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太後從萬壽寺，坐著轎子，又“回避”又“肅靜”的西去頤和園的時候，康有為從法源寺走出來，孤零零的，南下廣東了。
他這次北京之行是失敗的，他來北京的目的是上書皇帝，請求改革政治。在做這上書之前，他在廣東南海西樵山，做了五年的準備，在西樵山裏，他埋頭研究中國古書，也研究所有西方新書的譯本，他不會外國文，但他搜羅了所有翻成中文的書，從讀書得間裏，去了解外國。結論是：中國必須走現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這樣走路，首先得先說服一個人，就是皇帝——說服西太後是沒有希望的，西太後是老頑固——皇帝點了頭，一切才好辦。於是，他千方百計，決定上書皇帝。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書皇上夢想的實驗，但是，他失敗了，因為書雖寫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國帝王政治裏，老百姓下情上達——直接的上達，是非常困難的事，皇上極少給老百姓這種機會，想上書可以，必須得跟權貴搭線，由權貴代上，但權貴代上就得對上書的內容負責任，誰又願意沒事惹麻煩呢？何況，權貴的線也不是那麽好搭的，一個人微望輕的老百姓，又哪來這種線路呢？
就這樣的，康有為沮喪地決定南歸，他決定先加強自己的身分、自己的發言權，再卷土重來。那時候，人微望輕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分、有發言權的起點是應考，考秀才、考舉人、考進士。考進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時隻是舉人，他決心考進士，並且著書立說、開堂講學，培養自己的班底。
這次北京之行雖然失敗了，但在康有為心裏，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總算跟權貴——皇帝的老師翁同龢搭上一點線。他先上書給翁同龢，翁同龢拒絕見他；他又托國子監祭酒盛昱介紹，但是翁同龢認為他的上皇帝書語氣太直了、意見也沒什麽用，還是拒絕代為上達。雖然這樣，康有為畢竟給這上了權貴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龢是書法家，對古碑頗有研究，康有為對書法和古碑，也有相當的水準。他在北京研究書法和古碑，把這種心得，在南歸以後，花了十六天的時間，寫成了《廣藝舟雙楫》，寄給翁同龢。翁同龢驚訝這年輕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從深刻中轉有同好之感了。
當然，寫這種《廣藝舟雙楫》，對康有為說來，絕不是他著書立說的主題，他的主題是經世濟民的大著作，用這種大著作，給中國導航、給知識分子定向。這種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傳統學說的《新學偽經考》，告訴知識分子，要敢於擺脫傳統的枷鎖；第二部點破孔子真義的《孔子改製考》，告訴知識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張改革現狀的，不要怕改革現狀；第三部是提出未來遠景的《大同書》，告訴知識分子，應先走改革路線以至小康，最後再到大同的境界。
在著書立說以外，他開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幾個學生，其中有一個十七歲就中了舉人的小神童梁啟超，那時十八歲，願意拜他為師。舉人拜非舉人為師，看來有點奇怪，但是梁舉人是真正佩服這位三十三歲的康非舉人的。梁啟超本來是把舊中國的東西，念得頭頭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個朋友見了康有為，卻發現康有為的學問是海潮音、是獅子吼，他和那朋友又驚又喜、又怨又哀，驚喜的是原來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學問的世界是那麽大，並且能碰到康有為這種高人，多麽令人慶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頭頭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過去所花的那麽多的氣力，其實都走錯了方向，雖然這種方向是一般中國知識分子人人都走的，但聽了康有為的高談闊論以後，他們決定跟著康有為走。