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名堅定扞衛女性權力之人，手中緊握著整個王朝的興衰榮辱之命脈。鄧綏這位傑出的人物，其所主導推動的一係列發明與創新之舉，無疑給後世帶來了極為深遠且重大的意義和影響。這些成果宛如璀璨星辰般，閃耀於曆史長河之中，令人矚目。
但需深知，對於像她這般身處高位，手握重權的統治者兼政治家而言，治理國家，處理政務的實際成效，方才是衡量其功績最，為關鍵且核心的評判標準。
畢竟，一個國家的繁榮昌盛與否，直接關係到萬千百姓的福祉安康。而這一切都取決於掌權者，是否具備卓越的領導才能以及英明果斷的決策能力。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局限於，關注鄧綏在科技領域或其他方麵取得的成就，更應將目光聚焦於她在治國理政方麵，所展現出的智慧與謀略。
隻有通過全麵深入地考察其施政方針，政策舉措以及對社會各個層麵產生的具體影響等諸多因素，方能真正客觀公正地評價她，作為一代女傑的偉大之處，並從中汲取寶貴經驗教訓，為當今時代提供有益借鑒。
在我看來，一個掌權者，是否能夠成功。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會看人，會用人，用對人。做好人才的使用，匹配平衡好多方麵的利益。自己居於中間的調節位置，這樣整個健康的政治生態鏈，才能建立起來。政治生態穩定，那些好的實用的施政措施，理念，才能夠落到實處。給百姓帶去福祉，給王朝帶去希望。
在識人用人方麵，鄧綏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那些載入史冊的發明家，就足以體現鄧綏的用人高超之處。
在政治生態的平衡上，鄧綏很好的抑製了世家大族的崛起。在東漢時期，社會政治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世家大族的崛起，成為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征。當時，世家大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個領域，都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在宮廷內部，傳發書奏的關鍵職位，諸如侍中、中常侍、省尚書事、黃門侍郎等，無一例外地被名門望族，所牢牢掌控。這些名門望族，憑借著家族的深厚底蘊和廣泛的人脈關係，得以長期占據這些要職，進而鞏固和擴大了自身在朝廷中的勢力。
鄧綏以女主稱製後，宮廷內部的權力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宮中禁地不再對公卿望族敞開大門，取而代之的是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負責傳達南北兩宮的命令。
這種變革實質上，是鄧綏為了削弱世家大族在朝中的勢力而采取的策略。世家大族長期在宮內占據要職，其勢力盤根錯節，對皇權構成了一定的威脅。鄧綏通過這一舉措，巧妙地打破了世家大族，對宮廷內部權力的壟斷。
鄧綏雖然任用宦官，但她深知權力平衡的重要性。她並沒有盲目地賦予宦官過大的權力，而是對其權力進行了，嚴格的限製和約束。
她所任用的宦官，不僅在德行方麵表現出色，而且能夠恪守職責，不越權行事。因此，在鄧綏臨朝的時期，宦官們始終未能形成，足以危害朝政的勢力。
在東漢時期，皇後出身名門望族，似乎已經成為一種難以打破的慣例。陰皇後所屬的陰氏家族、馬皇後背後的馬氏家族、竇皇後所依托的竇氏家族，以及鄧皇後的家族，皆是當時聲名顯赫的大戶。這些名門望族，通過將家族女子送入宮中成為皇後，進一步鞏固了家族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然而，鄧太後為了打壓名門望族，刻意打破這一慣例。她選擇家世不高，出身低微的女子為皇後。於是，出身低微的閻姬，才有了成為皇後人選的機會。
這一決策，不僅改變了東漢皇後選拔的傳統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名門望族在宮廷內部的勢力，從而結束了東漢連續四代皇後，都出自名門望族的慣例。
這一轉變對於東漢的政治格局和社會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反映出當時宮廷內部權力鬥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在世家大族中，外戚力量一直是最不可忽視的。作為掌權人的鄧綏，從自身開始，約束外戚。
在古代的封建王朝中，絕大多數臨朝的太後，往往會因種種原因而放縱外戚，任由他們在朝堂之上專權弄勢。
這些太後或是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或是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和決斷力，對外戚的胡作非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些外戚們仗著太後的權勢，肆意妄為，不僅對國家的發展毫無建樹，反而在短時間內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危害，使得朝政混亂，民生凋敝。
