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枋得自己知道嗎？”
“我認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為什麽？”
“因為宋朝已經經過了十八代皇帝，經過了三百二十年的歲月，謝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國十年以後才去死，他對三百三十年的舊賬，要算也沒法算。”
“沒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沒想算。”
“為什麽？”
“因為他已經成了習慣。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經足以使任何人把這個政權視為當然，時間可以化非法為合法，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時間不夠，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間，五易國、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馬換將如此，國家屬於誰家的都不確定，又何來忠臣可言？事實上也沒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統治朝代，都很短促，時間不夠，誰要來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時間夠。時間夠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關在屋裏，但要它對你搖尾巴，時間不夠，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頭。康有為卻說：
“小師父的比喻，完全正確。人間的事，如果用低一點的標準去看，的確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實和狗一樣，甚至還不如狗。”
“剛才康先生說‘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要多少時間才能造出來？”和尚問。
“時間多少是無法硬定的，不過，有在同一時間裏就出現‘誰都是忠’的肯定現象。忠奸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人的一個老問題。但是，真正會讀古書的人，必然發現：中國傳統中‘忠’的觀念，其實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對的忠’與‘絕對的忠’。偉大的晏子，在齊莊公被殺時候，不肯死難。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說：‘君為社稷死，[我]則死之；為社稷亡，[我]則亡之。若[君]為己死[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齊莊公既然是因為偷別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殺，顯然不是‘為社稷死’、‘為社稷亡’，對這種無道之君，國之大臣，是不會為他死難的，但他的‘私昵’，卻可以為他死難。所謂‘私昵’，不是別的，就是統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國‘忠’的觀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沒有‘忠’這個字，‘忠’字出現在春秋時期，但那時候的‘忠’，是‘委質為臣’式的‘忠’‘質’是雉、是野雞，野雞在古人眼中，是一種‘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的象征，‘委質’就是表示對個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義是俘虜或奴隸，‘委質為臣’就是‘私昵’者對主子的效忠。這種‘忠’，是無條件的，是‘絕對的忠’。相對的，晏子所主張的‘忠’卻是有條件的、是以統治者‘忠於民’做相對條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對條件的，這種‘忠’，是‘相對的忠’。不幸的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相對的忠’的一係，未能正常的發展下去；而‘絕對的忠’一係，卻被杠上開花，反常的演變變得愈來愈不成樣子，直演變到三綱五常化的境地，‘君’變‘君父’、‘臣’變‘臣子’。於是，‘生我之門死我戶’的‘私昵’之‘忠’，變成了中國‘忠’的觀念的主流。就這樣的，臨難死節的要求，便成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正宗。不過，這種思想的正宗，是經不得實事求是的。我舉隋唐之間改朝換代的兩個人物做例子。先以屈突通為例。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肅檢查牧政，查到兩萬匹私馬，隋文帝要殺主管馬政的公務員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說，為馬殺人非仁政，他願一死以為一千五百人請命，隋文帝聽了他的話，不殺人了，還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執法很嚴，六親不認，他的弟弟屈突蓋也和他一樣。當時流行的話說：‘寧食三年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年蔥，不逢屈突通。’可見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時候，屈突通正為隋朝守山西永濟。他率部隊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部隊困住。唐軍派他的家僮勸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殺了；又派他的兒子勸他投降，他也不肯，陣前罵他兒子說：‘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兒子。後來京師陷落，唐高祖部隊派人去心戰，屈突通的部隊嘩變，他下馬向東南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麵前。唐高祖說：‘何相見晚耶？’勸他投降，屈突通說：‘我不能做到人臣該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實在丟臉。’唐高祖說：‘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參謀總長。天下大定後，唐太宗在淩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內——屈突通被解釋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雖跟兩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後，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號清白死不變者’，他的忠心可靠，為唐朝上下所欽服。但是，屈突通同時代的另一個例子，又有了討論的餘地，那就是堯君素。堯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後，跑去招降他，大家見了，兩人都為之淚下。屈突通說：‘我的部隊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義師，義師所至，天下莫不響應，事勢已如此，你還是投降吧！’堯君素說：‘你是國家大臣，你怎麽可以這樣？你看你騎的馬，還是上麵賜給你的，你好意思還騎它嗎？’屈突通辯白說：‘咳，君素，我已經盡過全力了！’堯君素說：‘我還未盡過啊！我還有力量可盡啊！’於是堯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隊在城下，抬出他太太來勸降，堯太太說：‘隋朝已經亡了，天命屬意誰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幹嘛跟自己過不去？’堯君素說：‘天下事，非婦人所知！’說了就給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同時兩個人，前麵屈突通射兒子；後麵堯君素射太太，中國的忠臣自己還沒盡到忠，卻先將家人做了血祭！在曆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別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曆史，為什麽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紀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麽說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後，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與民意所歸的。他所效忠的對象，也並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他再掙紮，也‘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所以，他就在新朝裏為國盡忠了。”
“那麽，謝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樣解釋呢？”和尚問。
“我剛才說過，謝枋得死的意義在為信仰殉道。那種信仰，在時過境遷以後，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錯。例如當時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國人；他的國家觀念，也不明確，他認為亡國，事實上亡的是宋朝趙家這一世係，中國好好的，並沒有亡。但評論曆史人物必須設身處地，以謝枋得當時的見解，他死得並非沒有意義，我們尊敬他，是為了他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內容，因為那種內容，五六百年下來，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國人中國史，元朝也是中國人中國史。”
