏，做一首詩就能超生的麽？
我這回從杭世駿的《訂訛類編》〔38〕（續補卷上）裏，這才確切的知道了這佳話的欺騙。他說：“……考鐵長女詩，乃吳人範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雲：‘教坊落籍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卻無家。雲鬟半馨臨青鏡，雨淚頻彈濕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為賦琵琶。’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瀹《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矣。次女詩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其論尤為不倫。宗正睦木挈論革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詩，皆好事偽作，則鐵女之詩可知。……”
《國朝文纂》〔39〕我沒有見過，鐵氏次女的詩，杭世駿也並未尋出根底，但我以為他的話是可信的，——雖然他敗壞了口口相傳的韻事。況且一則他也是一個認真的考證學者，二則我覺得凡是得到大殺風景的結果的考證，往往比表麵說得好聽，玩得有趣的東西近真。
首先將範昌期的詩嫁給鐵氏長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誰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罷了，一經杭世駿道破，再去看時，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確是詠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現任官妓的口吻。不過中國的有一些士大夫，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來，他們不但歌頌升平，還粉飾黑暗。關於鐵氏二女的撒謊，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殺掠，滿清焚屠之際，也還會有人單單捧出什麽烈女絕命，難婦題壁的詩詞來，這個豔傳，那個步韻，比對於華屋丘墟，生民塗炭之慘的大事情還起勁。到底是刻了一本集，連自己們都附進去，而韻事也就完結了。
我在寫著這些的時候，病是要算已經好了的了，用不著寫遺書。但我想在這裏趁便拜托我的相識的朋友，將來我死掉之後，即使在中國還有追悼的可能，也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麽記念冊。因為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挽聯的鬥法場，為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們是簡直不恤於胡說八道的。結果至多也不過印成一本書，即使有誰看了，於我死人，於讀者活人，都無益處，就是對於作者，其實也並無益處，挽聯做得好，也不過挽聯做得好而已。
現在的意見，我以為倘有購買那些紙墨白布的閑錢，還不如選幾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筆記來印印，倒是於大家很有益處的。但是要認真，用點工夫，標點不要錯。十二月十一日。
〔1〕本篇第一節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二月《文學》月刊第四卷第二號，其他三節都被國民黨檢查官刪去，參看本書《附記》。〔2〕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二十五史》（即原來的《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共精裝九大冊；上海書報合作社出版的《二十六史》（上述的《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共精裝二十大冊。又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四部備要》（經、史、子、集四部古籍三三六種）原訂二千五百冊，也有精裝本，合訂一百冊。
〔3〕《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共三卷。內容是記述東漢至東晉間一般文士名流的言談、風貌、軼事等。
〔4〕阮嗣宗（210—263）名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三國魏詩人，曾為從事中郎。《晉書·阮籍傳》載：“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三國誌·魏書·阮籍傳》注引《魏氏春秋》：“（籍）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世說新語·任誕》也有類此記載。〔5〕陶淵明（約372—427）一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晉代詩人。《晉書·陶潛傳》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按《宋書·隱逸傳》及《南史·隱逸傳》，“一頃五十畝”均作“二頃五十畝”。下文提到的“采菊東籬下”“饑來驅我去”等詩句，分別見於陶潛的《飲酒》、《乞食》兩詩。〔6〕“站在雲端裏呐喊”這原是林語堂說的話，他在《人間世》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怎樣洗煉白話入文》一文中說：“今日既無人能用一二十字說明大眾語是何物，又無人能寫一二百字模範大眾語，給我們見識見識，隻管在雲端呐喊，宜乎其為大眾之謎也”。
〔7〕王夷甫（256—311）名衍，晉代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晉書·王戎傳》：“衍疾郭（按即王衍妻郭氏）之貪鄙，故口未嚐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又說：“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眾共推為元帥。……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8〕“杭育杭育派”參看本卷第107頁注〔33〕。〔9〕“敦倫”意即性交。清代袁枚在《答楊笠湖書》中說：“李剛主自負不欺之學，日記雲：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至今傳為笑談。”按李塨e（1659—1733）字剛主，清*Ъ搖〔10〕“登徒子”宋玉曾作有《登徒子好色賦》，後來就稱好色的人為登徒子。按宋玉文中所說的登徒子，是楚國的一個大夫，姓登徒。
