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猶未足，還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頂頂送上來了。我們信手一抓，就可來上一大堆：照國民黨中常委穀正綱說，“蔣公是我國曆史上偉大的軍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青年日報》）；照國民黨駐美“大使”董顯光說，“我民族領袖蔣公介石，為近代最偉大之軍事政治家”（《蔣總統傳》）；照國民黨國大代表蔣一安說，“蔣公發明力行哲學”，是“大哲學家”（《先總統蔣公哲學思想之研究》，頁一），照國民黨理論家林桂圃說，“蔣公是當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總統蔣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頁四十八）；照國民黨“教育廳”“廳長”劉真說，“蔣公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先總統蔣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頁八十七）；照國民黨訓導專家洪同說，“蔣公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實行家”（《先總統蔣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頁七十一）；照國民黨新貴魏鏞及國民黨教授繆全吉說，“蔣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動行政現代化的理論家與實踐者”（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青年日報》）；照國民黨台北市“議會長”張建邦說，“蔣公是都市管理學家、未來學家”（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新生報》）。此外，照修澤蘭說法，蔣介石無異是藝術家；照蔣複璁說法，蔣介石無異是書法家；照於斌說法，蔣介石無異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說法，蔣介石無異是經濟學家……以上所列的種種家中，其實蔣介石隻能跟政治家、軍事家沾上邊而已，並且，他還夠不上是水準以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最不相稱的無疑是“經濟學家”那頂高帽，沒有跡象可以顯示他具有像樣的經濟學知識。然而台灣最足稱道的卻是六十年代以後的經濟起飛，對蔣氏而言，可說是無心栽柳柳成蔭，因為蔣介石一門心思在“反共複國”，而非“經建台灣”。有意種的“反共複國”之花，早已成為昨日黃花；無心栽的“經建之柳”，倒是處處成蔭。
台灣光複之初，滿目瘡痍，乃戰後的表象，日本亦複如此。日本經營台灣五十年，為了有利可圖，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經濟基礎設施，特別是農業的開拓與增產，以及南北鐵路交通、鄉村水電等等。此外還留下大型工廠，如鋁廠、糖廠等等。總之，蔣介石退據的台灣，物質基礎之佳，遠非毛澤東退據的延安可以想象。
蔣介石的大撤退，帶來近兩百萬外省人，使台灣人口增至八百萬。總的來說，此一人口增加，“財富”多於“負擔”，其中大多數的軍公教人員，正是台灣所缺乏的，而大批技術人員更直接有助於經濟建設。不要忘記，蔣還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國的國庫黃金運到台灣，穩定了台灣的金融。
此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便是美國因素。美國人並不喜歡蔣介石，甚至厭惡他。然而為了阻遏共產主義的擴張，於朝鮮戰爭爆發之後，主動派第七艦隊保護蔣介石的台灣，封鎖毛澤東的大陸。為了使台灣成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艦”，美國又恢複對蔣提供大量的軍援與經援。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間的經濟援助，平均是每年一億美元。凡耗資較多的建設，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業、石門水庫所需美元部分、交通運輸設施、農複會項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衛生等等。台灣經建的一個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認美援的巨大功效：
美援一方麵解決部分長期建設資金短缺問題，另一方麵又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如無美援支應，則不但若幹經濟建設無法進行，即台幣內外值亦無法穩定……美援成為經濟發展及經濟穩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灣經濟十年來的發展之檢討與展望》，頁二八二）
尹仲容在此沒有提到的是，美國的巨量軍援承擔了蔣政府龐大的軍費開支，減少財政赤字，不致嚴重影響到經建。美國也為台灣的經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術和市場。不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後的十餘年間，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繼續為台灣提供貸款達六十五億餘美元（據國府官方數字），對台灣的財政與工農生產，都起了積極作用。
