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加工廠有一個很大的門口,有兩扇底下裝著鐵輪子的花格子鐵門。門旁的空地豎著紅漆大標牌,寫著“嚴禁煙火”之類與政治無關的口號和“嚴防階級敵人破壞”之類與政治有關的口號。門口裏側有兩間警衛室。有一個穿著一件破舊軍衣的瘦男人,摟著一杆鏽跡斑斑的“七九”步槍,坐在門邊一把椅子上,時而打瞌睡,時而目光如電,追逐著麵前馬路上來往的行人。我和方碧玉走到門口時,看門人握緊槍杆盤問我們。我發現他的目光搜索著方碧玉周身上下。我感到他的目光如一雙貪婪的手,把方碧玉身上的衣服剝得幹幹淨淨。他根本沒把我放在眼裏。他的脖子隨著方碧玉移動。他撇腔拿調地講著令人周身起雞皮疙瘩的普通話。後來我們知道這條把門虎是一位複員兵、正式工,吃國庫糧,是棉花加工廠黨支部委員,廠保衛組組長,姓孫名禾鬥,已婚,老婆在農村。孫組長奇瘦,眼賊大。


    進大門後的第一排房屋是廠辦公室,門口掛著紅字標牌。我和方碧玉都認幾個字,衝著辦公室便進。方碧玉適才與那看門人對答時就一掃在路上那種沉悶憂悒的情緒,精神抖擻、容光煥發,仿佛換了一個人。


    辦公室裏有六張桌子,每張桌子前都坐著一個或兩個人。後來我們知道,那兩位對弈的胖子一為廠長一為書記。他倆一邊下棋一邊鬥嘴,互相挖苦,妙語如糖球山楂葫蘆串。還有一部笨重的老式手搖電話機蹲在棋盤旁邊,很威風。


    “同誌,誰管登記?”自然是方碧玉問話。


    我看到了我叔,坐在一張桌子前,埋頭打算盤記帳,心中竟升起一種自豪感。我感到自己的條件比方碧玉優越。


    叔叔抬起頭,看到了我們。他沒搭理我,卻衝著方碧玉很熱情地打招呼。叔叔把我和方碧玉介紹給書記和廠長,他們胡亂應付了幾句,低頭繼續鬥棋。屋子裏其他人的目光卻被方碧玉吸引住了。她的臉稍微紅了一下。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說:


    “到這邊來登記。”


    我們把村裏的證明信交給男人,後來知道他姓蔡。據說他本該轉成正式工人,所有的表格都填了,但最終被人告了,說他老婆有神經病。滿嘴髒話的采購員周鳴說:老蔡真冤枉,轉你的正,又不是轉你老婆的正,老婆有神經病礙你轉正屁事?老蔡你當時怎麽不去縣裏找一找,沒準就找回來一隻鐵飯碗,一輩子甭發愁,你真是個老實人。老蔡呀!


    老蔡推給我們一個簿子,遞過一支圓珠筆,讓我們按著欄目填寫。什麽籍貫姓名性別年齡是否黨團員家庭成份社會關係等等。一本正經,跟工人階級沾點邊就不一樣,激動得我和方碧玉手指捏不住筆杆手心裏冒汗。


    “你二大爺的,你那個馬什麽時候跳到這兒來的?”高個胖子說。


    “二大爺我的馬早埋伏在這裏等著你啦!走呀!走!看你還有什麽高招。”矮個胖子說著,將自己的一顆棋子砸在對方的一顆棋子上。


    “同誌,俺該填虛歲還是填實歲?”方碧玉問。


    “你實歲多少虛歲又多少?”老蔡問。


    “實歲22,虛歲23,屬大龍的。”


    “按實歲填吧。”老蔡說。


    填完了表格,交給老蔡。老蔡指著一位獨臂小夥子說:


    “你們吃飯的事去問他。”


    那小夥子麵色蒼白,人很清秀,不知怎麽少了一隻胳膊,別人說笑,他不吭氣,神色憂悒地盯著牆壁。很快我們就知道了他姓秦名山,有喜歡念別字的人把他的名字念成“泰山”後,大家便叫他泰山了。他那條胳膊是鋸齒剝絨機切掉的,算是工傷,廠裏照顧他,讓他擔任了生活會計,挺輕鬆挺有油水的一樁美差。他垂著一隻空蕩蕩的衣袖,乍一看挺別扭,看慣了也不覺得他身上缺什麽東西。他冷冷地告訴我們隻要我們把糧食投到食堂裏,就能換到飯票,如要吃菜可以拿錢買菜金,一元兌一元,一角兌一角。


    十幾分鍾功夫,該辦的事就辦完了。有一位一直在觀看棋戰的禿頭男人說:


    “毛,送他們去宿舍吧。”


    禿頭是副廠長。毛是正式工人,辦公室打雜的,留著一個菊花頭,穿一雙又黑又亮大皮鞋,經常誇張地捋著袖子看手表,那時候戴手表的人還非常少。我不喜歡這小子。他名叫毛紅燈,挺革命的一個名字。