然而，在這眾多的太後之中，唯有鄧綏與眾不同。她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堅定的決心，對外戚嚴加管束。鄧綏深知外戚專權的危害，明白放縱外戚將會給國家，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因此，她在執政期間，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不被親情所左右，堅決不讓外戚勢力，過度膨脹。
當時，鄧氏外戚的宗族，主要分布在老家南陽以及京師洛陽，這兩個重要的地區。鄧綏深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於是果斷頒布了《檢敕外戚詔》。
她鄭重地詔告司隸校尉，這一負責監督京師和地方的重要監察官，以及河南尹、南陽太守，明確指出鄧騭等人，雖然目前能夠安分守己，但鄧氏宗門廣大，姻戚眾多，賓客中不乏奸猾之徒，難免會有人違法犯禁。
一旦遇到這種情況，必須予以嚴懲，絕不留情。此詔一出，猶如一道驚雷，彰顯了鄧綏約束外戚的堅定決心。從此以後，但凡鄧氏親屬有犯罪的，鄧綏絕不寬恕，一視同仁。
在鄧綏的嚴格約束和精心教育下，鄧氏子弟大多能夠奉公守法，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其中，她哥哥鄧騭的兒子鄧鳳，接受賄賂的事情被揭露後，鄧騭深知此事的嚴重性，為了向天下謝罪，竟然將妻子和兒子的頭發剃光，這種舉動在封建社會中是極其罕見的。
封建時代，一直推崇的是男尊女卑的社會製度。即使是，曆史上許多女權人的當朝時代，也無法去扭轉這樣的局麵。
鄧太後臨朝執政伊始，便展現出了其開明與睿智的一麵。她深知治理國家需要廣納賢才，不拘一格，於是力邀博學高才的才女班昭，參與政事。班昭才華橫溢，學富五車，在鄧太後的支持下，為朝政出謀劃策，貢獻了諸多寶貴的智慧和見解。
與此同時，鄧太後極具前瞻性地意識到，宮女群體同樣具備提升和發展的潛力。為了充分發揮宮女們的作用，她開創性地為宮女提供教育。通過設立專門的教育課程和安排優秀的教師，宮女們得以接受知識的熏陶和技能的培養。
在這樣的環境下，婢女們出入宮中，不再僅僅是默默無聞的服務者，而是大多能夠對朝政得失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評價。她們憑借在宮中的所見所聞，以及所學的知識，以獨特的視角審視著朝政的利弊。
鄧太後善於發現和賞識人才，對於其中那些資曆深厚且德高望重的婢女，她更是給予了高度的認可和尊崇，將她們封為“中大人”，使其成為內職。
這些被封為“中大人”的婢女，憑借著自身的經驗和威望，在宮廷內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協助鄧太後管理宮廷事務，維護宮廷的秩序和穩定。
鄧太後的這一係列舉措，不僅為當時的朝政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後世樹立了重視人才培養和選拔的典範。
不僅如此，鄧太後還組織放免了部分掖庭宮人。要知道，在古代的放免製度中，通常都是由男性來主導實施的，女性實施放免的情況極為少見。
這種放免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鄧太後出於對女性同胞的深切同情與哀憐。她深知這些掖庭宮人的苦楚與無奈，理解她們在宮廷中失去自由的痛苦。鄧太後以其女性特有的溫柔與善良，打破了傳統的束縛，給予了這些女性重新獲得自由，追求新生活的機會。
這一舉措，不僅體現了鄧太後的慈悲心懷，更在那個男尊女卑的時代，展現出了女性之間相互理解，相互關愛的珍貴情感，成為了曆史長河中一段溫暖而又獨特的篇章。
當然，對於人才獲取，選拔製度是最為直接的。在鄧綏的主持下，當時的朝堂開創有道科，完善察舉製。
在漢代的察舉科目中，“有道”科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這一科目始於漢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三月，當時的政治局勢複雜多變，社會發展麵臨諸多挑戰。
鄧太後深謀遠慮，為了選拔出真正能夠為國家和民眾謀福祉的賢才，毅然下詔讓三公九卿，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員，積極舉薦“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等。
這裏所說的“道術”，涵蓋了極為廣泛且深奧的領域，其中包括神秘莫測的天文，精確嚴謹的曆數，以及救死扶傷的醫方等諸多方技術。這些領域的知識和技能，對於國家的發展，民眾的生活，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公元108 年七月，鄧綏再次展現出她對人才的渴求與重視，再次下詔選舉“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琁機之數者”。她深知這些精通特殊技藝和知識的人才，能夠為國家應對各種自然現象和社會變化提供寶貴的建議和策略。
