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綁鴨子上架的北伐
孫中山晚年一直夢想北伐，曾身臨粵北韶關督師，終未如願。所謂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統一，與吳佩孚的自北而南的軍事統一雄圖，主義雖異，動武則一。由於連年戰亂，民不聊生，許多地方上的領袖遂倡導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後聯省自治，最後達成邦聯式的和平統一。陳炯明即因主張聯省自治而與孫中山鬧翻。
蔣介石絕非唯一繼承孫中山北伐遺誌之人，所有中山黨徒，無論左右，都想北伐以統一中國，國共合作之目的，為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亦非北伐莫辦。蘇俄軍援中國國民黨，更是要加強北伐的軍力。問題是有沒有武力統一的實力。蔣介石與俄國顧問季山嘉的爭論，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問題。如果俄人反對北伐，則派軍事顧問為了什麽？送來大批俄製軍火，又是為了什麽？所以李雲漢在《從容共到清黨》一書中說，蔣介石屢次提北伐，但為“俄顧問及共產黨徒迭次阻撓”，是豈有此理的。俄顧問不過是覺得大舉北伐尚非其時，蔣以此與季山嘉爭論，不過是製造中山艦事變諸多借口之一罷了。
事實上，蔣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對北伐仍是十分猶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廣西的軍隊已在衡陽一帶打得炮火連天，李宗仁於十日抵達廣州，勸蔣北伐，蔣居然說：“你初到廣州，不知道廣州的情形太複雜……現在如何能談到北伐呢？”
李跟蔣反複辯論很久，蔣的態度仍是十分躊躇。(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二oo至二o一)後來，李宗仁說動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始助長北伐的聲勢。同時二李明告蔣，推舉他為北伐的總司令。其實最有力的薦蔣者，乃是俄國顧問鮑羅廷。
鮑顧問於中山艦事變後，為了“團結”，刻意姑息蔣介石。五月間，蔣逼走胡漢民，逮捕吳鐵城、歐陽格，做替罪羊，將他們與熊克武等一起關押在虎門要塞的橫擋炮台。(見《郭汝槐回憶錄》，頁十七)鮑羅廷當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報告：“右派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不得不放棄他們的陰謀。”(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頁四六九)於是鮑羅廷大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惶愧力辭”!俄國人不懂“惶愧力辭”的傳統中國文化，竟然以去就力爭，聲言蔣如不就，他也不願意擔任顧問，大有同進退之意。(參閱《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雖於六月四日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仍無北伐的跡象，直至七月一日才下北伐動員令；到七月九日才在廣州舉行大規模的誓師典禮，由孫科捧孫中山遺像，國府主席譚延授印，以及監察委員吳稚暉獻旗；到七月下旬蔣介石才離開廣州，鮑羅廷在歡送宴會上仍然號召“在蔣同誌之下，共同前進，打倒敵人”。(見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當蔣介石在廣州轟轟烈烈誓師之時，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已據有湘南。李之第七軍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複長沙。當李、唐於七月十五日在衡陽會晤時，蔣介石還未離開廣州呢。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當北伐攻勢已取得成功後，才在廣州誓師的。(見jordan，thenorthernexpedition，p.73)換言之，蔣介石還未出師，李宗仁的第七軍、李濟深的第四軍，以及唐生智的第八軍已在湖南打了勝仗，總司令無與焉。