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留下的基礎上，在美國的大力援助下，加上眾多而又廉價勤奮的勞力，使台灣於一九六o年初開始進入經濟起飛時期。工業生產於一九六三年首次超過農產，確定了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經濟，賺取外匯，引進更先進技術，增加就業機會，使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脫貧致富，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
蔣氏父子對經建完全外行，他們的貢獻應從對經建阻力的大小來衡量。就蔣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複國上致力”（語見蔣介石《掌握中興複國的機運》），並未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位。他的經濟學知識淺薄，又要以孫中山的信徒自居，受製於閉門造車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即使不是共產主義，至少是一種社會主義，絕對不會是使台灣經濟起飛的資本主義，以至於往往扌幹格叢生，矛盾百出，必要時連蔣介石也隻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義。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說：“實行三民主義優先任務，為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之中心工作，為平均地權與節製資本，對此課題之意義，據我對總理平時訓示所了解的，所謂平均地權之意義，第一，在交通發達之處及都市之土地，凡漲價者，借征收增值稅之方法，以達到‘漲價歸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貧富之不均，故增值稅，亦可謂為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其次，則為現代都市政府如對其土地照價收買、區段征收、土地重劃、超額土地之收購以及都市整建（如違章建築）等之通例，亦皆為‘漲價歸公’之手段，政府可以發行都市土地債券，以籌集基金而實施之。此種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實施，則不僅為平均地權，而實亦為消除貧富不均，並且為建設都市之張本。第三，在交通未發達以及土地未開發之處——即鄉村土地，如農田山地，其地價變動性較少，則可征收田賦或實物，而免征地價稅，以便於‘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實行。”如果我們細心一點，就會發現這一“機密”訓詞的立論，不但與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有極大的出入，並且和蔣介石以前論列“平均地權”的文字有極大的出入。試看在這一“機密”訓詞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介石在峨嵋軍訓團講《國父遺教概要》，就指出：“因社會之發達進步，地價必有增無已，如果土地之增價，歸之私人，則社會公共之努力無所獲益，而地主反不勞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於此者。所以總理說：‘地價之不可不先定，爾後從事於公共經營也。……定地價之法……予以為當由地主自定之為便。其法以地價之百分抽一，為地方自治之經費。……此後凡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此價，不得增減。……而將來所增之價，悉歸於地方團體之公有。如此則社會發達，地價愈增，則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壟斷、資本專製，可以免卻，而社會革命、罷工風潮，悉能消弭於無形。此定地價一事，實吾國民生根本之大計，無論地方自治或中央經營，皆不可不以此為著手之急務也。’這種辦法，就是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的實行。平均地權，是總理最大的創造，也是我們政治、經濟上最重要的學問，同時又是解決民生問題最重要的一個辦法。”
照孫中山的“創造”，四十年前台北東區的地價，地主申報，每坪也超不過一百元，如果“悉照此價，不得增減”，今日政府“收買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則無異打劫土地、作弄地主，當然是行不通的。蔣介石終於知道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機密”訓詞裏，硬以“增值稅”代替全部“增值”，而說“增值稅亦可謂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殊不知孫中山的胃口，絕不止於“增值稅”，而是“所增之價”的全部。蔣介石不得不違反總理遺教，是很顯然的。顯然固然顯然，仍不肯公然違反，易轍而行，以至於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漫天喊價，蔣介石把三民主義就地還價，形成一種“知易行難”的困境，為經濟發展製造了意識形態的障礙。