公元111 年，鄧太後持續發力，再度下令各級官員舉薦“賢良方正、有道術”之人。不僅如此，她還派出公車特征入京，並親自表示“朕將親覽焉”，充分彰顯了她對人才選拔工作的高度重視，和親自參與的決心。
正是在鄧太後如此大力的推動和選拔之下，“善術學”的張衡得以入朝為官。起初，張衡被拜為郎中，這一職位為他提供了接觸朝政，和施展才華的初步平台。
而後，因其卓越的才能和表現，張衡繼而升遷為太史令，負責掌管天文曆算，這一至關重要的職責。從此，張衡便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熱愛的研究工作之中，為古代天文學和曆法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鄧太後的這一係列舉措，不僅為漢代選拔了眾多優秀的人才，也為當時的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外，鄧太後還秉持著開明包容的執政理念，積極踐行“辟四門而開四聰”的舉措。她深知治國理政，不能僅僅依賴於朝堂之上的高官顯貴，更需要傾聽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聲音。
哪怕是那些身份低微，從事割草砍柴工作的普通民眾，他們所提出的建言和謀慮，鄧太後也都以寬廣的胸懷，將其納入決策的考量範圍，並且審慎地予以采納。
鄧太後這種廣納群言的作風，充分體現了她對民意的尊重和對治國之道的深刻理解。她明白，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可能擁有獨到的見解和智慧，能夠為國家的發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同時，鄧綏還展現出了極大的寬容和仁慈，毅然赦免了言論罪。公元110 年，鄧綏懷著對民眾的深切關懷，鄭重下詔：自漢章帝建初年間以來，所有因言論不當而獲罪的人，那些被流放到邊疆，承受著遠離家鄉和親人之苦的無辜者，一律予以赦免，準許他們回歸家園。
這一詔令的頒布，猶如一道溫暖的陽光，照亮了那些因言獲罪者的歸途。他們在漫長的流放歲月中飽受折磨，身心俱疲，而鄧太後的這一決策，給予了他們重新開始生活的希望和機會。這不僅體現了鄧太後的仁德，也為社會營造了相對寬鬆的言論環境，促進了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繁榮。
在東漢時期，苛捐雜稅眾多，律法嚴苛繁雜，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使得百姓們苦不堪言，幾乎難以承受。
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永初年間，目光敏銳且心懷百姓的鄧綏，大力提拔明習法律的陳忠擔任尚書一職。陳忠憑借其深厚的法律造詣和對民生疾苦的深刻洞察，向鄧綏提出了一係列具有建設性的建議。
鄧綏以其睿智和果敢，欣然采納了這些建議。他們共同努力，刪除了多達 23 條的苛法，這些苛法或是過於繁瑣嚴苛，或是不合時宜，給民眾帶來了極大的困擾。
不僅如此，他們還毅然廢除了殘酷的蠶室刑，也就是宮刑。對於殺傷人的精神病患者，給予適當的減刑，充分考慮到其特殊的精神狀況。此外，還允許母子兄弟之間相互代死，展現出了一定的人道主義關懷。
其中，廢除宮刑這一舉措，在我國法律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堪稱一大進步。想當年，漢文帝雖然廢除了墨刑、劓刑、剕刑這三種肉刑，然而卻保留了宮刑。
而如今，鄧綏能夠采納陳忠的建議，廢除宮刑，無疑是繼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又一次重大的刑法改革。盡管這是中國法律史上的顯著進步，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改革並未被後世的王朝所沿用。
鄧綏的仁慈和寬容，還體現在她對族刑的赦免上。當她成為太後之時，心懷憐憫，對於孝和陰皇後，因罪而被廢黜一事，敕令免受她牽連而被流放的宗族，讓他們得以回歸原籍，並歸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不僅如此，馬家、竇家的族人，因受到牽連而被禁錮，永遠不得入仕為官，鄧綏也都一一將其赦免，使其成為平民。
在東漢的舊製中，存在著這樣不合理的規定：公卿、二千石，（郡守）、刺史，不得行三年喪，以至於內外眾多職位的官員，都廢棄了喪禮。這種情況持續了很久，直到公元116 年，鄧綏下令允許大臣服三年喪，待服喪完畢後再複職。
同時，她還采納了陳忠的建議，對於從軍的士兵以及為縣衙辦差的人，在其父母去世的三個月內，將軍和縣官不得強行徭役他們，讓他們能夠有時間葬送父母，盡最後的孝道。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漢安帝親政後，卻廢除了這些充滿人性關懷的律令。
