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大搞特務
內地學者眾口一詞，強調蔣介石與江浙財團以及帝國主義間之關係。這種關係不是沒有，但是不能強調。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蔣兩次勒索上海中國銀行，一葉知秋，可知與江浙財團的關係，並不那麽融洽。蔣雖與帝國主義的日本溝通，但親自率師至濟南，仍遭日帝羞辱，舉一反三，可知與帝國主義之關係，也不是那麽一廂情願。蔣介石也並沒有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江浙財團”和“帝國主義”的籃子裏，他最可依賴的無過於完完全全替他服務的特務組織。
其實任何想搞獨裁的人，都會重視特務，以為耳目。蔣介石的特務觀就是如此。他一生培養特務，成立特務機關，不遺餘力。但是一切都嚴守秘密，諱莫如深。戴笠(雨農)是他生平最心愛的頭號大特務。戴笠從事特務工作，由一個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萬人而成為超過十萬人的“軍統”，跟蔣介石關係之密，已到了蔣介石罰他跪，罵他下賤的程度(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遺訓》中戴笠自道的情況)，但在公開文獻中，一本又一本的蔣介石言論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記》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沒有這個人似的。這種嚴守秘密、諱莫如深的動作，真是耐人尋味極了。因為連戴笠都被蔣介石罰跪、罵下賤，特務人員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們找到一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蔣介石的秘密講話，是在杭州對特務人員講的，題目是《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在講話中，蔣介石毫不客氣地說：“有兩點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們。”兩點“吩咐”是：
第一，必須絕對服從命令：特務工作人員，就是領袖的耳目，你們所到的地方，就是領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們如果不實實在在盡心盡力去工作，領袖的耳目，就失了聰明，革命事業的進行，便會發生障礙。所以你們做耳目的人，務必要遵照首腦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進行一切，因此你們工作上最要緊的條件，就是絕對地服從主官的命令，除服從命令之外，沒有你們個人意誌的自由。……你們特務工作就是領袖的耳目，換句話講，就是領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隻有死心塌地地絕對服從主官的命令，隨時準備為領袖犧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們死就死、要你們活就活，絲毫沒有你們抉擇的餘地。第二，不許自作主張：你們特務工作人員既然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隻以絕對服從為天職，自己的生命身體，都已經完全貢獻於領袖，那麽，個人的意誌，當然更不待說是沒有絲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對於政治方麵，不能在領袖主張之外，自己做一點主張。……你們務必要以領袖或團體的主張為主張，以領袖或團體的意誌為意誌，才是忠實的革命者，惟能如此，才能推動革命事業以底於成功。(第十三卷，頁六至七)
這兩段非常露骨的講話，真使我們大開眼界!蔣介石毫不掩飾地指出特務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並且隻不過是“耳目與工具”而已，一點也不是別的。正因為蔣介石的尺碼不過如此，所以，從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為領袖做耳目”的信條，甘心為“耳目與工具”而不辭!晉見蔣介石時候，被罰跪也、被罵下賤也，也就不以為異，其身價在蔣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為低下，因為特務畢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稱走狗，可見之於《中美合作所誌》第一冊，頁二六二、三六七至三九九)於是，豪奴欺猢犬的情況，便有趣地發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保密局的後身情報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這樣幾段，寫一九二八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門，有時半夜三更才回來，一回來徐亮便手忙腳亂，因為戴先生這時便將他在外麵所搜集到的一些情報資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報告，經過戴先生核閱後，再由徐亮在燈下謄繕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畢才去睡覺，天還不亮又得起床，拿著徐亮寫好的報告匆匆出門而去。
