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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見慶昭，是在雲南大理。那是我生活中的一段低穀，沒有工作，百無聊賴，在朋友所開的小旅館裏閑住。每日無所事事，隻為打發時光。我的朋友美術學院畢業，曾經在油畫界略有聲名。即使他決定退出江湖，隻想在小旅館裏維生度日，依舊是我眼裏一個有天分的畫者。他在大理已經隱居多年。
那天，他陪我去集市買蔬菜，突然對我說，我見到一個朋友也在這裏。她不常過來。我想介紹你們認識。他一向知道我不願意與陌生人來往，這次主動提起，肯定有他的理由。於是我便跟著他走向前去。
我看到一個女子，穿著和當地人無異的斜襟盤扣上衣，洗得發舊的深綠碎花棉布，手製繡花鞋。盤越南髻，戴一隻式樣複雜的銀鐲。皮膚粗黑，沒有任何化妝。身邊倒是非常熱鬧。撐著一把傘，傘下是個模樣精乖的幼童男孩，一隻金黃色大狗蹲在身邊。她剛剛把一筐蘋果搬到車子的後座，支起身在雨中給自己點了一根煙。
朋友說，慶昭，今天過來買菜嗎。他的神情對她很尊重。
她說，是。她的聲音很輕，眼睛看起來鎮定沉著，但笑起來的時候，卻又有一種孩子般的天真羞澀。很難當下感覺到她的真實性情。
這是我從北京來的朋友。下次可以帶她來你海東的房子看一看嗎。
可以啊。歡迎。
就這樣打個照麵，招呼之後，她便上車離開了。
我沒有告訴朋友，我是認識她的。她曾經是頗有爭議的寫作者，後來卻突然不再寫任何東西，同時從所有的人眼睛和嘴巴裏失蹤。大家都不知道她去了哪裏，在做什麽。總之在寫作的圈子裏，已經完全沒有這個人的存在。這四五年來也沒有任何音訊。對出版商或讀者來說，新書新作家層不不窮，始終前赴後繼波濤洶湧。一個人的失蹤，很容易被忘卻。隻是偶然在書店，還有看到她的作品集在售賣。現在才知道她原來早離開北京。
很久之前，偶然的機會，在北京我曾見過她。一個大出版社的年終聚會，邀請一些知名作者和評論家來聚餐。很多人踴躍地聯絡感情，高談闊論，隻有她獨坐一隅，如同一個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訪客，對身邊的喧囂場麵和陌生人群，沒有任何隔膜，卻也絲毫不存在交流的台階。一言不發，默默地吃飯。周圍的一切，仿佛隻是路途風景，但需眼觀耳聞，不需要介入其中，也不必放入心中。
我料想如果對她提起那次聚會，她大抵會微微皺起眉來思索，然後直接地說，抱歉，我不記得了。她自然不會記得我。也不會記得隨意出現在她身邊的任何一個人。雖然她看起來這樣謙和平易，沒有任何驕矜。但這種骨子裏的傲氣，是讓人感覺有壓力的。因為這是一種非常斷然清楚的自知之明。比任何的盛氣淩人都更為劇烈，且帶給人挫折。
朋友在旁邊輕聲說，她來得比我早。我曾經還是她的讀者。每年清理書架，那幾本舊書還是一直放在上麵。
我說，見到自己的偶像現在變成一個拖兒帶女的家庭主婦，心裏又有何感想。
他說，很欣慰。她的選擇很好。你想，當任何一個人，不管這個人是男是女，是快要40歲，還是剛滿15歲，是正在讀高中，還是已經讀完博士，都在看一個年輕女子的小說，她被誤解誤讀的可能性會有多少……任何一個寫作者都是寂寞的。
我一直沒有去海東。但是已經打算回去北京。在小旅館裏幾乎已度完整個冗長雨季。客廳裏經常有一幫日本男人混雜著躺在炕上裹著棉被看乏味至極的足球，悶頭打完一盤接一盤的桌球。半夜餓了，便走去街頭的燒烤攤買韭菜和帶魚串吃。大理的燒烤又辣又鹹。坐在攤子邊的小板凳上，老板娘有時閑閑過來搭幾句話，因為我的寡言也覺得索然。
