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2）講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著沒有來。為什麽呢？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裏聽文學。其實我並不是的，並不懂什麽。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並無心得，能說出於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3）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呐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麽益處呢？
在自然界裏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隻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於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挽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4），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
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係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麽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但為什麽人類成了人，猴子終於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它愛用四隻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說：“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它們不但不肯站起來，並且不肯講話，因為它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於站起，講話，結果是他勝利了。現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麽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麽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盡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麵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於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麽聲音了！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複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複仇的文學（5），然而他的恢複，是靠著歐洲大戰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麵包吃尚且來不及，那裏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鬥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
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隻好暫歸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讚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麵對於舊製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麵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吊舊社會的滅亡——挽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麽大的罪名。
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著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舍，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裏不舒服，一方麵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麵看見舊的製度滅亡了，所以唱起挽歌來。但是懷舊，唱挽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挽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製度挽歌，對新製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於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隻在蘇俄卻已產生了這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多是吊亡挽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讚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後的影響，再往後去的情形怎樣，現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著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於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麽舒服。或者講上等人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6）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寒地裏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
一出戲裏，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裏的腳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隻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
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於鄉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現在中國底小說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隻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說：“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為現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於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於戰餘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吃飯，休息休息。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7），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於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隻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
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說隻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出版的《黃埔生活》周刊第四期，收入本集時作者作了修改。
（2）黃埔軍官學校孫中山在國民黨改組後所創立的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黃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開學。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以前，它是國共合作的學校，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蕭楚女等許多共產黨人都曾在該校擔任過負責的工作。
（3）指三一八慘案。
（4）八股明清科舉考試製度所規定的一種公式化文體。它用“四書”、“五經”中文句命題，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構成。後四部分是主體，每一部分有兩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5）複仇的文學指十九世紀上半期波蘭愛國詩人密茨凱維支、斯洛伐支奇等人的作品。當時波蘭處於俄、奧、普三國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恢複獨立。
（6）《新青年》下文所說的大學教授，指東南大學教授吳宓。作者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中說：
“那時吳宓先生就曾經發表過文章，說是真不懂為什麽有些人竟喜歡描寫下流社會。”
（7）孫傳芳軍隊的主力於一九二六年冬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帶為北伐軍擊潰。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著沒有來。為什麽呢？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裏聽文學。其實我並不是的，並不懂什麽。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並無心得，能說出於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3）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呐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麽益處呢？
在自然界裏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隻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於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挽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4），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
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係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麽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但為什麽人類成了人，猴子終於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它愛用四隻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說：“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它們不但不肯站起來，並且不肯講話，因為它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於站起，講話，結果是他勝利了。現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麽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麽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盡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麵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於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麽聲音了！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複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複仇的文學（5），然而他的恢複，是靠著歐洲大戰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麵包吃尚且來不及，那裏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鬥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
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隻好暫歸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讚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麵對於舊製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麵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吊舊社會的滅亡——挽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麽大的罪名。
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著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舍，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裏不舒服，一方麵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麵看見舊的製度滅亡了，所以唱起挽歌來。但是懷舊，唱挽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挽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製度挽歌，對新製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於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隻在蘇俄卻已產生了這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多是吊亡挽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讚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後的影響，再往後去的情形怎樣，現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著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於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麽舒服。或者講上等人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6）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寒地裏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
一出戲裏，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裏的腳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隻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
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於鄉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現在中國底小說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隻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說：“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為現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於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於戰餘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吃飯，休息休息。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7），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於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隻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
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說隻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出版的《黃埔生活》周刊第四期，收入本集時作者作了修改。
（2）黃埔軍官學校孫中山在國民黨改組後所創立的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黃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開學。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以前，它是國共合作的學校，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蕭楚女等許多共產黨人都曾在該校擔任過負責的工作。
（3）指三一八慘案。
（4）八股明清科舉考試製度所規定的一種公式化文體。它用“四書”、“五經”中文句命題，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構成。後四部分是主體，每一部分有兩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5）複仇的文學指十九世紀上半期波蘭愛國詩人密茨凱維支、斯洛伐支奇等人的作品。當時波蘭處於俄、奧、普三國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恢複獨立。
（6）《新青年》下文所說的大學教授，指東南大學教授吳宓。作者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中說：
“那時吳宓先生就曾經發表過文章，說是真不懂為什麽有些人竟喜歡描寫下流社會。”
（7）孫傳芳軍隊的主力於一九二六年冬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帶為北伐軍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