〔11〕“s塾繚廄宄亍薄妒浪敵掠铩づ諾鼇吩兀骸昂侶∥腹o醇椿肝攏┠*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雲：‘s塾繚廄宄亍！肝剩骸甋塾縭嗆撾錚俊鷦唬骸鬮猄塾紜！腹唬骸魘*以作蠻語？’隆曰：‘千裏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12〕《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共四卷。內容是記述張獻忠在四川時的事跡，書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的自序，說明全書是他根據幼年所聞張獻忠遺事及雜采他人的記載而成。〔13〕蜀賓許欽文的筆名。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魯迅日記》：“晚欽文來，並贈《蜀碧》一部二本。”
〔14〕《蜀龜鑒》清代劉景伯著，共八卷。內容雜錄明季遺聞，與《蜀碧》大致相似。
〔15〕張獻忠（1606—1646）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崇禎三年（1630）起義，轉戰陝西、河南等地。崇禎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國。清順治三年（1646）出川途中，在川北鹽亭界為清兵所害。舊史書中常有關於他殺人的誇大記載。
〔16〕孫可望（？—1660）陝西米脂人，張獻忠的養子及部將。張敗死後，他率部從四川轉往貴州、雲南。永曆五年（1651）他向南明永曆帝求封為秦王，後遣兵送永曆帝到貴州安隆所（改名為安龍府），自己則駐在貴陽，定朝儀，設官製；最後投降清朝。〔17〕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廣東番禺人，明末文學家，清兵入廣州前後曾參加抗清活動，失敗後一度削發為僧。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詩外》、《廣東新語》等。《安龍逸史》，清朝禁毀書籍之一，作者署名滄洲漁隱（據《禁書總目》，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隱），被列入“軍機處奉準全毀書”中。一九一六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安龍逸史》，分上下二卷，題屈大均撰；但內容與《殘明紀事》（不署作者，也是軍機處奉準全毀書之一）相同，字句小異。〔18〕景清真寧（今甘肅正寧）人，建文帝（朱允吧）時官禦史大夫。據《明史·景清傳》載，成祖（朱棣）登位，他佯為歸順，後以謀刺成祖，磔死。他被剝皮事，見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壬午殉難》：“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朝畢，出禦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誌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e禦袍。乃命剝其皮，草櫝之，械係長安門。”
〔19〕“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語見《孟子·梁惠王》。〔20〕看書的好姿勢《論語》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載有黃嘉音作的一組畫，題為《介紹幾個讀論語的好姿勢》，共六圖，其中之一為“遊蛟伏地式”，畫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書。作者在這裏順筆給以諷刺。
〔21〕袁中郎（1568—1610）名宏道，字中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明代文學家。他與兄宗道，弟中道，反對文學上的擬古主義，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世稱“公安派”。當時林語堂、周作人等提倡“公安派”文章，借明人小品以宣揚所謂“閑適”、“性靈”。《廣莊》是袁中郎仿《莊子》文體談道家思想的作品，並七篇，後收入《袁中郎全集》。
〔22〕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湖南瀏陽人，清末維新運動的重要人物，戊戌政變中犧牲的“六君子”之一。“閉門投轄思張儉”，原作“望門投止思張儉”，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絕《獄中題壁》的第一句。張儉，後漢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靈帝時官東部督郵。《後漢書·黨錮列傳》載：他的仇家“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閉門投轄”是漢代陳遵好客的故事，見《漢書·遊俠列傳》。）
〔23〕秋瑾（1879？—1907）字璿卿，號競雄，別署鑒湖女俠，浙江紹興人，反清革命團體光複會主要人物之一。一九○七年七月，她因籌劃起義事泄，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夏曆六月初六）被害於紹興城內軒亭口。陳去病在《鑒湖女俠秋瑾傳》中敘述秋瑾受審時的情形說：“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惟於刑庭書‘秋雨秋風愁殺人’句而已。”
〔24〕吳興劉氏嘉業堂我國著名的私人藏書樓，在浙江吳興南潯鎮，藏書達六十萬卷，並自行雕版印書，刻有《嘉業堂叢書》、《求恕齋叢書》等。創辦人劉承幹（1882—1963），字貞一，號翰怡，浙江吳興人。
〔25〕蔡顯（約1697—1767）字笠夫，江蘇華亭（今上海鬆江）人。《清代文字獄檔》第二輯收有“蔡顯《閑漁閑閑錄》案”，此案發生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據當時的奏折稱：蔡顯係雍正時舉人，年七十一歲，自號閑漁；所著《閑閑錄》一書，語含誹謗，意多悖逆。後來的結果是蔡顯被“斬決”，他的兒子“斬監候秋後處決”，門人等分別“杖流”及“發伊犁等處充當苦差”。《閑漁閑閑錄》，九卷，是一部雜錄朝典、時事、詩句的雜記，劉氏嘉業堂刻本於一九一五年印行。〔26〕缺著末筆從唐代開始的一種避諱方法，即在書寫或鐫刻本朝皇帝或尊長的名字時省略最末一筆。劉承幹對“儀”字缺末筆，是避清廢帝溥儀的諱。