“漲價歸公”之外，作為民生主義王牌的“節製資本”，亦因為事涉空想，沒有可行性。蔣介石以下的國民黨人也不肯明目張膽指它是空想，仍隻好暗中予以曲解。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指示說：“至於節製資本方麵，亦並不能專在限製私人資本的發達方麵著想，我以為節製之節，實為調節之節；節製之製，乃為管製之製。此即以政府對私人資本調節與管製之方法，來發展其國內公私經營之資本。此實為總理平均地權、節製資本，使社會均富，無複貧富懸殊之理想。這樣的實行民生主義，亦即使社會平等之社會主義，而絕非如共產黨假借社會主義，而實施其大私有的壟斷集產之共產主義。”於是，蔣介石又進一步說：“至於總理所說：‘國家經營之企業，凡有獨占性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礦產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又說：‘要發達大實業，照我們中國資本、學問和經驗，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資本。我們要拿外國資本，來造成我們民生社會主義。’由這段話來看，就可知道總理所說的節製資本，其目的乃在發達國家資本，並非是限製私人資本，而不許人民參加國家經營之企業。我以為總理之意，不但是獎勵人民私人資本投資於國家企業，而且要獎勵外國資本來投資於我們國家的企業，以發達國家資本。不過私人資本應由政府負責調節與管製，而防止其過分的畸形的發展，以免產生大富階級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顯，我故曰節製資本，並非限製私人資本，乃將私人資本由政府予以調節管製，使之有計劃的發展，而且獎勵私人投資於國家企業。如此隻要國家資本發達，則私人資本亦必經過節製階段，而更可使之發展，不過始終要由政府加以調節管製。因之亦就可知總理的節製私人資本之本意，不僅是加以調節管製，而且寓有保護之意。”蔣介石又說：“此實為節製資本之真諦，而於今日我國經濟之發展更為重要。因為國家所經營的大企業，除了極少數具有國家特別需要性質，必須由政府單純出資經營以外，其他大多數企業，皆可組織股份公司，讓民股參加，而由國家經營（甚至也可以容納外國資本在內，那對於國內私人資本，自然更無排除之理）。當時總理所指如鐵路、航業、礦產皆由國家經營，我以為今後時代變遷，而且我國人民的經驗學問，現在亦並不比外國人為差，故這種國家企業，一麵自可組織公私合營的公司來興辦，一麵還可運用我國人民自己所有經驗學問來管理公司，以發達國家資本，乃為合理合時之舉，我們不能將總理的良法美意，以膠柱鼓瑟、執一不化的心理來誤解，使革命建國的事業遭受阻滯，以至於如過去那樣的挫敗。”
蔣介石這一“機密”文件，充分說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實早被他的信徒給“修正主義”了，蔣介石以為“節製資本”中的節製，乃是“調節之節”、“管製之製”，其實孫中山的原意，絕非如此?選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繹與解釋，除利用外資一點外，也全部與“總理遺教”不合。當年孫中山公開說：“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選”如今蔣介石卻暗中說，“今後時代變遷”，不可“以膠柱鼓瑟、執一不化的心理來誤解”“總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師孫中山“節製資本”之名而羊頭狗肉之。掛羊頭固然仍可以賣狗肉，然而總比不上貨真價實的大商號。
蔣氏父子由於知識上以及信仰上的限製，固然不可能主動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經濟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動。這些多多少少給資本主義經濟起飛的台灣帶來負麵或消極的影響。
台灣光複之初，滿目瘡痍，乃戰後的表象，日本亦複如此。日本經營台灣五十年，為了有利可圖，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經濟基礎設施，特別是農業的開拓與增產，以及南北鐵路交通、鄉村水電等等。此外還留下大型工廠，如鋁廠、糖廠等等。總之，蔣介石退據的台灣，物質基礎之佳，遠非毛澤東退據的延安可以想象。
蔣介石的大撤退，帶來近兩百萬外省人，使台灣人口增至八百萬。總的來說，此一人口增加，“財富”多於“負擔”，其中大多數的軍公教人員，正是台灣所缺乏的，而大批技術人員更直接有助於經濟建設。不要忘記，蔣還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國的國庫黃金運到台灣，穩定了台灣的金融。
此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便是美國因素。美國人並不喜歡蔣介石，甚至厭惡他。然而為了阻遏共產主義的擴張，於朝鮮戰爭爆發之後，主動派第七艦隊保護蔣介石的台灣，封鎖毛澤東的大陸。為了使台灣成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艦”，美國又恢複對蔣提供大量的軍援與經援。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間的經濟援助，平均是每年一億美元。凡耗資較多的建設，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業、石門水庫所需美元部分、交通運輸設施、農複會項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衛生等等。台灣經建的一個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認美援的巨大功效：
