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抗戰，人員傷亡的慘重、財產損失的巨大，難以估計。所謂消耗，我方所耗十倍於敵人；所謂持久，不過在淞滬堅持了三個月。在上海能打上三個月確實已很了不起，至少打破日本人想於三個月內征服中國的夢想，然而為了持久抗戰、保存實力，必須適可而止。但是蔣介石竟被英美各報讚揚我軍在滬英勇抗敵而陶醉，居然於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親往前線視察時，向高級指揮官訓話說要在精神上“勝過敵人”，“使敵人潰滅”!(《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四卷，頁六四二)這種魯迅所說的阿q式精神勝利法，並無補實際，我軍雖浴血奮戰，實已疲憊不堪，苦撐下去隻是無謂的消耗，可是不知兵的最高統帥，相信精神勝利法，三令五申：“擅自撤退，軍法從事。”況且他隻喜歡聽報佳音，聽到壞情況就大發脾氣，以至於上下詭報士氣旺盛，掩飾實況。最後大本營副參謀長白崇禧等再三苦諫，才準予向吳福線和錫澄線國防陣地轉移。
哪知轉移命令已經下達，蔣介石得知九國公約將於十一月三日在北京開會可能製裁日本，又決定收回成命，嚴令各部回到原有陣地死守。知兵的白崇禧告訴蔣，在敵人強大炮火下，已開始撤退的部隊若再回原陣地，必起混亂，甚至不可收拾，但蔣堅持不聽。不聽軍事基本常識的後果，果然是進退失序而起紊亂，而日寇三個師團正好於十一月五日在杭州灣登陸，企圖對我軍包抄殲滅。在此緊急情況下，唯有再倉促撤退，已無時間計劃，以致十萬大軍擁擠於公路之上，地麵上有敵人坦克追擊，天空上有敵機轟炸，隻能各自疏散，完全失去控製。幸而撤至吳福線和錫澄線陣地的部隊，據馮玉祥說，因倉促之間找不到工事位置，或找到工事而找不到鑰匙(見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結果這個蔣介石建設多年的國防工事完全沒有發揮作用而放棄，豈非天大的笑話？陳誠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昌珞珈山將校研究班，講《滬戰的經過與教訓》，也承認不能整齊而有計劃的退卻，是很失策的。(原件藏南京二檔館)蔣介石一意孤行導致撤退不當，使淞滬之敗更加雪上加霜！
從代價甚昂的淞滬之戰到極度混亂的倉促撤退，再度證實蔣氏軍事指揮能力的嚴重缺失。任何指揮官如此，都應撤職查辦，但誰又能撒蔣委員長的職呢？中國軍民隻好跟著他硬幹。他的軍事知識如此，政治常識又如何？從他冀望於九國公約會議，可見對世界局勢懵懂無知，結果不僅德國與意大利幫日本說話，連英法也表示“中立”、“不介入戰爭”，根本無法給予日本侵略者任何製裁。蔣介石的希望落空，但是他的一念之差，不知冤死了多少浴血奮戰的英勇官兵，以及無辜橫死的中國百姓。
日寇以陸海空三軍重型裝備追擊潰不成軍的我軍，並分兵三路進攻南京。在這種情況之下，凡稍具軍事常識者皆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實在不需要再做無謂的犧牲。所以當蔣介石於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連續召開三次軍事會議時，德國軍事顧問團長法肯豪森、李宗仁、白崇禧都不主張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張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按國際公法不能再動武，可免敵人借口燒殺平民(參閱《李宗仁回憶錄》、whentigersfightp.66)，不過從政治上考慮，南京是首都，終不能不戰而棄守，故大本營作戰組長劉斐建議，以少數部隊做象征性防守，然後主動而有序地撤退。可是蔣介石既不聽李宗仁等的主張，也不接納劉斐的建議，把心思放在所謂國府和國父陵寢所在地上，因此必須死守。是以當唐生智慷慨陳詞，願與南京共存亡雲雲，正中蔣意，即命唐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死守首都。不過不到兩天，蔣於十一月二十日又宣布遷都四川重慶。蔣介石又於十二月四日，召集師長以上將領開會，說是守南京為了“牽製敵人兵力”，更說將親率雲南部隊來解南京之圍雲雲。蔣介石又於十二月十一日晚上，自江西發電報給唐生智，說是“如情況不能持久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原件藏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又不要死守了。事後看來，都是不負責任的亂決策。事實上，他早於日軍開始攻擊南京外圍的七日清晨，飛往江西去也。
聲言死守南京的唐生智，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聞記者說明保衛南京要做的兩件事：“第一，即本人及所屬部隊誓與南京共存亡，不惜犧牲於南京保衛戰中；第二，此種犧牲定將使敵人付出莫大之代價。”(引自宋希濂《鷹犬將軍》上冊，頁一七五)十二月九日，唐生智以司令長官發布命令，仍以“共存亡”為言，並命第七十八軍軍長宋希濂“負責指揮沿江憲警，嚴禁部隊官兵私自乘船渡江，違者即行拘捕嚴辦，倘敢違抗，準以武力製止”(同書，頁一八一)。似乎確有死守不退的決心。然而當十二月十日，日軍開始大舉攻城時，唐生智忽奉軍事委員會電令：“如情況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十二日下午敵軍攻占中華門，不到兩天全城就被攻破。唐原無撤退計劃，當日隻開了二十分鍾的撤退會議，就決定分路突圍，以至於造成當晚在下關極度混亂的悲慘情況。據李宗仁說，“撤退時毫無計劃，任由官兵亂竄，各自逃生，少數勇敢部隊不知究竟，誤認友軍畏縮，擅自撤退，竟在城樓上架起機槍，掃射潰竄出城的友軍，卒至自相殘殺、死傷枕藉，慘烈之至”(《李宗仁回憶錄》，頁四五八)的地步。
“自相殘殺”之後，日軍於翌日進城，又大肆燒殺奸淫，造成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當時有二十七名外國傳教士、醫生、教師自願留下不走，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做了見證，為南京成為“人間地獄”(alivinghee)留下記錄。其實，日軍在進入南京之前，已開始沿途殺中國人為競賽遊戲，並見諸日本報紙(詳閱wilson，whentigersfight，p.68-81)。然而戰後迄今還有不少日本人想賴賬，說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難的三十萬軍民之慨了(三十萬之數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南京守不住，無可責怪，敵人挾兵員與武器的優勢，以陸空立體戰鬥向易攻難守之據點進攻,勢不可擋。所可議者，“與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若以死守之堅誌與敵周旋，雖敗猶可予敵重創。奈蔣介石一麵與唐生智誓言死戰，另一方麵仍抱德國調停的希望。然則和戰猶是未定，難以齊一心誌。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於南京一隅，未能布置兵力於首都周圍都邑以為屏障，以便呼應運動其間，以消耗敵軍，因而處處被動，使南京成為死棋，隻能挨打。官兵再勇敢，雖不惜性命，但恨殺敵太少。及至不得不退卻轉移，倉促之間，命令無法實行，造成嚴重的無端傷亡。如此犧牲，豈非更加可惜？而此無關敵軍之強，實由於我方戰術、戰略之不當。蔣介石與唐生智都不能辭此咎。而蔣氏於十二月十三日發表“為我軍退出南京宣言”，竟謂：“政府所在地既已他遷，南京在政治上、軍事上皆無重要性可言。予作戰計劃，本定於敵軍炮火過烈，使我軍做無謂犧牲過甚之時，將陣線向後轉移。今本此計劃，令南京駐軍退守其他陣地，繼續抗戰。”(載《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計劃行事，完成使命而轉移。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事實上，因其計劃之錯誤與混亂，不知造成多少無謂的犧牲!