“我認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為什麽？”
“因為宋朝已經經過了十八代皇帝，經過了三百二十年的歲月，謝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國十年以後才去死，他對三百三十年的舊賬，要算也沒法算。”
“沒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沒想算。”
“為什麽？”
“因為他已經成了習慣。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經足以使任何人把這個政權視為當然，時間可以化非法為合法，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時間不夠，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間，五易國、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馬換將如此，國家屬於誰家的都不確定，又何來忠臣可言？事實上也沒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統治朝代，都很短促，時間不夠，誰要來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時間夠。時間夠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關在屋裏，但要它對你搖尾巴，時間不夠，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頭。康有為卻說：
“小師父的比喻，完全正確。人間的事，如果用低一點的標準去看，的確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實和狗一樣，甚至還不如狗。”
“剛才康先生說‘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要多少時間才能造出來？”和尚問。
“時間多少是無法硬定的，不過，有在同一時間裏就出現‘誰都是忠’的肯定現象。忠奸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人的一個老問題。但是，真正會讀古書的人，必然發現：中國傳統中‘忠’的觀念，其實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對的忠’與‘絕對的忠’。偉大的晏子，在齊莊公被殺時候，不肯死難。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說：‘君為社稷死，[我]則死之；為社稷亡，[我]則亡之。若[君]為己死[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齊莊公既然是因為偷別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殺，顯然不是‘為社稷死’、‘為社稷亡’，對這種無道之君，國之大臣，是不會為他死難的，但他的‘私昵’，卻可以為他死難。所謂‘私昵’，不是別的，就是統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國‘忠’的觀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沒有‘忠’這個字，‘忠’字出現在春秋時期，但那時候的‘忠’，是‘委質為臣’式的‘忠’‘質’是雉、是野雞，野雞在古人眼中，是一種‘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的象征，‘委質’就是表示對個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義是俘虜或奴隸，‘委質為臣’就是‘私昵’者對主子的效忠。這種‘忠’，是無條件的，是‘絕對的忠’。相對的，晏子所主張的‘忠’卻是有條件的、是以統治者‘忠於民’做相對條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對條件的，這種‘忠’，是‘相對的忠’。不幸的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相對的忠’的一係，未能正常的發展下去；而‘絕對的忠’一係，卻被杠上開花，反常的演變變得愈來愈不成樣子，直演變到三綱五常化的境地，‘君’變‘君父’、‘臣’變‘臣子’。於是，‘生我之門死我戶’的‘私昵’之‘忠’，變成了中國‘忠’的觀念的主流。就這樣的，臨難死節的要求，便成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正宗。不過，這種思想的正宗，是經不得實事求是的。我舉隋唐之間改朝換代的兩個人物做例子。先以屈突通為例。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肅檢查牧政，查到兩萬匹私馬，隋文帝要殺主管馬政的公務員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說，為馬殺人非仁政，他願一死以為一千五百人請命，隋文帝聽了他的話，不殺人了，還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執法很嚴，六親不認，他的弟弟屈突蓋也和他一樣。當時流行的話說：‘寧食三年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年蔥，不逢屈突通。’可見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時候，屈突通正為隋朝守山西永濟。他率部隊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部隊困住。唐軍派他的家僮勸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殺了；又派他的兒子勸他投降，他也不肯，陣前罵他兒子說：‘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兒子。後來京師陷落，唐高祖部隊派人去心戰，屈突通的部隊嘩變，他下馬向東南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麵前。唐高祖說：‘何相見晚耶？’勸他投降，屈突通說：‘我不能做到人臣該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實在丟臉。’唐高祖說：‘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參謀總長。天下大定後，唐太宗在淩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內——屈突通被解釋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雖跟兩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後，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號清白死不變者’，他的忠心可靠，為唐朝上下所欽服。但是，屈突通同時代的另一個例子，又有了討論的餘地，那就是堯君素。堯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後，跑去招降他，大家見了，兩人都為之淚下。屈突通說：‘我的部隊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義師，義師所至，天下莫不響應，事勢已如此，你還是投降吧！’堯君素說：‘你是國家大臣，你怎麽可以這樣？你看你騎的馬，還是上麵賜給你的，你好意思還騎它嗎？’屈突通辯白說：‘咳，君素，我已經盡過全力了！’堯君素說：‘我還未盡過啊！我還有力量可盡啊！’於是堯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隊在城下，抬出他太太來勸降，堯太太說：‘隋朝已經亡了，天命屬意誰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幹嘛跟自己過不去？’堯君素說：‘天下事，非婦人所知！’說了就給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同時兩個人，前麵屈突通射兒子；後麵堯君素射太太，中國的忠臣自己還沒盡到忠，卻先將家人做了血祭！在曆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別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曆史，為什麽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紀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麽說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後，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與民意所歸的。他所效忠的對象，也並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他再掙紮，也‘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所以，他就在新朝裏為國盡忠了。”
“那麽，謝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樣解釋呢？”和尚問。
“我剛才說過，謝枋得死的意義在為信仰殉道。那種信仰，在時過境遷以後，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錯。例如當時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國人；他的國家觀念，也不明確，他認為亡國，事實上亡的是宋朝趙家這一世係，中國好好的，並沒有亡。但評論曆史人物必須設身處地，以謝枋得當時的見解，他死得並非沒有意義，我們尊敬他，是為了他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內容，因為那種內容，五六百年下來，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國人中國史，元朝也是中國人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