鄧綏在位期間的這些法律改革和赦免舉措，無疑為當時的社會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公平與正義，也為百姓們減輕了負擔。但隨著漢安帝的親政，一些良好的製度未能得以延續，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但需深知，對於像她這般身處高位，手握重權的統治者兼政治家而言，治理國家，處理政務的實際成效，方才是衡量其功績最，為關鍵且核心的評判標準。
畢竟，一個國家的繁榮昌盛與否，直接關係到萬千百姓的福祉安康。而這一切都取決於掌權者，是否具備卓越的領導才能以及英明果斷的決策能力。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局限於，關注鄧綏在科技領域或其他方麵取得的成就，更應將目光聚焦於她在治國理政方麵，所展現出的智慧與謀略。
隻有通過全麵深入地考察其施政方針，政策舉措以及對社會各個層麵產生的具體影響等諸多因素，方能真正客觀公正地評價她，作為一代女傑的偉大之處，並從中汲取寶貴經驗教訓，為當今時代提供有益借鑒。
在我看來，一個掌權者，是否能夠成功。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會看人，會用人，用對人。做好人才的使用，匹配平衡好多方麵的利益。自己居於中間的調節位置，這樣整個健康的政治生態鏈，才能建立起來。政治生態穩定，那些好的實用的施政措施，理念，才能夠落到實處。給百姓帶去福祉，給王朝帶去希望。
在識人用人方麵，鄧綏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那些載入史冊的發明家，就足以體現鄧綏的用人高超之處。
在政治生態的平衡上，鄧綏很好的抑製了世家大族的崛起。在東漢時期，社會政治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世家大族的崛起，成為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征。當時，世家大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個領域，都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在宮廷內部，傳發書奏的關鍵職位，諸如侍中、中常侍、省尚書事、黃門侍郎等，無一例外地被名門望族，所牢牢掌控。這些名門望族，憑借著家族的深厚底蘊和廣泛的人脈關係，得以長期占據這些要職，進而鞏固和擴大了自身在朝廷中的勢力。
鄧綏以女主稱製後，宮廷內部的權力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宮中禁地不再對公卿望族敞開大門，取而代之的是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負責傳達南北兩宮的命令。
這種變革實質上，是鄧綏為了削弱世家大族在朝中的勢力而采取的策略。世家大族長期在宮內占據要職，其勢力盤根錯節，對皇權構成了一定的威脅。鄧綏通過這一舉措，巧妙地打破了世家大族，對宮廷內部權力的壟斷。
鄧綏雖然任用宦官，但她深知權力平衡的重要性。她並沒有盲目地賦予宦官過大的權力，而是對其權力進行了，嚴格的限製和約束。
她所任用的宦官，不僅在德行方麵表現出色，而且能夠恪守職責，不越權行事。因此，在鄧綏臨朝的時期，宦官們始終未能形成，足以危害朝政的勢力。
在東漢時期，皇後出身名門望族，似乎已經成為一種難以打破的慣例。陰皇後所屬的陰氏家族、馬皇後背後的馬氏家族、竇皇後所依托的竇氏家族，以及鄧皇後的家族，皆是當時聲名顯赫的大戶。這些名門望族，通過將家族女子送入宮中成為皇後，進一步鞏固了家族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然而，鄧太後為了打壓名門望族，刻意打破這一慣例。她選擇家世不高，出身低微的女子為皇後。於是，出身低微的閻姬，才有了成為皇後人選的機會。
這一決策，不僅改變了東漢皇後選拔的傳統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名門望族在宮廷內部的勢力，從而結束了東漢連續四代皇後，都出自名門望族的慣例。
這一轉變對於東漢的政治格局和社會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反映出當時宮廷內部權力鬥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在世家大族中，外戚力量一直是最不可忽視的。作為掌權人的鄧綏，從自身開始，約束外戚。
在古代的封建王朝中，絕大多數臨朝的太後，往往會因種種原因而放縱外戚，任由他們在朝堂之上專權弄勢。
這些太後或是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或是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和決斷力，對外戚的胡作非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些外戚們仗著太後的權勢，肆意妄為，不僅對國家的發展毫無建樹，反而在短時間內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危害，使得朝政混亂，民生凋敝。