南京失陷後，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指出“要維持國家的命脈，就一定要死守武漢”，“要鞏固武漢，就要東守津浦，北守道清”(《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五卷，頁十三至十四)，因為津浦與道清兩條鐵路乃武漢三鎮的屏障，保衛武漢屏障的責任則落在坐鎮徐州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身上。日軍在魯南之師，於三月十日南下，孤軍深入，在台兒莊被中國以大兵團包圍，至少殲敵一萬二千餘人(據日方估計)，頗能振奮人心，隻是兵力雖多，乘勝攻擊仍感乏力，應殲而未能盡殲深入的日軍，更不能擴大戰果，改變戰局。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得台兒莊捷報之後，於一個月內再調二十萬人，總共六十萬人，要與增援的三十萬日軍，在徐州“一決雌雄”，也就是要做決定性的陣地戰，忘了幾個月前在開封所定機動迂回包抄殲敵的戰術，也忘了華北平原有利敵人機械化部隊之攻勢，更未覺察反而有被敵殲滅主力之虞。果然，李宗仁認識到“我方集大軍數十萬於徐州一帶平原地區之內，正是敵方機械化部隊和空軍的最好對象”，不能不自量力與敵做“大規模的陣地消耗戰”，遂於五月初旬自徐州主動撤退，五月十九日完全放棄徐州。蔣介石以十五萬精銳之師不能殲滅二萬被圍之敵，更由於徐州失守，令敵侵入豫東平原，自謂“在戰史上亦為一千古笑柄”!(見蔣致程潛函，原件藏南京二檔館)但他責備多數將領“畏縮不前”、“指揮無方”(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手令，原件藏南京二檔館)，似乎忘了自己是指揮全局的最高統帥。
蔣介石於五月二十五日從鄭州返回武漢，因怕日軍自津浦路西進，又怕日軍占據鄭州後，可能由隴海路西進以及平漢路南下攻掠武漢，居然聽從第一戰區司令部裏兩個參謀的建議，批準掘開黃河南岸大堤以阻敵於豫東。蔣“以洪水掩擋敵軍”的命令，交第一戰區核辦，原件尚存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檔案之中。六月七日，炸毀黃河鐵橋，兩天之後即在鄭州北麵的花園口炮轟決口，寬二丈，洪水滔滔而下，造成華北平原的浩劫：淹沒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損失財產按當時銀價折算約九億五千三百萬元，死人近百萬，生還的六百餘萬人在汪洋澤國中掙紮，損壞耕地一千七百餘萬畝，並形成後患無窮的黃泛區。付出如此慘痛代價，並未能阻擋敵人奪取武漢。百姓何辜，有此草菅人命的最高統帥!
然而五十年代何應欽刊印，“荷蒙總統蔣公核定”的《八年抗戰之經過》一書，竟想一手遮天，掩蓋曆史真相。書中記一九三八年《隴海路沿線之作戰》一段中有謂：
六月五日我放棄開封，敵分攻中牟尉氏，該兩地亦於六日失守，隨即進擾新鄭，七日敵轟炸黃河堤，趙口附近河堤崩潰，水流經中牟尉氏沿賈魯河南泛，敵我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
這段話最令我們注意的，是“敵轟炸黃河堤”，說由於日本飛機炸了黃河堤防，所以“趙口附近河堤崩潰，水流經中牟尉氏沿賈魯河南泛，敵我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乍看起來，這話沒什麽不妥，細想一下，就破綻見矣。想想看，本來中國軍隊是一路敗退的，突然間，日本飛機炸了黃河堤，河水泛濫之下，敵我雙方“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這無疑是說，河水泛濫，把敵方攻勢阻止了，因此我方占了便宜，但是，河水泛濫是敵機炸堤的結果，敵機為什麽要炸堤跟自己過不去呢？
《八年抗戰之經過》這段話，事實上，是道道地地的謊話，黃河堤被炸，沒有錯，錯的是炸它的，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是蔣介石下命令幹的一樁大慘事!(蔣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致程潛電，命令“須向民眾宣傳敵飛機炸毀黃河堤”，原件藏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戰史編纂委員會檔)
這一慘事，最早落墨於傳記書刊者，倒是國民黨宣傳部長董顯光的《蔣總統傳》。書中明言：“我方將鄭州的黃河堤炸毀，以滔滔之水對抗侵略的敵人。”(頁二九三)但是董顯光口口聲聲都是敵方的損失，卻絕口不提我方的損失，這種宣傳，固然用心良苦，卻也技術奇劣。因為河水是沒有眼睛的，豈能隻淹日本人，不淹中國人哉？到了《蔣總統秘錄》時代，國民黨的宣傳有所兼顧了。《蔣總統秘錄》在“日軍溯長江進攻”一節下，雖然在宣傳上對敵我損失都有所兼顧，但是，“洪水淹沒了田地，民眾生活難免受到影響”(頁一四四)寥寥數語，還是輕描淡寫了的。到底中國“民眾生活”受了多少“影響”？蔣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損失可分前後兩階段，前期的損失以一九三八年為主，後期的損失以一九四三年為主。前期一九三八年的炸堤，使黃河改道，水淹二十餘縣，平漢鐵路以東的廣大土地，盡成澤國。其中十一個城市遭到水淹，農田和作物多被衝毀，四千個鄉村全被淹沒，兩百萬人流離失所，淹死的人數接近一百萬；後期一九四三年的損失，是一九三八年的後遺症。由於河水衝毀了農田和作物，再加上政治腐敗，終於引來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大饑荒，大饑荒的人命損失在五百萬至一千萬間。報道這大饑荒的，首先見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報》。《大公報》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災情真相》的報道；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論《看重慶，念中原》。“看重慶”是看重慶國民黨大官家的酒肉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萬貧苦老百姓的餓死骨。照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國《國家詢問報》(nationalenquirer)所刊載的估計，一九三八年淹死的中國百姓有一百萬，日軍隻有幾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大饑荒中國百姓死了一千萬!——一顆原子彈殺死的日本人也不過十萬人，蔣介石殺自己同胞，這一次就是一百顆原子彈!
據孟絕子《國民黨放水成性》(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萬歲評論叢書》第九期)的綜合論述：《大公報》的報道和社論刊出後，國民黨不但不趕快設法救災，反而惱羞成怒，悍然下令罰《大公報》停刊三天。然而國民黨辦的中央通訊社記者所寫在內部傳閱的密件裏卻說“河南的情況甚至比《大公報》所說的還要壞”。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大公報》被處罰停刊三天之後，隔了將近兩個月，美國的《時代周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饑荒的新聞和評論，描述河南的災情，評論國民黨是大災難的罪魁禍首。《時代周刊》的報道和論述不是取材於《大公報》的新聞和社論，而是該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親自到河南省災區去實地觀察采訪之後寫成的文章。文章在《時代周刊》上刊出後，舉世為之震驚。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蔣宋美齡女士看了竟勃然大怒，馬上打電話給《時代周刊》老板亨利魯斯，要他馬上把造謠生事的記者白修德開除掉。亨利魯斯斷然拒絕。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旬，美國名記者兼名政論家白修德的新著insearchofhistory在美國出版，立刻造成轟動，成為暢銷書。在該書問世之前的一個多月，在七月三日那一期的《時代周刊》就特別摘要介紹了書中有關中國的部分，所介紹的內容，正是當年慘絕人寰而震驚世界的河南大饑荒的災情。那一期《時代周刊》的介紹，除了文字，還有照片。有兩張照片是並排在一起的。一張相片中是一個愁眉苦臉悲傷欲絕的饑餓婦女坐在地上看著身前正在餓死邊緣的小兒子。另一張相片上是蔣介石身穿軍裝坐在辦公室裏，專心看著雙手拿著的一本書。那本書是署名蔣中正著的《中國之命運》。這兩張照片下麵有兩行英文字，意思是：“人類史上最悲慘的災難之一，已有五百萬人死去……”那一期《時代周刊》中這篇摘要介紹一共有十幾頁。這本周刊進入台灣後，這十幾頁全被國民黨動手腳弄掉了。
盂絕子又綜合論述：那一次水災破壞了河南災區土地的生態，影響了後來的農作收成，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夏天、秋天都沒有下雨，冬天下了雪，農作沒有收成而天氣又冷，饑寒交迫之下，開始有了死亡。河南三季沒有雨，國民黨就應該知道那個地區的農作物全部沒有收成，進一步也就應該知道有人會餓死。這時候如果國民黨下令把隔壁陝西境內倉庫中豐富的存糧撥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餓死人的災難也就不會如此嚴重了。結果，最應該做的，一樣也沒有做；最不應該做的，偏偏全做了。一九四二年，駐在河南的軍隊向重慶當局要求補給軍糧，當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糧”，所謂“就地征糧”就是要軍隊在駐地自己設法弄軍糧。在這一道指示命令下，軍隊變成了“合法的土匪，有執照的強盜”。他們紛紛到老百姓家搜劫糧食，他們不是搜劫到他們夠吃的為止，他們是盡量收集。之後，各級指揮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賣到黑市市場中去。賣到後來，士兵隻能吃到九成飽、八成飽、七成飽。拖到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生日那天，為了表達“蔣委員長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災區農民一九四二年的田賦。不幸，這個“德意”宣布得太遲了。河南地方政府已經把一九四二年農民的田賦收過了。在“就地征糧”之後，為了繳田賦，小農小戶或變賣家產、或變賣用具、或變賣兒女。天氣轉涼之後，饑餓也開始了。天氣愈冷，災情愈慘。在饑寒剛剛開始後，遠處各城市的妓女院老板都紛紛到災區來廉價“收購”女孩。大地主們則乘機廉價大量收購農地。通常一塊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麥的地，這時候投機地主隻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麥就買到手了。後來，那些家人死光了的無主農地，在官商勾結下，由大地主和貪官瓜分掉。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凍死的、有餓死的。死的人當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還沒有餓死的人還在搶著吃草根、啃樹皮。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別人家死掉的孩子弄來煮熟了吃。人們原來養的狗幾乎都變成了野狗，不再住在農家裏吃人屎，而去到處遊蕩，專吃人的屍體。一路上各村莊十室九空。有的整個村莊隻有一個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墳，一個人聲反而就會如同一個晴天霹靂。令白修德畢生難忘的人間悲劇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緊緊地抱在一起，沒有力氣說話，也不想再說任何話，隻是在用瀕死前最後的一點力氣，如怨如恨如訴的低泣!