美援一方麵解決部分長期建設資金短缺問題，另一方麵又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如無美援支應，則不但若幹經濟建設無法進行，即台幣內外值亦無法穩定……美援成為經濟發展及經濟穩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灣經濟十年來的發展之檢討與展望》，頁二八二）
尹仲容在此沒有提到的是，美國的巨量軍援承擔了蔣政府龐大的軍費開支，減少財政赤字，不致嚴重影響到經建。美國也為台灣的經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術和市場。不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後的十餘年間，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繼續為台灣提供貸款達六十五億餘美元（據國府官方數字），對台灣的財政與工農生產，都起了積極作用。
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留下的基礎上，在美國的大力援助下，加上眾多而又廉價勤奮的勞力，使台灣於一九六o年初開始進入經濟起飛時期。工業生產於一九六三年首次超過農產，確定了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經濟，賺取外匯，引進更先進技術，增加就業機會，使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脫貧致富，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
蔣氏父子對經建完全外行，他們的貢獻應從對經建阻力的大小來衡量。就蔣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複國上致力”（語見蔣介石《掌握中興複國的機運》），並未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位。他的經濟學知識淺薄，又要以孫中山的信徒自居，受製於閉門造車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即使不是共產主義，至少是一種社會主義，絕對不會是使台灣經濟起飛的資本主義，以至於往往扌幹格叢生，矛盾百出，必要時連蔣介石也隻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義。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說：“實行三民主義優先任務，為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之中心工作，為平均地權與節製資本，對此課題之意義，據我對總理平時訓示所了解的，所謂平均地權之意義，第一，在交通發達之處及都市之土地，凡漲價者，借征收增值稅之方法，以達到‘漲價歸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貧富之不均，故增值稅，亦可謂為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其次，則為現代都市政府如對其土地照價收買、區段征收、土地重劃、超額土地之收購以及都市整建（如違章建築）等之通例，亦皆為‘漲價歸公’之手段，政府可以發行都市土地債券，以籌集基金而實施之。此種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實施，則不僅為平均地權，而實亦為消除貧富不均，並且為建設都市之張本。第三，在交通未發達以及土地未開發之處——即鄉村土地，如農田山地，其地價變動性較少，則可征收田賦或實物，而免征地價稅，以便於‘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實行。”如果我們細心一點，就會發現這一“機密”訓詞的立論，不但與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有極大的出入，並且和蔣介石以前論列“平均地權”的文字有極大的出入。試看在這一“機密”訓詞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介石在峨嵋軍訓團講《國父遺教概要》，就指出：“因社會之發達進步，地價必有增無已，如果土地之增價，歸之私人，則社會公共之努力無所獲益，而地主反不勞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於此者。所以總理說：‘地價之不可不先定，爾後從事於公共經營也。……定地價之法……予以為當由地主自定之為便。其法以地價之百分抽一，為地方自治之經費。……此後凡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此價，不得增減。……而將來所增之價，悉歸於地方團體之公有。如此則社會發達，地價愈增，則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壟斷、資本專製，可以免卻，而社會革命、罷工風潮，悉能消弭於無形。此定地價一事，實吾國民生根本之大計，無論地方自治或中央經營，皆不可不以此為著手之急務也。’這種辦法，就是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的實行。平均地權，是總理最大的創造，也是我們政治、經濟上最重要的學問，同時又是解決民生問題最重要的一個辦法。”
