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突然自殺身死，乃是蔣政權在風雨飄搖之際，極為震驚人心的消息。蔣介石為死去的左右手題了“當代完人”橫匾，然而完人為什麽會這樣地完蛋了呢？陳布雷之死為什麽會引起震撼呢？
陳布雷原名訓恩，字彥及，號畏壘，在浙江高等學校讀書時，同學看他臉蛋胖嘟嘟的，戲呼他是“麵包孩兒”，由麵包而英文bread，再由譯音改為布雷，於是他就幹脆叫陳布雷了。他生在一八九〇年（清朝光緒十六年），十五歲（一九〇四）中秀才。十七歲（一九〇六）時候在寧波府中學堂念書，因為鬧學潮，自動退學。二十二歲（一九一一）在浙江高等學校畢業。民國成立後，曾加入同盟會，從事教育與新聞工作。自一九二七年春在南昌初見蔣介石，加入國民黨後，成為蔣氏身邊極為顯赫的人物。
陳布雷的顯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黨中央要職，而在他是蔣介石的侍從頭子，得到蔣之信任，他從三十八歲到五十九歲，前後二十一年間，一直是蔣介石貼身的文字侍衛官，一直是首席秘書、首席幕僚長，這樣一個近水樓台的地位，他的顯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麵上的黨中央要職所能概括的了。蔣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風範》（《傷逝集》）裏說：“侍從室這一製度，在編製係統上是屬於軍事委員會的。但是真正的性質，曆史上所罕見，勉強的做一比較，清代的軍機處有一點仿佛相似。”像軍機大臣那樣，處理最高當局的一切機要事件和棘手事件。（參閱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蔣君章《陳布雷先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工作與生活》，《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陳布雷身為“軍機處”的頭頭，他的顯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陳布雷除了成為“軍機處”的頭頭外，還一直是蔣介石的文膽。蔣的作品，從早期的《告黃埔同學書》、《祭告總理文》，到中期的《報國與思親》、《西安半月記》，直到後期的文告講稿，都是陳布雷的傑作。這種“兩位一體”的君臣關係，在民國史上是頗為罕見的。
在陳布雷死後兩周年，國民黨內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說他“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心髒病突發逝世於南京”，這種“心髒病突發”的說辭，顯然是瞞天過海的。但這一瞞天過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所刊載：
陳布雷氏昨日心髒病逝世
總統夫婦親往吊唁明大殮
明明是自殺，卻說“不料竟因心髒衰弱，突告不起”，為什麽這樣扯謊呢？這原來也是有所本的。陳布雷死前留有遺書給秘書蔣君章、金省吾，怕“反動派捏造謠言”，就先自己捏造謠言，把自殺造成病死了。蔣君章在《傷逝集》裏言及如何發布死訊的困惑，感覺到說謊與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經程滄波、邵力子等人極力反對為了反宣傳的宣傳。最後治喪委員會決定發布真相，就這樣的，四天（十八日）以後的《中央日報》上，做了大轉彎，承認陳布雷不是死於心髒病了：
陳天華先烈之後一人
陳布雷以死報國
治喪會搜集遺書發表
大家都知道陳天華是蹈海自殺的，然而國民黨雖然總算承認陳布雷是自殺了的，但是對自殺的原因，卻有不同的解釋，隻說他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這種說法太避重就輕了。事實上，陳布雷的自殺，來龍去脈卻不簡單，這一來龍去脈，不但國民黨有所隱諱，即使陳布雷自己，也是欲說還休，看了他對自己自殺後發新聞的關切，不惜以說謊來掩飾真相，就可思過半矣?選
陳布雷遺書中，最能引起來龍去脈的索隱的，是他留給蔣介石的信：
介公總裁鈞鑒：
布雷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強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純係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麵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敢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於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夫人前並致敬意。
部屬布雷負罪謹上
介公再鑒：
當此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之時，而布雷乃忽傳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憂勞，反貽公以刺激，實萬萬無詞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動於數年之前，而最近亦起於七八月之間，常誦“瓶之傾兮惟壘之恥”之句，抑抑不可終日。黨國艱危至此，賤體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無補危時，韓愈有一“中朝大官老於事，詎知感激”，布雷自問良知，實覺此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艱之身，長日回皇，慚憤無地。昔者公聞葉詆總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不知凡幾。回憶在渝，當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未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即此一端，又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心，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疾，出於此無恕諒之結局，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敢再為公陳之。（載《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這封信寫得哀婉無比，十足顯示出一個忠心耿耿的大內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態。細看這封信的重點，可歸納出幾個脈絡：
