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地說，“五十五年前鴉片戰爭後，我們不能覺悟的原因在哪裏？”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國上下都守舊，看不出來中國在世界上的處境，但能看出這種處境的士大夫，自己潔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願多事、不肯大聲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說，春秋責備賢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則徐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聲最好最有作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廣東禁煙，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誰’，對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滿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敗洋人。但他為人畢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廣東，實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國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夠的。因為中國槍炮都是十七世紀的舊貨，什麽鳥槍、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對手。所以他張羅買外國炮、外國船，還叫人翻譯洋人出的書刊，以做知彼的功夫。這些材料，後來他交給魏源編成《海國圖誌》，主張以夷器製夷。日本人把這書翻譯成日文，促進了他們的維新。但以林文忠公當時的地位，以他對中國在世界上處境的了解，他做得顯然太不夠了。為什麽？他也犯了中國士大夫守舊的老毛病——潔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願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給朋友一封信，信裏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們遠、打得比我們快，這個問題不麵對，‘即遠調百萬貔貅，恐隻供臨敵之一哄’。中國陸軍盡管有作戰經驗，但是那種經驗都是麵對麵打仗的經驗，現在洋人從十裏八裏以外，一炮就打過來，麵都見不到，就打敗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沒有大炮，就是嶽飛韓世忠在，也毫無辦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嶽韓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寫了這封信，他囑咐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這一囑咐，就完全說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國不行的地方在哪裏，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卻不肯大聲疾呼。若說他寫信當時正走黴運，不便多說話，但是後來他又做了陝甘總督、雲貴總督，他東山再起，竟也不肯大聲疾呼。自己潔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願多事。連林文忠公那麽賢達有為的人，都對國家大事采取這樣消極的態度，中國的事，又怎麽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發，靜靜地聽著，顯然的，他深深受了這個林則徐例子的感動。林則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他才二十歲，那時候他人微望輕。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經垂垂老去，過去幾十年，為國家效力，自感成績可疑；今後再為國家效力，也不過隻有幾年了，他感到年華老去，自己已來日無多，人也有代謝，國家需要新的一代來搶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運用他的眼力和影響力，為朝廷薦進一些有為的新人，豈不更好？眼前這位康有為，倒不失是一位有為的新人。
過了一會兒，翁同龢慢慢點著頭，向這三十八歲的康有為親切地說：“康先生青年有為，我可以看出來，我想你也知道我這老人家可以看出來，不然你也不會一再想見我了。向朝廷推薦有為的人才，是我的責任、是我分內的事，何況知道有人才而不薦舉，是不對的。對於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國政治局麵的複雜，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辦成一些事，有許多時候，也不能正麵處理，而必須以迂回委婉的手法處理不可。我想，我會盡量在短時間內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夠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點可向康先生保證的，就是我絕不再愛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的簾前講過書，是兩朝皇上的師傅，有點地位，可是我絕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機會大力推薦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無所謂了。”
翁同龢是江蘇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進士，還是進士的第一名——狀元，那時康有為還沒有出生。四十年來，他個人的地位日漸上升，可是中國的地位卻日趨下降，他內心的自責與慚愧，隨著年紀的老去，與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壽，西太後賜他匾一方、聯一副、福壽字各一、三鑲玉如意一柄、銅壽佛一尊、繡蟒袍料一件、小卷八個，並即日召見。有“汝忠實”之諭，對他的籠絡，備極殊榮。可是，他內心裏卻自責、慚愧，認為他自己的“忠實”是可疑的。這麽多年來，他“忠實”的對象，似乎隻是對西太後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對整個國家的公益。其中海軍經費給西太後挪用修理頤和園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時海軍的經費是幾千萬，可是實際撥給海軍的，卻不過百分之一。那時管國家財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嗎？那時不能據理力爭也不能以進退力爭的，不正是他自己嗎？那時確定十五年之內海軍不得添置一槍一炮決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嗎？……如今仗打敗了，他自己的誤國之罪，怎麽說也有份吧？現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須要做一點贖罪的事了，為了這樣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後，他也顧不得了。