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拿大鐵鉗的把一隻狗從籠子裏拖了出來，隨後另一個人用棍子猛擊狗的頭部，直到把狗打暈了。另一隻狗就在籠子裏緊張地看著同伴被亂棍擊暈，眼神驚恐。接著打狗的人把狗帶進了裏間，剝皮的時候狗沒有完全死亡，還在不時地抖動，看得我們毛骨悚然。
屋子裏還有另一個人，正在給一隻死狗脫毛。這隻狗看起來很惡心，表皮已經變綠，還有點發臭，看起來死了很久了。他給狗脫完毛後，把狗掛上鐵鉤，從另一個房間搬出了煤氣瓶和火焰噴槍，直接對著狗身就是一陣燒烤，一會兒工夫，狗身表皮就變成金黃色的了。如果沒看到之前的一幕，根本看不出這跟新鮮的狗肉有啥不一樣的。
老板對著僵硬的我和周庸笑了笑：“那種‘處理過’的狗肉，八元錢一斤，正常的十四元錢一斤。”
我轉移話題：“你這兒羊肉怎麽賣？”
他說有二十元一斤的，還有二十五元一斤的。他一邊說著，一邊把之前卸狗時拆下來的一隻狗頭扔到了籠子裏。籠子裏幾隻餓得精瘦的狗瘋狂地搶食著這個狗頭，這種同類相殘的畫麵讓我覺得惡心異常。周庸更直接，轉身就吐了。
老板看周庸吐了，笑了笑：“小夥子心理素質不行啊，我這就是節約資源。”
我差點一拳打到他臉上，趕緊逼迫自己轉移話題。
我說：“我前幾天在菜市場買羊肉，四十多元一斤呢，你這二十元一斤和二十五元一斤的和那個一樣嗎？”
他聳聳肩：“哥們兒你這不是抬杠嗎？你買的那是好羊肉，我這都是凍肉，削片涮火鍋的。二十元就是全用狗肉和羊肉香精做的，二十五元就是加了豬肉的，吃著更香，口感更好。這兩樣當真的羊肉賣，涮個鍋烤個串，都一點兒問題沒有！”
牆角有個冷藏櫃，他走過去從裏麵掏出了一卷凍肉：“這是狗肉摻豬肉做的，你聞聞。”
我伸鼻子一聞，一股濃烈的羊膻味。見我聞了，他很得意：“是不是純羊肉味？我們用的羊肉香精特別棒，廠家也在這片工業園，一鍋水，放五十克香精左右，能賣五十碗羊湯。”
我說：“這樣，你每樣狗肉和羊肉都給我來一斤，我拿回去試試，然後再決定以後進貨進哪種。”
我和周庸拎著肉上了車，開過一個垃圾箱時，我們停下車把肉倒了進去。周庸說：“徐哥，這可真是掛羊頭賣狗肉啊。這幫孫子真會做生意，不僅偷狗賣，還能做出多元化的產業鏈！”
我說：“是，但我們還需要更多偷狗盜狗的證據。現在我們舉報了，最多就是狗肉來源不明，即使給他們查封了，也不一定追究刑事責任。”
周庸：“所以咱怎麽辦？”
我說需要服務在盜狗一線的人提供證據，比如那兩個“誌願者”。
第二天，我們跑到庫房守株待兔。等到下午3點多時，兩個“誌願者”來送今天的狗了。像往常一樣把狗搬進了庫房後，他們上車走了。我和周庸跟了上去，故意離得很近，讓他們很容易就發現了我們跟蹤在後。
他們發現後，開始向國道的方向開，我和周庸仍然緊跟著。在國道一個沒人的路段，麵包車忽然停了，我和周庸也停在了他們後麵。周庸想開車，我讓他把門都鎖上，別熄火，別下車，我自己也沒下車。
我們不下車，麵包車裏的人下來了，其中一個人拿著把弩，走過來，敲了敲車窗：“來的時候就覺得有人跟著，說吧，跟著我們幹嗎？”
我稍微按下一點車窗：“hello，又見麵了。”
他拿弩箭指著我們：“小兔崽子，別跟了，再跟小心我整死你們！”見我們沒說話，他轉頭往回走。
我告訴周庸：“激怒他。”
周庸打開車門，以車門作為掩體，開始對著他罵髒話，罵得十分難聽，以至於我都沒法寫出來。威脅我們倆那哥們兒受不了了。轉身往回走，舉起弩箭就射了我們兩箭，都射在了周庸打開的駕駛位車門上。