《蔣總統傳》說炸堤的效果延緩了漢口被占領的時間“三個月以上”；《蔣總統秘錄》又說延緩的時間是“半年”，可見各說各話，真相堪疑。石覺在《石覺先生訪問紀錄》中論“黃河決堤”，說：
徐州會戰後，敵寇囊括津浦全線，並侵入豫東，趁我徐州突圍後措手不及，企圖沿隴海路西犯，占據平漢路中段。而當時抗戰心髒之武漢，情勢岌岌可危，軍事當局為破壞敵寇計劃，遲滯敵軍行動，爭取所需之準備時間，乃於中牟縣之花園口附近決黃河堤，使河水泛濫豫東，阻止敵寇之進迫，雖付出重大代價，然安定華中要域，獲得長期抗戰之從容準備時間，亦屬值得。(頁一一九至一二○)
令人費解的是，“長期抗戰之從容準備時間”，在開戰之前那麽多年幹的是什麽？為什麽獨獨要緊迫到這種程度——到連自己人民都不通知就大放其水的程度？為什麽這三個月要自己人民付這麽慘痛的代價？這叫“亦屬值得”嗎？何況，這麽慘痛的代價，對日本鬼子造成的延緩，究有多少，亦頗可疑。在攻勢上，日軍很快地便放棄了自中原南侵武漢的意圖，而改取東側陸路及溯江西上的進攻途徑。以畑俊六大將為司令官，將“中支那派遣軍”重行改編，並將由“北支那方麵軍”抽調而來的第二軍司令官東久邇稔彥中將所屬三個師取道陸路、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中將所屬四個師及一個支隊配合海軍第三艦隊溯江仰攻，兩路進軍，不久就拿下武漢，可見這種戰略，劃得來劃不來，固大有可議也!
在當時作戰的敵方陣營裏，有一位台裔日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陸軍通譯官的身份，在河南省新鄉河村部隊司令部，給司令官河村中將做翻譯。一九四o年川村成功回複中國國籍，改名陳文忠，後來做到政大日語教授，因為他是李敖難友韋正中太太陳麗德的父親，一天他們齊來夜談。據陳文忠說，當時他半夜醒來，發現水深及膝，才知道黃河決了堤。李敖問他日本人有沒有想到中國人會炸堤，他說日本人早就想到了，但日本人判斷，要淹死日軍三個師，中國老百姓至少要死三百萬，蔣介石不會這樣殘忍。殊不知日本人判斷錯了，蔣介石的殘忍，固大出日本鬼子意料之外也!
蔣介石雖然殘忍炸堤，若真“獲得長期抗戰之從容準備時間”，姑算一說。但是即使是放水作業，也都沒有“從容準備”，而是亂來的。
蔣介石放水作業因為見不得人，所以一直賴在日本人頭上，說水是日軍放的。因為是扯謊，說法未盡統一。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說堤是日本飛機轟炸開的；《中華年鑒》(一九四八年九月南京中華年鑒社版)卻說是日本大炮轟擊開的；賴不在日本人頭上時，甚至說是“大雨滂沱”後河堤自己裂開的(國民黨黨史會編《中華民國史話》中說法)……其實都是造謠。當時奉蔣介石命炸堤的是國民黨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商震轉命上校參謀處長魏汝霖主其事。魏汝霖到台灣後，一開始不敢公布經過，後來因為《蔣總統傳》出版，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的張其昀監修《戰史論集》裏，由當年陸軍中校工兵參謀劉叔琬出麵，發表《抗日戰爭期間黃河決口經過紀實》；六年後，魏汝霖再將此文以自己名義，改題《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紀實》，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戰史會刊》第十四期發表。文中記錄沒有“從容準備”的放水作業甚詳。《複興關懷念集》(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國父實業計劃研究學會出版)收有魏汝霖的《生平自敘》中說：
徐州會戰後，先總統蔣公決定掘開黃河堤防，造成泛濫，阻止日軍西進，自策劃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時值季春，正當枯水時期，先在河南封城北趙口掘堤，失敗三次，最後始在鄭州北之花園口成功。“失敗為成功之母”，信不虛也。抗戰八年，黃泛阻敵西進，保障西北，功不可沒。(頁一一○至一一一)
其實這些“功不可沒”的說法，早已被“水”沒矣，當然魏汝霖不肯麵對這種真相，所以他在《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紀實》中，還來了三段“揭穿中共歪曲說法”的“檢討”：
一、黃河決口成功，造成廣漠無比之大泛濫，寬約數十裏，水深僅數尺。尤以決口初期，水行極緩，開封南北，全為沙地。故災區人民，扶老攜幼，均平安逃至平漢鐵路豫西地帶，政府分發大量救濟金，非但無任何人員傷亡，即豬狗牛雞都隨人走避，並無損失。至於耕地之破壞，村落房屋之湮沒，當所難免。當年全國人民都有焦土抗戰之決心，隻要能阻止敵軍，有利抗戰，任何犧牲，絕無怨言。
二、當時敵軍乘徐州會戰之餘威，期圖以機械化部隊與騎兵占領鄭州，繼續西進，以拊武漢之側背。故我最高統帥部(在武漢)日必長途電話多次，詢問黃河水勢東進到達情形，最後竟以水行太慢，疑決口並未成功，特派第一軍軍長李鐵軍(現居美國)至決口工程地，視察實情。李軍長初見餘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餘與蔣師長在珍及黃河水利會人員，共同詳細說明後，李軍長似漸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數日後，先總統蔣公又派胡宗南上將攜其參謀長羅列再來決口工程處視察，羅參謀長列為汝霖陸軍大學十期同期同學，戰場上遇故友，暢談決口經過，胡上將始相信成功，報告先總統蔣公而去。
三、中共前數年，曾在大陸區及香港報章上宣稱：抗日之戰黃河決口時，淹死人民數十萬，造成重大災禍等之痛惡攻訐。此固為當年參加抗戰，實地眼見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偽慣技。回思當時若非由黃河大泛濫阻止日軍，鄭州早已陷敵，西安可能不保，“毛酋”巢穴延安亦將遭受日敵襲占。
這種檢討，可真滑稽。一百萬老百姓都淹死了，魏汝霖居然還說“災區人民……非但無任何人員傷亡，即豬狗牛雞都隨人走避，並無損失”!至於放水的效果，也是害民遠過於困敵的，這由“水行太慢”、“狗撒尿!狗撒尿!”等情況可以概見。據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所收總統府機要檔案《蔣總統來台後批閱之“徐州會戰經過——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也不過說“六月開封失守。次日敵續陷中牟、尉氏，並進擾新鄭；同時，以飛機對我黃河沿岸守軍濫施轟炸。六月八日，花園附近黃河決口，洪水奪賈魯河南泛，中牟尉氏一帶盡成澤國。敵我乃隔黃泛兩岸成對峙之局，徐州會戰遂告終結”等話，看不到魏汝霖所描繪的那樣神話式的畫麵與效果。魏放霖的“戰史”，實難令人相信!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中論“黃河掘堤阻敵”說：
五月三十一日，中國軍避免在豫東的平原上和日軍決戰，第一戰區的主力也向平漢鐵路以西撤退。這時，決定掘毀黃河堤防，構成泛濫，阻止日軍。六月四日，中國軍就在中牟縣境的趙口掘堤。原定當天午夜可以放水。不料掘了三晝夜，水流不暢，而日軍已進占了開封，情勢危急。七日晚上，中國軍改在花園口掘堤，到九日上午九時掘開了缺口，衝出的河水在十時以後就逐漸增多，缺口愈衝愈大，黃河主流就蔓延開了：從中牟、尉氏、扶溝，直到安徽和江蘇是一片汪洋。(頁四四七)