那時候，領袖的官邸在中山門外的陵園，戴先生摸黑出門，到陵園實在有一段很長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錢時，便花三塊大洋坐部出租汽車趕去，要是沒有錢的話，便得徒步前往，風雨冰雪一概無阻。到領袖官邸去送報告是很不簡單的事情，當時的那位侍衛長尤其對戴先生大不高興，曾命令警衛人員不準戴先生進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樣進出不誤。有一次，戴先生正陪著一個人到官邱去晉謁領袖，出來的時候，在大門口正好遇到侍衛長，當時侍衛長指著戴先生忿然罵道：“……戴某人你下次再來時，我一定非關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卻不做一聲，默默而去。
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地顯示給我們：特務在蔣介石的統治網中，地位其實低下得很。(另一有趣的故事是沈醉所說戴笠當年隻能攔蔣介石汽車以遞報告的事。喬家才《再為戴笠辯誣》卻說不是攔汽車而是等蔣介石下汽車。“當時總司令的侍衛長是王世和，王不讓他晉謁總司令，也不給他轉呈報告。他不得已，才等候總司令下汽車時，跑步去呈上報告，這是他公開對人講過的，絕不是攔汽車。”但是，縱使不攔，也還是低下得很吧？)
《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又有這樣的標語：
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做領袖的耳目；做領袖的手足。
做“耳目”是真的，做“手足”就未免自抬身價了。
特務是主子的“耳目”，猶如工具，任人使喚，其性質也固賤。相反的，主子則必須尊貴，甚至還要神化。根據黃埔一期的蘇文欽的回憶，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當校長，就“最喜歡別人把他看作神聖一般，對他諂媚逢迎”。而且，每日三餐都與本校官佐在一個餐廳用膳，同起同坐。蔣到，大家起立；蔣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蔣動筷，大家才敢動筷；蔣吃罷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蔣離開餐廳，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見《我在蔣介石身邊的點滴回憶》，頁二二四)
蘇文欽還指出，蔣介石與陳潔如所住的寢室及其個人的辦公室也布置得很有神秘感，而且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二五年在汕頭、一九二六年在南昌，一九二七年以後，權力愈增，神秘性愈高。神秘使要人莫測高深，教人敬畏。據曾任北伐軍總司令部衛士大隊長宓熙說，蔣在廣州時就有一排人當保鏢，東征後擴編為衛士連，宓熙就是連長，“平常蔣介石出入行動，都由我帶一個班長和一班衛士隨從，在東山住的時候，也是如此。”(宓熙《我在蔣介石身邊的時候》，頁二四八)
我們偶然在澳大利亞發現一本一九二七年出版，用章回體寫的《新出偉人演義：蔣介石曆史》，作者署名粵人陳國時，把蔣寫得神乎其神，說孫中山是中國的大偉人，“一手劈開新世界”，而那個小英雄就是“本書上的主人翁，打敗至今最稱勇敢，最稱善於用兵，在軍人之中最稱頭兒腦兒、頂兒尖兒的孚威上將軍吳佩孚之蔣介石是也。”(頁二)更說蔣在小孩子時，就向他爹爹說：“孩兒將來生成長大，定要與漢人爭一口氣，打倒滿夷，還我漢族江山，方算得一個世間奇男子，人間大丈夫。”(頁三)還說蔣初入新學堂，就在運動會大顯好身手，賽跑起來，“兩條腿好比飛毛腿一樣，誰個也追不上他。”(頁八)不過他就是不玩撐杆跳，原來他認為，“跳高則跳高矣，何必要因撐而高，撐杆跳者完全靠在一根竹上”，不屑有所依靠，以顯示他的誌氣。最最有趣的是，說少年蔣介石是足球健將，有位“妙齡女郎在會場上觀看，見介石衝鋒之勇敢，實為雙方隊員中之鳳毛麟角，妙齡女子見了英俊少年，自然發出一種愛情來”。(頁十九)又妄說蔣赴日本學軍事前，已由蔣百裏介紹認識孫中山(頁二十六)，“及至中山物化，黨中無主，廣州政局淩亂不堪，蔣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占領廣州，獨行其是，宣言奉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如此之後，革命黨中知蔣介石是個當世健者，鹹來附和”。(頁三十五)類此粗糙的編造，無非要為沒有特異事跡的英雄，製造事跡。這本小冊子使我們知道，蔣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就開始為自己造勢了。
等到蔣爬到權力高峰，造勢變成造神了。這種神化，到了蔣介石死後，經由大學教授級的不斷鼓吹，可算登峰造極。舉兩個抽樣：第一個抽樣是台大教授葉慶炳寫的《生活在偉人光輝裏》，發表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聯合報》，其中有：
三年前的四月五日午夜，蔣公離我們而去。那時刻，台北本來好好的天氣，突然疾雷驟雨，聲勢令人驚悸。平時我讀古人傳記，常常發現當一位偉人溘然長逝，自然界會出現突如其來的變異。從前我總認為這種神話式的記載，目的無非在渲染偉人之不平凡。由於崇拜偉人，有人編織了偉人臨終時的神話；也由於崇拜偉人，大家願意相信這種神話。於是，神話也成了曆史。可是，自從我親身經曆了蔣公逝世那夜的突發性疾雷驟雨，我不敢再堅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個抽樣是師大教授江應龍寫的《蔣總統是神》，發表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幼獅月刊》，其中又有：
盡管現在是科學時代、盡管現在是民主時代，但是我仍然肯定地說：“蔣總統是神!”