周庸趕緊把門關上，我把車門車窗都鎖死，對方過來拽了下門，沒拽開。周庸還在車裏罵他、做鬼臉，他又憤恨地射了車門兩箭，然後發現沒用，不打算跟我們糾纏，回到車裏準備走。
我說點火撞他們，周庸一愣：“真的假的？”
我說：“真的，快點兒，一會兒他們開起來了，容易撞出事！”
周庸點著火，“砰”地一下就撞了上去，把剛要起步的麵包車撞停了。車裏的兩個人嚇壞了，拿著弩箭下車：“你們傻吧！”
我把窗戶開了一道縫：“我就想和你們聊聊狗的事，我需要證據。”他們倆氣笑了：“你瘋了吧，你得有多傻啊！”
我說：“我是挺傻的。我安了一個隱形車載記錄儀，上麵有你們剛才拿弩射我們，尤其是他，謀殺未遂的證據。我們卻不報警，還想好好和你這個殺人犯聊天。”
剛才拿弩射周庸的那個人有點傻了：“你說有就有啊！”
我說真有啊，打開手機裏的行車記錄儀app，用藍牙連接上記錄儀，給他看剛才行車記錄儀拍到的東西。
行車記錄儀往往能保留很多證據
他看完後半天沒說話：“你想問什麽？”
我說：“跟你們倆在國道上聊天我沒安全感，咱去個人多點的地方。去cbd的遠見大廈吧，那兒人多、監控多，我有安全感。”
我們開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到了遠見大廈。周庸在角落裏找了個位子，四周都是嘈雜的人聲，但這是最好的場合——麵對兩個有致命武器的人。
我去買了四人份的可樂和薯條，回來坐下：“還真有點餓了，你們餓嗎？今晚不用幹活吧？”
他們看著我：“你到底想要幹什麽？”
我問他們和鬥狗場有什麽關係，其中一人回答說：“沒關係，我們發現有這麽個地方，就把偷來的大狗送去賣錢。然後跟他們的經理商量，每天死的狗我們也拉走，他們也懶得處理，就答應了。”
我問狗不是都得運到倉庫嗎？他搖搖頭：“我們也算替別人打工，抓住一隻狗給我們十五元錢。有時候我們會偷賣幾隻給飯店或者鬥狗場，算是私活兒，賺點外快。”
周庸奇怪：“他們給的工資也不高啊，怎麽不單幹呢？”
他們說不敢：“之前有個人跳出去單幹，沒幾天就死了，中了一箭，有新聞，都能查著。”
我問他們有沒有這個團夥大量盜狗然後非法出售的證據，他們說就是自己知道，但沒特意留過證據。
周庸：“徐哥，隻有口供不行吧？”
我說：“不行，最好有證據鏈，才能把這幫孫子一網打盡。”
我喝了口可樂，問他們倆組織還招不招人：“你們能介紹別人入夥一起幹這個嗎？”他們說能。
我點點頭，告訴周庸給他表姐打電話，讓她到這兒來，周庸問：“找她幹嗎？”我給他解釋，查到這兒基本到頭了，再查也就是證據的事，所有的信息我們都已經掌握了，證據的事就交給警察吧。鞠優來了後，我和她解釋了一下情況，建議警方派幾個人去盜狗團夥臥底，收集證據。她說需要回去上會討論下。
晚上不要獨自在黑暗的公園裏行走
我和周庸從大廈出來，周庸說：“徐哥，我有件事想做。”
我讓他別突發奇想了，趕緊回家睡覺吧。
周庸：“我太想幹這事兒了，你不讓我做我睡不著。”
我說：“行吧，你說說什麽事。”
這件事就是，我們開車去了溫馨家園，把陶濤叫到了他虐狗的體育公園裏，打了他一頓。
警察在盜狗團夥裏臥底一個半月，終於收集齊了證據，一舉剿滅這個組織。虐狗雖然不犯法，陶濤的行為卻構成了收購贓物罪，能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一般來講，這種行為，法院是會從輕判的，但估計他們知道陶濤幹了什麽後，會想多給他判幾年。
