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次想給你寫信，但總是為了許多困難，把它擱下。
今天因為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幾回釘子，幾乎頭破血流，這個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寓所來，上著電燈，拾著筆，喘著氣，無論如何，決計非寫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們南國一個風光佳麗，商業繁盛的小島，就是現在多蒙英洋大人代為管理維持的香港，你從廣州回上海經過此地時，我們幾個可憐的同胞，也還會向洋大人奏準了些恩賜給你。你過意不去，在《語絲》上致謝不盡。自然我也同樣，要借《語絲》一點空篇幅，來致謝我們在香港的一些可憐的同胞！
我從汕頭來到香港僅有兩個滿月，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心頭竟感著如失戀一般的酸痛。因為有一天，偶然從街道上買回一份《新中國報》，閱到副刊時，文中竟橫排著許多大字道：“被檢去。”我起初還莫明其妙，以後略為翻閱：才知道文中所論，是有點關礙於社會經濟問題，和女子貞操問題的。我也實在大膽，竟做了一篇《中國近代文藝與戀愛問題》寄到《大光報》的副刊《大覺》去。沒有兩天，該報的記者答複我一信，說我那篇文被檢查員檢去四頁，無法揭載；並謂：“幾經交涉，總不發還。”我氣得話都說不出來，這真是蹂躪我心血的魔頭了。我因向朋友詢問，得知這個檢查工作都是我們同胞（即高等華人）擔任。並且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檢查時，報社能給這檢查員幾塊謝金，或每月說定酬金，那便對於檢查上很有斟酌的餘地。這不能不算是高等華人我們的同胞的好處啊！
真的，也許我今年碰著和你一樣的華蓋運。倘不然，便不會這樣了：和兩個友人從彎仔的地方跑來香港的馬路上，即是皇後碼頭的近處，意外地給三四個我們的同胞糾纏住了。他們向我們詳細詢問了幾回，又用手從我們肩膀摸到大腿，又沿著褲帶拉了一下，幾乎使我的褲脫了下來。我們不得已，隻好向他們誠懇地說道：“請不要這樣搜尋，我們都是讀書人咯！”
“嚇！那正怕，共產黨多是讀書人呢。”於是他們把我手中拾著的幾卷文稿，疑心地拿過去看了一看，問我道：“這是宣言麽？”
“有什麽宣言，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這樣回答。然而他們終於不信，用手一撕，稿紙便破了幾頁，字跡也跟著碎裂。我一時氣得捏著拳，很想捶他們的鼻尖，可是轉眼望著他們屁股上的惡狠狠的洋炮，卻隻教我呆著做個無抵抗主義的麻木東西了。事情牽延到二三十分鍾，方始默準了我們開步走。
這樣的事情，一連碰了幾次，到這最末一次，他們竟然要拉我上大館（即警廳一樣）去審問了。他們說我袋裏帶著一枝小刀子（這是我時常剖書剖紙用的），並且有一本日記簿，中間寫著幾個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黨會的領袖，結果隻得跟著他們跑了。五六裏路程來到大館，隻有一個著西裝的我們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麵前對問了一回，這才把我放出去。我這時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裏，躺上床去，對著帳頂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陣，便忍著心，給你寫下這封信，並願將這信展布，以告國人。
李白隻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然而現在這樣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馬道，也是如此地難行，亦可謂奇矣！我今後而不離香港，便決定不行那難行的大路了，你覺得好麽？
陳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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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欄，在“行路難”一文之後。〔2〕指董先振，浙江紹興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館裏被誤認為董秋芳而遭逮捕。
今天因為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幾回釘子，幾乎頭破血流，這個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寓所來，上著電燈，拾著筆，喘著氣，無論如何，決計非寫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們南國一個風光佳麗，商業繁盛的小島，就是現在多蒙英洋大人代為管理維持的香港，你從廣州回上海經過此地時，我們幾個可憐的同胞，也還會向洋大人奏準了些恩賜給你。你過意不去，在《語絲》上致謝不盡。自然我也同樣，要借《語絲》一點空篇幅，來致謝我們在香港的一些可憐的同胞！
我從汕頭來到香港僅有兩個滿月，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心頭竟感著如失戀一般的酸痛。因為有一天，偶然從街道上買回一份《新中國報》，閱到副刊時，文中竟橫排著許多大字道：“被檢去。”我起初還莫明其妙，以後略為翻閱：才知道文中所論，是有點關礙於社會經濟問題，和女子貞操問題的。我也實在大膽，竟做了一篇《中國近代文藝與戀愛問題》寄到《大光報》的副刊《大覺》去。沒有兩天，該報的記者答複我一信，說我那篇文被檢查員檢去四頁，無法揭載；並謂：“幾經交涉，總不發還。”我氣得話都說不出來，這真是蹂躪我心血的魔頭了。我因向朋友詢問，得知這個檢查工作都是我們同胞（即高等華人）擔任。並且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檢查時，報社能給這檢查員幾塊謝金，或每月說定酬金，那便對於檢查上很有斟酌的餘地。這不能不算是高等華人我們的同胞的好處啊！
真的，也許我今年碰著和你一樣的華蓋運。倘不然，便不會這樣了：和兩個友人從彎仔的地方跑來香港的馬路上，即是皇後碼頭的近處，意外地給三四個我們的同胞糾纏住了。他們向我們詳細詢問了幾回，又用手從我們肩膀摸到大腿，又沿著褲帶拉了一下，幾乎使我的褲脫了下來。我們不得已，隻好向他們誠懇地說道：“請不要這樣搜尋，我們都是讀書人咯！”
“嚇！那正怕，共產黨多是讀書人呢。”於是他們把我手中拾著的幾卷文稿，疑心地拿過去看了一看，問我道：“這是宣言麽？”
“有什麽宣言，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這樣回答。然而他們終於不信，用手一撕，稿紙便破了幾頁，字跡也跟著碎裂。我一時氣得捏著拳，很想捶他們的鼻尖，可是轉眼望著他們屁股上的惡狠狠的洋炮，卻隻教我呆著做個無抵抗主義的麻木東西了。事情牽延到二三十分鍾，方始默準了我們開步走。
這樣的事情，一連碰了幾次，到這最末一次，他們竟然要拉我上大館（即警廳一樣）去審問了。他們說我袋裏帶著一枝小刀子（這是我時常剖書剖紙用的），並且有一本日記簿，中間寫著幾個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黨會的領袖，結果隻得跟著他們跑了。五六裏路程來到大館，隻有一個著西裝的我們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麵前對問了一回，這才把我放出去。我這時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裏，躺上床去，對著帳頂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陣，便忍著心，給你寫下這封信，並願將這信展布，以告國人。
李白隻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然而現在這樣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馬道，也是如此地難行，亦可謂奇矣！我今後而不離香港，便決定不行那難行的大路了，你覺得好麽？
陳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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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欄，在“行路難”一文之後。〔2〕指董先振，浙江紹興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館裏被誤認為董秋芳而遭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