〔27〕風終幽，雅終《召癋》《詩經》計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類。《豳》列於“國風”的最後，共七篇。據《詩序》稱：這些都是關於周公“遭變故”、“救亂”、“東征”的詩。《召癋》是“大雅”的最後一篇，據《詩序》稱：“《召癋》，凡伯（周大夫）刺幽王大壞也。”
〔28〕體元表正“體元”，見《春秋》隱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晉代杜預注：“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據唐代孔穎達疏：“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表正”，見《書經·仲虺之誥》：“表正萬邦。”漢代孔安國注：“儀表天下，法正萬國。”
〔29〕關於張獻忠之死，史書上的說法不一。據《明史·張獻忠傳》載：清順治三年（1646）清肅親王豪格進兵四川，“獻忠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眾出川北，……會我大清兵至漢中，……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我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於是我兵擒獻忠出，斬之。”但《明史紀事本末·張獻忠之亂》說他是“以病死於蜀中”。
〔30〕“春秋筆法”《春秋》是春秋時期魯國的編年史，相傳為孔丘所修。過去的經學家認為它每用一字，都隱含“褒”“貶”的“微言大義”，稱為“春秋筆法”。
〔31〕“萬物皆備於我矣”孟軻的話。語見《孟子·盡心》。〔32〕東坡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四川）人，宋代文學家。神宗初年曾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被貶黃州。他要客談鬼的事，見宋代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卷一：“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遊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複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去。”
〔33〕鐵鉉（1366—1402）字鼎石，河南鄧州（今鄧縣）人。明建文帝時任山東參政，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永樂帝）起兵奪位，他在濟南屢破燕王兵，升兵部尚書。燕王登位後被處死。據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壬午殉難》載：“鐵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永樂）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
〔34〕關於鐵鉉兩個女兒入教坊的事，據明代王鏊的《震澤紀聞》載：“鉉有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為詩以獻。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教坊，唐代開始設立的掌管教練女樂的機構。後來封建統治者常把罪犯的妻女罰入教坊，實際上是一種官妓。
〔35〕“曲終奏雅”語見《漢書·司馬相如傳》：“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36〕永樂的上諭參看本書《病後雜談之餘》第一節。〔37〕張獻忠祭梓潼神文見於《蜀碧》卷三和《蜀龜鑒》卷三，原文如下：“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為甚嚇咱老子？咱與你聯了宗罷。尚享。”（兩書中個別字稍有不同）梓潼神，據《明史·禮誌四》，梓潼帝君姓張名亞子，晉時人。
〔38〕杭世駿（1696—1773）字大宗，浙江仁和（今餘杭）人，清代考據家。乾隆時官禦史。著有《訂訛類編》、《道古堂詩文集》等。《訂訛類編》，六卷，又《續補》二卷，是一部考訂古籍真偽異同的書。下麵的引文是杭世駿照錄錢謙益《列朝詩集》閏集卷四中的話。據《列朝詩集》：“其論”作“其語”，“好事”作“好事者”。〔39〕《國朝文纂》明代詩文的匯編。據《明史·藝文誌》“集類”三“總集類”載：“王棟《國朝文纂》四十卷”，又“張士瀹《明文纂》五十卷”。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麽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於躺一天，就餓一天。
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閑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著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卻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最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隻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著，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誌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卻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隻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卻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裏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粒傷寒菌；於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為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隻是沉吟著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於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於“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為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著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為“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讚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於插架，便於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2〕——原是不為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著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著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隻好歎一口氣，將它放下。