事隔兩周後，我才有時間約吳悠和王津一起吃飯。王津一見麵還是熱情地擁抱，吳悠幹脆強吻了周庸——她說是作為幫她找到狗的感謝。
在夜市吃著小龍蝦時，我問吳悠，她們那天去攔運狗的車，最後怎麽樣。吳悠擦擦嘴：“狗都救下來了。都在小動物保護協會的基地養著，有一些被人領養走了，還有的狗我們照了相貼在網上，看能不能找到之前的主人。”
我說挺好，皆大歡喜。
吳悠沉默了下：“徐哥，周庸，有件事我得告訴你們。”
周庸：“說唄，客氣什麽。”
吳悠點頭：“那天我們攔下大車後，那個大車司機自殘了，拿刀割自己的手，求我們放他走，說他這一趟如果不把狗拉回去，會賠很多錢。後來警察來了才製止了他。”
周庸放下手裏的小龍蝦，看著我：“徐哥……”
我說：“正常，每個人做的每件事都會造成一定的後果。你要是覺得有虧欠，咱就從這次賣新聞的錢裏，拿出兩萬元給那個司機。”
周庸：“這樣好嗎？要不我自己掏錢給吧？”
我說：“那也行。”
15
有人為植物人傾家蕩產，他卻能發家致富
中國每年大約有八百多起燃氣爆炸事件，近千人受傷，近百人喪生。但這麽多的燃氣爆炸事件裏，從未有一起像下麵這起爆炸一樣曲折。
8月14日，燕市怡然橋附近的佳鄰小區發生了一起燃氣爆炸事故，死了一個人。這起事件裏的死者，是個臥床近三年的植物人。她從五樓的家裏被炸了出來，脖子上被發現有割傷。
當時田靜找到我，讓我去查這件事。自從《太平洋大逃殺》的特稿賣了近百萬元後，這種紀實采訪稿的價值一下就高了起來。
我問她這麽好的選題怎麽不自己跟。田靜搖搖頭：“好幾年不在一線了，而且文筆沒你好，容易毀了這選題。我已經和當事人打好招呼了，你直接聯係他就行。”
這次的調查有個優勢——田靜曾采訪過這個經曆了爆炸的家庭。兩年前，田靜還是記者時，曾做過一篇名為《中國植物人生存現狀》的調查特稿。當時她采訪了十幾個植物人家庭，其中就有這次出事的王建龍和王璐夫婦。
2014年1月，妻子王璐由於車禍成了植物人。她父母雙亡，丈夫王建龍不離不棄，照顧周到。田靜的文章發出後，王建龍被評為模範丈夫，還收到許多人的捐款。
我打電話給剛喪偶的王建龍，約他晚上在一家飯館見麵——周庸點名要吃這家。
8月17日晚上，我和周庸提前到了這家飯館，點好菜，把桌號發給王建龍。
6點多，進來一個男人，高顴骨，短發，很精壯。穿著一身休閑裝，戴著手表。他和門口的服務員說了幾句，朝著我和周庸走來，伸出了手：“你好，徐浪，你們是田記者的朋友？”
我說：“是，她聽說你們家的事，想讓我們做個後續采訪，你看成嗎？”
王建龍點點頭：“當然，田記者當年可幫大忙了，沒她那篇文章帶來的募捐，我當時都過不下去了。”
我提議邊吃邊聊，問他喝不喝酒，他說可以喝一點兒。我們隨便聊了會兒，他比較平靜，不像剛經曆了喪偶之痛。
周庸給他倒了杯酒：“王哥，你這心情還可以啊。”
王建龍：“咱說實話，我早做好心理準備了。挺多次都想放棄，讓她走得了，別遭罪了，但又下不了決心。出了這事，也算替我決定了。”
我點點頭：“聽田靜說，你太太脖子上有割傷？”
他說：“是，可能是爆炸時，玻璃什麽的劃的。你說誰能對一個植物人下手？不太可能。後來法醫要屍檢我沒讓——就讓她安安靜靜地走吧。”
我說：“所以煤氣是你忘關的嗎？”
王建龍點頭：“是我沒關。”
我問能不能去他家看看。王建龍說：“當然可以，就是燒得沒什麽玩意兒了。”
吃完飯往回走，沒喝酒的周庸開著車：“徐哥，你看他戴的那表了嗎？”我說：“有印象，怎麽了？”
周庸：“那是塊萬國孔雀翎，我爸有塊一模一樣的，六十多萬。”
我說那表應該是假的吧。