這片汪洋，因為黃河含沙量過大，地勢多變，水流靡定，自決口以來，河南省的中牟、通許、尉氏、太康、鹿邑、淮陽、西華、商水、沈丘等十縣；安徽省的亳縣、太和、渦陽、阜陽、潁上、鳳台、蒙城、懷遠、壽縣、鳳陽等十縣，或沉淪經年、或忽漲忽退，偶可耕作，亦無補於實際，災區之廣，竟達二萬三千平方公裏；又如黃淮同時並漲，則運海不能容納，且危及江蘇省裏下河一帶。一九三八年開放歸海壩，汛區及於高郵、泰縣、東台、鹽城、興化等五縣；災區麵積達六千平方公裏，合計二萬九千平方公裏。災區主要都地處豫東、皖北、蘇北一帶，正好是農業要地，這樣子下去，其慘可知。拖了七年，才算完工合龍。據一九四七年九月黃河堵口複堤工程局出版的《黃河花園合龍紀念冊》中張群題詞，全文是：
蕩蕩黃河，溥利萬世，
中更兵革，遂荒遂敝，
潰自花園，毒痛歲歲，
哀我孑遺，生命如綴。
傾天捍禦，竭地收功，
萬人悉力，慶此合龍。
民其有瘳，國運無窮。
懲前毖後，永式崇封。
一點也沒錯，在“生命如綴”的“孑遺”下，重新合龍了黃河。但是壞心眼還有外一章。據徐福齡寫的《蔣介石在黃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說：勝利後國民黨堵花園口決口，使黃河複歸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區，因中共已在故道內開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餘萬。幸而國民黨的秘密作業被揭穿，引起社會公憤，才談判協議，簽訂了開封協議。但不久國民黨又不遵守協議，引起中共強烈抗議，以“將被迫采取必要自衛措施”相威脅，遂又在南京談判，遲滯而少進展，到內戰爆發，國民黨正好水淹解放區，乃立即在花園口強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洶湧的黃河之水流入故道。不過中共已有準備，早已開始自行複堤，提出“反蔣治黃，保家自衛”的口號，蔣介石的陰謀並沒有得逞。(見李敖編《清算蔣介石》，頁一三一至一四二)
話說自徐州棄守後，日本侵略軍已控製從東北、內蒙一直到杭州灣的中國東部領土，蔣介石卻應知而未知日軍可避開豫東滔滔之水，改從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別山與長江南北進攻武漢。於是他又開始忙著保衛大武漢。早於七月十八日，他就向外國記者斯諾說，“武漢必能堅守”，然同時又說：“縱令武漢將來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無損於抗戰之毫末。”“必能堅守”與“或不能守”是兩歧的，可見他原無定見。當日軍於二十五日在九江登陸，更失去了堅守武漢的信心，在二十六、二十九兩天的日記先後說，“餘對防守武漢，絕不做無謂之犧牲”，“此次保衛武漢戰略，當取韌性”!但是在三十一日向武漢各部隊長官訓話時則說，“此次保衛武漢的戰役，乃是我們國家前途和整個抗戰局勢最重要最緊急的關頭”，說了許多為什麽要保衛武漢的大道理，然則又回到非堅守不可的論調，並宣布處決失掉馬當要塞的師長薛蔚英。蔣介石原想在武漢外圍的大別山、長江阻遏敵軍，然而雖然將士用命，仍節節敗退。日寇還用毒氣彈，而我軍全無準備，死傷甚慘，難以抵擋敵人攻勢。蔣介石早在八月間向英國記者說，揚子江戰鬥，“吾人深信必能獲得較四月間台兒莊一役更大之勝利”，又成了不能兌現的空言。
日本侵略軍於進攻武漢的同時，於十月十二日在大亞灣強行登陸，再於二十一日攻陷廣州，粵漢鐵路通海受阻，促使蔣介石放棄武漢(參閱蔣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頁二五二四)，並於十月二十五日於武漢近郊激戰時，飛往南嶽。以前強調武漢會戰的成敗，關係到抗戰的前途，現在又改口說：“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蔣介石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令人莫衷一是。從唐縱日記得知，蔣介石飛抵“南嶽時，已兩點鍾，轎夫也未預備，至山上，房間也未布置，委座大怒”。(《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七十八)戰時還要講究“布置”，真不可思議，應該想想遭大水大火無家可歸之人。
武漢失守後，日本沿粵漢路南下，於十一月十一日攻陷嶽陽。蔣介石以為日軍的目標是長沙，遂於翌日電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
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
同時，張治中接到侍從室副主任林蔚的電話：“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張治中一九五九年致郭沫若函)張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這個任務交給長沙警備司令酆悌執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敵人尚在數百裏之外，長沙南門外傷兵醫院失火，士兵誤以為是信號，大舉放火，燒了三晝夜，燒死兩萬餘人，城內大部分房屋焚毀。當蔣介石於十六日自南嶽山中到長沙視察，但見此一名城一片瓦礫。此一亂來，不僅當地民憤極大，而且引起中外譴責。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眾的計劃呀！這兩萬餘條人命誰來負責啊！蔣介石下令將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二團團長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長文重孚等三人槍斃了事。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燒掉長沙者，豈非蔣介石乎？他為了有替罪羊，隻好揮淚斬親信愛將酆悌了。
蔣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這個樣子領導抗戰，使本來已受災受難的中國百姓更苦更慘矣！
蔣介石於失掉武漢後告訴國人，抗戰已進入第二期，將轉守為攻、轉敗為勝，說說而已。事實上，武漢會戰之後，中國軍隊轉入山嶽地帶，交通阻滯，日軍不易進一步內侵，何況敵軍戰線已拉得甚長，無足夠的兵力占據麵積廣大的中國，更不能征服恨日本人入骨的中國軍民，唯有封鎖與圍堵以求逼降。中國方麵則憑山丘形勢整補，雖有時出擊，即如長沙之捷，並無力反攻，扭轉頹局。整個戰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狀態，較好的東半壁江山，淪入侵略軍之手。一九四○年七月抗戰三周年，失土約一百六十萬平方公裏（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九），而且失土仍在持續增加。“轉守為攻”雲乎哉？
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元月在開封軍事會議上說，這幾個月來的失敗，“不是我們一般下級官兵不勇敢、不犧牲；而是由於我們一般高級將領在平時缺乏研究、沒有實學長技拿來教育部下；到了戰時，對於一切戰術戰略，又不能根據基本典範綱領和戰陣實際情況，隨時隨地研究改進，以致指揮失當，雖有很多部隊，也不能發揮相當效力，所以被敵人打敗！”這段話講得正確級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內。然而這段話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說：“我們高級將領中還有觀望不前，圖保實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敵人才敢進來。”這是逮捕與槍決韓複榘的“罪狀”。抗戰期間被處決的集團軍令一級的將領，還有石友三。石、韓都有反蔣記錄，所謂因違反軍紀而遭處決，恐怕大有公報私仇的成分。而且抓人處決不是經由正當的軍事法庭審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務手段來處理的；死罪與否，全憑蔣介石手批。再說韓複榘棄守山東，或罪有應得，然而抗戰以來，棄守名城的高級將領不知凡幾，包括蔣氏愛將劉峙在內，不聞有何懲處，則更難免雙重標準之譏矣。他沒有提到的是，自抗戰以來，他唯有從蘇聯獲致軍援。自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三九年止，蘇聯送給蔣介石一千架飛機、二千名飛行員、五百位軍事顧部，以及二億八千萬元低利貸款。
