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喉嚨還是不好，聲音很難聽。今天我再跟大家談談，個人的努力會達成什麽樣的效果。
我們都知道有一個普世價值，就是言論自由。在世界各國的很多憲法裏麵，都談到要有言論自由，可是呢，我曾經跟大家說過這是一句空話。為什麽呢？言論自由要有言論自由的機會，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你講的話隻能給眼前的幾個人聽，給張三李四聽，你不能夠擴散出去，你爭不到一時，也爭不到千秋，也爭不到一萬年。“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可是朝夕你也爭不到。為什麽呢？因為你沒有媒體幫著你傳播，所以你沒有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怎麽樣可以有呢？有些人有了，為什麽呢？他們是慢慢爭取到的。怎麽樣爭取呢？就是看有沒有這種夾縫。
言論自由有很多夾縫，那些管治言論自由的人，有的時候他會鬆掉，像抓一把沙子以後會在他的指縫之間露出來。首先，我們看到那些言論自由的標準，一開始都說很多東西是黃色的，因為你們是黃色的，所以我要查禁你。大家想想看，清朝政府查禁《紅樓夢》，說《紅樓夢》是黃色的，不可以看。好，中國人不許，外國人要(你)進口啊，進口書刊怎麽辦？好，有辦法，我們在台灣的時候看到過那種辦法，就是給你塗掉，進來以後用毛筆塗掉。譬如說，他說你是黃色書刊，外國認為我們是模特的雜誌，可是台灣的標準是說三點不露，一露就不準，管你什麽模特不模特。好了，怎麽辦呢？要進口啊，進口好了，國民黨政府就用毛筆來給塗改。看到沒有？一個模特來了，有一點，不得了，毛筆就給你塗掉。
黃色以外，還有認為思想有問題的。中國人寫，中國人寫抓起來了，洋人寫，洋人寫抓不住，可是書進來以後呢就把它塗掉。所以，好好一本書，看到沒有，涉及蔣介石，就給你塗掉。好好一本書，你買來以後給你塗掉。有的時候實在是整本都有問題了，隻好得罪一次美國的洋大人，這一期絕對不給你了。有代理商，比如說台灣英文雜誌出版社，告訴你，他說因為10月份的內容欠妥，我們禁售，延後一期，此致，貴訂戶。看到沒有？這就告訴你，這本書你看不到了。為什麽呢？查禁了。我們是在這個環境裏麵長大的，也是在這個環境裏麵鬥爭的。怎麽鬥爭呢？就是我們不斷地來要求它的標準。
大家看，這有一張臉，這是很恐怖的一張臉，大家看清楚就這個人，你看這個人眼神多麽凶悍。這個人是什麽人？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統治時代的中國的新疆王。他跟我是同鄉，東北人，日本學校畢業的，然後赤手空拳到了東北，在新疆奪權，奪了權就搞個人崇拜。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聲勢，搞個人崇拜，他在新疆反反複複，忽然勾結了斯大林，這邊呢就大抓國民黨的這些人，後來勾結了國民黨，又大殺共產黨。毛澤東有一個弟弟，就是大弟弟，叫做毛澤民，當時就在新疆做革命工作，被盛世才抓到。抓到以後，他不要殺他。為什麽不殺他呢？因為他兩頭吃。蔣介石派人去要求殺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為什麽要殺呢？殺了以後呢，他死了你才不會再轉變了。派了一個人去，叫王德溥。