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國上下都守舊，看不出來中國在世界上的處境，但能看出這種處境的士大夫，自己潔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願多事、不肯大聲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說，春秋責備賢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則徐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聲最好最有作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廣東禁煙，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誰’，對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滿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敗洋人。但他為人畢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廣東，實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國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夠的。因為中國槍炮都是十七世紀的舊貨，什麽鳥槍、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對手。所以他張羅買外國炮、外國船，還叫人翻譯洋人出的書刊，以做知彼的功夫。這些材料，後來他交給魏源編成《海國圖誌》，主張以夷器製夷。日本人把這書翻譯成日文，促進了他們的維新。但以林文忠公當時的地位，以他對中國在世界上處境的了解，他做得顯然太不夠了。為什麽？他也犯了中國士大夫守舊的老毛病——潔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願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給朋友一封信，信裏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們遠、打得比我們快，這個問題不麵對，‘即遠調百萬貔貅，恐隻供臨敵之一哄’。中國陸軍盡管有作戰經驗，但是那種經驗都是麵對麵打仗的經驗，現在洋人從十裏八裏以外，一炮就打過來，麵都見不到，就打敗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沒有大炮，就是嶽飛韓世忠在，也毫無辦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嶽韓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寫了這封信，他囑咐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這一囑咐，就完全說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國不行的地方在哪裏，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卻不肯大聲疾呼。若說他寫信當時正走黴運，不便多說話，但是後來他又做了陝甘總督、雲貴總督，他東山再起，竟也不肯大聲疾呼。自己潔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願多事。連林文忠公那麽賢達有為的人，都對國家大事采取這樣消極的態度，中國的事，又怎麽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發，靜靜地聽著，顯然的，他深深受了這個林則徐例子的感動。林則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他才二十歲，那時候他人微望輕。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經垂垂老去，過去幾十年，為國家效力，自感成績可疑；今後再為國家效力，也不過隻有幾年了，他感到年華老去，自己已來日無多，人也有代謝，國家需要新的一代來搶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運用他的眼力和影響力，為朝廷薦進一些有為的新人，豈不更好？眼前這位康有為，倒不失是一位有為的新人。
過了一會兒，翁同龢慢慢點著頭，向這三十八歲的康有為親切地說：“康先生青年有為，我可以看出來，我想你也知道我這老人家可以看出來，不然你也不會一再想見我了。向朝廷推薦有為的人才，是我的責任、是我分內的事，何況知道有人才而不薦舉，是不對的。對於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國政治局麵的複雜，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辦成一些事，有許多時候，也不能正麵處理，而必須以迂回委婉的手法處理不可。我想，我會盡量在短時間內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夠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點可向康先生保證的，就是我絕不再愛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的簾前講過書，是兩朝皇上的師傅，有點地位，可是我絕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機會大力推薦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無所謂了。”
翁同龢是江蘇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進士，還是進士的第一名——狀元，那時康有為還沒有出生。四十年來，他個人的地位日漸上升，可是中國的地位卻日趨下降，他內心的自責與慚愧，隨著年紀的老去，與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壽，西太後賜他匾一方、聯一副、福壽字各一、三鑲玉如意一柄、銅壽佛一尊、繡蟒袍料一件、小卷八個，並即日召見。有“汝忠實”之諭，對他的籠絡，備極殊榮。可是，他內心裏卻自責、慚愧，認為他自己的“忠實”是可疑的。這麽多年來，他“忠實”的對象，似乎隻是對西太後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對整個國家的公益。其中海軍經費給西太後挪用修理頤和園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時海軍的經費是幾千萬，可是實際撥給海軍的，卻不過百分之一。那時管國家財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嗎？那時不能據理力爭也不能以進退力爭的，不正是他自己嗎？那時確定十五年之內海軍不得添置一槍一炮決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嗎？……如今仗打敗了，他自己的誤國之罪，怎麽說也有份吧？現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須要做一點贖罪的事了，為了這樣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後，他也顧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