我遇見慶昭，是在雲南大理。那是我生活中的一段低穀，沒有工作，百無聊賴，在朋友所開的小旅館裏閑住。每日無所事事，隻為打發時光。我的朋友美術學院畢業，曾經在油畫界略有聲名。即使他決定退出江湖，隻想在小旅館裏維生度日，依舊是我眼裏一個有天分的畫者。他在大理已經隱居多年。
那天，他陪我去集市買蔬菜，突然對我說，我見到一個朋友也在這裏。她不常過來。我想介紹你們認識。他一向知道我不願意與陌生人來往，這次主動提起，肯定有他的理由。於是我便跟著他走向前去。
我看到一個女子，穿著和當地人無異的斜襟盤扣上衣，洗得發舊的深綠碎花棉布，手製繡花鞋。盤越南髻，戴一隻式樣複雜的銀鐲。皮膚粗黑，沒有任何化妝。身邊倒是非常熱鬧。撐著一把傘，傘下是個模樣精乖的幼童男孩，一隻金黃色大狗蹲在身邊。她剛剛把一筐蘋果搬到車子的後座，支起身在雨中給自己點了一根煙。
朋友說，慶昭，今天過來買菜嗎。他的神情對她很尊重。
她說，是。她的聲音很輕，眼睛看起來鎮定沉著，但笑起來的時候，卻又有一種孩子般的天真羞澀。很難當下感覺到她的真實性情。
這是我從北京來的朋友。下次可以帶她來你海東的房子看一看嗎。
可以啊。歡迎。
就這樣打個照麵，招呼之後，她便上車離開了。
我沒有告訴朋友，我是認識她的。她曾經是頗有爭議的寫作者，後來卻突然不再寫任何東西，同時從所有的人眼睛和嘴巴裏失蹤。大家都不知道她去了哪裏，在做什麽。總之在寫作的圈子裏，已經完全沒有這個人的存在。這四五年來也沒有任何音訊。對出版商或讀者來說，新書新作家層不不窮，始終前赴後繼波濤洶湧。一個人的失蹤，很容易被忘卻。隻是偶然在書店，還有看到她的作品集在售賣。現在才知道她原來早離開北京。
很久之前，偶然的機會，在北京我曾見過她。一個大出版社的年終聚會，邀請一些知名作者和評論家來聚餐。很多人踴躍地聯絡感情，高談闊論，隻有她獨坐一隅，如同一個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訪客，對身邊的喧囂場麵和陌生人群，沒有任何隔膜，卻也絲毫不存在交流的台階。一言不發，默默地吃飯。周圍的一切，仿佛隻是路途風景，但需眼觀耳聞，不需要介入其中，也不必放入心中。
我料想如果對她提起那次聚會，她大抵會微微皺起眉來思索，然後直接地說，抱歉，我不記得了。她自然不會記得我。也不會記得隨意出現在她身邊的任何一個人。雖然她看起來這樣謙和平易，沒有任何驕矜。但這種骨子裏的傲氣，是讓人感覺有壓力的。因為這是一種非常斷然清楚的自知之明。比任何的盛氣淩人都更為劇烈，且帶給人挫折。
朋友在旁邊輕聲說，她來得比我早。我曾經還是她的讀者。每年清理書架，那幾本舊書還是一直放在上麵。
我說，見到自己的偶像現在變成一個拖兒帶女的家庭主婦，心裏又有何感想。
他說，很欣慰。她的選擇很好。你想，當任何一個人，不管這個人是男是女，是快要40歲，還是剛滿15歲，是正在讀高中，還是已經讀完博士，都在看一個年輕女子的小說，她被誤解誤讀的可能性會有多少……任何一個寫作者都是寂寞的。
我一直沒有去海東。但是已經打算回去北京。在小旅館裏幾乎已度完整個冗長雨季。客廳裏經常有一幫日本男人混雜著躺在炕上裹著棉被看乏味至極的足球，悶頭打完一盤接一盤的桌球。半夜餓了，便走去街頭的燒烤攤買韭菜和帶魚串吃。大理的燒烤又辣又鹹。坐在攤子邊的小板凳上，老板娘有時閑閑過來搭幾句話，因為我的寡言也覺得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