(後來)這個老頭子，在台灣做過內政部長，跟我講過這個故事。王德溥後來寫一本書，叫做《政海遊蹤》，就講到這個故事。這個盛世才是什麽樣一個人呢？他在反反複複的時候，他抓到了國民黨大員，有一個人叫丁慰慈，他抓到以後就問丁慰慈：“你拿了蘇聯多少盧布？”丁慰慈說：“是你拿了蘇聯盧布，不是我。”打。打得說不說？我拿了多少，拿了一萬。”“沒有那麽少，再打。”打打打，三萬四萬五萬，打打打打，好，一百萬，打到吃不消了，“我拿了一百萬”。盛世才說什麽？“沒有那麽多。”然後呢，從一萬、兩萬、三萬、四萬打上去，再從一百萬往下降。打，九十九萬，打，九十八萬，打，九十萬、八十萬、七十萬，最後五十萬，拿了五十萬盧布。盛世才笑了。“丁慰慈，為什麽不早說？你早說了五十萬就不會挨打了嘛。”這就是盛世才這種虐待狂——他要你從嘴巴裏麵親口說出來是多少錢，那個數字、那個標準在盛世才自己的肚子裏麵，他不告訴你，讓你來說。盛世才後來死在台灣。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書都被查禁了。動輒被查禁，沒有標準，亂七八糟的，隻要他高興。結果他們查禁了一本書，叫做《大風雪》。《大風雪》誰寫的?是孫陵寫的。孫陵是個老作家，毛澤東到重慶的時候還去看過他。查禁了以後呢?孫陵老作家，跟國民黨的另外一個係統(叫中統——中央調查統計局)有關係，就給國民黨壓力，你要解禁我的書。所以，他們最後給了一封信，就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政治部給他一封信，告訴他《大風雪》一書業已解禁。解禁以後，孫陵還沒完，他跑去質問陸軍中將王超凡：現在我的書解禁了，當年你們為什麽禁我的書?他跟主持查禁他書的那個國防部總政治部的上校發生爭執。這個孫陵是有頭有臉的，他說：“你告訴我理由，什麽標準你查禁我的書”?那個上校說：“反正我們有標準。”孫陵說：“反正有標準不可以，標準在你肚子裏麵不可以，你要給我說出來，到底什麽標準?”他說不出來。
大家看看剛才我所描寫的盛世才的故事，就是標準在他肚子裏麵。查禁你的書，標準在他肚子裏麵，他不告訴你，他也不知道，因為那個標準，打牌打輸了，標準變嚴一點，搞不好，他買個彩票中獎了，標準就寬一點。
我過去第一次坐牢剛出來，我要印我的書的時候，國民黨他們就派了一個老頭子，姓張，他說他是國民黨政工幹部學校
(政戰學校)圖書館的負責人，他比他們有學問，他負責來審查我的書。他就跟我見個麵，然後他就告訴我，他說有兩個東西不能碰：第一個，不能夠提到生殖器，這個是不可以的；第二個，不可以罵孔夫子，孔夫子是不能罵的。這兩點你做了以後呢，過去查禁你的書，你都改名字，就可以出版了。比如說，如果你寫了一篇《李清照再嫁了嗎》，宋朝的李清照，你改名叫《李易安再嫁了嗎》，同樣一個人，可是改個名字，我們就給你哈啦哈啦過去了。他告訴我這個秘密以後，我才知道，原來標準就是這麽簡單。後來他離開了查禁的單位，他跟他們吵了架，離開了。他打個電話給我，說：“你要怎麽寫就怎麽寫了，我把你的書全部都通過了，這一次全都不查禁，全部過關了。我跟他們吵了一架，我不幹了。”
這就是所謂查禁的真相，這就是我所說的，我們努力在罵國家領導人，或者罵中央政府，說你沒有言論自由，未必。真正影響了閣下的言論自由的，可能不是他們，而是位階比較低的那些上校們，或者那些科長們，他們是真正有權力的人，就好像德國參謀本部一樣，那些上校中校是最有權力的。真正查禁你的書的人(所做的事)，可能是個偶爾的事件，至少這個事件不嚴重，可以經過你的努力，能夠說服他們，使他們能夠從寬來解禁。
當然我講的話，隻是一個笑談，像台灣不準辦報紙，當時不準辦，理由一大堆，我給你看看他們的理由：第一，用紙太多了，我們要節約用紙；第二個，報紙太多了，飽和了，不許辦報了；第三個，辦報人才不夠，不許辦報了；第四個，現在是作戰時間，所以不可以辦報了；第五個，辦的報太多了，影響了平衡；第六個，影響健全發展；第七個，避免惡性競爭。這七種說法，從1949年到1983年，連續這麽多年，用了七個說法，就是老子們不準你們辦報。蔣經國臨死以前，最後一年，控製不了了，同意辦報了，七個理由統統不見了，一個都沒有了，就是說：可以辦報了。所以，他們幹涉我們言論自由的那些理由，基本上是笑話，是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笑話。可是呢，他用來搪塞你，用來查禁你，用來搗你的蛋。這個時候就是我所說的，我始終相信，由於我們個人的努力，由於我們個人的技巧，由於我們個人的圓滑，而不失掉了我們的標準、我們的尺度，我們會爭取一點算一點，我們可以不斷地爭取我們要爭取的這個權利。所以，這就是我一再相信的這一點。