一、他表示“追隨二十年”中，因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來，正是國民黨兵敗山倒的時候。在這一“目睹耳聞”之下，雖然他一邊說“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一邊又不得不承認“黨國艱危至此”，顯然是婉轉預言什麽了。（陳布雷所謂“今春以來”的事，照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所列：“一月九日，沈陽淪陷，以後東北漸失，華北震動。三月，山東、河南激戰。四月，陝北匪軍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開封失陷。七月，襄陽失陷。八月，東北匪軍進犯熱河。九月，濟南失陷。十月，長春失陷。十一月，徐蚌會戰開始。十一月一日，物價管製解凍，金圓券崩潰，物價狂漲。失敗主義到處流行，和談空氣極為濃厚。北國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氣爽，京滬交通混亂。”事實與信中所說，正好相反?選）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將最後一命，作為“感激輕生之士”，以報知己。
四、他表示他對“敵人之反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無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負國負公”之“負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證起一些旁證，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來龍去脈，都不是空穴來風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蔣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傷逝集》）中這樣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當局決心推行總動員以“剿匪”，囑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與洪蘭友先生等研擬，尚未做最後呈稿之決定，而最高當局催索甚急，數次以電話相促。先生在電話中高聲答曰：我不會辦，此為先生對最高當局之失態。即召我上樓，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並，速成一案，語氣間頗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當時傳言：先生受最高當局切責，因而厭世，實為無稽之談。時局急變，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盡燈枯”之歎，無力輔弼，此為先生厭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當局器重先生，尊禮有加，對人常稱“布雷先生”為一特例，絕無責怪先生之事。
陳布雷在電話中跟蔣介石“失態”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態”後第二天，就自殺了。可見他的自殺，“傳言”中“受最高當局切責”一事，至少有“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的效果。蔣君章這裏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選
在給蔣介石的信以外，陳布雷給潘公展、程滄波的遺書，最含隱痛，他說：
公展滄波兩兄大鑒：
弟以百無一用之書生而妄思自效於黨、自效於國，疏脫怠惰，盜竊寧靜之虛譽，十餘年來，誤國之罪，百身莫贖，而近三四月來，健康日損，腦力益壞，思慮日益紛難，自驗身心，已無一絲一毫可為非常時期之貢獻，累旬自譴自責，致陷極度嚴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製，茲病患已不治，將與兄等長別矣。二十餘年舊交，謬承愛護，有如兄弟，尚祈於無可原宥之中，體念弟萬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諒之。拙荊衰年孤苦可憐，而居滬別無可托之人，並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臨書愧甚痛甚。諸惟心鑒。
弟布雷謹上十一月十一日