哪知轉移命令已經下達，蔣介石得知九國公約將於十一月三日在北京開會可能製裁日本，又決定收回成命，嚴令各部回到原有陣地死守。知兵的白崇禧告訴蔣，在敵人強大炮火下，已開始撤退的部隊若再回原陣地，必起混亂，甚至不可收拾，但蔣堅持不聽。不聽軍事基本常識的後果，果然是進退失序而起紊亂，而日寇三個師團正好於十一月五日在杭州灣登陸，企圖對我軍包抄殲滅。在此緊急情況下，唯有再倉促撤退，已無時間計劃，以致十萬大軍擁擠於公路之上，地麵上有敵人坦克追擊，天空上有敵機轟炸，隻能各自疏散，完全失去控製。幸而撤至吳福線和錫澄線陣地的部隊，據馮玉祥說，因倉促之間找不到工事位置，或找到工事而找不到鑰匙(見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結果這個蔣介石建設多年的國防工事完全沒有發揮作用而放棄，豈非天大的笑話？陳誠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昌珞珈山將校研究班，講《滬戰的經過與教訓》，也承認不能整齊而有計劃的退卻，是很失策的。(原件藏南京二檔館)蔣介石一意孤行導致撤退不當，使淞滬之敗更加雪上加霜！
從代價甚昂的淞滬之戰到極度混亂的倉促撤退，再度證實蔣氏軍事指揮能力的嚴重缺失。任何指揮官如此，都應撤職查辦，但誰又能撒蔣委員長的職呢？中國軍民隻好跟著他硬幹。他的軍事知識如此，政治常識又如何？從他冀望於九國公約會議，可見對世界局勢懵懂無知，結果不僅德國與意大利幫日本說話，連英法也表示“中立”、“不介入戰爭”，根本無法給予日本侵略者任何製裁。蔣介石的希望落空，但是他的一念之差，不知冤死了多少浴血奮戰的英勇官兵，以及無辜橫死的中國百姓。
日寇以陸海空三軍重型裝備追擊潰不成軍的我軍，並分兵三路進攻南京。在這種情況之下，凡稍具軍事常識者皆知，南京不可能守得住，實在不需要再做無謂的犧牲。所以當蔣介石於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連續召開三次軍事會議時，德國軍事顧問團長法肯豪森、李宗仁、白崇禧都不主張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張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按國際公法不能再動武，可免敵人借口燒殺平民(參閱《李宗仁回憶錄》、whentigersfightp.66)，不過從政治上考慮，南京是首都，終不能不戰而棄守，故大本營作戰組長劉斐建議，以少數部隊做象征性防守，然後主動而有序地撤退。可是蔣介石既不聽李宗仁等的主張，也不接納劉斐的建議，把心思放在所謂國府和國父陵寢所在地上，因此必須死守。是以當唐生智慷慨陳詞，願與南京共存亡雲雲，正中蔣意，即命唐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死守首都。不過不到兩天，蔣於十一月二十日又宣布遷都四川重慶。蔣介石又於十二月四日，召集師長以上將領開會，說是守南京為了“牽製敵人兵力”，更說將親率雲南部隊來解南京之圍雲雲。蔣介石又於十二月十一日晚上，自江西發電報給唐生智，說是“如情況不能持久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原件藏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又不要死守了。事後看來，都是不負責任的亂決策。事實上，他早於日軍開始攻擊南京外圍的七日清晨，飛往江西去也。
聲言死守南京的唐生智，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聞記者說明保衛南京要做的兩件事：“第一，即本人及所屬部隊誓與南京共存亡，不惜犧牲於南京保衛戰中；第二，此種犧牲定將使敵人付出莫大之代價。”(引自宋希濂《鷹犬將軍》上冊，頁一七五)十二月九日，唐生智以司令長官發布命令，仍以“共存亡”為言，並命第七十八軍軍長宋希濂“負責指揮沿江憲警，嚴禁部隊官兵私自乘船渡江，違者即行拘捕嚴辦，倘敢違抗，準以武力製止”(同書，頁一八一)。似乎確有死守不退的決心。然而當十二月十日，日軍開始大舉攻城時，唐生智忽奉軍事委員會電令：“如情況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十二日下午敵軍攻占中華門，不到兩天全城就被攻破。唐原無撤退計劃，當日隻開了二十分鍾的撤退會議，就決定分路突圍，以至於造成當晚在下關極度混亂的悲慘情況。據李宗仁說，“撤退時毫無計劃，任由官兵亂竄，各自逃生，少數勇敢部隊不知究竟，誤認友軍畏縮，擅自撤退，竟在城樓上架起機槍，掃射潰竄出城的友軍，卒至自相殘殺、死傷枕藉，慘烈之至”(《李宗仁回憶錄》，頁四五八)的地步。
“自相殘殺”之後，日軍於翌日進城，又大肆燒殺奸淫，造成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當時有二十七名外國傳教士、醫生、教師自願留下不走，為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做了見證，為南京成為“人間地獄”(alivinghee)留下記錄。其實，日軍在進入南京之前，已開始沿途殺中國人為競賽遊戲，並見諸日本報紙(詳閱wilson，whentigersfight，p.68-81)。然而戰後迄今還有不少日本人想賴賬，說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難的三十萬軍民之慨了(三十萬之數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南京守不住，無可責怪，敵人挾兵員與武器的優勢，以陸空立體戰鬥向易攻難守之據點進攻,勢不可擋。所可議者，“與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若以死守之堅誌與敵周旋，雖敗猶可予敵重創。奈蔣介石一麵與唐生智誓言死戰，另一方麵仍抱德國調停的希望。然則和戰猶是未定，難以齊一心誌。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於南京一隅，未能布置兵力於首都周圍都邑以為屏障，以便呼應運動其間，以消耗敵軍，因而處處被動，使南京成為死棋，隻能挨打。官兵再勇敢，雖不惜性命，但恨殺敵太少。及至不得不退卻轉移，倉促之間，命令無法實行，造成嚴重的無端傷亡。如此犧牲，豈非更加可惜？而此無關敵軍之強，實由於我方戰術、戰略之不當。蔣介石與唐生智都不能辭此咎。而蔣氏於十二月十三日發表“為我軍退出南京宣言”，竟謂：“政府所在地既已他遷，南京在政治上、軍事上皆無重要性可言。予作戰計劃，本定於敵軍炮火過烈，使我軍做無謂犧牲過甚之時，將陣線向後轉移。今本此計劃，令南京駐軍退守其他陣地，繼續抗戰。”(載《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計劃行事，完成使命而轉移。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事實上，因其計劃之錯誤與混亂，不知造成多少無謂的犧牲!
