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11點15分,梅森住房裏的那部內部電話刺耳地響起來。


    作為一名律師,梅森養成了星期六上午閱讀文稿的習慣,他放下手中的小冊子,抓起電話:“喂。”


    “頭兒,不要生氣,”德拉-斯特裏特說,“我這兒有個人,你應該和她談一談。”


    “誰呀?”


    “瑪麗-布羅根。”


    “布羅根,誰呀?”梅森說,“是那個……誰?對,對,是搶劫案裏那個當事人的名字。”


    “對,就是他。”


    “瑪麗是誰?”


    “他的侄女,從聖路易斯來的。一聽說叔叔遇到了麻煩,她就乘上第一班車,馬不停蹄地趕來了,今天早上剛到。我想你應該見一見她。”


    “什麽時候?在哪兒?”


    “盡快些吧,要麽到這兒來,要麽到辦公室裏。”


    “1小時後在辦公室裏。”梅森說。


    “半小時行嗎?”


    “趕那麽緊?”


    “是的,我想你還有其他事要辦。今天與保羅-德雷克聯係過嗎?”


    “沒有。”


    “他有事要向你匯報,隻是不想打擾你。”


    “好吧,”梅森說,“半小時後辦公室見。”


    他脫下運動衣褲,穿上西服套裝來到辦公室裏。德拉和一位藍眼睛的金發女郎已經提前到達。一看到梅森,那位姑娘趕忙迎上來緊緊地與律師握手,用她那天真無邪的眼睛坦率而又仔細地看著梅森。


    “瑪麗,這位是佩裏-梅森,”德拉-斯特裏特介紹說,“頭兒,這位是瑪麗-布羅根。她坐了一夜汽車,今天早上剛到,憑特別證明去拘留所看望了她的叔叔。”


    “並且還帶來了一些錢。”瑪麗補充說。


    “有多少?”


    “385元。最初我打算把錢寄給艾伯特叔叔,後來我想,最好還是來看看情況吧。”


    梅森點點頭:“怎麽不坐呢?”


    她坐到當事人的位置上,梅森坐到辦公桌旁。德拉坐到秘書桌旁,迅速而又慎重地向梅森遞了個眼色。


    “我帶的是現金,”瑪麗-布羅根接著說,“已有了回程車票,所以我……”


    “你是幹什麽工作的?”梅森好奇地看著她問,“我覺得你應該有工作。”


    “劈劈叭叭地打字,”她說,“請相信我,真的,我是個打字員。”


    “談一談你的叔叔……還有你和你的工作。”


    “至於工作,沒什麽好說的,梅森先生。我每天上午8點半上班,拆開郵件,放在老板的辦公桌上,聽寫指令,打字,趕著時間去吃午飯,再回到辦公室聽寫指令,重新打字,總是緊緊張張地趕在老板下班前把那些回信放到桌上讓老板簽名。然後,我留下來,裝信封、貼郵票、發信,登記複寫的那一份信件,鎖上門,回到與另一個姑娘同住的公寓裏,吃些東西、洗襪子、洗內衣,躺下就睡,準備第二天上班。”


    “你總是盡力在存錢嗎?”梅森說,與其說是提問還不如說是在評論。


    “是的。我總是盡量地節約開支,為假期存款,隻有這樣我才能出門去度過兩周的假期。我千方百計地減少花費,買東西與人討價還價,一分一厘地在菜單上算計,一切都控製得合情合理。”


    “總之,生活就是這樣,為了生計而不得不疲於奔命。一個姑娘還要不停地裝扮自己,要付衛生費,要一直穿著長筒襪好讓老板的直觀感覺良好,要付房費,要繳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金、營業稅、證照稅。每當你把節省出的一元錢存進銀行時,你總會覺得終於又從財神那裏搶來了一百分錢。”


    梅森聽著,微微一笑。


    德拉-斯特裏特看到梅森的表情,鄭重其事地眨了貶眼睛示意道:“瑪麗的背景很有趣,她幫助她叔叔退了休。”


    梅森點點頭:“我想象得出,你帶著足夠的錢到這裏準備付給我,這就說明你將做出極大的犧牲,布羅根小姐。”


