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頓報告書〔2〕采用了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國際合作以開發中國的計劃”,這是值得感謝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電報已經“謹代表京市七十萬民眾敬致慰念之忱”,稱他“不僅為中國好友,且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義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電)了。


    然而李頓也應當感謝中國才好:第一,假使中國沒有“國際合作學說”,李頓爵士就很難找著適當的措辭來表示他的意思。豈非共管沒有了學理上的根據?第二,李頓爵士自己說的:“南京本可歡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產潮流”,他就更應當對於中國當局的這種苦心孤詣表示誠懇的敬意。


    但是,李頓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說(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電),卻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前途,似係於如何,何時及何人對於如此偉大人力予以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日內瓦〔3〕乎,莫斯科乎?”還有一個是:“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但若日本堅持其現行政策,而日內瓦失敗,則中國縱非所願,亦將變更其傾向矣。”這兩個問題都有點兒侮辱中國的國家人格。國家者政府也。李頓說中國還沒有“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甚至於還會變更其對於日內瓦之傾向!這豈不是不相信中國國家對於國聯的忠心,對於日本的苦心?


    為著中國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光榮起見,我們要想答複李頓爵士已經好多天了,隻是沒有相當的文件。這使人苦悶得很。今天突然在報紙上發見了一件寶貝,可以拿來答複李大人:這就是“漢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這裏可以找著“鐵一樣的事實”,來反駁李大人的懷疑。


    例如這布告(原文見《申報》三月一日漢口專電)說:“在外資下勞力之勞工,如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應稟請我主管機關代表為交涉或救濟,絕對不得直接交涉,違者拿辦,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種手段,構成嚴重事態者,處死刑。”這是說外國資本家遇見“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可以直接任意辦理,而勞工方麵如此這般者……就要處死刑。這樣一來,我們中國就隻剩得“用國家意識統一了的”勞工了。因為凡是違背這“意識”的,都要請他離開中國的“國家”——到陰間去。李大人難道還能夠說中國當局不是“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麽?


    再則統一這個“統一力量”的,當然是日內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這是李頓大人自己說的。我們這種傾向十二萬分的堅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說:“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誘買勾串,或直受驅使,或假托名義,以圖破壞秩序安寧,與構成其他不利於我國家社會之重大犯行者,殺無赦。”這是保障“日內瓦傾向”的堅決手段,所謂“雖流血亦所不辭”。而且“日內瓦”是講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國兩年以來都沒有抵抗,因為抵抗就要破壞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國也不過裝出擋擋炸彈槍炮的姿勢;最近的熱河事變,中國方麵也同樣的盡在“縮短陣線”〔4〕。不但如此,中國方麵埋頭剿匪,已經宣誓在一兩個月內肅清匪共,“暫時”不管熱河。這一切都是要證明“日本……見中國南方共產潮流漸起,為之焦慮”〔5〕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無須親自出馬。中國方麵這樣辛苦的忍耐的工作著,無非是為著要感動日本,使它悔悟,達到遠東永久和平的目的,國際資本可以在這裏分工合作。而李頓爵士要還懷疑中國會“變更其傾向”,這就未免太冤枉了。


    總之,“處死刑,殺無赦”,是回答李頓爵士的懷疑的曆史文件。請放心罷,請扶助罷。


    三月七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報·自由談》,署名幹。


    〔2〕李頓報告書李頓(v.lytton,1876—1947),英國貴族。一九三二年四月,國際聯盟派他率領調查團,到我國東北調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十月二日發表所謂《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也稱《李頓報告書》),其中竟說日本在中國東北有“不容漠視”的“權利”及“利益”。日本侵入東北,是因為中國社會內部“紊亂”和中國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損害”;是由於蘇聯之“擴張”及“中國共產黨之發展”使日本“憂慮”。在《報告書》的第九章中,把孫中山早年關於引進外國技術、資金以幫助中國開發建設的主張加以歪曲引用,提出“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內部建設”,實際上是主張由帝國主義共同瓜分中國。《報告書》還荒謬地提出使東北從中國分割出去的“滿洲自治”主張。當時國民黨政府竟稱這一報告“明白公允”,對《報告書》原則表示接受。


    〔3〕日內瓦瑞士西部日內瓦州的首府,國際聯盟總部所在地。這裏的意思是指英、法等帝國主義集團。


    〔4〕“縮短陣線”這是國民黨宣傳機構掩飾其作戰部隊潰退的用語。如《申報》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所載一則新聞標題為:“敵軍深入熱河省境,赤峰方麵消息混沌,淩原我軍縮短防線。”〔5〕這也是李頓在巴黎演說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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