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麵的《世說新語》〔3〕之類一大堆，躺著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動。由此想到阮嗣宗〔4〕的聽到步兵廚善於釀酒，就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5〕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秔。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雲端裏呐喊”〔6〕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隻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麽，單單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隻好“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靈”。
二
為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後來一想，這於“雅”並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7〕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幹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為雅人。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卻算盤，那麽，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為“杭育杭育派”〔8〕了。這關鍵，隻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卻是永遠執著，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這和時而“敦倫”〔9〕者不失為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稱為“登徒子”〔10〕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隻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s塾繚廄*池”〔11〕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麵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於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裏的是《蜀碧》〔12〕。
這是蜀賓〔13〕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鑒》〔14〕，都是講張獻忠〔15〕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裏看見了這樣的一條——“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還是為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髒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於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於“大辟”一等。對於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凶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隻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裏麵裝著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麵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16〕式，見於屈大均的《安龍逸史》〔17〕，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曆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曆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為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禦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為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為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18〕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裏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裏受傷，永不全愈的。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19〕的意思。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致，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20〕，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21〕，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就很富於詩趣。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譚嗣同〔22〕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23〕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裏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三
清朝有滅族，有淩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但後來膾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獄。雖說文字獄，其實還含著許多複雜的原因，在這裏不能細說；我們現在還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刪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
《安龍逸史》大約也是一種禁書，我所得的是吳興劉氏嘉業堂〔24〕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書還不止這一種，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還有蔡顯的《閑漁閑閑錄》〔25〕，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麽忌諱。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雖然從雅人看來，隻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識。但是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好容易在愛文義路找著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裏麵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鏢師各一位。巡捕問我來幹什麽的。我說買書。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於出去。但這回所得回答卻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為實在回複的斬釘截鐵。現在所有的幾種，是托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像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才買得到。
每種書的末尾，都有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先生的跋文，他對於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對於清初的文禍也頗不滿。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卻滿是前清遺老的口風；書是民國刻的，“儀”字還缺著末筆〔26〕。我想，試看明朝遺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異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換朝代，倒還在其次。所以要頂禮明末的遺民，必須接受他的民族思想，這才可以心心相印。現在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卻又引明遺老為同調，隻著重在“遺老”兩個字，而毫不問遺於何族，遺在何時，這真可以說是“為遺老而遺老”，和現在文壇上的“為藝術而藝術”，成為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倘以為這是因為“食古不化”的緣故，那可也並不然。中國的士大夫，該化的時候，就未必決不化。就如上麵說過的《蜀龜鑒》，原是一部筆法都仿《春秋》的書，但寫到“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讚”道：“……明季之亂甚矣！風終幽，雅終《召癋》，〔27〕托亂極思治之隱憂而無其實事，孰若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編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謂體元表正〔28〕，蔑以加茲；生逢盛世，蕩蕩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沒有這種筆法的。滿洲的肅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張獻忠〔29〕，也感化了許多讀書人，而且改變了“春秋筆法”〔30〕了。
四
病中來看這些書，歸根結蒂，也還是令人氣悶。但又開始知道了有些聰明的士大夫，依然會從血泊裏尋出閑適來。例如《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書了，然而序文後麵卻刻著一位樂齋先生的批語道：“古穆有魏晉間人筆意。”
這真是天大的本領！那死似的鎮靜，又將我的氣悶打破了。
我放下書，合了眼睛，躺著想想學這本領的方法，以為這和“君子遠庖廚也”的法子是大兩樣的，因為這時是君子自己也親到了庖廚裏。瞑想的結果，擬定了兩手太極拳。一，是對於世事要“浮光掠影”，隨時忘卻，不甚了然，仿佛有些關心，卻又並不懇切；二，是對於現實要“蔽聰塞明”，麻木冷靜，不受感觸，先由努力，後成自然。第一種的名稱不大好聽，第二種卻也是卻病延年的要訣，連古之儒者也並不諱言的。這都是大道。還有一種輕捷的小道，是：彼此說謊，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換一句話說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惡俗人的“道破”。其實，“君子遠庖廚也”就是自欺欺人的辦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見牛的臨死的觳觫，於是走開，等到燒成牛排，然後慢慢的來咀嚼。牛排是決不會“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衝突，於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子，“萬物皆備於我矣”〔31〕了。彼此說謊也決不是傷雅的事情，東坡先生在黃州，有客來，就要客談鬼，客說沒有，東坡道：“姑妄言之！”〔32〕至今還算是一件韻事。