這信所說，顯然是充滿了自恨自悔的“自譴自責”，他說他“以百無一用之書生”想救國，“妄思自效於黨、自效於國”，結果“十餘年來”，國沒救成，結果竟是“誤國”?選“誤國之罪，百身莫贖”。他在給洪蘭友信中說他“憂心如焚，自責自譏”；給陳方、李惟果、陶希聖信中說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在公為不可諒恕之罪惡，但在私則有其無可奈何之苦衷”。……陳布雷在遺書裏口口聲聲“自責自譏”、“無可奈何”。他在給陳訓慈、陳訓念、陳叔同三個弟弟的遺書中說：“精神之痛苦非言語所能形容（最近工作關係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實絲毫無能為役，焦急不可言喻）”，這些將死之言，其實都是有深刻的環境背景的。這就是陳布雷給蔣中正遺書中所說的“目睹耳聞，飽受刺激”。這種現象，從蔣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風範》（《傷逝集》）的追憶裏，也可略見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緒非常不寧，影響他的健康極大。當時最大的問題有二：一為軍事情勢的逐漸逆轉；一為發行金圓券而實施後的限價政策，逐漸動搖。前者使各方麵龐雜的意見，紛然而起，他們很多想經由先生而上達蔣主席。有的用書麵陳述，有的當麵請見，也有的直接以電話互談。凡是要見先生的，除一二具備排闥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見；書信也向來由我代拆代複（必須先生核準）。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對我信任，所以我有膽量接受各方意見或看到各方建議，把它壓下來，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難免聽到一些不樂聞的議論，所以居恒鬱鬱不樂。有的根本瞞不住的，例如當時食品已造成黑市，鄉間至城市的糧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複進入城內，城內糧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搗亂，山西路一帶發生搶米風波，先生辦公室距山西路不遠，呐喊人聲時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後窗遙望，表情凝重，無語而退。
當時國民黨以戒嚴來對付搶米的老百姓，每天槍殺沒飯可吃鋌而走險的老百姓，朝夕不絕。這種現象，對陳布雷說來，不再是遙遠迷濛的流民圖，而是近在咫尺的現實畫了。
更“目睹耳聞，飽受刺激”的，最引起陳布雷無奈之感的，還在他自己的家裏。陳布雷共有七子二女。這九個孩子中，陳璉（憐兒）最早做了共產黨。陳璉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她的母親是楊夫人，生她以後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頻，氣血虧竭”而死。陳璉長大後進入師範，讀了一年就轉入杭州高中，後來進了西南聯大地質係。一九三九年，她加入了共產黨，後來又轉入中央大學曆史係。抗戰勝利後，她在北平貝滿女中教書。一九四七年，國民黨保密局破獲了中共北京地下電台，又在保定、西安、蘭州發現中共組織和地下電台，大肆搜捕，發現了陳布雷的女兒陳璉竟是共產黨，蔣介石為之大為驚訝、震怒。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在大抓特抓之餘，很感慨地說：“我們這樣抓、這樣殺，還是有這樣多的人敢提著腦袋闖進來，真不知是為什麽？”其實國民黨永遠不會知道為什麽。陳璉被捕時，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動人聽聞。
不但女兒做了共產黨，小兒子陳遠（積樂，後改名為陳力）也過去了。陳遠是一九二六年生的，他的母親是王夫人。一九四六年，北平發生美軍強xx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認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報告中說是“個別美國人的惡行”，（見reg&brewen，theforgottenambassador，p.94-95）陳遠參加示威，被國民黨“青年軍”毆打。他在一九五二年正式加入共產黨，後來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讀物組負責人。不但兒女發了紅，連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陳訓惠也出了問題。陳布雷死後，除長子陳遲（積泉）學農，在台灣做農業專家外，夫人和子女們都“投共”了。三子陳適（積皓）同濟大學畢業，學工，是鐵路工程師，原被國民黨派到奧地利工作，後來“回歸”大陸了。長女陳繡也入了共產黨。
陳布雷死前寫遺書，給兒子們的信中有所自辯，這種自辯，他不對國民黨同誌說，而隻對兒子們說，事有蹊蹺。他寫道：
泉兒、皋兒、皓兒、皚兒、明兒、樂兒：
父素體荏弱，遭時艱危，知識暗陋，而許身國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時宜，積是因緣，常患嚴重之腦病，夏秋以來，病體益複不支，今乃中道棄汝等而去，如此下場，可謂不仁不智之至，內心隻有悲慚，汝等不必哀痛，當念祖父逝世時僅四九歲，而父之年已過之矣。
國家遭難至斯，社會浮動已極，然我國家之中心領導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此點汝等或不詳知，為父則知之最稔，汝等務必盡忠於國族、自立於社會，勤儉正直，堅忍淡泊，以保我家優良之家風，汝等現在已長大，當無待我之囑咐。
汝母今後之痛苦不忍預想，汝等宜體我遺意，善為侍養，曲體親心，皚兒最好能轉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護持，明樂仍修畢學業，汝兄弟務宜友愛互助。
彥及手書
這信中說“國家之中心領導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顯然是一種自辯，但這種自辯的結構是很勉強的，他已明白承認自己“知識暗陋”，對照起其他遺書中自覺“誤國”與“自譴自責”的話，陳布雷對他子女“前進”反國民黨，自己卻“進退無措”做國民黨，一定有他內心的矛盾、衝突與隱痛。這一現象，正因為發生在他自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衝突與隱痛就大為嚴重。他最後以一死來解脫，主要原因，是對自己“無可奈何之苦衷”、是對自己一個現實與理想對立的交代（參閱程滄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這種交代，不是對“反動派”的外人的，而是對“反動派”的家人的，對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這是何等哀呼?選陳布雷最後的以死自懺，正是在回應這一哀呼?選