然而，在這眾多的太後之中，唯有鄧綏與眾不同。她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堅定的決心，對外戚嚴加管束。鄧綏深知外戚專權的危害，明白放縱外戚將會給國家，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因此，她在執政期間，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不被親情所左右，堅決不讓外戚勢力，過度膨脹。
當時，鄧氏外戚的宗族，主要分布在老家南陽以及京師洛陽，這兩個重要的地區。鄧綏深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於是果斷頒布了《檢敕外戚詔》。
她鄭重地詔告司隸校尉，這一負責監督京師和地方的重要監察官，以及河南尹、南陽太守，明確指出鄧騭等人，雖然目前能夠安分守己，但鄧氏宗門廣大，姻戚眾多，賓客中不乏奸猾之徒，難免會有人違法犯禁。
一旦遇到這種情況，必須予以嚴懲，絕不留情。此詔一出，猶如一道驚雷，彰顯了鄧綏約束外戚的堅定決心。從此以後，但凡鄧氏親屬有犯罪的，鄧綏絕不寬恕，一視同仁。
在鄧綏的嚴格約束和精心教育下，鄧氏子弟大多能夠奉公守法，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其中，她哥哥鄧騭的兒子鄧鳳，接受賄賂的事情被揭露後，鄧騭深知此事的嚴重性，為了向天下謝罪，竟然將妻子和兒子的頭發剃光，這種舉動在封建社會中是極其罕見的。
封建時代，一直推崇的是男尊女卑的社會製度。即使是，曆史上許多女權人的當朝時代，也無法去扭轉這樣的局麵。
鄧太後臨朝執政伊始，便展現出了其開明與睿智的一麵。她深知治理國家需要廣納賢才，不拘一格，於是力邀博學高才的才女班昭，參與政事。班昭才華橫溢，學富五車，在鄧太後的支持下，為朝政出謀劃策，貢獻了諸多寶貴的智慧和見解。
與此同時，鄧太後極具前瞻性地意識到，宮女群體同樣具備提升和發展的潛力。為了充分發揮宮女們的作用，她開創性地為宮女提供教育。通過設立專門的教育課程和安排優秀的教師，宮女們得以接受知識的熏陶和技能的培養。
在這樣的環境下，婢女們出入宮中，不再僅僅是默默無聞的服務者，而是大多能夠對朝政得失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評價。她們憑借在宮中的所見所聞，以及所學的知識，以獨特的視角審視著朝政的利弊。
鄧太後善於發現和賞識人才，對於其中那些資曆深厚且德高望重的婢女，她更是給予了高度的認可和尊崇，將她們封為“中大人”，使其成為內職。
這些被封為“中大人”的婢女，憑借著自身的經驗和威望，在宮廷內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協助鄧太後管理宮廷事務，維護宮廷的秩序和穩定。
鄧太後的這一係列舉措，不僅為當時的朝政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後世樹立了重視人才培養和選拔的典範。
不僅如此，鄧太後還組織放免了部分掖庭宮人。要知道，在古代的放免製度中，通常都是由男性來主導實施的，女性實施放免的情況極為少見。
這種放免並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鄧太後出於對女性同胞的深切同情與哀憐。她深知這些掖庭宮人的苦楚與無奈，理解她們在宮廷中失去自由的痛苦。鄧太後以其女性特有的溫柔與善良，打破了傳統的束縛，給予了這些女性重新獲得自由，追求新生活的機會。
這一舉措，不僅體現了鄧太後的慈悲心懷，更在那個男尊女卑的時代，展現出了女性之間相互理解，相互關愛的珍貴情感，成為了曆史長河中一段溫暖而又獨特的篇章。
當然，對於人才獲取，選拔製度是最為直接的。在鄧綏的主持下，當時的朝堂開創有道科，完善察舉製。
在漢代的察舉科目中，“有道”科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這一科目始於漢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三月，當時的政治局勢複雜多變，社會發展麵臨諸多挑戰。
鄧太後深謀遠慮，為了選拔出真正能夠為國家和民眾謀福祉的賢才，毅然下詔讓三公九卿，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員，積極舉薦“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等。
這裏所說的“道術”，涵蓋了極為廣泛且深奧的領域，其中包括神秘莫測的天文，精確嚴謹的曆數，以及救死扶傷的醫方等諸多方技術。這些領域的知識和技能，對於國家的發展，民眾的生活，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公元108 年七月，鄧綏再次展現出她對人才的渴求與重視，再次下詔選舉“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琁機之數者”。她深知這些精通特殊技藝和知識的人才，能夠為國家應對各種自然現象和社會變化提供寶貴的建議和策略。
公元111 年，鄧太後持續發力，再度下令各級官員舉薦“賢良方正、有道術”之人。不僅如此，她還派出公車特征入京，並親自表示“朕將親覽焉”，充分彰顯了她對人才選拔工作的高度重視，和親自參與的決心。