大家看到這一張沒有?當年的《新華日報》，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這一張，是在國民黨最後跟共產黨搞翻的時候，不許辦報的時候，查封《新華日報》，最後的兩張，由吳玉章帶過去的，這個時間就是1947年2月28號。1947年2月28號，在台灣出了一件所謂二二八事件，在重慶也出了一件二二八事件，就是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被國民黨徹底查封了。可是我們想想看，在沒查封以前，共產黨利用國共合作的這個機會，那麽樣千辛萬苦地辦出來《新華日報》，有了多少影響，製造了多少言論自由。國民黨派人駐在新華日報，監督他們每一天的稿子，《新華日報》還可以出報，最後，在查它的時候，還可以把最後的兩三張報紙帶出來，作為紀念，這就是爭取言論自由的一些技巧。
中國共產黨受盡了國民黨打壓言論自由的窩囊氣。今天中國共產黨……他們也會想通，適度的言論自由，對他們沒有害處。當美國的總統在北京大學、在清華大學演說的時候，現場播出的時候，給了美國總統言論自由，他們怎麽樣呢?他們跟你過不去嗎?他們並沒有。
在古代，有一種諫官，就是我勸你皇帝，是以勸阻的方法，來取得言論自由，你殺了我，我也要勸你，我是敢言而不敢怒，我不跟你翻臉，我是很敢講話的，可是我會笑嘻嘻地跟你講，很技巧地、很誠肯地、一片真情地跟你講真話，讓你接受我的話，不然抱著你的大腿不放。為什麽我要勸你?這是中國古代的方式嘛。今天，言論自由就是這樣變出來的。
所以我認為，言論自由的取得，不是靠著橫眉怒目，而是靠著相當高的技巧，這個技巧就是我跟大家一再說過的：情欲信而詞欲巧。情欲信，就是我態度非常好，技巧非常好，內容是真的，證據在這裏；可是，我講的技巧，是非常細膩的，使你聽進去的——如果你聽不進去，你也隻是皺眉頭而已，如果你聽不進去，你也會暫時地忍耐我而已。也許我會被你挨一刀，可是你不要忘記，我會卷土重來，因為我是沒完沒了的。
我們都知道有一個普世價值，就是言論自由。在世界各國的很多憲法裏麵，都談到要有言論自由，可是呢，我曾經跟大家說過這是一句空話。為什麽呢？言論自由要有言論自由的機會，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你講的話隻能給眼前的幾個人聽，給張三李四聽，你不能夠擴散出去，你爭不到一時，也爭不到千秋，也爭不到一萬年。“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可是朝夕你也爭不到。為什麽呢？因為你沒有媒體幫著你傳播，所以你沒有言論自由。可是言論自由，怎麽樣可以有呢？有些人有了，為什麽呢？他們是慢慢爭取到的。怎麽樣爭取呢？就是看有沒有這種夾縫。
言論自由有很多夾縫，那些管治言論自由的人，有的時候他會鬆掉，像抓一把沙子以後會在他的指縫之間露出來。首先，我們看到那些言論自由的標準，一開始都說很多東西是黃色的，因為你們是黃色的，所以我要查禁你。大家想想看，清朝政府查禁《紅樓夢》，說《紅樓夢》是黃色的，不可以看。好，中國人不許，外國人要(你)進口啊，進口書刊怎麽辦？好，有辦法，我們在台灣的時候看到過那種辦法，就是給你塗掉，進來以後用毛筆塗掉。譬如說，他說你是黃色書刊，外國認為我們是模特的雜誌，可是台灣的標準是說三點不露，一露就不準，管你什麽模特不模特。好了，怎麽辦呢？要進口啊，進口好了，國民黨政府就用毛筆來給塗改。看到沒有？一個模特來了，有一點，不得了，毛筆就給你塗掉。