半生隨陳布雷共患難的陶副官陶永標，在回憶（《屍諫——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自殺經過》，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裏說：
關於促使陳布雷自殺的最後一個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極少。那就是陳布雷曾經勸告蔣介石罷兵，同共產黨舉行談判，兩方早日結束內戰，讓百姓安養生息。但蔣介石不僅沒有聽從，而且事後表示不滿。陳布雷感到徹底失望，百念俱灰，於是以身殉職，示己忠貞，免得蔣介石猜疑。從這一點來說，陳布雷的自殺也可謂屍諫。
陳布雷對蔣介石的最後哀呼，也正是他矛盾、衝突與隱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後以“感激輕生之士”收場，要以一死來證明他知道做的是什麽——終於用他所能做對的一件事，了結了他做錯了的許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陳布雷回憶錄》前記中，說陳布雷最後感到“徒耗國力，愧對民眾，生不如死。故遺書中，力勸朋友及時努力國事，勿使老大傷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絕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率爾輕生，蓋其誌在以一死勵大眾也”。這種解釋是不妥當的。陳布雷並非“誌在以一死勵大眾”，我們研究整個來龍去脈的結果，發現他以死所勵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終於用一死證明了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盡瘁。
關於陶永標的“屍諫”之說，撤退到台灣的許多國民黨人不以為然，卻說不出一個道理來，國民黨大員胡健中在《我與布雷生先的交往》（《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談布雷先生的死因，說是：
第一個原因是當時共匪猖獗，政局飄搖，總統蔣公十分憂鬱，而中樞大員大都是鄉願，出風頭享權利之事如蟻附膻，很少有人能夠替國家元首分憂分勞，布雷先生看在眼裏，極為悲憤，所以他上總統的遺書中，曾引韓愈的兩句詩：“中朝大官老於事，詎知感激徒?選”他不滿意當時國家大員及所謂要人之顢頇誤國，悲憤無已，這是他死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他精神體力已瀕崩潰，他既有很嚴重的失眠症，體力又日感不支，而憂國傷時，覺得以他的精神體力，已不能再為總統分憂分勞，留此殘軀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實的國民黨黨員，而子弟卻有人“左”傾。又當時實行金圓券，他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點積蓄都換了金圓券，通貨狂貶，連家庭生活都發生了問題?選綜此數因，他便成了一個孤憤難抑，隻有一死以謝國家和領袖的人?選
胡健中是國民黨重慶《中央日報》社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立法委員、台北《中央日報》社長，所謂金圓券使陳布雷倒賬的事，原來是誰說的，豈不一清二楚了嗎？台北《中央日報》主持人曹聖芬提供了更為奇特的死因，說陳布雷之死，乃是“對於當時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的一種屍諫”?選乖乖，天下可有這種屍諫法?選照中國傳統解釋，“屍諫”的對象一定是對統治者，《大戴禮》記衛靈公時不用賢（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史魚）數諫不聽，臨死前告訴他兒子，他“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要他兒子“置屍於北堂”。衛靈公去吊喪，弄清楚了怎麽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因而說：“衛國以治，史之力也?選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選”（這段話，在《孔子家語》中，變成孔子之言：“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選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選可不謂直乎？’”）照曹聖芬的說法，陳布雷的“屍諫”，諫的對象不是“領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這不是太離奇了嗎？
蔣君章在《陳布雷先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工作與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標認為陳布雷之死，乃是對蔣介石的“屍諫”大不謂然。說是“最刺眼的是題目，稱為‘屍諫’，那不但與事實完全不合，而且以吳可讀一類的學究式之愚忠視布雷先生，對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見《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元月號）但是，蔣君章看了曹聖芬的這本《懷恩感舊錄》，又該怎麽說？曹聖芬說陳布雷一死所諫，乃是國民黨中的牛鬼蛇神，試問這與事實合嗎？這不是“大不敬”嗎？老實說，蔣介石在兵敗如山倒，眾叛親離，美國佬在旁譏訕之際，有這樣一位瘦骨嶙峋、兩袖清風的陳布雷肯替他“屍諫”，可真是一種造化呢?