從上麵兩個抽樣裏，我們可以看到五十年造神運動的後果，到達如此封建迷信的田地。任卓宣居然還表示，“這是好現象”!(見台北《自由日報》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任卓宣又名葉青，是台北政大教授、政治作戰學校教授，且是當年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代理部長，他的認定，可算是國民黨處心積慮神化蔣介石的一番畫龍點睛。為了建立權力中心，一發不可收拾，以至於此!
話說中原大戰結束之後，蔣介石以為獨裁在望，更加積極部署個人權力的建立。歐戰以後出現法西斯主義(fascism)。意大利的墨索裏尼首組黑衫黨(fascidbuttimento)，以鼓吹之，法西斯主義亦於一九二o年輸入中國，“力行社”就是“意大利黑衣隊的鐵血主義者”。(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十)蔣介石口口聲聲三民主義，為了鞏固他的革命法統，但是為了獨裁，他不能不被法西斯主義所吸引。結果是掛三民主義的羊頭，賣法西斯主義的狗肉。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就曾指責蔣介石“以三民主義為標榜，而實際推行的，乃是武力統治的獨裁專製主義”。(見胡漢民《武力統治者的法西斯蒂運動》)
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的國民會議上，就公然說，當今世界三種政治理論中，共產主義與民主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均不可取，而盛稱法西斯蒂政治理論，“認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並肯定意大利法西斯黨當政之後，肅清社會紊亂，令他十分向往“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見蔣介石《國民會議開幕詞》，載《國民會議實錄》)蔣於一九三五年更宣稱法西斯可以救中國，為中國所急需。(見《藍衣社組織上反滿抗日活動實例》載《藍衣社把關南為資料》，頁十一)
在蔣授意下，蔣係人馬積極從事學術文化事業，也大力宣揚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要中國強盛，隻有用“法西斯手段來推行三民主義”，鼓吹“領袖獨裁”，以及“樹立最高領袖之信仰”等等。在法西斯主義的引導下，蔣介石先後建立了“中央俱樂部”)和“複興社”，作為行動的工具，爾後又發展出“中統”和“軍統”兩個龐大的特務組織。
“複興社”又稱藍衣社，相當於墨索裏尼的黑衫與希特勒棕衫，大約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南京秘密成立，其核心分子為黃埔出身，又曾侍從過蔣介石的人，如賀衷寒、鄭文儀、戴笠、鄭介民等，還有自命精通理論的劉健群等人，無一不是蔣之心腹，以“絕對服從領袖”自矢，認為“法西斯獨裁是中國的唯一救主”。英文《劍橋中國史》亦肯定蔣介石以德、意軍國主義為模式。(頁一四五)他組訓青年，派人到部隊去監視軍官，搞黨團活動，用斷然手段掃蕩黨內“反動分子”，沒收反動分子財產以及收取黨費十分之六為活動基金，奉蔣介石為領袖，要“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甘願為蔣之耳目。複興社自成立以後，發展迅速，骨幹分子曾分批派往德國，接受“蓋世太保”的訓練。在五年之內，從四十餘人的組織，發展到將近十萬人之多，亦因而形成派係，諸如戴笠的特務係、陳誠的軍事係、康澤的別動係，以及賀衷寒的政訓係，分別經由黨政管道，控製政府與社會的各個方麵，從事迫害、盯梢、恐嚇、綁架、監禁，甚至暗殺等行動。如三十年代，轟動一時的楊杏佛與史量才謀殺案，一時諱莫如深，然而事過境遷，特務紛紛寫回憶錄、一一招認。軍統的沈醉更明言，殺中央研究院的楊杏佛，為了警告宋慶齡，殺《申報》主筆史量才，因懷疑與共產黨有關係，都出自蔣介石的意旨，特務不過是執行的工具。(參閱沈醉《軍統內幕》上冊，頁一九三至二o二)另外還可通過法令，逮捕異己，鉗製言論。最後中央權力完全集中於蔣介石一人。
一九三三年，為了江西剿共，“複興社”主持“廬山軍官訓練班”，由蔣介石親自坐鎮，教導希特勒那一套。德國軍事顧問團一百餘人，進駐廬山，傳授妙計。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中各重要機構，也多有德國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參參與。意籍高等顧問史丹法尼就建議中國應當在全國惟一最高首領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以服從就統一”、“以統一謀建設”、“以武力爭和平”。這種法西斯精神講話，為蔣介石捧場、敲邊鼓，令蔣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後，蔣仍要中國駐意大使轉致“國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務組織不僅幫助蔣介石鞏固權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軍事作戰時，扮演間諜的角色，偷看敵人的底牌。所謂偷看底牌，就是偷譯對方的密碼。桂係三巨頭之一的黃紹竑，在《五十回憶》書中透露，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o年間內戰時，桂係方麵的密碼，都被蔣介石方麵推譯出來。正由於偷譯對方密碼的成功，更予蔣以“料敵如神”、“天縱英明”的形象。