周庸搖頭：“國內造假技術是好，但都集中在表盤上，表鏈做得不太行。其實現在鑒別真假表主要就看表鏈了。剛才我仔細看了半天，他那皮鏈做得挺精細，縫製的車線走向直，針腳均勻，封口處沒一點兒毛邊，我看那表是真的。看來給他們捐款的人不少啊，都夠他戴大萬國了。”
我說捐款不至於這麽多吧，於是打給田靜，問她能不能查到王建龍總共收了多少捐款。
田靜說：“行，那捐款的卡號我還有，我去找人問問。”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開車到了佳鄰小區。從樓下看起來，王建龍家的窗戶已經沒了，被煙熏得漆黑一片。
我上樓敲門，進了王建龍家。防盜門看起來沒什麽問題，但室內隨處可見各種燒焦的物品。客廳角落裏擺著腳手架和油漆桶，顯然正準備著一場修整。
這是間南北走向的兩室一廳，王建龍說，他自己住一間，另一間用來安置王璐。發生爆炸的廚房，正對著王璐的臥室，臥室裏床被衝到了窗下，衣櫃在門後所以相對完好。我打開被熏黑的木衣櫃，一股燒焦的膠皮味撲麵而來，周庸捂住口鼻進去翻了翻，向我示意什麽也沒有。我點點頭，又走向王建龍的臥室。
王建龍臥室裏有張單人床和一個書架，我看了看上麵的書，還能看清名字的，一本是勒龐的《烏合之眾》，一本是《厚黑學》——沒想到王建龍愛看群眾心理的書。
拍了幾張照，我和周庸與王建龍下樓離開。我們送王建龍打車走後，周庸掏出煙：“徐哥，等會兒再走，抽根煙。”
我問他怎麽了。周庸從兜裏掏出一個小鐵盒打開，裏麵是幾隻岡本的避孕套。
我說：“你隨身帶這玩意兒幹嗎？”
周庸：“不是我的，我帶的不是這個牌子。這是王璐房間的衣櫃裏找到的，我當時沒說。你說他老婆是植物人，他家怎麽能有避孕套呢？不是過期的吧？”
我說：“拆開看看就知道了，上麵潤滑劑多的話就是新的。要是在他老婆昏迷前買的，得兩三年了，密封再好的避孕套，潤滑程度也不可能跟新的一樣。”
屋子裏還有另一個人，正在給一隻死狗脫毛。這隻狗看起來很惡心，表皮已經變綠，還有點發臭，看起來死了很久了。他給狗脫完毛後，把狗掛上鐵鉤，從另一個房間搬出了煤氣瓶和火焰噴槍，直接對著狗身就是一陣燒烤，一會兒工夫，狗身表皮就變成金黃色的了。如果沒看到之前的一幕，根本看不出這跟新鮮的狗肉有啥不一樣的。
老板對著僵硬的我和周庸笑了笑：“那種‘處理過’的狗肉，八元錢一斤，正常的十四元錢一斤。”
我轉移話題：“你這兒羊肉怎麽賣？”
他說有二十元一斤的，還有二十五元一斤的。他一邊說著，一邊把之前卸狗時拆下來的一隻狗頭扔到了籠子裏。籠子裏幾隻餓得精瘦的狗瘋狂地搶食著這個狗頭，這種同類相殘的畫麵讓我覺得惡心異常。周庸更直接，轉身就吐了。
老板看周庸吐了，笑了笑：“小夥子心理素質不行啊，我這就是節約資源。”
我差點一拳打到他臉上，趕緊逼迫自己轉移話題。
我說：“我前幾天在菜市場買羊肉，四十多元一斤呢，你這二十元一斤和二十五元一斤的和那個一樣嗎？”
他聳聳肩：“哥們兒你這不是抬杠嗎？你買的那是好羊肉，我這都是凍肉，削片涮火鍋的。二十元就是全用狗肉和羊肉香精做的，二十五元就是加了豬肉的，吃著更香，口感更好。這兩樣當真的羊肉賣，涮個鍋烤個串，都一點兒問題沒有！”
牆角有個冷藏櫃，他走過去從裏麵掏出了一卷凍肉：“這是狗肉摻豬肉做的，你聞聞。”
我伸鼻子一聞，一股濃烈的羊膻味。見我聞了，他很得意：“是不是純羊肉味？我們用的羊肉香精特別棒，廠家也在這片工業園，一鍋水，放五十克香精左右，能賣五十碗羊湯。”
我說：“這樣，你每樣狗肉和羊肉都給我來一斤，我拿回去試試，然後再決定以後進貨進哪種。”