    “我的命運就是如此,”她說,“你有你的收入,但我相信,你需要付辦公室的租金,購置不斷增加條款的法典,每月需有兩次的雇員工資支出,各式各樣的交通費開支,還有不斷收到的稅收通知單等。你有許多讓你頭痛的事情呢。”


    “沒有那麽嚴重。”梅森笑著說。


    “請不要笑我,款項可以互相拖欠,但生活是為了什麽?你得不停地忙碌,不斷地解決問題。”


    “你一定非常愛你的叔叔。”


    “當然。我父母雙亡,艾伯特叔叔撫養我,供我上學。他是一名推銷員,幹得很不錯,夜裏還開車。有天夜裏一個醉酒的司機忽地一下開車撞了他,痊愈之後他卻喪失了旺盛的精力。醫生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像修好一輛車一樣去修複一個人崩潰的精神世界。”


    “那時你怎麽辦了?”


    “他變得非常沮喪,心灰意冷,我告訴他不能這樣。隻要能找到一個不用花費很多錢付房租和有一個能放置衣著的地方,他就能活下去。我勸他到一個活動房屋區去住,那就能滿足他的最低需求。”


    “你幫了他一些忙嗎?”


    “是一點忙。我出錢買了那個活動房屋,當然,不是出了全部的錢,而隻是一部分。但那已是我為度假而準備的所有積蓄了。”


    “現在他遇到了麻煩,又求你幫忙了嗎?”


    “沒有求我。他連封信也沒有給我寫過。為此我已埋怨過他。”


    “他為什麽不寫信給你?”


    “他說如寫信給我的話,我會立即趕來給他找律師的。他還說很幸運法庭已委派了本州最好的律師為他辯護。無論你再說什麽,憑我的直覺和經驗,你就是那個好律師佩裏-梅森。”


    “你是否意識到,當法庭委派某位律師去為一個無罪者辯護時,這位律師一定會竭盡全力免費去工作的。”


    “艾伯特叔叔也這麽說。聽起來似乎有點不可能,但事實上的確如此,對吧?”


    “而你告訴我說你有錢,是嗎?”


    “當然是的。為什麽不能說錢呢?律師不能隻是盡義務,除非案犯一貧如洗。艾伯特叔叔雖然全靠你,但他還有我呢。當然我這少得可憐的一點錢根本不夠你這個檔次的收費標準,但是,梅森先生,雖然你已接受了這個案子,我付上一些錢也算盡一點力吧。”


    “是的,我已經接管此案,不需要你付任何費用。”


    她睜大眼睛,說:“那怎麽可以,對你來說太不公平。我不會那樣處事。梅森先生,一生中我都在公平處事。如果有人公平待我,我亦將公平待人。艾伯特叔叔告訴我,你在竭盡全力為他辯護,如同你已收到了100萬元的律師費一樣。”


    “你已經見過了你叔叔。要馬上返回嗎?”梅森問。


    “不,我要等宣判結束後再回去。我已向老板告假兩周,他已經安排了臨時替代人員。”


    “今天早上到的?”


    “是的,在你辦公室裏沒找到人,電梯工幫我找到了德雷克偵探事務所。德雷克先生把我介紹給了德拉-斯特裏特,於是我到了這兒。”


    她說著打開了坤包。


    梅森做了一個製止的手勢:“咱們現在不再爭執錢的問題,我知道你有一些要緊的事想告訴我,否則德拉就不會通知我。什麽事?”


    她說:“來這兒之前我到拘留所去看望了艾伯特叔叔,他們沒有刁難我就同意讓我見人。之後一個能說會道的偵探把我帶到一邊告訴我,如果我願意聰明一些,一切都可以重新決定。”


    “怎麽決定?”


    “艾伯特叔叔的罪名將會降為不端行為,他可以申請減刑,法官將繼續審案,但最後會決定減刑。這樣的話就不必再上法庭,隻需讓艾伯特叔叔認罪服法,申請減刑,一切就可以順利結束了。”


    “那個人是誰?”梅森問。


    “是一個能說會道的小夥子,他似乎很知內情,”她說,“我猜想,他有些來頭,似乎也很世故圓滑。他還告訴我,你是一名優秀的律師,隻是調查的問題太多。如果你繼續那樣進行下去的話,一些對案情有影響力的人物們將會惱恨艾伯特叔叔並對他加重處罰。”


    “你是怎麽回答的?”