南京失陷後，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指出“要維持國家的命脈，就一定要死守武漢”，“要鞏固武漢，就要東守津浦，北守道清”(《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五卷，頁十三至十四)，因為津浦與道清兩條鐵路乃武漢三鎮的屏障，保衛武漢屏障的責任則落在坐鎮徐州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身上。日軍在魯南之師，於三月十日南下，孤軍深入，在台兒莊被中國以大兵團包圍，至少殲敵一萬二千餘人(據日方估計)，頗能振奮人心，隻是兵力雖多，乘勝攻擊仍感乏力，應殲而未能盡殲深入的日軍，更不能擴大戰果，改變戰局。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得台兒莊捷報之後，於一個月內再調二十萬人，總共六十萬人，要與增援的三十萬日軍，在徐州“一決雌雄”，也就是要做決定性的陣地戰，忘了幾個月前在開封所定機動迂回包抄殲敵的戰術，也忘了華北平原有利敵人機械化部隊之攻勢，更未覺察反而有被敵殲滅主力之虞。果然，李宗仁認識到“我方集大軍數十萬於徐州一帶平原地區之內，正是敵方機械化部隊和空軍的最好對象”，不能不自量力與敵做“大規模的陣地消耗戰”，遂於五月初旬自徐州主動撤退，五月十九日完全放棄徐州。蔣介石以十五萬精銳之師不能殲滅二萬被圍之敵，更由於徐州失守，令敵侵入豫東平原，自謂“在戰史上亦為一千古笑柄”!(見蔣致程潛函，原件藏南京二檔館)但他責備多數將領“畏縮不前”、“指揮無方”(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手令，原件藏南京二檔館)，似乎忘了自己是指揮全局的最高統帥。
蔣介石於五月二十五日從鄭州返回武漢，因怕日軍自津浦路西進，又怕日軍占據鄭州後，可能由隴海路西進以及平漢路南下攻掠武漢，居然聽從第一戰區司令部裏兩個參謀的建議，批準掘開黃河南岸大堤以阻敵於豫東。蔣“以洪水掩擋敵軍”的命令，交第一戰區核辦，原件尚存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檔案之中。六月七日，炸毀黃河鐵橋，兩天之後即在鄭州北麵的花園口炮轟決口，寬二丈，洪水滔滔而下，造成華北平原的浩劫：淹沒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損失財產按當時銀價折算約九億五千三百萬元，死人近百萬，生還的六百餘萬人在汪洋澤國中掙紮，損壞耕地一千七百餘萬畝，並形成後患無窮的黃泛區。付出如此慘痛代價，並未能阻擋敵人奪取武漢。百姓何辜，有此草菅人命的最高統帥!
然而五十年代何應欽刊印，“荷蒙總統蔣公核定”的《八年抗戰之經過》一書，竟想一手遮天，掩蓋曆史真相。書中記一九三八年《隴海路沿線之作戰》一段中有謂：
六月五日我放棄開封，敵分攻中牟尉氏，該兩地亦於六日失守，隨即進擾新鄭，七日敵轟炸黃河堤，趙口附近河堤崩潰，水流經中牟尉氏沿賈魯河南泛，敵我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
這段話最令我們注意的，是“敵轟炸黃河堤”，說由於日本飛機炸了黃河堤防，所以“趙口附近河堤崩潰，水流經中牟尉氏沿賈魯河南泛，敵我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乍看起來，這話沒什麽不妥，細想一下，就破綻見矣。想想看，本來中國軍隊是一路敗退的，突然間，日本飛機炸了黃河堤，河水泛濫之下，敵我雙方“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這無疑是說，河水泛濫，把敵方攻勢阻止了，因此我方占了便宜，但是，河水泛濫是敵機炸堤的結果，敵機為什麽要炸堤跟自己過不去呢？
《八年抗戰之經過》這段話，事實上，是道道地地的謊話，黃河堤被炸，沒有錯，錯的是炸它的，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是蔣介石下命令幹的一樁大慘事!(蔣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致程潛電，命令“須向民眾宣傳敵飛機炸毀黃河堤”，原件藏南京二檔館國民政府戰史編纂委員會檔)
這一慘事，最早落墨於傳記書刊者，倒是國民黨宣傳部長董顯光的《蔣總統傳》。書中明言：“我方將鄭州的黃河堤炸毀，以滔滔之水對抗侵略的敵人。”(頁二九三)但是董顯光口口聲聲都是敵方的損失，卻絕口不提我方的損失，這種宣傳，固然用心良苦，卻也技術奇劣。因為河水是沒有眼睛的，豈能隻淹日本人，不淹中國人哉？到了《蔣總統秘錄》時代，國民黨的宣傳有所兼顧了。《蔣總統秘錄》在“日軍溯長江進攻”一節下，雖然在宣傳上對敵我損失都有所兼顧，但是，“洪水淹沒了田地，民眾生活難免受到影響”(頁一四四)寥寥數語，還是輕描淡寫了的。到底中國“民眾生活”受了多少“影響”？蔣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損失可分前後兩階段，前期的損失以一九三八年為主，後期的損失以一九四三年為主。前期一九三八年的炸堤，使黃河改道，水淹二十餘縣，平漢鐵路以東的廣大土地，盡成澤國。其中十一個城市遭到水淹，農田和作物多被衝毀，四千個鄉村全被淹沒，兩百萬人流離失所，淹死的人數接近一百萬；後期一九四三年的損失，是一九三八年的後遺症。由於河水衝毀了農田和作物，再加上政治腐敗，終於引來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大饑荒，大饑荒的人命損失在五百萬至一千萬間。報道這大饑荒的，首先見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報》。《大公報》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災情真相》的報道；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論《看重慶，念中原》。“看重慶”是看重慶國民黨大官家的酒肉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萬貧苦老百姓的餓死骨。照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國《國家詢問報》(nationalenquirer)所刊載的估計，一九三八年淹死的中國百姓有一百萬，日軍隻有幾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大饑荒中國百姓死了一千萬!——一顆原子彈殺死的日本人也不過十萬人，蔣介石殺自己同胞，這一次就是一百顆原子彈!
據孟絕子《國民黨放水成性》(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萬歲評論叢書》第九期)的綜合論述：《大公報》的報道和社論刊出後，國民黨不但不趕快設法救災，反而惱羞成怒，悍然下令罰《大公報》停刊三天。然而國民黨辦的中央通訊社記者所寫在內部傳閱的密件裏卻說“河南的情況甚至比《大公報》所說的還要壞”。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大公報》被處罰停刊三天之後，隔了將近兩個月，美國的《時代周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饑荒的新聞和評論，描述河南的災情，評論國民黨是大災難的罪魁禍首。《時代周刊》的報道和論述不是取材於《大公報》的新聞和社論，而是該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親自到河南省災區去實地觀察采訪之後寫成的文章。文章在《時代周刊》上刊出後，舉世為之震驚。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蔣宋美齡女士看了竟勃然大怒，馬上打電話給《時代周刊》老板亨利魯斯，要他馬上把造謠生事的記者白修德開除掉。亨利魯斯斷然拒絕。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旬，美國名記者兼名政論家白修德的新著insearchofhistory在美國出版，立刻造成轟動，成為暢銷書。在該書問世之前的一個多月，在七月三日那一期的《時代周刊》就特別摘要介紹了書中有關中國的部分，所介紹的內容，正是當年慘絕人寰而震驚世界的河南大饑荒的災情。那一期《時代周刊》的介紹，除了文字，還有照片。有兩張照片是並排在一起的。一張相片中是一個愁眉苦臉悲傷欲絕的饑餓婦女坐在地上看著身前正在餓死邊緣的小兒子。另一張相片上是蔣介石身穿軍裝坐在辦公室裏，專心看著雙手拿著的一本書。那本書是署名蔣中正著的《中國之命運》。這兩張照片下麵有兩行英文字，意思是：“人類史上最悲慘的災難之一，已有五百萬人死去……”那一期《時代周刊》中這篇摘要介紹一共有十幾頁。這本周刊進入台灣後，這十幾頁全被國民黨動手腳弄掉了。
盂絕子又綜合論述：那一次水災破壞了河南災區土地的生態，影響了後來的農作收成，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夏天、秋天都沒有下雨，冬天下了雪，農作沒有收成而天氣又冷，饑寒交迫之下，開始有了死亡。河南三季沒有雨，國民黨就應該知道那個地區的農作物全部沒有收成，進一步也就應該知道有人會餓死。這時候如果國民黨下令把隔壁陝西境內倉庫中豐富的存糧撥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餓死人的災難也就不會如此嚴重了。結果，最應該做的，一樣也沒有做；最不應該做的，偏偏全做了。一九四二年，駐在河南的軍隊向重慶當局要求補給軍糧，當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糧”，所謂“就地征糧”就是要軍隊在駐地自己設法弄軍糧。在這一道指示命令下，軍隊變成了“合法的土匪，有執照的強盜”。他們紛紛到老百姓家搜劫糧食，他們不是搜劫到他們夠吃的為止，他們是盡量收集。之後，各級指揮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賣到黑市市場中去。賣到後來，士兵隻能吃到九成飽、八成飽、七成飽。拖到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生日那天，為了表達“蔣委員長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災區農民一九四二年的田賦。不幸，這個“德意”宣布得太遲了。河南地方政府已經把一九四二年農民的田賦收過了。在“就地征糧”之後，為了繳田賦，小農小戶或變賣家產、或變賣用具、或變賣兒女。天氣轉涼之後，饑餓也開始了。天氣愈冷，災情愈慘。在饑寒剛剛開始後，遠處各城市的妓女院老板都紛紛到災區來廉價“收購”女孩。大地主們則乘機廉價大量收購農地。通常一塊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麥的地，這時候投機地主隻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麥就買到手了。後來，那些家人死光了的無主農地，在官商勾結下，由大地主和貪官瓜分掉。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凍死的、有餓死的。死的人當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還沒有餓死的人還在搶著吃草根、啃樹皮。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別人家死掉的孩子弄來煮熟了吃。人們原來養的狗幾乎都變成了野狗，不再住在農家裏吃人屎，而去到處遊蕩，專吃人的屍體。一路上各村莊十室九空。有的整個村莊隻有一個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墳，一個人聲反而就會如同一個晴天霹靂。令白修德畢生難忘的人間悲劇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緊緊地抱在一起，沒有力氣說話，也不想再說任何話，隻是在用瀕死前最後的一點力氣，如怨如恨如訴的低泣!