陳布雷原名訓恩，字彥及，號畏壘，在浙江高等學校讀書時，同學看他臉蛋胖嘟嘟的，戲呼他是“麵包孩兒”，由麵包而英文bread，再由譯音改為布雷，於是他就幹脆叫陳布雷了。他生在一八九〇年（清朝光緒十六年），十五歲（一九〇四）中秀才。十七歲（一九〇六）時候在寧波府中學堂念書，因為鬧學潮，自動退學。二十二歲（一九一一）在浙江高等學校畢業。民國成立後，曾加入同盟會，從事教育與新聞工作。自一九二七年春在南昌初見蔣介石，加入國民黨後，成為蔣氏身邊極為顯赫的人物。
陳布雷的顯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黨中央要職，而在他是蔣介石的侍從頭子，得到蔣之信任，他從三十八歲到五十九歲，前後二十一年間，一直是蔣介石貼身的文字侍衛官，一直是首席秘書、首席幕僚長，這樣一個近水樓台的地位，他的顯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麵上的黨中央要職所能概括的了。蔣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風範》（《傷逝集》）裏說：“侍從室這一製度，在編製係統上是屬於軍事委員會的。但是真正的性質，曆史上所罕見，勉強的做一比較，清代的軍機處有一點仿佛相似。”像軍機大臣那樣，處理最高當局的一切機要事件和棘手事件。（參閱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蔣君章《陳布雷先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工作與生活》，《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陳布雷身為“軍機處”的頭頭，他的顯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陳布雷除了成為“軍機處”的頭頭外，還一直是蔣介石的文膽。蔣的作品，從早期的《告黃埔同學書》、《祭告總理文》，到中期的《報國與思親》、《西安半月記》，直到後期的文告講稿，都是陳布雷的傑作。這種“兩位一體”的君臣關係，在民國史上是頗為罕見的。
在陳布雷死後兩周年，國民黨內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說他“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心髒病突發逝世於南京”，這種“心髒病突發”的說辭，顯然是瞞天過海的。但這一瞞天過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所刊載：
陳布雷氏昨日心髒病逝世
總統夫婦親往吊唁明大殮
明明是自殺，卻說“不料竟因心髒衰弱，突告不起”，為什麽這樣扯謊呢？這原來也是有所本的。陳布雷死前留有遺書給秘書蔣君章、金省吾，怕“反動派捏造謠言”，就先自己捏造謠言，把自殺造成病死了。蔣君章在《傷逝集》裏言及如何發布死訊的困惑，感覺到說謊與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經程滄波、邵力子等人極力反對為了反宣傳的宣傳。最後治喪委員會決定發布真相，就這樣的，四天（十八日）以後的《中央日報》上，做了大轉彎，承認陳布雷不是死於心髒病了：
陳天華先烈之後一人
陳布雷以死報國
治喪會搜集遺書發表
大家都知道陳天華是蹈海自殺的，然而國民黨雖然總算承認陳布雷是自殺了的，但是對自殺的原因，卻有不同的解釋，隻說他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這種說法太避重就輕了。事實上，陳布雷的自殺，來龍去脈卻不簡單，這一來龍去脈，不但國民黨有所隱諱，即使陳布雷自己，也是欲說還休，看了他對自己自殺後發新聞的關切，不惜以說謊來掩飾真相，就可思過半矣?選
陳布雷遺書中，最能引起來龍去脈的索隱的，是他留給蔣介石的信：
介公總裁鈞鑒：
布雷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強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純係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麵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敢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於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夫人前並致敬意。
部屬布雷負罪謹上
介公再鑒：
當此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之時，而布雷乃忽傳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憂勞，反貽公以刺激，實萬萬無詞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動於數年之前，而最近亦起於七八月之間，常誦“瓶之傾兮惟壘之恥”之句，抑抑不可終日。黨國艱危至此，賤體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無補危時，韓愈有一“中朝大官老於事，詎知感激”，布雷自問良知，實覺此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艱之身，長日回皇，慚憤無地。昔者公聞葉詆總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不知凡幾。回憶在渝，當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未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即此一端，又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心，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疾，出於此無恕諒之結局，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敢再為公陳之。（載《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這封信寫得哀婉無比，十足顯示出一個忠心耿耿的大內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態。細看這封信的重點，可歸納出幾個脈絡：