據情報局秘密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傳》：“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將軍介紹一位擅長無線電通訊的魏大銘給戴先生，乃即著手從人才的吸收訓練、電機的研究製造，與內外通訊網的建立各方麵，迅謀發展。”其實在魏大銘以前，蔣介石就在這方麵坐享其利了。據魏大銘《評述戴雨農先生的事功》(《傳記文學》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憶：
民國十八年交通部國際電訊局長溫毓慶博士，由財政部長宋子文的財務支持，研破了桂係的上海秘密電台xhfa的密電，情報為蔣總司令所用，及繼續擴展及於馮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報而贏得中原大戰，石友三、唐生智等叛變諸役，幾次解救蔣總司令於危難之中，極有貢獻。此種密電情報，當時由林蔚文將軍經手，呈轉處理，用後即毀，不存檔案，了無痕跡，後來侍從室即循此規例，故知者極少而識者幾無，人但知蔣委員長之神機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電情報。(頁四十九)
蔡孟堅也於《八十談奇》中談到，中原大戰時以時遷手段，偷得鹿鍾麟總部新頒的密電本，以陳立夫名義送交總部機要室，大收戰果，受到蔣介石的召見，“深予嘉勉”。特務之功大矣哉!蔣介石焉得不重視特務？
蔣介石北伐到江西時，身邊已有一大批侍從秘書、副官衛士等等。他原本用人惟親，而這些人更是親上加親，如第一個擔任侍從秘書的毛慶祥，乃溪口世交毛穎甫的兒子；另一個侍從秘書汪日章，排起行來，乃蔣介石的表兄弟；再一個侍從秘書俞國華，乃蔣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國華的助手周宏濤，則是蔣介石密友的孫子。為蔣介石監印的薑輔成，由蔣介石同鄉、交易所舊友應夢卿介紹，另一個監印官沈紹洙，也是奉化人。親戚關係、密友關係、浙江人、黃埔以及後來的中央政治學校出身，成為蔣介石周圍親信選擇的標準，也是他權力中心的一塊基石。
一九三二年，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後，決定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設立南昌行營，指揮剿共，一手包辦黨政軍大事，乃擴大侍從秘書、副官以及侍衛人員的編製，組織侍從室，猶如清朝雍正皇帝的軍機處。到一九三六年一月，正式改組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下設兩個處，錢大鈞任侍一處主任掌軍事，轄總務、參謀、警衛三組。陳布雷為侍二處主任，掌政治與黨務，轄政治黨務和侍從秘書兩組。侍從秘書的名義時而授予黨政簡任以上人員，以備谘詢或外調，猶如舊皇朝的翰林院。至於警衛已不是一排或一連，而是大隊，同時配有便衣侍衛，由侍衛長統一調度。侍從室的權力自然而然地淩駕政府各部門之上，舉凡國民黨全會、中執會、中央委員會，也都成了獨裁者的橡皮圖章，其顯赫似猶超過清朝的軍機處。一九三o年的蔣介石，顯然已具有皇帝的架勢，隻是他皇命所及的疆域，仍然無法涵蓋全中國耳。
內地學者眾口一詞，強調蔣介石與江浙財團以及帝國主義間之關係。這種關係不是沒有，但是不能強調。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蔣兩次勒索上海中國銀行，一葉知秋，可知與江浙財團的關係，並不那麽融洽。蔣雖與帝國主義的日本溝通，但親自率師至濟南，仍遭日帝羞辱，舉一反三，可知與帝國主義之關係，也不是那麽一廂情願。蔣介石也並沒有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江浙財團”和“帝國主義”的籃子裏，他最可依賴的無過於完完全全替他服務的特務組織。