我和周庸拎著肉上了車，開過一個垃圾箱時，我們停下車把肉倒了進去。周庸說：“徐哥，這可真是掛羊頭賣狗肉啊。這幫孫子真會做生意，不僅偷狗賣，還能做出多元化的產業鏈！”
我說：“是，但我們還需要更多偷狗盜狗的證據。現在我們舉報了，最多就是狗肉來源不明，即使給他們查封了，也不一定追究刑事責任。”
周庸：“所以咱怎麽辦？”
我說需要服務在盜狗一線的人提供證據，比如那兩個“誌願者”。
第二天，我們跑到庫房守株待兔。等到下午3點多時，兩個“誌願者”來送今天的狗了。像往常一樣把狗搬進了庫房後，他們上車走了。我和周庸跟了上去，故意離得很近，讓他們很容易就發現了我們跟蹤在後。
他們發現後，開始向國道的方向開，我和周庸仍然緊跟著。在國道一個沒人的路段，麵包車忽然停了，我和周庸也停在了他們後麵。周庸想開車，我讓他把門都鎖上，別熄火，別下車，我自己也沒下車。
我們不下車，麵包車裏的人下來了，其中一個人拿著把弩，走過來，敲了敲車窗：“來的時候就覺得有人跟著，說吧，跟著我們幹嗎？”
我稍微按下一點車窗：“hello，又見麵了。”
他拿弩箭指著我們：“小兔崽子，別跟了，再跟小心我整死你們！”見我們沒說話，他轉頭往回走。
我告訴周庸：“激怒他。”
周庸打開車門，以車門作為掩體，開始對著他罵髒話，罵得十分難聽，以至於我都沒法寫出來。威脅我們倆那哥們兒受不了了。轉身往回走，舉起弩箭就射了我們兩箭，都射在了周庸打開的駕駛位車門上。
周庸趕緊把門關上，我把車門車窗都鎖死，對方過來拽了下門，沒拽開。周庸還在車裏罵他、做鬼臉，他又憤恨地射了車門兩箭，然後發現沒用，不打算跟我們糾纏，回到車裏準備走。
我說點火撞他們，周庸一愣：“真的假的？”
我說：“真的，快點兒，一會兒他們開起來了，容易撞出事！”
周庸點著火，“砰”地一下就撞了上去，把剛要起步的麵包車撞停了。車裏的兩個人嚇壞了，拿著弩箭下車：“你們傻吧！”
我把窗戶開了一道縫：“我就想和你們聊聊狗的事，我需要證據。”他們倆氣笑了：“你瘋了吧，你得有多傻啊！”
我說：“我是挺傻的。我安了一個隱形車載記錄儀，上麵有你們剛才拿弩射我們，尤其是他，謀殺未遂的證據。我們卻不報警，還想好好和你這個殺人犯聊天。”
剛才拿弩射周庸的那個人有點傻了：“你說有就有啊！”
我說真有啊，打開手機裏的行車記錄儀app，用藍牙連接上記錄儀，給他看剛才行車記錄儀拍到的東西。
行車記錄儀往往能保留很多證據
他看完後半天沒說話：“你想問什麽？”
我說：“跟你們倆在國道上聊天我沒安全感，咱去個人多點的地方。去cbd的遠見大廈吧，那兒人多、監控多，我有安全感。”
我們開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到了遠見大廈。周庸在角落裏找了個位子，四周都是嘈雜的人聲，但這是最好的場合——麵對兩個有致命武器的人。
我去買了四人份的可樂和薯條，回來坐下：“還真有點餓了，你們餓嗎？今晚不用幹活吧？”
他們看著我：“你到底想要幹什麽？”
我問他們和鬥狗場有什麽關係，其中一人回答說：“沒關係，我們發現有這麽個地方，就把偷來的大狗送去賣錢。然後跟他們的經理商量，每天死的狗我們也拉走，他們也懶得處理，就答應了。”
我問狗不是都得運到倉庫嗎？他搖搖頭：“我們也算替別人打工，抓住一隻狗給我們十五元錢。有時候我們會偷賣幾隻給飯店或者鬥狗場，算是私活兒，賺點外快。”
周庸奇怪：“他們給的工資也不高啊，怎麽不單幹呢？”