一、他表示“追隨二十年”中，因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來，正是國民黨兵敗山倒的時候。在這一“目睹耳聞”之下，雖然他一邊說“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一邊又不得不承認“黨國艱危至此”，顯然是婉轉預言什麽了。（陳布雷所謂“今春以來”的事，照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所列：“一月九日，沈陽淪陷，以後東北漸失，華北震動。三月，山東、河南激戰。四月，陝北匪軍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開封失陷。七月，襄陽失陷。八月，東北匪軍進犯熱河。九月，濟南失陷。十月，長春失陷。十一月，徐蚌會戰開始。十一月一日，物價管製解凍，金圓券崩潰，物價狂漲。失敗主義到處流行，和談空氣極為濃厚。北國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氣爽，京滬交通混亂。”事實與信中所說，正好相反?選）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將最後一命，作為“感激輕生之士”，以報知己。
四、他表示他對“敵人之反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無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負國負公”之“負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證起一些旁證，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來龍去脈，都不是空穴來風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蔣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傷逝集》）中這樣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當局決心推行總動員以“剿匪”，囑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與洪蘭友先生等研擬，尚未做最後呈稿之決定，而最高當局催索甚急，數次以電話相促。先生在電話中高聲答曰：我不會辦，此為先生對最高當局之失態。即召我上樓，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並，速成一案，語氣間頗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當時傳言：先生受最高當局切責，因而厭世，實為無稽之談。時局急變，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盡燈枯”之歎，無力輔弼，此為先生厭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當局器重先生，尊禮有加，對人常稱“布雷先生”為一特例，絕無責怪先生之事。
陳布雷在電話中跟蔣介石“失態”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態”後第二天，就自殺了。可見他的自殺，“傳言”中“受最高當局切責”一事，至少有“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的效果。蔣君章這裏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選
在給蔣介石的信以外，陳布雷給潘公展、程滄波的遺書，最含隱痛，他說：
公展滄波兩兄大鑒：
弟以百無一用之書生而妄思自效於黨、自效於國，疏脫怠惰，盜竊寧靜之虛譽，十餘年來，誤國之罪，百身莫贖，而近三四月來，健康日損，腦力益壞，思慮日益紛難，自驗身心，已無一絲一毫可為非常時期之貢獻，累旬自譴自責，致陷極度嚴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製，茲病患已不治，將與兄等長別矣。二十餘年舊交，謬承愛護，有如兄弟，尚祈於無可原宥之中，體念弟萬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諒之。拙荊衰年孤苦可憐，而居滬別無可托之人，並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臨書愧甚痛甚。諸惟心鑒。
弟布雷謹上十一月十一日