正是在鄧太後如此大力的推動和選拔之下，“善術學”的張衡得以入朝為官。起初，張衡被拜為郎中，這一職位為他提供了接觸朝政，和施展才華的初步平台。
而後，因其卓越的才能和表現，張衡繼而升遷為太史令，負責掌管天文曆算，這一至關重要的職責。從此，張衡便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熱愛的研究工作之中，為古代天文學和曆法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鄧太後的這一係列舉措，不僅為漢代選拔了眾多優秀的人才，也為當時的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外，鄧太後還秉持著開明包容的執政理念，積極踐行“辟四門而開四聰”的舉措。她深知治國理政，不能僅僅依賴於朝堂之上的高官顯貴，更需要傾聽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聲音。
哪怕是那些身份低微，從事割草砍柴工作的普通民眾，他們所提出的建言和謀慮，鄧太後也都以寬廣的胸懷，將其納入決策的考量範圍，並且審慎地予以采納。
鄧太後這種廣納群言的作風，充分體現了她對民意的尊重和對治國之道的深刻理解。她明白，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可能擁有獨到的見解和智慧，能夠為國家的發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同時，鄧綏還展現出了極大的寬容和仁慈，毅然赦免了言論罪。公元110 年，鄧綏懷著對民眾的深切關懷，鄭重下詔：自漢章帝建初年間以來，所有因言論不當而獲罪的人，那些被流放到邊疆，承受著遠離家鄉和親人之苦的無辜者，一律予以赦免，準許他們回歸家園。
這一詔令的頒布，猶如一道溫暖的陽光，照亮了那些因言獲罪者的歸途。他們在漫長的流放歲月中飽受折磨，身心俱疲，而鄧太後的這一決策，給予了他們重新開始生活的希望和機會。這不僅體現了鄧太後的仁德，也為社會營造了相對寬鬆的言論環境，促進了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繁榮。
在東漢時期，苛捐雜稅眾多，律法嚴苛繁雜，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使得百姓們苦不堪言，幾乎難以承受。
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永初年間，目光敏銳且心懷百姓的鄧綏，大力提拔明習法律的陳忠擔任尚書一職。陳忠憑借其深厚的法律造詣和對民生疾苦的深刻洞察，向鄧綏提出了一係列具有建設性的建議。
鄧綏以其睿智和果敢，欣然采納了這些建議。他們共同努力，刪除了多達 23 條的苛法，這些苛法或是過於繁瑣嚴苛，或是不合時宜，給民眾帶來了極大的困擾。
不僅如此，他們還毅然廢除了殘酷的蠶室刑，也就是宮刑。對於殺傷人的精神病患者，給予適當的減刑，充分考慮到其特殊的精神狀況。此外，還允許母子兄弟之間相互代死，展現出了一定的人道主義關懷。
其中，廢除宮刑這一舉措，在我國法律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堪稱一大進步。想當年，漢文帝雖然廢除了墨刑、劓刑、剕刑這三種肉刑，然而卻保留了宮刑。
而如今，鄧綏能夠采納陳忠的建議，廢除宮刑，無疑是繼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又一次重大的刑法改革。盡管這是中國法律史上的顯著進步，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改革並未被後世的王朝所沿用。
鄧綏的仁慈和寬容，還體現在她對族刑的赦免上。當她成為太後之時，心懷憐憫，對於孝和陰皇後，因罪而被廢黜一事，敕令免受她牽連而被流放的宗族，讓他們得以回歸原籍，並歸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不僅如此，馬家、竇家的族人，因受到牽連而被禁錮，永遠不得入仕為官，鄧綏也都一一將其赦免，使其成為平民。
在東漢的舊製中，存在著這樣不合理的規定：公卿、二千石，（郡守）、刺史，不得行三年喪，以至於內外眾多職位的官員，都廢棄了喪禮。這種情況持續了很久，直到公元116 年，鄧綏下令允許大臣服三年喪，待服喪完畢後再複職。
同時，她還采納了陳忠的建議，對於從軍的士兵以及為縣衙辦差的人，在其父母去世的三個月內，將軍和縣官不得強行徭役他們，讓他們能夠有時間葬送父母，盡最後的孝道。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漢安帝親政後，卻廢除了這些充滿人性關懷的律令。
鄧綏在位期間的這些法律改革和赦免舉措，無疑為當時的社會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公平與正義，也為百姓們減輕了負擔。但隨著漢安帝的親政，一些良好的製度未能得以延續，實在令人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