他們說不敢：“之前有個人跳出去單幹，沒幾天就死了，中了一箭，有新聞，都能查著。”
我問他們有沒有這個團夥大量盜狗然後非法出售的證據，他們說就是自己知道，但沒特意留過證據。
周庸：“徐哥，隻有口供不行吧？”
我說：“不行，最好有證據鏈，才能把這幫孫子一網打盡。”
我喝了口可樂，問他們倆組織還招不招人：“你們能介紹別人入夥一起幹這個嗎？”他們說能。
我點點頭，告訴周庸給他表姐打電話，讓她到這兒來，周庸問：“找她幹嗎？”我給他解釋，查到這兒基本到頭了，再查也就是證據的事，所有的信息我們都已經掌握了，證據的事就交給警察吧。鞠優來了後，我和她解釋了一下情況，建議警方派幾個人去盜狗團夥臥底，收集證據。她說需要回去上會討論下。
晚上不要獨自在黑暗的公園裏行走
我和周庸從大廈出來，周庸說：“徐哥，我有件事想做。”
我讓他別突發奇想了，趕緊回家睡覺吧。
周庸：“我太想幹這事兒了，你不讓我做我睡不著。”
我說：“行吧，你說說什麽事。”
這件事就是，我們開車去了溫馨家園，把陶濤叫到了他虐狗的體育公園裏，打了他一頓。
警察在盜狗團夥裏臥底一個半月，終於收集齊了證據，一舉剿滅這個組織。虐狗雖然不犯法，陶濤的行為卻構成了收購贓物罪，能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一般來講，這種行為，法院是會從輕判的，但估計他們知道陶濤幹了什麽後，會想多給他判幾年。
事隔兩周後，我才有時間約吳悠和王津一起吃飯。王津一見麵還是熱情地擁抱，吳悠幹脆強吻了周庸——她說是作為幫她找到狗的感謝。
在夜市吃著小龍蝦時，我問吳悠，她們那天去攔運狗的車，最後怎麽樣。吳悠擦擦嘴：“狗都救下來了。都在小動物保護協會的基地養著，有一些被人領養走了，還有的狗我們照了相貼在網上，看能不能找到之前的主人。”
我說挺好，皆大歡喜。
吳悠沉默了下：“徐哥，周庸，有件事我得告訴你們。”
周庸：“說唄，客氣什麽。”
吳悠點頭：“那天我們攔下大車後，那個大車司機自殘了，拿刀割自己的手，求我們放他走，說他這一趟如果不把狗拉回去，會賠很多錢。後來警察來了才製止了他。”
周庸放下手裏的小龍蝦，看著我：“徐哥……”
我說：“正常，每個人做的每件事都會造成一定的後果。你要是覺得有虧欠，咱就從這次賣新聞的錢裏，拿出兩萬元給那個司機。”
周庸：“這樣好嗎？要不我自己掏錢給吧？”
我說：“那也行。”
15
有人為植物人傾家蕩產，他卻能發家致富
中國每年大約有八百多起燃氣爆炸事件，近千人受傷，近百人喪生。但這麽多的燃氣爆炸事件裏，從未有一起像下麵這起爆炸一樣曲折。
8月14日，燕市怡然橋附近的佳鄰小區發生了一起燃氣爆炸事故，死了一個人。這起事件裏的死者，是個臥床近三年的植物人。她從五樓的家裏被炸了出來，脖子上被發現有割傷。
當時田靜找到我，讓我去查這件事。自從《太平洋大逃殺》的特稿賣了近百萬元後，這種紀實采訪稿的價值一下就高了起來。
我問她這麽好的選題怎麽不自己跟。田靜搖搖頭：“好幾年不在一線了，而且文筆沒你好，容易毀了這選題。我已經和當事人打好招呼了，你直接聯係他就行。”
這次的調查有個優勢——田靜曾采訪過這個經曆了爆炸的家庭。兩年前，田靜還是記者時，曾做過一篇名為《中國植物人生存現狀》的調查特稿。當時她采訪了十幾個植物人家庭，其中就有這次出事的王建龍和王璐夫婦。
2014年1月，妻子王璐由於車禍成了植物人。她父母雙亡，丈夫王建龍不離不棄，照顧周到。田靜的文章發出後，王建龍被評為模範丈夫，還收到許多人的捐款。