於是，在康有為南歸以後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廣州開班了。私塾叫萬木草堂，教授的科目，從古典到現代、從宗教到演說、從數學到體育，一應俱全。雖然師徒加在一起，也不過十幾個人，可是大家都分工合作，做助教的叫博文科學長、敦品行的叫約禮科學長、帶運動的叫幹城科學長、管圖書儀器的叫書器科監督，師生上下，親愛精誠，一起生活著、學習著，為那渺茫而偉大的前程，共同投下新的信念、新的憧憬。
就這樣的，三年過去了。這三年，跟康有為前五年的準備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準備是孤獨的，這三年的準備卻是團體的。這三年中，他不但更充實了自己，並且印行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等主題著作，人微望輕的他，已變得比以前有名，並且有了梁啟超做他最得力的學生、做他最光芒四射的鼓手。他愈發“吾道不孤”了。
一八九四年到了，這是中國的甲午年，這一年，中國的外患更複雜了。過去來欺負中國的洋鬼子，還都是金發碧眼的，都是白種人，以英國人法國人為主。在中國古代國威遠播的時候，這些洋鬼子跟中國根本沒碰頭，中國的國威，也施展不到他們頭上，中國國威施展的對象多是黃種人，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在漢朝，就被中國封為倭奴國王；在元朝，還被中國攻打過，日本在中國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十九世紀到來的時候，日本因為肯變法，而變得強大，大到要打中國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睜睜的看到，中國在衰弱，中國在一八四二年，被英國城下之盟，訂了南京條約；一八五八年，被英國法國城下之盟，訂了天津條約；一八六○年，又被英國法國城下之盟，訂了北京條約……城下之盟以外，雜七雜八的屈辱性條約，也一訂再訂。日本認為中國這塊肥肉，它也要參加吃一口了。於是，在一八九四年，以朝鮮問題，同中國打起甲午戰爭了。
甲午戰爭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正式宣戰的，中國打敗了。打敗以後，大家都罵行政上負責人李鴻章，可是李鴻章卻說：“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說他久曆患難，知道世界與國家大勢、知道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說不打不行，不打是漢奸；結果打了，打敗了，大家又罵他沒打贏，還是漢奸。所以他說，這次打敗仗，他是概不負責的。
他這次北京之行是失敗的，他來北京的目的是上書皇帝，請求改革政治。在做這上書之前，他在廣東南海西樵山，做了五年的準備，在西樵山裏，他埋頭研究中國古書，也研究所有西方新書的譯本，他不會外國文，但他搜羅了所有翻成中文的書，從讀書得間裏，去了解外國。結論是：中國必須走現代化的路才能有救，要這樣走路，首先得先說服一個人，就是皇帝——說服西太後是沒有希望的，西太後是老頑固——皇帝點了頭，一切才好辦。於是，他千方百計，決定上書皇帝。這次北京之行，是他上書皇上夢想的實驗，但是，他失敗了，因為書雖寫好，可是上不上去。在中國帝王政治裏，老百姓下情上達——直接的上達，是非常困難的事，皇上極少給老百姓這種機會，想上書可以，必須得跟權貴搭線，由權貴代上，但權貴代上就得對上書的內容負責任，誰又願意沒事惹麻煩呢？何況，權貴的線也不是那麽好搭的，一個人微望輕的老百姓，又哪來這種線路呢？
就這樣的，康有為沮喪地決定南歸，他決定先加強自己的身分、自己的發言權，再卷土重來。那時候，人微望輕的老百姓，使自己有身分、有發言權的起點是應考，考秀才、考舉人、考進士。考進士是最重要的，他那時隻是舉人，他決心考進士，並且著書立說、開堂講學，培養自己的班底。