當時李、唐主張一鼓而下武漢，蔣介石卻要他們對鄂取守勢，將主力轉向江西，顯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戰場，表顯一下總司令別有妙計。但是在戰術上，奪取武漢，截斷長江中遊，畢竟是上策；在戰略上，轉攻江西，勢必進入孫傳芳的地盤，把原持中立的孫傳芳逼向吳佩孚，自是下策。蔣介石就任北伐軍總司令時雖已三十九歲，但基本軍事訓練原極有限，作戰經驗也無多。隻是為了想阻擋李、唐直取武漢，竟暴露了他在戰術與戰略上的低能。李宗仁還特別於八月九日再赴衡陽，歡迎北上的蔣總司令，並解釋直搗武漢的必要。(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o至二三一)蔣介石於八月十二日抵長沙開軍事會議，在俄國軍事顧問加倫將軍的影響下，最後才決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漢的提案。(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頁四八四)
長沙軍事會議結束後，各軍正待命出發，蔣介石忽於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兩軍，在長沙東門外大校場舉行閱兵典禮，顯然要表示一下總司令的威風。不幸得很，顯威風結果變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有生動的描述：
當總司令的坐騎自第七軍前頭緩緩前進時，我緊隨其後，但見他時時緩緩舉手答禮，認真檢閱，態度從容肅穆，頗有大將風度。七軍檢閱完畢，第八軍排頭的軍樂隊立時奏樂。各樂器金光閃閃，樂聲大作，我在後看見總司令的坐騎已有點不聽調度的樣子。軍樂隊後麵便是號兵十餘人，當總司令的座騎剛走過軍樂隊的行列，號兵隊長一聲口令，十餘號兵立即單號吹奏。動作十分整齊，但見金光一閃，耀眼欲盲，接著號聲大作，尖銳刺耳。蔣總司令的座馬受此一驚，忽然大嘶一聲，前蹄高舉，立即向校場中心狂奔。大約蔣總司令平素不習騎馬，故勒韁不住，瞬息之間便失掉重心，隻見手足朝天，頓時翻鞍墜地。但是他的右腳仍套在腳踏鐙裏，被倒拖於地下。我在後睹狀，為之大驚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蔣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馬靴，且很鬆動，經馬一拖，便從腳上脫落下來。總司令被拖了兩丈遠，便和馬脫離，臥在地上。我們都連忙下馬，將他扶起，問其受傷沒有。但見總司令驚魂未定，氣喘籲籲，一身嗶嘰軍服上沾滿了汙泥，帽脫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狽不堪。這時，第八軍的號兵已停止吹奏，總司令部的副官也趕來把蔣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蔣總司令乃率領我們徒步閱兵，一顛一跛，勉強將閱兵式舉行完畢。(頁二三七)
在眾目睽睽之下，總司令墜馬落地，實在狼狽之至。不過，蔣介石還算有能耐，墜馬以後仍繼續檢閱分列式，並對官兵演說後才畢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為“蔣氏爬不過第八軍這一關”，而想入非非。(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八)其實蔣介石又何嚐不迷信，在日記中抱怨入湘以後，與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願”(見《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窩囊可知。
進兵武漢既定，李宗仁的第七軍與唐生智的第八軍揮師北上，節節勝利，於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嶽州，控製通往漢口的鐵路線，二十七日經血戰奪取汀泗橋。蔣介石於二日後乘火車經過，猶見“死屍累累，慘目傷心”。遲到的總司令於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塗家灣，又召集軍事會議，但對敵情並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時之內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級將領麵麵相覷，不好說什麽話。結果九月五日淩晨三時開始硬攻，傷亡慘重而不能下，隻好又下令停止攻擊。最後有賴第八軍先取漢陽，於九月六日攻克，翌日再進占漢口，至此武昌已成為甕中之鱉，不戰而降。北伐軍攻克武漢三鎮，總司令應該是十分風光，但是蔣介石心中有數，戰功既屬李宗仁與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麵前出了醜，很不是滋味，遂決定“親督江西之戰”。(見《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蔣介石當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主要由於利用中山艦事件搞政變成功，由於權謀運用得手，而非因其軍事長才。事實上他的軍事才能甚短。更不應忽略的是，遲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對北伐仍感猶豫，後來第四、七、八軍已進兵湖南，北伐已成騎虎之勢，才隆重誓師，形同綁鴨子上架。