這信所說，顯然是充滿了自恨自悔的“自譴自責”，他說他“以百無一用之書生”想救國，“妄思自效於黨、自效於國”，結果“十餘年來”，國沒救成，結果竟是“誤國”?選“誤國之罪，百身莫贖”。他在給洪蘭友信中說他“憂心如焚，自責自譏”；給陳方、李惟果、陶希聖信中說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在公為不可諒恕之罪惡，但在私則有其無可奈何之苦衷”。……陳布雷在遺書裏口口聲聲“自責自譏”、“無可奈何”。他在給陳訓慈、陳訓念、陳叔同三個弟弟的遺書中說：“精神之痛苦非言語所能形容（最近工作關係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實絲毫無能為役，焦急不可言喻）”，這些將死之言，其實都是有深刻的環境背景的。這就是陳布雷給蔣中正遺書中所說的“目睹耳聞，飽受刺激”。這種現象，從蔣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風範》（《傷逝集》）的追憶裏，也可略見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緒非常不寧，影響他的健康極大。當時最大的問題有二：一為軍事情勢的逐漸逆轉；一為發行金圓券而實施後的限價政策，逐漸動搖。前者使各方麵龐雜的意見，紛然而起，他們很多想經由先生而上達蔣主席。有的用書麵陳述，有的當麵請見，也有的直接以電話互談。凡是要見先生的，除一二具備排闥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見；書信也向來由我代拆代複（必須先生核準）。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對我信任，所以我有膽量接受各方意見或看到各方建議，把它壓下來，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難免聽到一些不樂聞的議論，所以居恒鬱鬱不樂。有的根本瞞不住的，例如當時食品已造成黑市，鄉間至城市的糧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複進入城內，城內糧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搗亂，山西路一帶發生搶米風波，先生辦公室距山西路不遠，呐喊人聲時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後窗遙望，表情凝重，無語而退。
當時國民黨以戒嚴來對付搶米的老百姓，每天槍殺沒飯可吃鋌而走險的老百姓，朝夕不絕。這種現象，對陳布雷說來，不再是遙遠迷濛的流民圖，而是近在咫尺的現實畫了。
更“目睹耳聞，飽受刺激”的，最引起陳布雷無奈之感的，還在他自己的家裏。陳布雷共有七子二女。這九個孩子中，陳璉（憐兒）最早做了共產黨。陳璉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她的母親是楊夫人，生她以後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頻，氣血虧竭”而死。陳璉長大後進入師範，讀了一年就轉入杭州高中，後來進了西南聯大地質係。一九三九年，她加入了共產黨，後來又轉入中央大學曆史係。抗戰勝利後，她在北平貝滿女中教書。一九四七年，國民黨保密局破獲了中共北京地下電台，又在保定、西安、蘭州發現中共組織和地下電台，大肆搜捕，發現了陳布雷的女兒陳璉竟是共產黨，蔣介石為之大為驚訝、震怒。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在大抓特抓之餘，很感慨地說：“我們這樣抓、這樣殺，還是有這樣多的人敢提著腦袋闖進來，真不知是為什麽？”其實國民黨永遠不會知道為什麽。陳璉被捕時，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動人聽聞。
不但女兒做了共產黨，小兒子陳遠（積樂，後改名為陳力）也過去了。陳遠是一九二六年生的，他的母親是王夫人。一九四六年，北平發生美軍強xx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認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報告中說是“個別美國人的惡行”，（見reg&brewen，theforgottenambassador，p.94-95）陳遠參加示威，被國民黨“青年軍”毆打。他在一九五二年正式加入共產黨，後來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讀物組負責人。不但兒女發了紅，連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陳訓惠也出了問題。陳布雷死後，除長子陳遲（積泉）學農，在台灣做農業專家外，夫人和子女們都“投共”了。三子陳適（積皓）同濟大學畢業，學工，是鐵路工程師，原被國民黨派到奧地利工作，後來“回歸”大陸了。長女陳繡也入了共產黨。
陳布雷死前寫遺書，給兒子們的信中有所自辯，這種自辯，他不對國民黨同誌說，而隻對兒子們說，事有蹊蹺。他寫道：
泉兒、皋兒、皓兒、皚兒、明兒、樂兒：
父素體荏弱，遭時艱危，知識暗陋，而許身國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時宜，積是因緣，常患嚴重之腦病，夏秋以來，病體益複不支，今乃中道棄汝等而去，如此下場，可謂不仁不智之至，內心隻有悲慚，汝等不必哀痛，當念祖父逝世時僅四九歲，而父之年已過之矣。
國家遭難至斯，社會浮動已極，然我國家之中心領導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此點汝等或不詳知，為父則知之最稔，汝等務必盡忠於國族、自立於社會，勤儉正直，堅忍淡泊，以保我家優良之家風，汝等現在已長大，當無待我之囑咐。
汝母今後之痛苦不忍預想，汝等宜體我遺意，善為侍養，曲體親心，皚兒最好能轉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護持，明樂仍修畢學業，汝兄弟務宜友愛互助。
彥及手書
這信中說“國家之中心領導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顯然是一種自辯，但這種自辯的結構是很勉強的，他已明白承認自己“知識暗陋”，對照起其他遺書中自覺“誤國”與“自譴自責”的話，陳布雷對他子女“前進”反國民黨，自己卻“進退無措”做國民黨，一定有他內心的矛盾、衝突與隱痛。這一現象，正因為發生在他自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衝突與隱痛就大為嚴重。他最後以一死來解脫，主要原因，是對自己“無可奈何之苦衷”、是對自己一個現實與理想對立的交代（參閱程滄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這種交代，不是對“反動派”的外人的，而是對“反動派”的家人的，對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這是何等哀呼?選陳布雷最後的以死自懺，正是在回應這一哀呼?選