    我們正要走時,門外一陣自行車鈴響。一個高個子男人打著哈哈進來,後邊跟著一個扁臉的姑娘,矮胖,一臉雀斑。我突然認出了這個男人,在水利工地上認識的。這男人是公社團委書記,跟我們村裏的劉三姐有點黏糊,劉三姐的二女兒,跟他是大臉剝小臉。下棋的二位胖子丟開棋,站起來與團委書記握手,打哈哈。團委書記說:“這是我妹妹。”又對他妹妹說:“這是金書記,這是於廠長。”還介紹了幾個人。我感到很憤怒。書記說:“毛紅燈,找幾把椅子來!”毛紅燈立即去找椅子,把我們晾在門口。廠長擠著一臉肥肉,笑得眯縫著眼兒跟扁臉姑娘說話。“叫什麽呀?”她羞澀地玩弄著辮子梢兒,酸溜溜嬌滴滴麻酥酥地回答:“孫紅花。”“啊,好名好名,好聽,有意義,騎馬要騎千裏馬,戴花要戴大紅花嘛!在家幹什麽來著?”廠長問。孫紅花輕飄飄文縐縐地回道:“在家治蟲。”“治什麽蟲呀?”“喲,多著呢,主要是棉鈴蟲。”呸!不就是背著噴霧器噴藥麽,還“治蟲”哩。我看了一眼方碧玉。她臉上看不出什麽表情。這時毛紅燈拎著兩把椅子進來,一看我們還在門口站著,便說:“你們自己去吧,呶,就那排房子。”


    那是一排高大的青磚瓦房,有十幾間,分兩個門,門上很可能是那位毛紅燈用狗爬似的紅漆大字寫著:“男宿舍”、“女宿舍”字樣。我先陪著方碧玉進了女宿舍。


    這是全中國獨一無二的女宿舍。房間寬六米,靠著牆用木樁子、高粱秸、葦席捆紮搭架起兩排大通鋪,上下三層。最後一層在房梁之上,離地足有三米高,有固定的簡易木梯子可以爬上爬下。兩排通鋪之間的地麵崎嶇不平。我看到鋪下生長著幾堆小蘑菇,還有一條破褲頭,這一定是去年的女臨時工留下的東西了。


    屋子裏已經有了幾十個姑娘,或忙碌或靜坐。她們妍媸不一,但穿著幾乎青一色的藍布衣服,個別的穿著花襯衫。我第一次嗅到了由女人的群體發出的氣味。這氣味並不美妙,但富有誘惑力。我分辨不出是誰發出了什麽氣味,就像貓分辨不出一盆魚裏究竟是哪條魚發出了哪種腥味一樣。對了,女宿舍裏有一股子臭鹹魚的氣味。


    一位黑瘦臉龐的姑娘站起來跟方碧玉打招呼。我恍惚在鄰村見過她,大概也是個書記的女兒或兒媳之類的人物。


    “方碧玉,你也來了?”她很高興地問。


    “宋金魚呀,”方碧玉上前拉著她道手說,“你也來了?”


    “來當幾天工人過過癮呀,”她說,“俺爹說每個月能掙三十多元錢,交生產隊一半,還剩十幾塊錢呢。掙到錢,什麽不買也得先買五尺花布,縫件小褂穿穿。”


    她很小,頂多18歲,臉上的五官團聚在一起,似乎還沒有長開呢。


    我很入迷地盯著她的娃娃臉,她瞪我一眼,說:


    “你看我幹什麽?你是不是也要扯花布縫褂子?”


    這句並不好笑的話竟讓十幾個姑娘咯咯地笑起來。


    宋金魚問:“方碧玉,你住上鋪還是住下鋪?”


    方碧玉問:“你呢?”


    “我正犯猶豫呢,睡上鋪吧,太高,爬上爬下的,成猴啦。我睡覺不老實,萬一從上邊骨碌下來,還不把腰跌斷?睡下鋪呢,不吉利,萬一上鋪有個尿床的,不正好流到我臉上了嗎?”


    “那你就睡中鋪吧!”


    “好,聽你的,我睡中鋪,你呢?”


    方碧玉想了想,說:


    “我睡上鋪。”


    這時候毛紅燈拎著孫紅花的花鋪蓋卷兒,引導著團委書記和他的妹妹,朝著女宿舍這邊來了。


    “馬成功,你自己去占鋪吧,我能安頓自己。”方碧玉對我說著,一隻手提著鋪蓋卷,一隻手把住梯子的橫梁,矯健地攀到上鋪上去。鋪上立即嘎嘎吱吱地響起來。


    我進了隔壁的男宿舍,發現裏邊的格局跟女宿舍一模一樣,所不同的隻是更髒一些。


    幾十個男人,多數是青年,正圍著一個略有口吃、文質彬彬的小夥子。後來我知道他名叫李誌高,會寫文章,會唱呂劇,尤其會唱《李二嫂改嫁》中“李二嫂眼含淚關上房門,對孤燈想往事暗暗傷心”那一段。當時他正在那兒吹牛。吹周恩來總理如何把支援朝鮮棉花的任務交給高密縣,高密縣如何完成任務,受到了表揚。吹得神乎其神,聽得有滋有味。


    我想我必須與方碧玉睡在相同的高度上,所以我爬到上鋪。這裏舉手就可觸摸瓦房的檁條、秫秸笆。麻雀隔著一層瓦在我頭上唧唧叫,我能聽到它們細小的腳趾行走在瓦片上時發出的聲音。當時我沒有在麻雀身上浪費太多的時間,這個嶄新的熱鬧世界裏值得我諦聽觀察的東西太多太多,更何況,我知道方碧玉與我僅有一牆之隔,十厘米厚的牆,上邊塗抹著淫穢的圖形和語言,無疑是去年的或前幾年的臨時工們留下的傑作。隔壁的上鋪也在嘎嘎吱吱地鳴叫著,我知道,那是方碧玉在展開她的被褥。雖然隔著一堵冰冷的牆,但我感到她的呼吸正在撫摸著我的麵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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