其實任何想搞獨裁的人，都會重視特務，以為耳目。蔣介石的特務觀就是如此。他一生培養特務，成立特務機關，不遺餘力。但是一切都嚴守秘密，諱莫如深。戴笠(雨農)是他生平最心愛的頭號大特務。戴笠從事特務工作，由一個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萬人而成為超過十萬人的“軍統”，跟蔣介石關係之密，已到了蔣介石罰他跪，罵他下賤的程度(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遺訓》中戴笠自道的情況)，但在公開文獻中，一本又一本的蔣介石言論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記》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沒有這個人似的。這種嚴守秘密、諱莫如深的動作，真是耐人尋味極了。因為連戴笠都被蔣介石罰跪、罵下賤，特務人員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們找到一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蔣介石的秘密講話，是在杭州對特務人員講的，題目是《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在講話中，蔣介石毫不客氣地說：“有兩點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們。”兩點“吩咐”是：
第一，必須絕對服從命令：特務工作人員，就是領袖的耳目，你們所到的地方，就是領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們如果不實實在在盡心盡力去工作，領袖的耳目，就失了聰明，革命事業的進行，便會發生障礙。所以你們做耳目的人，務必要遵照首腦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進行一切，因此你們工作上最要緊的條件，就是絕對地服從主官的命令，除服從命令之外，沒有你們個人意誌的自由。……你們特務工作就是領袖的耳目，換句話講，就是領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隻有死心塌地地絕對服從主官的命令，隨時準備為領袖犧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們死就死、要你們活就活，絲毫沒有你們抉擇的餘地。第二，不許自作主張：你們特務工作人員既然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隻以絕對服從為天職，自己的生命身體，都已經完全貢獻於領袖，那麽，個人的意誌，當然更不待說是沒有絲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對於政治方麵，不能在領袖主張之外，自己做一點主張。……你們務必要以領袖或團體的主張為主張，以領袖或團體的意誌為意誌，才是忠實的革命者，惟能如此，才能推動革命事業以底於成功。(第十三卷，頁六至七)
這兩段非常露骨的講話，真使我們大開眼界!蔣介石毫不掩飾地指出特務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並且隻不過是“耳目與工具”而已，一點也不是別的。正因為蔣介石的尺碼不過如此，所以，從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為領袖做耳目”的信條，甘心為“耳目與工具”而不辭!晉見蔣介石時候，被罰跪也、被罵下賤也，也就不以為異，其身價在蔣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為低下，因為特務畢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稱走狗，可見之於《中美合作所誌》第一冊，頁二六二、三六七至三九九)於是，豪奴欺猢犬的情況，便有趣地發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保密局的後身情報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這樣幾段，寫一九二八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門，有時半夜三更才回來，一回來徐亮便手忙腳亂，因為戴先生這時便將他在外麵所搜集到的一些情報資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報告，經過戴先生核閱後，再由徐亮在燈下謄繕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畢才去睡覺，天還不亮又得起床，拿著徐亮寫好的報告匆匆出門而去。
那時候，領袖的官邸在中山門外的陵園，戴先生摸黑出門，到陵園實在有一段很長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錢時，便花三塊大洋坐部出租汽車趕去，要是沒有錢的話，便得徒步前往，風雨冰雪一概無阻。到領袖官邸去送報告是很不簡單的事情，當時的那位侍衛長尤其對戴先生大不高興，曾命令警衛人員不準戴先生進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樣進出不誤。有一次，戴先生正陪著一個人到官邱去晉謁領袖，出來的時候，在大門口正好遇到侍衛長，當時侍衛長指著戴先生忿然罵道：“……戴某人你下次再來時，我一定非關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卻不做一聲，默默而去。