黃色以外，還有認為思想有問題的。中國人寫，中國人寫抓起來了，洋人寫，洋人寫抓不住，可是書進來以後呢就把它塗掉。所以，好好一本書，看到沒有，涉及蔣介石，就給你塗掉。好好一本書，你買來以後給你塗掉。有的時候實在是整本都有問題了，隻好得罪一次美國的洋大人，這一期絕對不給你了。有代理商，比如說台灣英文雜誌出版社，告訴你，他說因為10月份的內容欠妥，我們禁售，延後一期，此致，貴訂戶。看到沒有？這就告訴你，這本書你看不到了。為什麽呢？查禁了。我們是在這個環境裏麵長大的，也是在這個環境裏麵鬥爭的。怎麽鬥爭呢？就是我們不斷地來要求它的標準。
大家看，這有一張臉，這是很恐怖的一張臉，大家看清楚就這個人，你看這個人眼神多麽凶悍。這個人是什麽人？這就是當年國民黨統治時代的中國的新疆王。他跟我是同鄉，東北人，日本學校畢業的，然後赤手空拳到了東北，在新疆奪權，奪了權就搞個人崇拜。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聲勢，搞個人崇拜，他在新疆反反複複，忽然勾結了斯大林，這邊呢就大抓國民黨的這些人，後來勾結了國民黨，又大殺共產黨。毛澤東有一個弟弟，就是大弟弟，叫做毛澤民，當時就在新疆做革命工作，被盛世才抓到。抓到以後，他不要殺他。為什麽不殺他呢？因為他兩頭吃。蔣介石派人去要求殺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為什麽要殺呢？殺了以後呢，他死了你才不會再轉變了。派了一個人去，叫王德溥。
(後來)這個老頭子，在台灣做過內政部長，跟我講過這個故事。王德溥後來寫一本書，叫做《政海遊蹤》，就講到這個故事。這個盛世才是什麽樣一個人呢？他在反反複複的時候，他抓到了國民黨大員，有一個人叫丁慰慈，他抓到以後就問丁慰慈：“你拿了蘇聯多少盧布？”丁慰慈說：“是你拿了蘇聯盧布，不是我。”打。打得說不說？我拿了多少，拿了一萬。”“沒有那麽少，再打。”打打打，三萬四萬五萬，打打打打，好，一百萬，打到吃不消了，“我拿了一百萬”。盛世才說什麽？“沒有那麽多。”然後呢，從一萬、兩萬、三萬、四萬打上去，再從一百萬往下降。打，九十九萬，打，九十八萬，打，九十萬、八十萬、七十萬，最後五十萬，拿了五十萬盧布。盛世才笑了。“丁慰慈，為什麽不早說？你早說了五十萬就不會挨打了嘛。”這就是盛世才這種虐待狂——他要你從嘴巴裏麵親口說出來是多少錢，那個數字、那個標準在盛世才自己的肚子裏麵，他不告訴你，讓你來說。盛世才後來死在台灣。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書都被查禁了。動輒被查禁，沒有標準，亂七八糟的，隻要他高興。結果他們查禁了一本書，叫做《大風雪》。《大風雪》誰寫的?是孫陵寫的。孫陵是個老作家，毛澤東到重慶的時候還去看過他。查禁了以後呢?孫陵老作家，跟國民黨的另外一個係統(叫中統——中央調查統計局)有關係，就給國民黨壓力，你要解禁我的書。所以，他們最後給了一封信，就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政治部給他一封信，告訴他《大風雪》一書業已解禁。解禁以後，孫陵還沒完，他跑去質問陸軍中將王超凡：現在我的書解禁了，當年你們為什麽禁我的書?他跟主持查禁他書的那個國防部總政治部的上校發生爭執。這個孫陵是有頭有臉的，他說：“你告訴我理由，什麽標準你查禁我的書”?那個上校說：“反正我們有標準。”孫陵說：“反正有標準不可以，標準在你肚子裏麵不可以，你要給我說出來，到底什麽標準?”他說不出來。
大家看看剛才我所描寫的盛世才的故事，就是標準在他肚子裏麵。查禁你的書，標準在他肚子裏麵，他不告訴你，他也不知道，因為那個標準，打牌打輸了，標準變嚴一點，搞不好，他買個彩票中獎了，標準就寬一點。
我過去第一次坐牢剛出來，我要印我的書的時候，國民黨他們就派了一個老頭子，姓張，他說他是國民黨政工幹部學校
