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六日在廣州知用中學（2）講
因為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裏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麽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麽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隻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並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為升學，教員因為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3），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為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於飯碗有妨。
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並沒有什麽分別，並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於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愛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吃，那是多麽幸福。但現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著苦痛的為職業的讀書。
現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於自願，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係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並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裏，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於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並非說諸君應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於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法使人們對於非做不可的事發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隻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並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裏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餘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幹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裏研究的，究竟是怎麽一回事。這樣子，對於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
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麽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並不計及那些，就如遊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
我看現在的青年，為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隻限於文學方麵，因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於已經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曆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嚐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我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麽關係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為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於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麽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裏麵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麽，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眾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裏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並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大發煩的炫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麽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4）。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麽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5）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6），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7），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8）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嚐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
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於批評的事。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麽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於讀者，至少對於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於創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鞽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著現成的驢子卻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歎息道，我們隻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著驢子走。
（9）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征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隻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10），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shaw）（11），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隻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12）之所謂腦子裏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幹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並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牆的議論。
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曆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麽地方，然後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隻好先行泛覽，然後決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1）本篇記錄稿經作者校閱後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二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一七九、一八○、一八一期；後重刊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
（2）知用中學一九二四年由廣州知用學社社友創辦的一所學校，北伐戰爭期間具有進步傾向。
（3）博物舊時中學的一門課程，包括動物、植物、礦物等學科的內容。
（4）這裏說的開一大篇書目，指胡適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和吳宓的《西洋文學入門必讀書目》等。這些書目都開列於一九二三年。
（5）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參看本卷第195頁注（26）。
（6）本間久雄日本文藝理論家。曾任早稻田大學教授。《新文學概論》有章錫琛中譯本，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7）廚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藝理論家。曾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苦悶的象征》是他的文藝論文集。
（8）《蘇俄的文藝論戰》任國楨輯譯，內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間蘇聯瓦浪斯基（a.
（9）這個比喻見於印度何種書籍，未詳。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張赤山譯的伊索寓言《海國妙喻·喪驢》中也有同樣內容的故事。
（10）進研究室“五四”以後，胡適提出“進研究室”、“整理國故”的主張，企圖誘使青年脫離現實鬥爭。一九二四年間，魯迅曾多次寫文章批駁過，參看《墳·未有天才之前》等文。
（11）培那特蕭即蕭伯納。他關於“讀書者”、“思索者”、“觀察者”的議論見於何種著作，未詳。（按英國學者嘉勒爾說過類似的話，見魯迅譯日本鶴見襱輔《思想·山水·人物》中的《說旅行》。）
（12）勖本華爾即叔本華。“腦子裏給別人跑馬”，可能指他的《讀書和書籍》中的這段話：“我們讀著的時候，別人卻替我們想。我們不過反複了這人的心的過程。……讀書時，我們的腦已非自己的活動地。這是別人的思想的戰場了。”
因為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裏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麽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麽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隻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並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為升學，教員因為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3），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為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於飯碗有妨。
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並沒有什麽分別，並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於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愛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吃，那是多麽幸福。但現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著苦痛的為職業的讀書。
現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於自願，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係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並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裏，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於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並非說諸君應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於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法使人們對於非做不可的事發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隻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並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裏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餘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幹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裏研究的，究竟是怎麽一回事。這樣子，對於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
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麽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並不計及那些，就如遊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
我看現在的青年，為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隻限於文學方麵，因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於已經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曆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嚐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我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麽關係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為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於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麽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裏麵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麽，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眾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裏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並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大發煩的炫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麽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4）。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麽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5）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6），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7），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8）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嚐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
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於批評的事。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麽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於讀者，至少對於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於創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鞽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著現成的驢子卻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歎息道，我們隻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著驢子走。
（9）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征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隻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10），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shaw）（11），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隻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12）之所謂腦子裏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幹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並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牆的議論。
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曆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麽地方，然後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隻好先行泛覽，然後決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1）本篇記錄稿經作者校閱後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二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一七九、一八○、一八一期；後重刊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
（2）知用中學一九二四年由廣州知用學社社友創辦的一所學校，北伐戰爭期間具有進步傾向。
（3）博物舊時中學的一門課程，包括動物、植物、礦物等學科的內容。
（4）這裏說的開一大篇書目，指胡適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和吳宓的《西洋文學入門必讀書目》等。這些書目都開列於一九二三年。
（5）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參看本卷第195頁注（26）。
（6）本間久雄日本文藝理論家。曾任早稻田大學教授。《新文學概論》有章錫琛中譯本，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7）廚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藝理論家。曾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苦悶的象征》是他的文藝論文集。
（8）《蘇俄的文藝論戰》任國楨輯譯，內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間蘇聯瓦浪斯基（a.
（9）這個比喻見於印度何種書籍，未詳。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張赤山譯的伊索寓言《海國妙喻·喪驢》中也有同樣內容的故事。
（10）進研究室“五四”以後，胡適提出“進研究室”、“整理國故”的主張，企圖誘使青年脫離現實鬥爭。一九二四年間，魯迅曾多次寫文章批駁過，參看《墳·未有天才之前》等文。
（11）培那特蕭即蕭伯納。他關於“讀書者”、“思索者”、“觀察者”的議論見於何種著作，未詳。（按英國學者嘉勒爾說過類似的話，見魯迅譯日本鶴見襱輔《思想·山水·人物》中的《說旅行》。）
（12）勖本華爾即叔本華。“腦子裏給別人跑馬”，可能指他的《讀書和書籍》中的這段話：“我們讀著的時候，別人卻替我們想。我們不過反複了這人的心的過程。……讀書時，我們的腦已非自己的活動地。這是別人的思想的戰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