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地顯示給我們：特務在蔣介石的統治網中，地位其實低下得很。(另一有趣的故事是沈醉所說戴笠當年隻能攔蔣介石汽車以遞報告的事。喬家才《再為戴笠辯誣》卻說不是攔汽車而是等蔣介石下汽車。“當時總司令的侍衛長是王世和，王不讓他晉謁總司令，也不給他轉呈報告。他不得已，才等候總司令下汽車時，跑步去呈上報告，這是他公開對人講過的，絕不是攔汽車。”但是，縱使不攔，也還是低下得很吧？)
《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又有這樣的標語：
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做領袖的耳目；做領袖的手足。
做“耳目”是真的，做“手足”就未免自抬身價了。
特務是主子的“耳目”，猶如工具，任人使喚，其性質也固賤。相反的，主子則必須尊貴，甚至還要神化。根據黃埔一期的蘇文欽的回憶，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當校長，就“最喜歡別人把他看作神聖一般，對他諂媚逢迎”。而且，每日三餐都與本校官佐在一個餐廳用膳，同起同坐。蔣到，大家起立；蔣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蔣動筷，大家才敢動筷；蔣吃罷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蔣離開餐廳，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見《我在蔣介石身邊的點滴回憶》，頁二二四)
蘇文欽還指出，蔣介石與陳潔如所住的寢室及其個人的辦公室也布置得很有神秘感，而且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二五年在汕頭、一九二六年在南昌，一九二七年以後，權力愈增，神秘性愈高。神秘使要人莫測高深，教人敬畏。據曾任北伐軍總司令部衛士大隊長宓熙說，蔣在廣州時就有一排人當保鏢，東征後擴編為衛士連，宓熙就是連長，“平常蔣介石出入行動，都由我帶一個班長和一班衛士隨從，在東山住的時候，也是如此。”(宓熙《我在蔣介石身邊的時候》，頁二四八)
我們偶然在澳大利亞發現一本一九二七年出版，用章回體寫的《新出偉人演義：蔣介石曆史》，作者署名粵人陳國時，把蔣寫得神乎其神，說孫中山是中國的大偉人，“一手劈開新世界”，而那個小英雄就是“本書上的主人翁，打敗至今最稱勇敢，最稱善於用兵，在軍人之中最稱頭兒腦兒、頂兒尖兒的孚威上將軍吳佩孚之蔣介石是也。”(頁二)更說蔣在小孩子時，就向他爹爹說：“孩兒將來生成長大，定要與漢人爭一口氣，打倒滿夷，還我漢族江山，方算得一個世間奇男子，人間大丈夫。”(頁三)還說蔣初入新學堂，就在運動會大顯好身手，賽跑起來，“兩條腿好比飛毛腿一樣，誰個也追不上他。”(頁八)不過他就是不玩撐杆跳，原來他認為，“跳高則跳高矣，何必要因撐而高，撐杆跳者完全靠在一根竹上”，不屑有所依靠，以顯示他的誌氣。最最有趣的是，說少年蔣介石是足球健將，有位“妙齡女郎在會場上觀看，見介石衝鋒之勇敢，實為雙方隊員中之鳳毛麟角，妙齡女子見了英俊少年，自然發出一種愛情來”。(頁十九)又妄說蔣赴日本學軍事前，已由蔣百裏介紹認識孫中山(頁二十六)，“及至中山物化，黨中無主，廣州政局淩亂不堪，蔣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占領廣州，獨行其是，宣言奉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如此之後，革命黨中知蔣介石是個當世健者，鹹來附和”。(頁三十五)類此粗糙的編造，無非要為沒有特異事跡的英雄，製造事跡。這本小冊子使我們知道，蔣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就開始為自己造勢了。
等到蔣爬到權力高峰，造勢變成造神了。這種神化，到了蔣介石死後，經由大學教授級的不斷鼓吹，可算登峰造極。舉兩個抽樣：第一個抽樣是台大教授葉慶炳寫的《生活在偉人光輝裏》，發表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聯合報》，其中有：
三年前的四月五日午夜，蔣公離我們而去。那時刻，台北本來好好的天氣，突然疾雷驟雨，聲勢令人驚悸。平時我讀古人傳記，常常發現當一位偉人溘然長逝，自然界會出現突如其來的變異。從前我總認為這種神話式的記載，目的無非在渲染偉人之不平凡。由於崇拜偉人，有人編織了偉人臨終時的神話；也由於崇拜偉人，大家願意相信這種神話。於是，神話也成了曆史。可是，自從我親身經曆了蔣公逝世那夜的突發性疾雷驟雨，我不敢再堅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個抽樣是師大教授江應龍寫的《蔣總統是神》，發表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幼獅月刊》，其中又有：
盡管現在是科學時代、盡管現在是民主時代，但是我仍然肯定地說：“蔣總統是神!”
