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人。其父姚察於陳朝滅亡後到隋朝做官,遷至北方,故兩《唐書》中《姚思廉傳》稱其為京兆萬年人,唐朝初期史學家。自幼習史,後曾任隋朝代王楊侑侍讀。唐李淵稱帝後,為李世民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自玄武門之變,進任太子洗馬。貞觀初年,又任著作郎,為唐初“十八學士”之一。官至散騎常侍,受命與魏征同修梁陳二史。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舊稿,曆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


    姚思廉,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還“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難病症,得到賞賜頗多,名聲也越來越大,以至於邊地和外域都前來求醫。僧垣“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這種較充裕的收入,遊曆求學,購聚圖書,見聞日益廣博。


    姚察,十三歲時就顯露出才華,“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姚察這種勤奮好學的精神保持終生,即使在當了陳朝吏部尚書以後,仍大力尋求天下圖書,遇到沒見過的書即馬上抄錄下來。他聚書多達萬餘卷,並都閱讀過,為梁、陳、隋之際公認的著名學者。隋平陳以後,隋文帝楊堅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興,他對臣下說:“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姚察的著作很豐富,有《漢書訓纂》30卷,《說林》10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1卷,還有《文集》20卷,並行於世。此外,還有未撰成的梁、陳二史。


    這樣的家學傳統,對姚思廉有良好影響,少年時就喜好史學,不僅聰穎,而且勤奮學習,除了讀書,再沒有其他嗜好,甚至從不過問家人的生計狀況。


    姚思廉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一統之際,一生經曆了三個朝代。陳時,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後,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入唐後,授秦王府文學,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


    李淵乘農民大起義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長安,這時鎮守長安的是隋煬帝孫子代王楊侑,姚思廉正任職於隋朝,為代王侍讀。李淵率兵占領長安後,代王府僚屬都驚駭走散,唯獨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離左右,唐兵湧入王府,思廉大聲嗬斥道:“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得無禮於王。”正往裏衝的眾兵將聞聽此言十分驚愕,見思廉獨自一人伴隨代王而麵無懼色,心中也覺欽佩,於是紛紛停立在大堂台階之下。


    李淵聞知,於是準許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順陽閣後,思廉才哭泣著拜辭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稱他為“忠烈之士”。李淵、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賞識和重用姚思廉,李淵稱帝後,即授思廉為秦王文學。秦王李世民開文學府,招攬一些有文武韜略、兼通文史的博學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齡、於誌寧、褚亮、陸德明、孔穎達、許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親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學士”之一。


    李世民曾率軍赴魯南征討徐圓朗,戰爭間隙,他與人議論起隋朝事,談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護代王之舉,感慨歎道:“姚思廉麵對利刃而顯示大節,即使古人也很罕見。”當時,思廉遠在洛陽,於是李世民專派使者帶帛三百段賞賜思廉,並附信說:“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這是很不尋常的優禮之舉。李世民命著名畫家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並命文學褚亮各為讚語,對思廉的評價是“誌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從史學才能和政治節操兩方麵對思廉作出褒獎,“玄武門事變”之後,李世民當上太子,思廉也隨即升遷為太子洗馬。


    姚思廉對於政事“直言無隱”,督促太宗勤於國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舊人,許可他隨時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充分發表自己對政事的見解,“展盡無所諱”。有一年夏天,唐太宗準備往九成宮避暑,思廉勸諫說:“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辭懇切尖銳,唐太宗隻好下諭解釋說:“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也。”為獎賞姚思廉的直諫,賜帛五十匹。


    姚思廉去世後,唐太宗深為哀悼,為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號“康”,特準許葬於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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