(政戰學校)圖書館的負責人，他比他們有學問，他負責來審查我的書。他就跟我見個麵，然後他就告訴我，他說有兩個東西不能碰：第一個，不能夠提到生殖器，這個是不可以的；第二個，不可以罵孔夫子，孔夫子是不能罵的。這兩點你做了以後呢，過去查禁你的書，你都改名字，就可以出版了。比如說，如果你寫了一篇《李清照再嫁了嗎》，宋朝的李清照，你改名叫《李易安再嫁了嗎》，同樣一個人，可是改個名字，我們就給你哈啦哈啦過去了。他告訴我這個秘密以後，我才知道，原來標準就是這麽簡單。後來他離開了查禁的單位，他跟他們吵了架，離開了。他打個電話給我，說：“你要怎麽寫就怎麽寫了，我把你的書全部都通過了，這一次全都不查禁，全部過關了。我跟他們吵了一架，我不幹了。”
這就是所謂查禁的真相，這就是我所說的，我們努力在罵國家領導人，或者罵中央政府，說你沒有言論自由，未必。真正影響了閣下的言論自由的，可能不是他們，而是位階比較低的那些上校們，或者那些科長們，他們是真正有權力的人，就好像德國參謀本部一樣，那些上校中校是最有權力的。真正查禁你的書的人(所做的事)，可能是個偶爾的事件，至少這個事件不嚴重，可以經過你的努力，能夠說服他們，使他們能夠從寬來解禁。
當然我講的話，隻是一個笑談，像台灣不準辦報紙，當時不準辦，理由一大堆，我給你看看他們的理由：第一，用紙太多了，我們要節約用紙；第二個，報紙太多了，飽和了，不許辦報了；第三個，辦報人才不夠，不許辦報了；第四個，現在是作戰時間，所以不可以辦報了；第五個，辦的報太多了，影響了平衡；第六個，影響健全發展；第七個，避免惡性競爭。這七種說法，從1949年到1983年，連續這麽多年，用了七個說法，就是老子們不準你們辦報。蔣經國臨死以前，最後一年，控製不了了，同意辦報了，七個理由統統不見了，一個都沒有了，就是說：可以辦報了。所以，他們幹涉我們言論自由的那些理由，基本上是笑話，是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笑話。可是呢，他用來搪塞你，用來查禁你，用來搗你的蛋。這個時候就是我所說的，我始終相信，由於我們個人的努力，由於我們個人的技巧，由於我們個人的圓滑，而不失掉了我們的標準、我們的尺度，我們會爭取一點算一點，我們可以不斷地爭取我們要爭取的這個權利。所以，這就是我一再相信的這一點。
大家看到這一張沒有?當年的《新華日報》，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這一張，是在國民黨最後跟共產黨搞翻的時候，不許辦報的時候，查封《新華日報》，最後的兩張，由吳玉章帶過去的，這個時間就是1947年2月28號。1947年2月28號，在台灣出了一件所謂二二八事件，在重慶也出了一件二二八事件，就是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被國民黨徹底查封了。可是我們想想看，在沒查封以前，共產黨利用國共合作的這個機會，那麽樣千辛萬苦地辦出來《新華日報》，有了多少影響，製造了多少言論自由。國民黨派人駐在新華日報，監督他們每一天的稿子，《新華日報》還可以出報，最後，在查它的時候，還可以把最後的兩三張報紙帶出來，作為紀念，這就是爭取言論自由的一些技巧。
中國共產黨受盡了國民黨打壓言論自由的窩囊氣。今天中國共產黨……他們也會想通，適度的言論自由，對他們沒有害處。當美國的總統在北京大學、在清華大學演說的時候，現場播出的時候，給了美國總統言論自由，他們怎麽樣呢?他們跟你過不去嗎?他們並沒有。
在古代，有一種諫官，就是我勸你皇帝，是以勸阻的方法，來取得言論自由，你殺了我，我也要勸你，我是敢言而不敢怒，我不跟你翻臉，我是很敢講話的，可是我會笑嘻嘻地跟你講，很技巧地、很誠肯地、一片真情地跟你講真話，讓你接受我的話，不然抱著你的大腿不放。為什麽我要勸你?這是中國古代的方式嘛。今天，言論自由就是這樣變出來的。
所以我認為，言論自由的取得，不是靠著橫眉怒目，而是靠著相當高的技巧，這個技巧就是我跟大家一再說過的：情欲信而詞欲巧。情欲信，就是我態度非常好，技巧非常好，內容是真的，證據在這裏；可是，我講的技巧，是非常細膩的，使你聽進去的——如果你聽不進去，你也隻是皺眉頭而已，如果你聽不進去，你也會暫時地忍耐我而已。也許我會被你挨一刀，可是你不要忘記，我會卷土重來，因為我是沒完沒了的。