照孫中山的“創造”，四十年前台北東區的地價，地主申報，每坪也超不過一百元，如果“悉照此價，不得增減”，今日政府“收買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則無異打劫土地、作弄地主，當然是行不通的。蔣介石終於知道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機密”訓詞裏，硬以“增值稅”代替全部“增值”，而說“增值稅亦可謂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殊不知孫中山的胃口，絕不止於“增值稅”，而是“所增之價”的全部。蔣介石不得不違反總理遺教，是很顯然的。顯然固然顯然，仍不肯公然違反，易轍而行，以至於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漫天喊價，蔣介石把三民主義就地還價，形成一種“知易行難”的困境，為經濟發展製造了意識形態的障礙。
“漲價歸公”之外，作為民生主義王牌的“節製資本”，亦因為事涉空想，沒有可行性。蔣介石以下的國民黨人也不肯明目張膽指它是空想，仍隻好暗中予以曲解。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指示說：“至於節製資本方麵，亦並不能專在限製私人資本的發達方麵著想，我以為節製之節，實為調節之節；節製之製，乃為管製之製。此即以政府對私人資本調節與管製之方法，來發展其國內公私經營之資本。此實為總理平均地權、節製資本，使社會均富，無複貧富懸殊之理想。這樣的實行民生主義，亦即使社會平等之社會主義，而絕非如共產黨假借社會主義，而實施其大私有的壟斷集產之共產主義。”於是，蔣介石又進一步說：“至於總理所說：‘國家經營之企業，凡有獨占性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礦產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又說：‘要發達大實業，照我們中國資本、學問和經驗，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資本。我們要拿外國資本，來造成我們民生社會主義。’由這段話來看，就可知道總理所說的節製資本，其目的乃在發達國家資本，並非是限製私人資本，而不許人民參加國家經營之企業。我以為總理之意，不但是獎勵人民私人資本投資於國家企業，而且要獎勵外國資本來投資於我們國家的企業，以發達國家資本。不過私人資本應由政府負責調節與管製，而防止其過分的畸形的發展，以免產生大富階級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顯，我故曰節製資本，並非限製私人資本，乃將私人資本由政府予以調節管製，使之有計劃的發展，而且獎勵私人投資於國家企業。如此隻要國家資本發達，則私人資本亦必經過節製階段，而更可使之發展，不過始終要由政府加以調節管製。因之亦就可知總理的節製私人資本之本意，不僅是加以調節管製，而且寓有保護之意。”蔣介石又說：“此實為節製資本之真諦，而於今日我國經濟之發展更為重要。因為國家所經營的大企業，除了極少數具有國家特別需要性質，必須由政府單純出資經營以外，其他大多數企業，皆可組織股份公司，讓民股參加，而由國家經營（甚至也可以容納外國資本在內，那對於國內私人資本，自然更無排除之理）。當時總理所指如鐵路、航業、礦產皆由國家經營，我以為今後時代變遷，而且我國人民的經驗學問，現在亦並不比外國人為差，故這種國家企業，一麵自可組織公私合營的公司來興辦，一麵還可運用我國人民自己所有經驗學問來管理公司，以發達國家資本，乃為合理合時之舉，我們不能將總理的良法美意，以膠柱鼓瑟、執一不化的心理來誤解，使革命建國的事業遭受阻滯，以至於如過去那樣的挫敗。”
蔣介石這一“機密”文件，充分說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實早被他的信徒給“修正主義”了，蔣介石以為“節製資本”中的節製，乃是“調節之節”、“管製之製”，其實孫中山的原意，絕非如此?選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繹與解釋，除利用外資一點外，也全部與“總理遺教”不合。當年孫中山公開說：“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選”如今蔣介石卻暗中說，“今後時代變遷”，不可“以膠柱鼓瑟、執一不化的心理來誤解”“總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師孫中山“節製資本”之名而羊頭狗肉之。掛羊頭固然仍可以賣狗肉，然而總比不上貨真價實的大商號。
蔣氏父子由於知識上以及信仰上的限製，固然不可能主動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經濟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動。這些多多少少給資本主義經濟起飛的台灣帶來負麵或消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