北伐軍勢若破竹，於兩個月之內攻占武漢三鎮，可稱神速。雖說第四、七、八三軍將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絕非簡單的軍事勝利。其實就軍事實力而言，北伐軍是遠遠不能與北洋軍隊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蔣介石以及俄國顧問在內的廣州國民政府，遲遲不能決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們不難看出，在北伐軍事行動的背後有兩股龐大的力量在推動。其一是自五四運動以來，經過五卅慘案，所激發的全國性反帝愛國情操，使民族主義彌漫神州，形成風潮，莫之能禦。誠如鮑羅廷所說：“我們並沒有製造五卅慘案，而是別人送上門來的。”(見熊式一英文蔣傳，頁二二二)而此浩浩蕩蕩的風潮成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軍閥恰首當其衝。中國共產黨又借此風潮，組織工農，發動群眾運動，刻意宣傳。北伐軍無疑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聲浪中推進的。其二是來自蘇俄的援助，無論是人力與物力兩方麵的援助，都是在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所不可或缺的。鮑羅廷根本是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的總設計師，蔣介石東征北伐都有俄國軍事顧問在身邊。至於俄援軍火槍炮到底有多少，尚無確實數據。但李宗仁記得，北伐前夕，蔣介石曾告訴他，“俄國接濟革命軍的械彈已運抵黃埔港，約有步槍萬餘支，重機槍百餘挺，無線電發報機數十座。”(《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二o)今從俄國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還提供空軍，曾用之於江西戰場，並做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預算，美金二百六十萬元。(見wiburand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p.781)從此蛛絲馬跡，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沒有許多俄製裝備，即使有民氣可用，北伐亦難有成效。民氣與俄援無疑是北伐旗開得勝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蔣介石抵達京滬後，公開大肆反共清黨之餘，民氣(打倒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與俄援(特別是俄國顧問)竟均在譴責排斥之列，不亦怪哉!
孫中山晚年一直夢想北伐，曾身臨粵北韶關督師，終未如願。所謂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統一，與吳佩孚的自北而南的軍事統一雄圖，主義雖異，動武則一。由於連年戰亂，民不聊生，許多地方上的領袖遂倡導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後聯省自治，最後達成邦聯式的和平統一。陳炯明即因主張聯省自治而與孫中山鬧翻。
蔣介石絕非唯一繼承孫中山北伐遺誌之人，所有中山黨徒，無論左右，都想北伐以統一中國，國共合作之目的，為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亦非北伐莫辦。蘇俄軍援中國國民黨，更是要加強北伐的軍力。問題是有沒有武力統一的實力。蔣介石與俄國顧問季山嘉的爭論，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問題。如果俄人反對北伐，則派軍事顧問為了什麽？送來大批俄製軍火，又是為了什麽？所以李雲漢在《從容共到清黨》一書中說，蔣介石屢次提北伐，但為“俄顧問及共產黨徒迭次阻撓”，是豈有此理的。俄顧問不過是覺得大舉北伐尚非其時，蔣以此與季山嘉爭論，不過是製造中山艦事變諸多借口之一罷了。
事實上，蔣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對北伐仍是十分猶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廣西的軍隊已在衡陽一帶打得炮火連天，李宗仁於十日抵達廣州，勸蔣北伐，蔣居然說：“你初到廣州，不知道廣州的情形太複雜……現在如何能談到北伐呢？”
李跟蔣反複辯論很久，蔣的態度仍是十分躊躇。(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二oo至二o一)後來，李宗仁說動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始助長北伐的聲勢。同時二李明告蔣，推舉他為北伐的總司令。其實最有力的薦蔣者，乃是俄國顧問鮑羅廷。