撒一點小謊，可以解無聊，也可以消悶氣；到後來，忘卻了真，相信了謊。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來。永樂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頗以為不大好的。尤其是對於他的慘殺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殺的還有鐵鉉〔33〕，景清剝皮，鐵鉉油炸，他的兩個女兒則發付了教坊，叫她們做婊子。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說，後來二女獻詩於原問官，被永樂所知，赦出，嫁給士人了。〔34〕這真是“曲終奏雅”〔35〕，令人如釋重負，覺得天皇畢竟聖明，好人也終於得救。她雖然做過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詩的才女，她父親又是大忠臣，為夫的士人，當然也不算辱沒。但是，必須“浮光掠影”到這裏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樂的上諭〔36〕，有些是凶殘猥褻，將張獻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咱老子和你聯了宗罷。尚饗！”的名文〔37〕，和他的比起來，真是高華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雜誌，那就會覺得永樂皇帝決不像一位愛才憐弱的明君。況且那時的教坊是怎樣的處所？罪人的妻女在那裏是並非靜候嫖客的，據永樂定法，還要她們“轉營”，這就是每座兵營裏都去幾天，目的是在使她們為多數男性所淩辱，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所以，現在成了問題的“守節”，在那時，其實是隻準“良民”專利的特典。在這樣的治下，這樣的地獄裏，做一首詩就能超生的麽？
我這回從杭世駿的《訂訛類編》〔38〕（續補卷上）裏，這才確切的知道了這佳話的欺騙。他說：“……考鐵長女詩，乃吳人範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雲：‘教坊落籍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卻無家。雲鬟半馨臨青鏡，雨淚頻彈濕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為賦琵琶。’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瀹《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矣。次女詩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其論尤為不倫。宗正睦木挈論革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詩，皆好事偽作，則鐵女之詩可知。……”
《國朝文纂》〔39〕我沒有見過，鐵氏次女的詩，杭世駿也並未尋出根底，但我以為他的話是可信的，——雖然他敗壞了口口相傳的韻事。況且一則他也是一個認真的考證學者，二則我覺得凡是得到大殺風景的結果的考證，往往比表麵說得好聽，玩得有趣的東西近真。
首先將範昌期的詩嫁給鐵氏長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誰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罷了，一經杭世駿道破，再去看時，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確是詠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現任官妓的口吻。不過中國的有一些士大夫，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來，他們不但歌頌升平，還粉飾黑暗。關於鐵氏二女的撒謊，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殺掠，滿清焚屠之際，也還會有人單單捧出什麽烈女絕命，難婦題壁的詩詞來，這個豔傳，那個步韻，比對於華屋丘墟，生民塗炭之慘的大事情還起勁。到底是刻了一本集，連自己們都附進去，而韻事也就完結了。
我在寫著這些的時候，病是要算已經好了的了，用不著寫遺書。但我想在這裏趁便拜托我的相識的朋友，將來我死掉之後，即使在中國還有追悼的可能，也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麽記念冊。因為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挽聯的鬥法場，為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們是簡直不恤於胡說八道的。結果至多也不過印成一本書，即使有誰看了，於我死人，於讀者活人，都無益處，就是對於作者，其實也並無益處，挽聯做得好，也不過挽聯做得好而已。
現在的意見，我以為倘有購買那些紙墨白布的閑錢，還不如選幾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筆記來印印，倒是於大家很有益處的。但是要認真，用點工夫，標點不要錯。十二月十一日。
〔1〕本篇第一節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二月《文學》月刊第四卷第二號，其他三節都被國民黨檢查官刪去，參看本書《附記》。〔2〕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二十五史》（即原來的《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共精裝九大冊；上海書報合作社出版的《二十六史》（上述的《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共精裝二十大冊。又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四部備要》（經、史、子、集四部古籍三三六種）原訂二千五百冊，也有精裝本，合訂一百冊。
〔3〕《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共三卷。內容是記述東漢至東晉間一般文士名流的言談、風貌、軼事等。
