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儀，字遊韶，陝州陝縣人，唐朝宰相、詩人，才女上官婉兒的祖父。早年曾出家為僧，後以進士及第，曆任弘文館直學士、秘書郎、起居郎、秘書少監、太子中舍人，是初唐著名禦用文人，常為皇帝起草詔書，並開創“綺錯婉媚”的上官體詩風。因為唐高宗起草廢後詔書，得罪了武則天，被誣陷謀反，下獄處死，唐中宗年間，因上官婉兒受中宗寵信，追贈上官儀為中書令、秦州都督，追封楚國公。
上官儀，自幼隨父親上官弘遷居江都，上官弘在江都之變中遇害，上官儀因藏匿得以幸免，為求避禍，自行披剃為僧，他研習佛典，精通《三論》，而且涉獵經史，善做文章。貞觀年間，上官儀得到揚州大都督楊恭仁的器重，並入京參加科舉考試，考中進士，被授為弘文館直學士，累遷至秘書郎。當時，唐太宗常命上官儀起草詔諭，還讓他參與宮中宴集，侍宴賦詩。宰相房玄齡、褚遂良等人修成《晉書》，上官儀因曾參與《晉書》修撰工作，被改授為起居郎。
唐高宗繼位，上官儀又升任秘書少監，唐高宗立五子李弘為皇太子，後任命上官儀為太子中舍人。上官儀升任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成為宰相，又加銀青光祿大夫，仍兼弘文館學士。皇後武則天引道士入宮，行厭勝之術，被宦官王伏勝告發。當時，唐高宗常被武則天壓製，對她已有不滿，意欲將她廢為庶人，便密召上官儀商議，上官儀道：“皇後專橫，海內失望，應廢黜以順人心。”高宗便命他起草廢後詔書。武則天得到消息，向高宗申訴辯解，高宗又不忍廢後，因怕武後怨怒，便道：“這都是上官儀教我的。”
武則天指使親信許敬宗，誣陷上官儀、王伏勝勾結廢太子李忠，圖謀叛逆。上官儀曾在李忠的陳王府擔任諮議參軍，與王伏勝一同事奉過李忠，因此遭到誣陷。不久，上官儀下獄，與兒子上官庭芝、王伏勝一同被處死，家產抄沒，李忠被賜死於貶所。左威衛大將軍、太子左衛率、郜國公郭廣敬因為平時跟上官儀交好，也被貶官外放為隰州刺史，不久即病逝，右相劉祥道罷知政事，改任司禮太常伯，唐高宗從此大權旁落，朝政完全由武則天掌控。
上官儀遇害時，孫女上官婉兒尚在繈褓，與母親鄭氏一同被沒入掖庭，充為官婢。她生性聰穎，逐漸得到武則天的重用，被引為親信女官，掌管宮中製誥。唐中宗繼位，上官婉兒被冊為昭容，上官儀得以平反，追贈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並被以禮改葬。
上官儀的詩“綺錯婉媚”，具有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的傾向，形成當時爭相模仿的新詩體——上官體。在唐詩發展史上，上承楊師道、李百藥和虞世南，又下開“文章四友”和沈佺期、宋之問。上官儀對詩歌體製的創新，主要在體物圖貌的細膩、精巧方麵，以高度純熟的技巧，衝淡了齊梁詩風的浮豔雕琢。但詩的題材內容還局限於宮廷文學應製詠物的範圍之內，缺乏慷慨激情和雄傑之氣，他還歸納六朝以來詩歌中對仗方法，有“六對”、“八對”之說，對後世律詩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上官儀，自幼隨父親上官弘遷居江都，上官弘在江都之變中遇害，上官儀因藏匿得以幸免，為求避禍，自行披剃為僧，他研習佛典，精通《三論》，而且涉獵經史，善做文章。貞觀年間，上官儀得到揚州大都督楊恭仁的器重，並入京參加科舉考試，考中進士，被授為弘文館直學士，累遷至秘書郎。當時，唐太宗常命上官儀起草詔諭，還讓他參與宮中宴集，侍宴賦詩。宰相房玄齡、褚遂良等人修成《晉書》，上官儀因曾參與《晉書》修撰工作，被改授為起居郎。
唐高宗繼位，上官儀又升任秘書少監，唐高宗立五子李弘為皇太子，後任命上官儀為太子中舍人。上官儀升任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成為宰相，又加銀青光祿大夫，仍兼弘文館學士。皇後武則天引道士入宮，行厭勝之術，被宦官王伏勝告發。當時，唐高宗常被武則天壓製，對她已有不滿，意欲將她廢為庶人，便密召上官儀商議，上官儀道：“皇後專橫，海內失望，應廢黜以順人心。”高宗便命他起草廢後詔書。武則天得到消息，向高宗申訴辯解，高宗又不忍廢後，因怕武後怨怒，便道：“這都是上官儀教我的。”
武則天指使親信許敬宗，誣陷上官儀、王伏勝勾結廢太子李忠，圖謀叛逆。上官儀曾在李忠的陳王府擔任諮議參軍，與王伏勝一同事奉過李忠，因此遭到誣陷。不久，上官儀下獄，與兒子上官庭芝、王伏勝一同被處死，家產抄沒，李忠被賜死於貶所。左威衛大將軍、太子左衛率、郜國公郭廣敬因為平時跟上官儀交好，也被貶官外放為隰州刺史，不久即病逝，右相劉祥道罷知政事，改任司禮太常伯，唐高宗從此大權旁落，朝政完全由武則天掌控。
上官儀遇害時，孫女上官婉兒尚在繈褓，與母親鄭氏一同被沒入掖庭，充為官婢。她生性聰穎，逐漸得到武則天的重用，被引為親信女官，掌管宮中製誥。唐中宗繼位，上官婉兒被冊為昭容，上官儀得以平反，追贈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並被以禮改葬。
上官儀的詩“綺錯婉媚”，具有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的傾向，形成當時爭相模仿的新詩體——上官體。在唐詩發展史上，上承楊師道、李百藥和虞世南，又下開“文章四友”和沈佺期、宋之問。上官儀對詩歌體製的創新，主要在體物圖貌的細膩、精巧方麵，以高度純熟的技巧，衝淡了齊梁詩風的浮豔雕琢。但詩的題材內容還局限於宮廷文學應製詠物的範圍之內，缺乏慷慨激情和雄傑之氣，他還歸納六朝以來詩歌中對仗方法，有“六對”、“八對”之說，對後世律詩的形成有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