鮑顧問於中山艦事變後，為了“團結”，刻意姑息蔣介石。五月間，蔣逼走胡漢民，逮捕吳鐵城、歐陽格，做替罪羊，將他們與熊克武等一起關押在虎門要塞的橫擋炮台。(見《郭汝槐回憶錄》，頁十七)鮑羅廷當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報告：“右派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不得不放棄他們的陰謀。”(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頁四六九)於是鮑羅廷大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惶愧力辭”!俄國人不懂“惶愧力辭”的傳統中國文化，竟然以去就力爭，聲言蔣如不就，他也不願意擔任顧問，大有同進退之意。(參閱《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雖於六月四日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仍無北伐的跡象，直至七月一日才下北伐動員令；到七月九日才在廣州舉行大規模的誓師典禮，由孫科捧孫中山遺像，國府主席譚延授印，以及監察委員吳稚暉獻旗；到七月下旬蔣介石才離開廣州，鮑羅廷在歡送宴會上仍然號召“在蔣同誌之下，共同前進，打倒敵人”。(見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當蔣介石在廣州轟轟烈烈誓師之時，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已據有湘南。李之第七軍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複長沙。當李、唐於七月十五日在衡陽會晤時，蔣介石還未離開廣州呢。誠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當北伐攻勢已取得成功後，才在廣州誓師的。(見jordan，thenorthernexpedition，p.73)換言之，蔣介石還未出師，李宗仁的第七軍、李濟深的第四軍，以及唐生智的第八軍已在湖南打了勝仗，總司令無與焉。
當時李、唐主張一鼓而下武漢，蔣介石卻要他們對鄂取守勢，將主力轉向江西，顯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戰場，表顯一下總司令別有妙計。但是在戰術上，奪取武漢，截斷長江中遊，畢竟是上策；在戰略上，轉攻江西，勢必進入孫傳芳的地盤，把原持中立的孫傳芳逼向吳佩孚，自是下策。蔣介石就任北伐軍總司令時雖已三十九歲，但基本軍事訓練原極有限，作戰經驗也無多。隻是為了想阻擋李、唐直取武漢，竟暴露了他在戰術與戰略上的低能。李宗仁還特別於八月九日再赴衡陽，歡迎北上的蔣總司令，並解釋直搗武漢的必要。(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o至二三一)蔣介石於八月十二日抵長沙開軍事會議，在俄國軍事顧問加倫將軍的影響下，最後才決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漢的提案。(參閱《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楊天石《尋求曆史的謎底》，頁四八四)
長沙軍事會議結束後，各軍正待命出發，蔣介石忽於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兩軍，在長沙東門外大校場舉行閱兵典禮，顯然要表示一下總司令的威風。不幸得很，顯威風結果變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有生動的描述：
當總司令的坐騎自第七軍前頭緩緩前進時，我緊隨其後，但見他時時緩緩舉手答禮，認真檢閱，態度從容肅穆，頗有大將風度。七軍檢閱完畢，第八軍排頭的軍樂隊立時奏樂。各樂器金光閃閃，樂聲大作，我在後看見總司令的坐騎已有點不聽調度的樣子。軍樂隊後麵便是號兵十餘人，當總司令的座騎剛走過軍樂隊的行列，號兵隊長一聲口令，十餘號兵立即單號吹奏。動作十分整齊，但見金光一閃，耀眼欲盲，接著號聲大作，尖銳刺耳。蔣總司令的座馬受此一驚，忽然大嘶一聲，前蹄高舉，立即向校場中心狂奔。大約蔣總司令平素不習騎馬，故勒韁不住，瞬息之間便失掉重心，隻見手足朝天，頓時翻鞍墜地。但是他的右腳仍套在腳踏鐙裏，被倒拖於地下。我在後睹狀，為之大驚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蔣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馬靴，且很鬆動，經馬一拖，便從腳上脫落下來。總司令被拖了兩丈遠，便和馬脫離，臥在地上。我們都連忙下馬，將他扶起，問其受傷沒有。但見總司令驚魂未定，氣喘籲籲，一身嗶嘰軍服上沾滿了汙泥，帽脫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狽不堪。這時，第八軍的號兵已停止吹奏，總司令部的副官也趕來把蔣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蔣總司令乃率領我們徒步閱兵，一顛一跛，勉強將閱兵式舉行完畢。(頁二三七)
