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遺山〔2〕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願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3〕頌德者，是否確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於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麵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於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於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4〕傳》這樣說——“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許，則讒"k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5〕作，文證具在清淩廷堪〔6〕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誌》，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淩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嚐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於《元史》《張德輝》〔7〕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
以拓跋魏的後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並無訾議。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於士，利益既沾，雖已將“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爭卻也日甚了。餘闕〔8〕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雲——“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
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才縕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並不冷落。同書《送範立中赴襄陽詩序》雲——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
……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製。郡中衣冠之族，惟範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爵，唱讚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
這是“中國人才”們獻教，賣經以來，“儒戶”所食的佳果。雖不能為王者師，且次於吏者數等，而究亦勝於將門和平民者一等，“唱讚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據《大美晚報》）。這是從未前聞的書，但看見下署“顏子推”〔9〕，便可以悟出是顏之推《家訓》中的《勉學篇》了。曰“抱經堂”者，當是因為曾被盧文鞍〔10〕印入《抱經堂叢書》中的緣故。所講有這樣的一段——“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這說得很透徹：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於金元而準，按之於明清之際而亦準。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於方來，遂綢繆於未雨麽？
“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2〕元遺山（1190—1257）即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秀容（今山西忻縣）人，金代文學家。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後裔，曾任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等職。金亡不仕。據《金史·元德明傳》載：“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著有《遺山集》。
〔3〕崔立（？—1234）將陵（今山東德州）人。原為地主武裝軍官，金天興元年（1232）在蒙古軍圍汴京時受任為西麵元帥。次年叛變，將監國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軍營乞降。後為部將所殺。〔4〕王若虛（1174—1243）字從之，槁城（今屬河北）人，金代文學家。曾任翰林直學士。金亡不仕，自號滹南遺老，著有《滹南遺老集》。
〔5〕劉祁（1203—1250）字京叔，山西渾源人，金代太學生，入元複試後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所著《歸潛誌》多記金末故事，共十四卷；《錄崔立碑事》見該書第十二卷。
〔6〕淩廷堪（約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縣人，清代經學家。著有《校禮堂文集》、《元遺山先生年譜》等。〔7〕張德輝（1195—1274）字耀卿，金末冀寧交城（今屬山西）人，元世祖時任河東南北路宣撫使，傳見《元史》卷一六三。下麵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問。
〔8〕餘闕（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原出唐兀族（色目人），其父曾在廬州（今安徽合肥）做官，遂為廬州人。《青陽先生文集》，共九卷，是他的詩文集。
〔9〕顏之推（531—約590後）字介，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南北朝時文學家。曆仕梁、北齊、北周、隋等朝。著有《顏氏家訓》二十篇。
〔10〕盧文鞍（1717—1796）字紹弓，號抱經，浙江杭州人，清代經學家、校勘學家。《抱經堂叢書》，係輯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種，並附有他自著的《抱經堂文集》等。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麵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於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於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4〕傳》這樣說——“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許，則讒"k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5〕作，文證具在清淩廷堪〔6〕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誌》，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淩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嚐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於《元史》《張德輝》〔7〕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
以拓跋魏的後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並無訾議。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於士，利益既沾，雖已將“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爭卻也日甚了。餘闕〔8〕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雲——“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
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師，其抱才縕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並不冷落。同書《送範立中赴襄陽詩序》雲——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
……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製。郡中衣冠之族，惟範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於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爵，唱讚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
這是“中國人才”們獻教，賣經以來，“儒戶”所食的佳果。雖不能為王者師，且次於吏者數等，而究亦勝於將門和平民者一等，“唱讚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據《大美晚報》）。這是從未前聞的書，但看見下署“顏子推”〔9〕，便可以悟出是顏之推《家訓》中的《勉學篇》了。曰“抱經堂”者，當是因為曾被盧文鞍〔10〕印入《抱經堂叢書》中的緣故。所講有這樣的一段——“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這說得很透徹：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於金元而準，按之於明清之際而亦準。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於方來，遂綢繆於未雨麽？
“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2〕元遺山（1190—1257）即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秀容（今山西忻縣）人，金代文學家。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後裔，曾任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等職。金亡不仕。據《金史·元德明傳》載：“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著有《遺山集》。
〔3〕崔立（？—1234）將陵（今山東德州）人。原為地主武裝軍官，金天興元年（1232）在蒙古軍圍汴京時受任為西麵元帥。次年叛變，將監國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軍營乞降。後為部將所殺。〔4〕王若虛（1174—1243）字從之，槁城（今屬河北）人，金代文學家。曾任翰林直學士。金亡不仕，自號滹南遺老，著有《滹南遺老集》。
〔5〕劉祁（1203—1250）字京叔，山西渾源人，金代太學生，入元複試後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所著《歸潛誌》多記金末故事，共十四卷；《錄崔立碑事》見該書第十二卷。
〔6〕淩廷堪（約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縣人，清代經學家。著有《校禮堂文集》、《元遺山先生年譜》等。〔7〕張德輝（1195—1274）字耀卿，金末冀寧交城（今屬山西）人，元世祖時任河東南北路宣撫使，傳見《元史》卷一六三。下麵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問。
〔8〕餘闕（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原出唐兀族（色目人），其父曾在廬州（今安徽合肥）做官，遂為廬州人。《青陽先生文集》，共九卷，是他的詩文集。
〔9〕顏之推（531—約590後）字介，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南北朝時文學家。曆仕梁、北齊、北周、隋等朝。著有《顏氏家訓》二十篇。
〔10〕盧文鞍（1717—1796）字紹弓，號抱經，浙江杭州人，清代經學家、校勘學家。《抱經堂叢書》，係輯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種，並附有他自著的《抱經堂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