半生隨陳布雷共患難的陶副官陶永標，在回憶（《屍諫——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自殺經過》，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裏說：
關於促使陳布雷自殺的最後一個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極少。那就是陳布雷曾經勸告蔣介石罷兵，同共產黨舉行談判，兩方早日結束內戰，讓百姓安養生息。但蔣介石不僅沒有聽從，而且事後表示不滿。陳布雷感到徹底失望，百念俱灰，於是以身殉職，示己忠貞，免得蔣介石猜疑。從這一點來說，陳布雷的自殺也可謂屍諫。
陳布雷對蔣介石的最後哀呼，也正是他矛盾、衝突與隱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後以“感激輕生之士”收場，要以一死來證明他知道做的是什麽——終於用他所能做對的一件事，了結了他做錯了的許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陳布雷回憶錄》前記中，說陳布雷最後感到“徒耗國力，愧對民眾，生不如死。故遺書中，力勸朋友及時努力國事，勿使老大傷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絕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率爾輕生，蓋其誌在以一死勵大眾也”。這種解釋是不妥當的。陳布雷並非“誌在以一死勵大眾”，我們研究整個來龍去脈的結果，發現他以死所勵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終於用一死證明了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盡瘁。
關於陶永標的“屍諫”之說，撤退到台灣的許多國民黨人不以為然，卻說不出一個道理來，國民黨大員胡健中在《我與布雷生先的交往》（《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談布雷先生的死因，說是：
第一個原因是當時共匪猖獗，政局飄搖，總統蔣公十分憂鬱，而中樞大員大都是鄉願，出風頭享權利之事如蟻附膻，很少有人能夠替國家元首分憂分勞，布雷先生看在眼裏，極為悲憤，所以他上總統的遺書中，曾引韓愈的兩句詩：“中朝大官老於事，詎知感激徒?選”他不滿意當時國家大員及所謂要人之顢頇誤國，悲憤無已，這是他死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他精神體力已瀕崩潰，他既有很嚴重的失眠症，體力又日感不支，而憂國傷時，覺得以他的精神體力，已不能再為總統分憂分勞，留此殘軀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實的國民黨黨員，而子弟卻有人“左”傾。又當時實行金圓券，他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點積蓄都換了金圓券，通貨狂貶，連家庭生活都發生了問題?選綜此數因，他便成了一個孤憤難抑，隻有一死以謝國家和領袖的人?選
胡健中是國民黨重慶《中央日報》社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立法委員、台北《中央日報》社長，所謂金圓券使陳布雷倒賬的事，原來是誰說的，豈不一清二楚了嗎？台北《中央日報》主持人曹聖芬提供了更為奇特的死因，說陳布雷之死，乃是“對於當時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的一種屍諫”?選乖乖，天下可有這種屍諫法?選照中國傳統解釋，“屍諫”的對象一定是對統治者，《大戴禮》記衛靈公時不用賢（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史魚）數諫不聽，臨死前告訴他兒子，他“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要他兒子“置屍於北堂”。衛靈公去吊喪，弄清楚了怎麽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因而說：“衛國以治，史之力也?選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選”（這段話，在《孔子家語》中，變成孔子之言：“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選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選可不謂直乎？’”）照曹聖芬的說法，陳布雷的“屍諫”，諫的對象不是“領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這不是太離奇了嗎？
蔣君章在《陳布雷先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工作與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標認為陳布雷之死，乃是對蔣介石的“屍諫”大不謂然。說是“最刺眼的是題目，稱為‘屍諫’，那不但與事實完全不合，而且以吳可讀一類的學究式之愚忠視布雷先生，對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見《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元月號）但是，蔣君章看了曹聖芬的這本《懷恩感舊錄》，又該怎麽說？曹聖芬說陳布雷一死所諫，乃是國民黨中的牛鬼蛇神，試問這與事實合嗎？這不是“大不敬”嗎？老實說，蔣介石在兵敗如山倒，眾叛親離，美國佬在旁譏訕之際，有這樣一位瘦骨嶙峋、兩袖清風的陳布雷肯替他“屍諫”，可真是一種造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