我打電話給剛喪偶的王建龍，約他晚上在一家飯館見麵——周庸點名要吃這家。
8月17日晚上，我和周庸提前到了這家飯館，點好菜，把桌號發給王建龍。
6點多，進來一個男人，高顴骨，短發，很精壯。穿著一身休閑裝，戴著手表。他和門口的服務員說了幾句，朝著我和周庸走來，伸出了手：“你好，徐浪，你們是田記者的朋友？”
我說：“是，她聽說你們家的事，想讓我們做個後續采訪，你看成嗎？”
王建龍點點頭：“當然，田記者當年可幫大忙了，沒她那篇文章帶來的募捐，我當時都過不下去了。”
我提議邊吃邊聊，問他喝不喝酒，他說可以喝一點兒。我們隨便聊了會兒，他比較平靜，不像剛經曆了喪偶之痛。
周庸給他倒了杯酒：“王哥，你這心情還可以啊。”
王建龍：“咱說實話，我早做好心理準備了。挺多次都想放棄，讓她走得了，別遭罪了，但又下不了決心。出了這事，也算替我決定了。”
我點點頭：“聽田靜說，你太太脖子上有割傷？”
他說：“是，可能是爆炸時，玻璃什麽的劃的。你說誰能對一個植物人下手？不太可能。後來法醫要屍檢我沒讓——就讓她安安靜靜地走吧。”
我說：“所以煤氣是你忘關的嗎？”
王建龍點頭：“是我沒關。”
我問能不能去他家看看。王建龍說：“當然可以，就是燒得沒什麽玩意兒了。”
吃完飯往回走，沒喝酒的周庸開著車：“徐哥，你看他戴的那表了嗎？”我說：“有印象，怎麽了？”
周庸：“那是塊萬國孔雀翎，我爸有塊一模一樣的，六十多萬。”
我說那表應該是假的吧。
周庸搖頭：“國內造假技術是好，但都集中在表盤上，表鏈做得不太行。其實現在鑒別真假表主要就看表鏈了。剛才我仔細看了半天，他那皮鏈做得挺精細，縫製的車線走向直，針腳均勻，封口處沒一點兒毛邊，我看那表是真的。看來給他們捐款的人不少啊，都夠他戴大萬國了。”
我說捐款不至於這麽多吧，於是打給田靜，問她能不能查到王建龍總共收了多少捐款。
田靜說：“行，那捐款的卡號我還有，我去找人問問。”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開車到了佳鄰小區。從樓下看起來，王建龍家的窗戶已經沒了，被煙熏得漆黑一片。
我上樓敲門，進了王建龍家。防盜門看起來沒什麽問題，但室內隨處可見各種燒焦的物品。客廳角落裏擺著腳手架和油漆桶，顯然正準備著一場修整。
這是間南北走向的兩室一廳，王建龍說，他自己住一間，另一間用來安置王璐。發生爆炸的廚房，正對著王璐的臥室，臥室裏床被衝到了窗下，衣櫃在門後所以相對完好。我打開被熏黑的木衣櫃，一股燒焦的膠皮味撲麵而來，周庸捂住口鼻進去翻了翻，向我示意什麽也沒有。我點點頭，又走向王建龍的臥室。
王建龍臥室裏有張單人床和一個書架，我看了看上麵的書，還能看清名字的，一本是勒龐的《烏合之眾》，一本是《厚黑學》——沒想到王建龍愛看群眾心理的書。
拍了幾張照，我和周庸與王建龍下樓離開。我們送王建龍打車走後，周庸掏出煙：“徐哥，等會兒再走，抽根煙。”
我問他怎麽了。周庸從兜裏掏出一個小鐵盒打開，裏麵是幾隻岡本的避孕套。
我說：“你隨身帶這玩意兒幹嗎？”
周庸：“不是我的，我帶的不是這個牌子。這是王璐房間的衣櫃裏找到的，我當時沒說。你說他老婆是植物人，他家怎麽能有避孕套呢？不是過期的吧？”
我說：“拆開看看就知道了，上麵潤滑劑多的話就是新的。要是在他老婆昏迷前買的，得兩三年了，密封再好的避孕套，潤滑程度也不可能跟新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