在眾目睽睽之下，總司令墜馬落地，實在狼狽之至。不過，蔣介石還算有能耐，墜馬以後仍繼續檢閱分列式，並對官兵演說後才畢事。李宗仁指出，唐生智很迷信，以為“蔣氏爬不過第八軍這一關”，而想入非非。(見《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三八)其實蔣介石又何嚐不迷信，在日記中抱怨入湘以後，與唐生智“拒之不得，迎又不願”(見《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窩囊可知。
進兵武漢既定，李宗仁的第七軍與唐生智的第八軍揮師北上，節節勝利，於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嶽州，控製通往漢口的鐵路線，二十七日經血戰奪取汀泗橋。蔣介石於二日後乘火車經過，猶見“死屍累累，慘目傷心”。遲到的總司令於九月四日在武昌附近塗家灣，又召集軍事會議，但對敵情並不了解，遽下限四十八小時之內攻下武昌的命令，李宗仁等高級將領麵麵相覷，不好說什麽話。結果九月五日淩晨三時開始硬攻，傷亡慘重而不能下，隻好又下令停止攻擊。最後有賴第八軍先取漢陽，於九月六日攻克，翌日再進占漢口，至此武昌已成為甕中之鱉，不戰而降。北伐軍攻克武漢三鎮，總司令應該是十分風光，但是蔣介石心中有數，戰功既屬李宗仁與唐生智，而且在李、唐麵前出了醜，很不是滋味，遂決定“親督江西之戰”。(見《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一九二六牟八月二十九日)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蔣介石當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主要由於利用中山艦事件搞政變成功，由於權謀運用得手，而非因其軍事長才。事實上他的軍事才能甚短。更不應忽略的是，遲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對北伐仍感猶豫，後來第四、七、八軍已進兵湖南，北伐已成騎虎之勢，才隆重誓師，形同綁鴨子上架。北伐軍勢若破竹，於兩個月之內攻占武漢三鎮，可稱神速。雖說第四、七、八三軍將士用命，但如此神速，絕非簡單的軍事勝利。其實就軍事實力而言，北伐軍是遠遠不能與北洋軍隊相比的，此亦即是包括蔣介石以及俄國顧問在內的廣州國民政府，遲遲不能決定北伐的主因之一。
我們不難看出，在北伐軍事行動的背後有兩股龐大的力量在推動。其一是自五四運動以來，經過五卅慘案，所激發的全國性反帝愛國情操，使民族主義彌漫神州，形成風潮，莫之能禦。誠如鮑羅廷所說：“我們並沒有製造五卅慘案，而是別人送上門來的。”(見熊式一英文蔣傳，頁二二二)而此浩浩蕩蕩的風潮成為革命的助力，而北洋軍閥恰首當其衝。中國共產黨又借此風潮，組織工農，發動群眾運動，刻意宣傳。北伐軍無疑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聲浪中推進的。其二是來自蘇俄的援助，無論是人力與物力兩方麵的援助，都是在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所不可或缺的。鮑羅廷根本是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的總設計師，蔣介石東征北伐都有俄國軍事顧問在身邊。至於俄援軍火槍炮到底有多少，尚無確實數據。但李宗仁記得，北伐前夕，蔣介石曾告訴他，“俄國接濟革命軍的械彈已運抵黃埔港，約有步槍萬餘支，重機槍百餘挺，無線電發報機數十座。”(《李宗仁回憶錄》，頁二二o)今從俄國密件可知，北伐初期俄方還提供空軍，曾用之於江西戰場，並做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的航空預算，美金二百六十萬元。(見wiburand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p.781)從此蛛絲馬跡，可以略知俄援之非同小可。如果沒有許多俄製裝備，即使有民氣可用，北伐亦難有成效。民氣與俄援無疑是北伐旗開得勝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蔣介石抵達京滬後，公開大肆反共清黨之餘，民氣(打倒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與俄援(特別是俄國顧問)竟均在譴責排斥之列，不亦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