〔4〕阮嗣宗（210—263）名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三國魏詩人，曾為從事中郎。《晉書·阮籍傳》載：“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三國誌·魏書·阮籍傳》注引《魏氏春秋》：“（籍）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世說新語·任誕》也有類此記載。〔5〕陶淵明（約372—427）一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晉代詩人。《晉書·陶潛傳》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按《宋書·隱逸傳》及《南史·隱逸傳》，“一頃五十畝”均作“二頃五十畝”。下文提到的“采菊東籬下”“饑來驅我去”等詩句，分別見於陶潛的《飲酒》、《乞食》兩詩。〔6〕“站在雲端裏呐喊”這原是林語堂說的話，他在《人間世》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怎樣洗煉白話入文》一文中說：“今日既無人能用一二十字說明大眾語是何物，又無人能寫一二百字模範大眾語，給我們見識見識，隻管在雲端呐喊，宜乎其為大眾之謎也”。
〔7〕王夷甫（256—311）名衍，晉代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晉書·王戎傳》：“衍疾郭（按即王衍妻郭氏）之貪鄙，故口未嚐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又說：“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眾共推為元帥。……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8〕“杭育杭育派”參看本卷第107頁注〔33〕。〔9〕“敦倫”意即性交。清代袁枚在《答楊笠湖書》中說：“李剛主自負不欺之學，日記雲：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至今傳為笑談。”按李塨e（1659—1733）字剛主，清*Ъ搖〔10〕“登徒子”宋玉曾作有《登徒子好色賦》，後來就稱好色的人為登徒子。按宋玉文中所說的登徒子，是楚國的一個大夫，姓登徒。
〔11〕“s塾繚廄宄亍薄妒浪敵掠铩づ諾鼇吩兀骸昂侶∥腹o醇椿肝攏┠*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雲：‘s塾繚廄宄亍！肝剩骸甋塾縭嗆撾錚俊鷦唬骸鬮猄塾紜！腹唬骸魘*以作蠻語？’隆曰：‘千裏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12〕《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共四卷。內容是記述張獻忠在四川時的事跡，書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的自序，說明全書是他根據幼年所聞張獻忠遺事及雜采他人的記載而成。〔13〕蜀賓許欽文的筆名。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魯迅日記》：“晚欽文來，並贈《蜀碧》一部二本。”
〔14〕《蜀龜鑒》清代劉景伯著，共八卷。內容雜錄明季遺聞，與《蜀碧》大致相似。
〔15〕張獻忠（1606—1646）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崇禎三年（1630）起義，轉戰陝西、河南等地。崇禎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國。清順治三年（1646）出川途中，在川北鹽亭界為清兵所害。舊史書中常有關於他殺人的誇大記載。
〔16〕孫可望（？—1660）陝西米脂人，張獻忠的養子及部將。張敗死後，他率部從四川轉往貴州、雲南。永曆五年（1651）他向南明永曆帝求封為秦王，後遣兵送永曆帝到貴州安隆所（改名為安龍府），自己則駐在貴陽，定朝儀，設官製；最後投降清朝。〔17〕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廣東番禺人，明末文學家，清兵入廣州前後曾參加抗清活動，失敗後一度削發為僧。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詩外》、《廣東新語》等。《安龍逸史》，清朝禁毀書籍之一，作者署名滄洲漁隱（據《禁書總目》，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隱），被列入“軍機處奉準全毀書”中。一九一六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安龍逸史》，分上下二卷，題屈大均撰；但內容與《殘明紀事》（不署作者，也是軍機處奉準全毀書之一）相同，字句小異。〔18〕景清真寧（今甘肅正寧）人，建文帝（朱允吧）時官禦史大夫。據《明史·景清傳》載，成祖（朱棣）登位，他佯為歸順，後以謀刺成祖，磔死。他被剝皮事，見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壬午殉難》：“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朝畢，出禦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誌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e禦袍。乃命剝其皮，草櫝之，械係長安門。”
〔19〕“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語見《孟子·梁惠王》。〔20〕看書的好姿勢《論語》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載有黃嘉音作的一組畫，題為《介紹幾個讀論語的好姿勢》，共六圖，其中之一為“遊蛟伏地式”，畫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書。作者在這裏順筆給以諷刺。
〔21〕袁中郎（1568—1610）名宏道，字中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明代文學家。他與兄宗道，弟中道，反對文學上的擬古主義，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世稱“公安派”。當時林語堂、周作人等提倡“公安派”文章，借明人小品以宣揚所謂“閑適”、“性靈”。《廣莊》是袁中郎仿《莊子》文體談道家思想的作品，並七篇，後收入《袁中郎全集》。