從上麵兩個抽樣裏，我們可以看到五十年造神運動的後果，到達如此封建迷信的田地。任卓宣居然還表示，“這是好現象”!(見台北《自由日報》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任卓宣又名葉青，是台北政大教授、政治作戰學校教授，且是當年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代理部長，他的認定，可算是國民黨處心積慮神化蔣介石的一番畫龍點睛。為了建立權力中心，一發不可收拾，以至於此!
話說中原大戰結束之後，蔣介石以為獨裁在望，更加積極部署個人權力的建立。歐戰以後出現法西斯主義(fascism)。意大利的墨索裏尼首組黑衫黨(fascidbuttimento)，以鼓吹之，法西斯主義亦於一九二o年輸入中國，“力行社”就是“意大利黑衣隊的鐵血主義者”。(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十)蔣介石口口聲聲三民主義，為了鞏固他的革命法統，但是為了獨裁，他不能不被法西斯主義所吸引。結果是掛三民主義的羊頭，賣法西斯主義的狗肉。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就曾指責蔣介石“以三民主義為標榜，而實際推行的，乃是武力統治的獨裁專製主義”。(見胡漢民《武力統治者的法西斯蒂運動》)
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的國民會議上，就公然說，當今世界三種政治理論中，共產主義與民主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均不可取，而盛稱法西斯蒂政治理論，“認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並肯定意大利法西斯黨當政之後，肅清社會紊亂，令他十分向往“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見蔣介石《國民會議開幕詞》，載《國民會議實錄》)蔣於一九三五年更宣稱法西斯可以救中國，為中國所急需。(見《藍衣社組織上反滿抗日活動實例》載《藍衣社把關南為資料》，頁十一)
在蔣授意下，蔣係人馬積極從事學術文化事業，也大力宣揚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要中國強盛，隻有用“法西斯手段來推行三民主義”，鼓吹“領袖獨裁”，以及“樹立最高領袖之信仰”等等。在法西斯主義的引導下，蔣介石先後建立了“中央俱樂部”)和“複興社”，作為行動的工具，爾後又發展出“中統”和“軍統”兩個龐大的特務組織。
“複興社”又稱藍衣社，相當於墨索裏尼的黑衫與希特勒棕衫，大約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南京秘密成立，其核心分子為黃埔出身，又曾侍從過蔣介石的人，如賀衷寒、鄭文儀、戴笠、鄭介民等，還有自命精通理論的劉健群等人，無一不是蔣之心腹，以“絕對服從領袖”自矢，認為“法西斯獨裁是中國的唯一救主”。英文《劍橋中國史》亦肯定蔣介石以德、意軍國主義為模式。(頁一四五)他組訓青年，派人到部隊去監視軍官，搞黨團活動，用斷然手段掃蕩黨內“反動分子”，沒收反動分子財產以及收取黨費十分之六為活動基金，奉蔣介石為領袖，要“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甘願為蔣之耳目。複興社自成立以後，發展迅速，骨幹分子曾分批派往德國，接受“蓋世太保”的訓練。在五年之內，從四十餘人的組織，發展到將近十萬人之多，亦因而形成派係，諸如戴笠的特務係、陳誠的軍事係、康澤的別動係，以及賀衷寒的政訓係，分別經由黨政管道，控製政府與社會的各個方麵，從事迫害、盯梢、恐嚇、綁架、監禁，甚至暗殺等行動。如三十年代，轟動一時的楊杏佛與史量才謀殺案，一時諱莫如深，然而事過境遷，特務紛紛寫回憶錄、一一招認。軍統的沈醉更明言，殺中央研究院的楊杏佛，為了警告宋慶齡，殺《申報》主筆史量才，因懷疑與共產黨有關係，都出自蔣介石的意旨，特務不過是執行的工具。(參閱沈醉《軍統內幕》上冊，頁一九三至二o二)另外還可通過法令，逮捕異己，鉗製言論。最後中央權力完全集中於蔣介石一人。
