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生於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少年時代曾先後遊曆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後,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誌,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後輾轉多地,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係蒼生,胸懷國事。杜甫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麵,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幹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


    杜甫,遠祖為漢武帝時期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後,不過兩支派甚遠。祖籍襄陽,曾祖父杜依藝為鞏縣令,遂居鞏縣,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母親崔氏,在杜甫年幼時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他一生中曾多次和親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青少年時期,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誌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複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少年時期,有機會受到各種文化藝術的熏陶,這對他日後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他五六歲時,在河南郾城看過舞蹈家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脫舞,後在洛陽尚善坊的岐王李範宅裏,遵化裏玄宗寵臣崔滌堂前,聽過李龜年的歌聲;在洛陽北邙山頂玄元皇帝廟裏,欣賞過畫聖吳道子畫的五聖尊容、千官行列,這在他以後的詩歌創作中都有所反映。當時社會名流崔尚、魏啟心看到他習作的詞賦,誇獎他有班固、揚雄之風,還有李邕、王翰這樣的長輩也屈尊來訪問他。


    十九歲的杜甫,出遊郇瑕,二十歲時遊吳越,曆時數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於是赴兗州省親,與蘇源明等一起,到齊趙平原,作第二次漫遊。大概這時他父親正在兗州做司馬,他在齊趙一帶過了四五年“裘馬輕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現存最早的幾首詩:《登兗州城樓》,是省侍父親於兗州時的作品;還有《畫鷹》《房兵曹胡馬》兩首,以青年人的熱情歌頌了雄鷹和駿馬;還有一首《望嶽》,更是其中的傑作,結尾的兩句是流傳千古的名句:“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流露了詩人少年時代不平凡的抱負。


    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遊梁、宋,會見了詩人高適,這是第三次漫遊。之後,杜甫又到齊州,在齊魯又與李白相見,在飲酒賦詩之外,又討論了煉丹求仙,而且共同訪問了兗州城北的隱士範野人,兩人還互贈了詩篇。杜贈李的詩說:“餘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李贈杜的詩說:“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兩人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麵。


    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幹謁等,但都無結果。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鬱鬱不得誌,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製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餘,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杜甫往奉先省家,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隻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強烈的愛國熱情。


    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城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投奔肅宗,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遊西溪畔的鄭縣亭子,以排憂遣悶。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歎和憤懣。


    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從此之後,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長安收複,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於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探親,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和“三別”,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脫稿。


    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歎》和《夏夜歎》,憂時傷亂,詠歎國難民苦,因對汙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後被嚴武薦為節度參謀,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嚴武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後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渝州、忠州、雲安,到達夔州。由於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成為千古絕唱。


    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冬天的時候漂泊到湖南嶽陽,泊舟嶽陽樓下,登上神往已久的嶽陽樓,憑軒遠眺,麵對煙波浩渺、壯闊無垠的洞庭湖,想到自己晚年漂泊無定,國家多災多難,感慨萬千,於是寫下了《登嶽陽樓》。由於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由嶽陽到潭州,又由潭州到衡州,複折回潭州。


    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隻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後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裏,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在由潭州往嶽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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