〔22〕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湖南瀏陽人，清末維新運動的重要人物，戊戌政變中犧牲的“六君子”之一。“閉門投轄思張儉”，原作“望門投止思張儉”，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絕《獄中題壁》的第一句。張儉，後漢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靈帝時官東部督郵。《後漢書·黨錮列傳》載：他的仇家“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閉門投轄”是漢代陳遵好客的故事，見《漢書·遊俠列傳》。）
〔23〕秋瑾（1879？—1907）字璿卿，號競雄，別署鑒湖女俠，浙江紹興人，反清革命團體光複會主要人物之一。一九○七年七月，她因籌劃起義事泄，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夏曆六月初六）被害於紹興城內軒亭口。陳去病在《鑒湖女俠秋瑾傳》中敘述秋瑾受審時的情形說：“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惟於刑庭書‘秋雨秋風愁殺人’句而已。”
〔24〕吳興劉氏嘉業堂我國著名的私人藏書樓，在浙江吳興南潯鎮，藏書達六十萬卷，並自行雕版印書，刻有《嘉業堂叢書》、《求恕齋叢書》等。創辦人劉承幹（1882—1963），字貞一，號翰怡，浙江吳興人。
〔25〕蔡顯（約1697—1767）字笠夫，江蘇華亭（今上海鬆江）人。《清代文字獄檔》第二輯收有“蔡顯《閑漁閑閑錄》案”，此案發生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據當時的奏折稱：蔡顯係雍正時舉人，年七十一歲，自號閑漁；所著《閑閑錄》一書，語含誹謗，意多悖逆。後來的結果是蔡顯被“斬決”，他的兒子“斬監候秋後處決”，門人等分別“杖流”及“發伊犁等處充當苦差”。《閑漁閑閑錄》，九卷，是一部雜錄朝典、時事、詩句的雜記，劉氏嘉業堂刻本於一九一五年印行。〔26〕缺著末筆從唐代開始的一種避諱方法，即在書寫或鐫刻本朝皇帝或尊長的名字時省略最末一筆。劉承幹對“儀”字缺末筆，是避清廢帝溥儀的諱。
〔27〕風終幽，雅終《召癋》《詩經》計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類。《豳》列於“國風”的最後，共七篇。據《詩序》稱：這些都是關於周公“遭變故”、“救亂”、“東征”的詩。《召癋》是“大雅”的最後一篇，據《詩序》稱：“《召癋》，凡伯（周大夫）刺幽王大壞也。”
〔28〕體元表正“體元”，見《春秋》隱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晉代杜預注：“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據唐代孔穎達疏：“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表正”，見《書經·仲虺之誥》：“表正萬邦。”漢代孔安國注：“儀表天下，法正萬國。”
〔29〕關於張獻忠之死，史書上的說法不一。據《明史·張獻忠傳》載：清順治三年（1646）清肅親王豪格進兵四川，“獻忠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眾出川北，……會我大清兵至漢中，……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我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於是我兵擒獻忠出，斬之。”但《明史紀事本末·張獻忠之亂》說他是“以病死於蜀中”。
〔30〕“春秋筆法”《春秋》是春秋時期魯國的編年史，相傳為孔丘所修。過去的經學家認為它每用一字，都隱含“褒”“貶”的“微言大義”，稱為“春秋筆法”。
〔31〕“萬物皆備於我矣”孟軻的話。語見《孟子·盡心》。〔32〕東坡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四川）人，宋代文學家。神宗初年曾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被貶黃州。他要客談鬼的事，見宋代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卷一：“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遊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複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去。”
〔33〕鐵鉉（1366—1402）字鼎石，河南鄧州（今鄧縣）人。明建文帝時任山東參政，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永樂帝）起兵奪位，他在濟南屢破燕王兵，升兵部尚書。燕王登位後被處死。據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壬午殉難》載：“鐵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永樂）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
〔34〕關於鐵鉉兩個女兒入教坊的事，據明代王鏊的《震澤紀聞》載：“鉉有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為詩以獻。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教坊，唐代開始設立的掌管教練女樂的機構。後來封建統治者常把罪犯的妻女罰入教坊，實際上是一種官妓。
〔35〕“曲終奏雅”語見《漢書·司馬相如傳》：“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36〕永樂的上諭參看本書《病後雜談之餘》第一節。〔37〕張獻忠祭梓潼神文見於《蜀碧》卷三和《蜀龜鑒》卷三，原文如下：“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為甚嚇咱老子？咱與你聯了宗罷。尚享。”（兩書中個別字稍有不同）梓潼神，據《明史·禮誌四》，梓潼帝君姓張名亞子，晉時人。
〔38〕杭世駿（1696—1773）字大宗，浙江仁和（今餘杭）人，清代考據家。乾隆時官禦史。著有《訂訛類編》、《道古堂詩文集》等。《訂訛類編》，六卷，又《續補》二卷，是一部考訂古籍真偽異同的書。下麵的引文是杭世駿照錄錢謙益《列朝詩集》閏集卷四中的話。據《列朝詩集》：“其論”作“其語”，“好事”作“好事者”。〔39〕《國朝文纂》明代詩文的匯編。據《明史·藝文誌》“集類”三“總集類”載：“王棟《國朝文纂》四十卷”，又“張士瀹《明文纂》五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