一九三三年，為了江西剿共，“複興社”主持“廬山軍官訓練班”，由蔣介石親自坐鎮，教導希特勒那一套。德國軍事顧問團一百餘人，進駐廬山，傳授妙計。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中各重要機構，也多有德國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參參與。意籍高等顧問史丹法尼就建議中國應當在全國惟一最高首領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以服從就統一”、“以統一謀建設”、“以武力爭和平”。這種法西斯精神講話，為蔣介石捧場、敲邊鼓，令蔣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後，蔣仍要中國駐意大使轉致“國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務組織不僅幫助蔣介石鞏固權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軍事作戰時，扮演間諜的角色，偷看敵人的底牌。所謂偷看底牌，就是偷譯對方的密碼。桂係三巨頭之一的黃紹竑，在《五十回憶》書中透露，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o年間內戰時，桂係方麵的密碼，都被蔣介石方麵推譯出來。正由於偷譯對方密碼的成功，更予蔣以“料敵如神”、“天縱英明”的形象。
據情報局秘密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傳》：“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將軍介紹一位擅長無線電通訊的魏大銘給戴先生，乃即著手從人才的吸收訓練、電機的研究製造，與內外通訊網的建立各方麵，迅謀發展。”其實在魏大銘以前，蔣介石就在這方麵坐享其利了。據魏大銘《評述戴雨農先生的事功》(《傳記文學》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憶：
民國十八年交通部國際電訊局長溫毓慶博士，由財政部長宋子文的財務支持，研破了桂係的上海秘密電台xhfa的密電，情報為蔣總司令所用，及繼續擴展及於馮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報而贏得中原大戰，石友三、唐生智等叛變諸役，幾次解救蔣總司令於危難之中，極有貢獻。此種密電情報，當時由林蔚文將軍經手，呈轉處理，用後即毀，不存檔案，了無痕跡，後來侍從室即循此規例，故知者極少而識者幾無，人但知蔣委員長之神機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電情報。(頁四十九)
蔡孟堅也於《八十談奇》中談到，中原大戰時以時遷手段，偷得鹿鍾麟總部新頒的密電本，以陳立夫名義送交總部機要室，大收戰果，受到蔣介石的召見，“深予嘉勉”。特務之功大矣哉!蔣介石焉得不重視特務？
蔣介石北伐到江西時，身邊已有一大批侍從秘書、副官衛士等等。他原本用人惟親，而這些人更是親上加親，如第一個擔任侍從秘書的毛慶祥，乃溪口世交毛穎甫的兒子；另一個侍從秘書汪日章，排起行來，乃蔣介石的表兄弟；再一個侍從秘書俞國華，乃蔣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國華的助手周宏濤，則是蔣介石密友的孫子。為蔣介石監印的薑輔成，由蔣介石同鄉、交易所舊友應夢卿介紹，另一個監印官沈紹洙，也是奉化人。親戚關係、密友關係、浙江人、黃埔以及後來的中央政治學校出身，成為蔣介石周圍親信選擇的標準，也是他權力中心的一塊基石。
一九三二年，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後，決定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設立南昌行營，指揮剿共，一手包辦黨政軍大事，乃擴大侍從秘書、副官以及侍衛人員的編製，組織侍從室，猶如清朝雍正皇帝的軍機處。到一九三六年一月，正式改組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下設兩個處，錢大鈞任侍一處主任掌軍事，轄總務、參謀、警衛三組。陳布雷為侍二處主任，掌政治與黨務，轄政治黨務和侍從秘書兩組。侍從秘書的名義時而授予黨政簡任以上人員，以備谘詢或外調，猶如舊皇朝的翰林院。至於警衛已不是一排或一連，而是大隊，同時配有便衣侍衛，由侍衛長統一調度。侍從室的權力自然而然地淩駕政府各部門之上，舉凡國民黨全會、中執會、中央委員會，也都成了獨裁者的橡皮圖章，其顯赫似猶超過清朝的軍機處。一九三o年的蔣介石，顯然已具有皇帝的架勢，隻是他皇命所及的疆域，仍然無法涵蓋全中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