《蔣總統傳》說炸堤的效果延緩了漢口被占領的時間“三個月以上”；《蔣總統秘錄》又說延緩的時間是“半年”，可見各說各話，真相堪疑。石覺在《石覺先生訪問紀錄》中論“黃河決堤”，說：
徐州會戰後，敵寇囊括津浦全線，並侵入豫東，趁我徐州突圍後措手不及，企圖沿隴海路西犯，占據平漢路中段。而當時抗戰心髒之武漢，情勢岌岌可危，軍事當局為破壞敵寇計劃，遲滯敵軍行動，爭取所需之準備時間，乃於中牟縣之花園口附近決黃河堤，使河水泛濫豫東，阻止敵寇之進迫，雖付出重大代價，然安定華中要域，獲得長期抗戰之從容準備時間，亦屬值得。(頁一一九至一二○)
令人費解的是，“長期抗戰之從容準備時間”，在開戰之前那麽多年幹的是什麽？為什麽獨獨要緊迫到這種程度——到連自己人民都不通知就大放其水的程度？為什麽這三個月要自己人民付這麽慘痛的代價？這叫“亦屬值得”嗎？何況，這麽慘痛的代價，對日本鬼子造成的延緩，究有多少，亦頗可疑。在攻勢上，日軍很快地便放棄了自中原南侵武漢的意圖，而改取東側陸路及溯江西上的進攻途徑。以畑俊六大將為司令官，將“中支那派遣軍”重行改編，並將由“北支那方麵軍”抽調而來的第二軍司令官東久邇稔彥中將所屬三個師取道陸路、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中將所屬四個師及一個支隊配合海軍第三艦隊溯江仰攻，兩路進軍，不久就拿下武漢，可見這種戰略，劃得來劃不來，固大有可議也!
在當時作戰的敵方陣營裏，有一位台裔日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陸軍通譯官的身份，在河南省新鄉河村部隊司令部，給司令官河村中將做翻譯。一九四o年川村成功回複中國國籍，改名陳文忠，後來做到政大日語教授，因為他是李敖難友韋正中太太陳麗德的父親，一天他們齊來夜談。據陳文忠說，當時他半夜醒來，發現水深及膝，才知道黃河決了堤。李敖問他日本人有沒有想到中國人會炸堤，他說日本人早就想到了，但日本人判斷，要淹死日軍三個師，中國老百姓至少要死三百萬，蔣介石不會這樣殘忍。殊不知日本人判斷錯了，蔣介石的殘忍，固大出日本鬼子意料之外也!
蔣介石雖然殘忍炸堤，若真“獲得長期抗戰之從容準備時間”，姑算一說。但是即使是放水作業，也都沒有“從容準備”，而是亂來的。
蔣介石放水作業因為見不得人，所以一直賴在日本人頭上，說水是日軍放的。因為是扯謊，說法未盡統一。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說堤是日本飛機轟炸開的；《中華年鑒》(一九四八年九月南京中華年鑒社版)卻說是日本大炮轟擊開的；賴不在日本人頭上時，甚至說是“大雨滂沱”後河堤自己裂開的(國民黨黨史會編《中華民國史話》中說法)……其實都是造謠。當時奉蔣介石命炸堤的是國民黨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商震轉命上校參謀處長魏汝霖主其事。魏汝霖到台灣後，一開始不敢公布經過，後來因為《蔣總統傳》出版，才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的張其昀監修《戰史論集》裏，由當年陸軍中校工兵參謀劉叔琬出麵，發表《抗日戰爭期間黃河決口經過紀實》；六年後，魏汝霖再將此文以自己名義，改題《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紀實》，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戰史會刊》第十四期發表。文中記錄沒有“從容準備”的放水作業甚詳。《複興關懷念集》(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國父實業計劃研究學會出版)收有魏汝霖的《生平自敘》中說：
徐州會戰後，先總統蔣公決定掘開黃河堤防，造成泛濫，阻止日軍西進，自策劃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時值季春，正當枯水時期，先在河南封城北趙口掘堤，失敗三次，最後始在鄭州北之花園口成功。“失敗為成功之母”，信不虛也。抗戰八年，黃泛阻敵西進，保障西北，功不可沒。(頁一一○至一一一)
其實這些“功不可沒”的說法，早已被“水”沒矣，當然魏汝霖不肯麵對這種真相，所以他在《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紀實》中，還來了三段“揭穿中共歪曲說法”的“檢討”：
一、黃河決口成功，造成廣漠無比之大泛濫，寬約數十裏，水深僅數尺。尤以決口初期，水行極緩，開封南北，全為沙地。故災區人民，扶老攜幼，均平安逃至平漢鐵路豫西地帶，政府分發大量救濟金，非但無任何人員傷亡，即豬狗牛雞都隨人走避，並無損失。至於耕地之破壞，村落房屋之湮沒，當所難免。當年全國人民都有焦土抗戰之決心，隻要能阻止敵軍，有利抗戰，任何犧牲，絕無怨言。
二、當時敵軍乘徐州會戰之餘威，期圖以機械化部隊與騎兵占領鄭州，繼續西進，以拊武漢之側背。故我最高統帥部(在武漢)日必長途電話多次，詢問黃河水勢東進到達情形，最後竟以水行太慢，疑決口並未成功，特派第一軍軍長李鐵軍(現居美國)至決口工程地，視察實情。李軍長初見餘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餘與蔣師長在珍及黃河水利會人員，共同詳細說明後，李軍長似漸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數日後，先總統蔣公又派胡宗南上將攜其參謀長羅列再來決口工程處視察，羅參謀長列為汝霖陸軍大學十期同期同學，戰場上遇故友，暢談決口經過，胡上將始相信成功，報告先總統蔣公而去。
三、中共前數年，曾在大陸區及香港報章上宣稱：抗日之戰黃河決口時，淹死人民數十萬，造成重大災禍等之痛惡攻訐。此固為當年參加抗戰，實地眼見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偽慣技。回思當時若非由黃河大泛濫阻止日軍，鄭州早已陷敵，西安可能不保，“毛酋”巢穴延安亦將遭受日敵襲占。
這種檢討，可真滑稽。一百萬老百姓都淹死了，魏汝霖居然還說“災區人民……非但無任何人員傷亡，即豬狗牛雞都隨人走避，並無損失”!至於放水的效果，也是害民遠過於困敵的，這由“水行太慢”、“狗撒尿!狗撒尿!”等情況可以概見。據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所收總統府機要檔案《蔣總統來台後批閱之“徐州會戰經過——民國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也不過說“六月開封失守。次日敵續陷中牟、尉氏，並進擾新鄭；同時，以飛機對我黃河沿岸守軍濫施轟炸。六月八日，花園附近黃河決口，洪水奪賈魯河南泛，中牟尉氏一帶盡成澤國。敵我乃隔黃泛兩岸成對峙之局，徐州會戰遂告終結”等話，看不到魏汝霖所描繪的那樣神話式的畫麵與效果。魏放霖的“戰史”，實難令人相信!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中論“黃河掘堤阻敵”說：
五月三十一日，中國軍避免在豫東的平原上和日軍決戰，第一戰區的主力也向平漢鐵路以西撤退。這時，決定掘毀黃河堤防，構成泛濫，阻止日軍。六月四日，中國軍就在中牟縣境的趙口掘堤。原定當天午夜可以放水。不料掘了三晝夜，水流不暢，而日軍已進占了開封，情勢危急。七日晚上，中國軍改在花園口掘堤，到九日上午九時掘開了缺口，衝出的河水在十時以後就逐漸增多，缺口愈衝愈大，黃河主流就蔓延開了：從中牟、尉氏、扶溝，直到安徽和江蘇是一片汪洋。(頁四四七)