    “我告訴他,我從聖路易斯一路趕來,一點兒也不了解案情,但是很感謝他的好意。我問他,為什麽在起訴此案為嚴重搶劫案,並把艾伯特叔叔逼進這場遊戲之前,沒有把這一切告訴艾伯特叔叔。”


    “那位先生如何回答?”


    “他局促不安地走動著說,因為報界的壓力,警察局不得不如此處理。不過對艾伯特先生不利的證據並不是很足。他本人認為也可能是一個錯案。他說,艾伯特叔叔完全可以機智地把空錢夾和坤包扔進活動房區其他人的垃圾箱裏,或者扔到停車場上,隨便哪兒都行,而事實上卻在艾伯特叔叔自己的垃圾箱裏發現了,這一點就很可疑,可能是個陷阱。”


    “他是否提到指認人犯的事?”


    “沒有。他沒有談多少有關案子的事。他看上去非常友善,並富有同情心。還建議我告訴艾伯特叔叔仔細考慮一下。”


    “你告訴他了嗎?”


    “沒有。我來到了這兒。”


    “為什麽?”


    她說:“我不太懂法律,梅森先生。但是在聖路易斯,如果兩個姑娘同住一處過著安靜貞潔的生活的話,那一定是因為她們對男人有過很多的了解。我發現,無論何時,隻要一個男人對你花言巧語,能說會道,那麽他一定是想誘惑你上當受騙。”


    梅森哈哈大笑。


    她繼續說下去:“世上有許多種類不同的蔗糖,有時你渴望得到某種優質產品,但實際上隻能得到粗製的蔗糖,這種糖不一定合口味,可合口味的糖可能僅僅適用於遮蓋你不喜歡的藥片的苦澀味道。”


    梅森說:“你玩過撲克牌嗎,布羅根小姐?”


    “哪一種?”


    “任何一種?”


    “我三種都玩過。”


    “那麽你一定明白徹底攤牌的好處吧?”


    “是的,你已準備要那樣幹嗎?”


    梅森點點頭:“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人害怕了。他們不想結案,不想還你叔叔一個清白。他們想讓他在某些方麵認罪,然後再給他減刑。”


    “他為什麽必須在某些方麵認罪?”


    “隻有這樣,他才不至於上訴自已被誣告。”


    “我們該怎麽辦?”


    梅森說:“首先,我們要讓一個叫伊內茲-凱勒的姑娘到庭作證。當她在外州時,我們無權把傳票送達,而現在可以了。假如她星期一拒絕出庭,我們將要求法庭強迫執行。至少我們要讓她知道我們準備讓她出庭作證。我們還要讓被搶劫的羅德尼-阿徹知道,我們準備召他出庭回答點煙器的問題。”


    “那麽,他們可以在整個周末裏編造出整套答詞來。”


    “那就對了。”


    “他們很聰明嗎?”


    “非常聰明。”


    “看來很不利,他們將編出些謊言。”


    “然後我們就戳穿它。”


    “我能幫些什麽忙嗎?”她問。


    梅森點點頭。


    “幫些什麽?”


    “保羅-德雷克派有偵探監視著伊內茲-凱勒,我想,現在他知道凱勒在哪兒落腳。你可以去和伊內茲-凱勒接觸一下。”


    “見到她後,我該怎麽辦?”


    “想法讓她說出實話。”


    “他們會不會指控我企圖在案件的證人證詞上作弊?”


    “她將被傳出庭,作為被告的證人。”


    “你能夠讓她出庭作證嗎?”


    “聽到她的誓詞後我才會知道,”梅森說,“我不敢保證。倒黴的是我不能彈劾自己的證人。就技術而言,應該有突發的事件和矛盾的辯詞,但實際上,隻有知道她的證詞對我有利之後,我才敢讓她作證。”


    “假若現在讓她出庭作證,你認為對我們不會有利嗎?”


    “我敢肯定,對我們不利。”梅森說,“她很為難,一方麵不敢作偽證,可另一方麵壓力也很可怕。”


    “所以你想讓我闖進敵營,去撕破市儈們的嘴臉。”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意思。”


    “把地址給我,”她要求著說,“我要全副武裝,準備戰鬥。”


    “地址嗎,”梅森說,“我要去問一下偵探人員,我想,能問到的。你先控製一下作戰情緒,我到大廳裏去問一下保羅-德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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