這次北京之行雖然失敗了，但在康有為心裏，有件事情使他聊以自慰，就是他總算跟權貴——皇帝的老師翁同龢搭上一點線。他先上書給翁同龢，翁同龢拒絕見他；他又托國子監祭酒盛昱介紹，但是翁同龢認為他的上皇帝書語氣太直了、意見也沒什麽用，還是拒絕代為上達。雖然這樣，康有為畢竟給這上了權貴排名榜的大官，留下深刻的印象。碰巧的是，翁同龢是書法家，對古碑頗有研究，康有為對書法和古碑，也有相當的水準。他在北京研究書法和古碑，把這種心得，在南歸以後，花了十六天的時間，寫成了《廣藝舟雙楫》，寄給翁同龢。翁同龢驚訝這年輕人有如此功力，留下的印象，從深刻中轉有同好之感了。
當然，寫這種《廣藝舟雙楫》，對康有為說來，絕不是他著書立說的主題，他的主題是經世濟民的大著作，用這種大著作，給中國導航、給知識分子定向。這種大著作，可分三部：第一部是打破傳統學說的《新學偽經考》，告訴知識分子，要敢於擺脫傳統的枷鎖；第二部點破孔子真義的《孔子改製考》，告訴知識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張改革現狀的，不要怕改革現狀；第三部是提出未來遠景的《大同書》，告訴知識分子，應先走改革路線以至小康，最後再到大同的境界。
在著書立說以外，他開了一班私塾，收了十幾個學生，其中有一個十七歲就中了舉人的小神童梁啟超，那時十八歲，願意拜他為師。舉人拜非舉人為師，看來有點奇怪，但是梁舉人是真正佩服這位三十三歲的康非舉人的。梁啟超本來是把舊中國的東西，念得頭頭是道的，但是有一天，和一個朋友見了康有為，卻發現康有為的學問是海潮音、是獅子吼，他和那朋友又驚又喜、又怨又哀，驚喜的是原來山外有山、海外有海，學問的世界是那麽大，並且能碰到康有為這種高人，多麽令人慶幸！哀怨的是，他和那朋友一直信仰的那些頭頭是道，竟是如此的此路不通，過去所花的那麽多的氣力，其實都走錯了方向，雖然這種方向是一般中國知識分子人人都走的，但聽了康有為的高談闊論以後，他們決定跟著康有為走。於是，在康有為南歸以後第二年，他的私塾在廣州開班了。私塾叫萬木草堂，教授的科目，從古典到現代、從宗教到演說、從數學到體育，一應俱全。雖然師徒加在一起，也不過十幾個人，可是大家都分工合作，做助教的叫博文科學長、敦品行的叫約禮科學長、帶運動的叫幹城科學長、管圖書儀器的叫書器科監督，師生上下，親愛精誠，一起生活著、學習著，為那渺茫而偉大的前程，共同投下新的信念、新的憧憬。
就這樣的，三年過去了。這三年，跟康有為前五年的準備是大不同了。前五年的準備是孤獨的，這三年的準備卻是團體的。這三年中，他不但更充實了自己，並且印行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等主題著作，人微望輕的他，已變得比以前有名，並且有了梁啟超做他最得力的學生、做他最光芒四射的鼓手。他愈發“吾道不孤”了。
一八九四年到了，這是中國的甲午年，這一年，中國的外患更複雜了。過去來欺負中國的洋鬼子，還都是金發碧眼的，都是白種人，以英國人法國人為主。在中國古代國威遠播的時候，這些洋鬼子跟中國根本沒碰頭，中國的國威，也施展不到他們頭上，中國國威施展的對象多是黃種人，包括日本越南等。日本在漢朝，就被中國封為倭奴國王；在元朝，還被中國攻打過，日本在中國眼中，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但在十九世紀到來的時候，日本因為肯變法，而變得強大，大到要打中國的主意了。日本人眼睜睜的看到，中國在衰弱，中國在一八四二年，被英國城下之盟，訂了南京條約；一八五八年，被英國法國城下之盟，訂了天津條約；一八六○年，又被英國法國城下之盟，訂了北京條約……城下之盟以外，雜七雜八的屈辱性條約，也一訂再訂。日本認為中國這塊肥肉，它也要參加吃一口了。於是，在一八九四年，以朝鮮問題，同中國打起甲午戰爭了。
甲午戰爭是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正式宣戰的，中國打敗了。打敗以後，大家都罵行政上負責人李鴻章，可是李鴻章卻說：“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他說他久曆患難，知道世界與國家大勢、知道這仗不能打，他早已警告大家不能打，可是人人喊打，說不打不行，不打是漢奸；結果打了，打敗了，大家又罵他沒打贏，還是漢奸。所以他說，這次打敗仗，他是概不負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