這片汪洋，因為黃河含沙量過大，地勢多變，水流靡定，自決口以來，河南省的中牟、通許、尉氏、太康、鹿邑、淮陽、西華、商水、沈丘等十縣；安徽省的亳縣、太和、渦陽、阜陽、潁上、鳳台、蒙城、懷遠、壽縣、鳳陽等十縣，或沉淪經年、或忽漲忽退，偶可耕作，亦無補於實際，災區之廣，竟達二萬三千平方公裏；又如黃淮同時並漲，則運海不能容納，且危及江蘇省裏下河一帶。一九三八年開放歸海壩，汛區及於高郵、泰縣、東台、鹽城、興化等五縣；災區麵積達六千平方公裏，合計二萬九千平方公裏。災區主要都地處豫東、皖北、蘇北一帶，正好是農業要地，這樣子下去，其慘可知。拖了七年，才算完工合龍。據一九四七年九月黃河堵口複堤工程局出版的《黃河花園合龍紀念冊》中張群題詞，全文是：
蕩蕩黃河，溥利萬世，
中更兵革，遂荒遂敝，
潰自花園，毒痛歲歲，
哀我孑遺，生命如綴。
傾天捍禦，竭地收功，
萬人悉力，慶此合龍。
民其有瘳，國運無窮。
懲前毖後，永式崇封。
一點也沒錯，在“生命如綴”的“孑遺”下，重新合龍了黃河。但是壞心眼還有外一章。據徐福齡寫的《蔣介石在黃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說：勝利後國民黨堵花園口決口，使黃河複歸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區，因中共已在故道內開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餘萬。幸而國民黨的秘密作業被揭穿，引起社會公憤，才談判協議，簽訂了開封協議。但不久國民黨又不遵守協議，引起中共強烈抗議，以“將被迫采取必要自衛措施”相威脅，遂又在南京談判，遲滯而少進展，到內戰爆發，國民黨正好水淹解放區，乃立即在花園口強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洶湧的黃河之水流入故道。不過中共已有準備，早已開始自行複堤，提出“反蔣治黃，保家自衛”的口號，蔣介石的陰謀並沒有得逞。(見李敖編《清算蔣介石》，頁一三一至一四二)
話說自徐州棄守後，日本侵略軍已控製從東北、內蒙一直到杭州灣的中國東部領土，蔣介石卻應知而未知日軍可避開豫東滔滔之水，改從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別山與長江南北進攻武漢。於是他又開始忙著保衛大武漢。早於七月十八日，他就向外國記者斯諾說，“武漢必能堅守”，然同時又說：“縱令武漢將來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無損於抗戰之毫末。”“必能堅守”與“或不能守”是兩歧的，可見他原無定見。當日軍於二十五日在九江登陸，更失去了堅守武漢的信心，在二十六、二十九兩天的日記先後說，“餘對防守武漢，絕不做無謂之犧牲”，“此次保衛武漢戰略，當取韌性”!但是在三十一日向武漢各部隊長官訓話時則說，“此次保衛武漢的戰役，乃是我們國家前途和整個抗戰局勢最重要最緊急的關頭”，說了許多為什麽要保衛武漢的大道理，然則又回到非堅守不可的論調，並宣布處決失掉馬當要塞的師長薛蔚英。蔣介石原想在武漢外圍的大別山、長江阻遏敵軍，然而雖然將士用命，仍節節敗退。日寇還用毒氣彈，而我軍全無準備，死傷甚慘，難以抵擋敵人攻勢。蔣介石早在八月間向英國記者說，揚子江戰鬥，“吾人深信必能獲得較四月間台兒莊一役更大之勝利”，又成了不能兌現的空言。
日本侵略軍於進攻武漢的同時，於十月十二日在大亞灣強行登陸，再於二十一日攻陷廣州，粵漢鐵路通海受阻，促使蔣介石放棄武漢(參閱蔣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頁二五二四)，並於十月二十五日於武漢近郊激戰時，飛往南嶽。以前強調武漢會戰的成敗，關係到抗戰的前途，現在又改口說：“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蔣介石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令人莫衷一是。從唐縱日記得知，蔣介石飛抵“南嶽時，已兩點鍾，轎夫也未預備，至山上，房間也未布置，委座大怒”。(《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七十八)戰時還要講究“布置”，真不可思議，應該想想遭大水大火無家可歸之人。
武漢失守後，日本沿粵漢路南下，於十一月十一日攻陷嶽陽。蔣介石以為日軍的目標是長沙，遂於翌日電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
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
同時，張治中接到侍從室副主任林蔚的電話：“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張治中一九五九年致郭沫若函)張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這個任務交給長沙警備司令酆悌執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敵人尚在數百裏之外，長沙南門外傷兵醫院失火，士兵誤以為是信號，大舉放火，燒了三晝夜，燒死兩萬餘人，城內大部分房屋焚毀。當蔣介石於十六日自南嶽山中到長沙視察，但見此一名城一片瓦礫。此一亂來，不僅當地民憤極大，而且引起中外譴責。即使要焚城，亦得要有疏散民眾的計劃呀！這兩萬餘條人命誰來負責啊！蔣介石下令將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二團團長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長文重孚等三人槍斃了事。然而始作俑者、下令燒掉長沙者，豈非蔣介石乎？他為了有替罪羊，隻好揮淚斬親信愛將酆悌了。
蔣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這個樣子領導抗戰，使本來已受災受難的中國百姓更苦更慘矣！
蔣介石於失掉武漢後告訴國人，抗戰已進入第二期，將轉守為攻、轉敗為勝，說說而已。事實上，武漢會戰之後，中國軍隊轉入山嶽地帶，交通阻滯，日軍不易進一步內侵，何況敵軍戰線已拉得甚長，無足夠的兵力占據麵積廣大的中國，更不能征服恨日本人入骨的中國軍民，唯有封鎖與圍堵以求逼降。中國方麵則憑山丘形勢整補，雖有時出擊，即如長沙之捷，並無力反攻，扭轉頹局。整個戰局基本上形成相峙狀態，較好的東半壁江山，淪入侵略軍之手。一九四○年七月抗戰三周年，失土約一百六十萬平方公裏（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九），而且失土仍在持續增加。“轉守為攻”雲乎哉？
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元月在開封軍事會議上說，這幾個月來的失敗，“不是我們一般下級官兵不勇敢、不犧牲；而是由於我們一般高級將領在平時缺乏研究、沒有實學長技拿來教育部下；到了戰時，對於一切戰術戰略，又不能根據基本典範綱領和戰陣實際情況，隨時隨地研究改進，以致指揮失當，雖有很多部隊，也不能發揮相當效力，所以被敵人打敗！”這段話講得正確級了，唯不知是否包括他本人在內。然而這段話本是下一段的引文，接下去他說：“我們高級將領中還有觀望不前，圖保實力，不努力、不合作，所以敵人才敢進來。”這是逮捕與槍決韓複榘的“罪狀”。抗戰期間被處決的集團軍令一級的將領，還有石友三。石、韓都有反蔣記錄，所謂因違反軍紀而遭處決，恐怕大有公報私仇的成分。而且抓人處決不是經由正當的軍事法庭審理，而是由戴笠用特務手段來處理的；死罪與否，全憑蔣介石手批。再說韓複榘棄守山東，或罪有應得，然而抗戰以來，棄守名城的高級將領不知凡幾，包括蔣氏愛將劉峙在內，不聞有何懲處，則更難免雙重標準之譏矣。他沒有提到的是，自抗戰以來，他唯有從蘇聯獲致軍援。自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三九年止，蘇聯送給蔣介石一千架飛機、二千名飛行員、五百位軍事顧部，以及二億八千萬元低利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